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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31 首都用水做“加法”更要做“减法” 据说，从07年春季起，为保证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水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丰宁、张家口赤城三县2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将不再在潮河流域种植水稻，10万亩原有的高产田水稻将全部改种玉米等耐旱农作物。还说，此举一出，除去河流蒸发与径流过程的损失，潮河上游三县一年可为北京“囤水”过亿吨。
这大概算得上区域争水中典型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罢？至少，也是首都行政强权对于畿辅的强迫认同。这样的事情，古以有之，而且比现在厉害得多。
以明清漕运为例，漕运粮食关乎帝国存在的根基，所以，沿着大运河两岸的百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汲取运河的水灌溉。于是，每逢大旱之年，往往出现这样的情景，运河帆影滞重，在两岸纤夫的沉重喘息中一点点前移；两岸田亩，尽成赤地。
而今，北京频频出台办法从周边调水，基本上不再顾及周边百姓的生活，这种掠夺，说好听些是河北为北京服务，说不好听些，则是涸泽而渔。因为周边本身就是严重缺水的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与水的匮乏息息相关。
这些年来，在水的问题上，我们好象没有看见北京在“减法”上做出什么有成效的努力。感受到的，大都是炽热的“加法”。城市面饼无节制地摊大，城市人口空前地膨胀，城市景观用水诉求更是无节制地放任。也因为这种放任，有限的水源根本不可能赶得上使用的增长速度。
北京市政协委员谷树忠还建议，北京应尽早与周边地区，通过市省级层次协商及市市级协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办法，真正让周边地区成为北京的生态屏障和安全的水源地。在此基础上，同时可以考虑构建（环）北京资源能源共同圈，建立水资源和能源统一配置的体制与运行机制。
什么叫“水资源和能源统一配置的体制与运行机制”？简单说，就是一切服从北京需要的动员资源的制度。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主张利益的刚性原则也似乎不应该受到质疑。但问题是，当这个几乎是全世界最为庞大的首都的资源需求没有止境的时候，周边还能承担得起这种压力么？
北京已经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大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3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的八分之一，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目前，已进入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枯水期，连续多年遭遇干旱。 为什么不能切实出台节水的办法呢？所谓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为什么就不能因地制宜、设身处地的通盘考虑一些区域的水资源状况呢？
北京亟须建立一个全面的供水安全体系，打造一个“节水型社会”。解决北京缺水，主要应立足现有水资源的利用，一是调节存储，二是全民节水。不然，疯狂的攫取之后，必然会招致大自然的报复。更何况，被挤占了水源的周边百姓，一样也会在隐忍中积累莫名的愤怒。长此以往，大首都圈的和谐理想大概很难真正实现。
January 30 “礼失求诸野”的现代化窘境 某一种文化一旦呈现出衰微的征象，便会有人从田野中寻找本源，是为“礼失求诸野”。这种寻找是那样的自然，以致于很多时候甚至给我们留下幻象，认为文化的生生不灭才是真实的。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远方，存在着大量鲜活的文化活体。
然而，这些年来，我的隐忧却越来越严重，那就是，中国大地上日益提速的现代化建设，可能会彻底消灭了“礼失求诸野”的根基。刚刚 顺着“生态现代化”的视野看去，我们悲哀地发现，被绑上利益战车的地方政府，正在竭尽全力推动农村、老城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建设， 西溪湿地原住民的厄运，大概缘于西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这里距西湖只有5公里，与西湖、西泠并称为杭州“三西”，河网 如果说，被征用了的土地真的从此就被作为自然保护区保护起来，以为人们寻访自然的好去处，好歹还有一点遮羞布，也算是原住民对于国家的牺牲和贡献。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被征用了的湿地，很快引进外地企业，建设起豪华的会议中心，并以大面积的现代化设施对湿地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
“为方便电动船进入，浅沼和小溪成了宽阔的水道；原本曲折起伏、泥土有弹性的小径，被平整的碎石路和石板路取代。”保护区核心地段尚且如此，湿地周边的商业住宅也迅速崛起，成为地产大鳄蚕食鲸吞的黄金旺地。这就是杭州西溪湿地的所谓生态保护。（《财经》2007年第一期）
这些年来，我们的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题目下，把笨重的施工机械施加在无数的城市老区和乡村处女地。普天之下，大概很少不被碰撞的地方。这种碰撞是如此的理直气壮，即或遭遇质疑，也丝毫不影响其长驱直入；与此同时，文化的保存及可持续发展却顿时陷入尴尬境地。
城市老街原本是城市文化的子宫，其悠长的石板路，林立的招牌，甚至蹒跚过街的老人，正是城市文化的根脉所在，然而，绝大多数的老街都被旧城改造了，绝大多数原住民被置换到遥远的城郊。硕果仅存、勉强维持的一些老街道，也因为整体性风貌的丧失、生活状态的消弭而失去了生气。
乡村则更因为其习惯上的“落后”，被视为大力改造的对象。继财力、智力的匮乏之后，乡村最后的一点资本，也就是土地也在逐渐丧失 像脱缰野马一般的“现代化”，正在进入一种无法排解的窘境，“礼失求诸野”只能是读书人迂阔的想象而已。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经演 刚刚颁布的2007年一号文件中，规定了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各级政府要切实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的比重。”
但愿这种反哺能够缓解建设带来的生态压力，能够平衡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还我们一个“礼失求诸野”的所在。 January 29 胡适的温暖 胡适在给学生罗尔纲撰写的〈师门五年记〉写下的序中，这样评价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的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的图画”。
以胡适这样识穷古今的人物而言，这样的评价妥帖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字里行间蕴涵的那种暖暖的情意。两个人，一组概念：一个是一直盼望学生做出一番事业的老师，“煦煦春阳的师教”；一个是恭谨领受师教，念兹在兹，努力以赴但求不违师教的学生；老师对于学生的严厉和关切，学生对于老师的请教和驳难；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师生共同经历的小坎坷、小争执，最后终于化为无形的心平气和……
这样的遭际其实是所有中国读书人共同向往的，人谁不爱吾师？哪一个人不把得到一位相当的老师当成一生幸事？或许，正因为师生相得的艰难，才使人格外珍惜这一对师生的情谊。
实际上，“师友切磋”的图画历史上是有的，在〈论语〉里，“侍坐”一章不就是典型的让人心醉的师友对话么？胡适先生这样评价，或许，思想中已经隐隐有了这样的心理期待。
一入师门，胡适便以“不苟且”三字相教，因为在行为上“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严谨细致。“不苟且”的师教从此为罗尔纲谨遵力行，其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不能说与这种严谨的考据精神没有关系。
只是，在嗣后的学术道路上，当年的师友切磋图很难再现了。“一九四九年之后，胡适与罗尔纲分道扬镳，前者先在美洲大陆上流寓异乡，再抵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罗尔纲则在广西贵县江边“淌下了热泪”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随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一九五四年调同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处不同的环境，师生间的“思想”距离，亦更形遥远了。”（潘光哲语）
再往后的事情，走向脉络就更清楚了。不用学者仔细爬梳索隐，从2006年11月新出版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前后对照，即可清晰可见这种变化。写于1934年的《师门五年记》情绪何等饱满，师生之间何等暖意融融。学生写了在老师看来大有问题的文章，老师毫不客气地严加批评，学生更会将老师的教训引以为诫：“适之师的话，叫我毛骨悚然……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
而1993年完成的《胡适琐记》则情形大不相同。文章冷凝平和，其间很少温柔敦厚的情感了。读起来的感觉也远远不如《师门五年记》的情绪波折、如沐春风了。一些篇章，似乎总是在引证旧事中，印证胡适的错误，比如“景山登临”一节，记述了一行人1931年9也10日的一次登临景山，是时国难当头，众人情绪不高，虽没有“新亭对泣”的举动，却也感到“万方多难此登临”，没有心情再欣赏秋色了。本来，写出这个意思也就差不多了。但罗尔纲还是强调了胡适就当年反对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而认错的一点，让人觉得不对景。
不是说不能批评吾师，而是冷暖如此差异之大，直叫人叹息。当然，与后来罗先生的表现比起来，这个“琐记”的语气已经相当客气了。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大陆开展“胡适思想批判”，罗尔纲发表了《两个人生》一文，“谴责”自己前半生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在“解放”之后，经过各种改造，终于挣脱“胡适思想”的桎梏，而告别了“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另一个“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潘光哲语）
胡适不相信罗尔纲会出乎自由意志而批判他，更挂怀师生情谊。最明显的证据，1958年，大陆风雨如磐的时节，自费重新刊行《师门五年记》一书，送给各方亲朋好友。即令他在去世的当日，1962年2月24日上午，还请秘书胡颂平先生送给吴健雄等四位院士“每人一本”。
从胡适与罗尔纲这两师徒将近一个世纪的关系中，我们似乎看到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壤对于人性的巨大成就和摧残。当然，历史在找回了曾经的尊严之后，也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其中，包括师者胡适的温暖。
January 28 两会也开开Party如何 两会无疑是很重要的，不只两会，吾国几乎所有的会议都是重要的。这些会有的间隔时间长，像1月20日召开的五年一次的中国金融工作会议；有的间隔时间短，像每年各地都召开的两会。等等。
或许正因为其内容的重要，我们也把形式弄得格外庄重起来、严肃起来，或者拘谨起来，以为不如此就是对于会议内容的不重视。比如，今年一月，河南项城市就出台了“端正会风”的决定，“……按时签到，并提前10分钟进入会场，不得迟到或早退，未签到者视作未参会。参会人员要自觉遵守会场纪律，集中精力开好会议。不准迟到、早退，无特殊原因不得中途离会，不准在会场内随意走动，不准在会场内接打电话，不准交头接耳说话，不准从事其他与会议无关的事情。”云云。
这是“改革会风”的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称为“神圣化”追求。也因为此，真正的内容差不多很少讨论，甚至没有时间讨论了。只要带来耳朵听，听完以后再不打折扣地贯彻就可以了。当形式成为追求的主要方面的时候，形式本身就成了内容。
而坊间对于这些会议的诟病，大多是为着会议的虚浮和形式的盛大。既然是代表、征集和表达民意的大会，为什么就不能畅所欲言？既然人民赋予代表和委员以神圣的责任，为什么不把这种责任发挥得淋漓尽致？
王歧山日前在北京市两会上的一个说法，或可为我们的两会开启一个新思路，他说：“每次开座谈会，我都有一种歉疚，听不完大家的话。我们的政协委员、各委办局的负责同志，还不如在一起搞一个Party，有什么问题疑问，想找谁说就找谁。”（1月28日《京华时报》）
报道说，王歧山说了这个话以后，还引起了在场的委员们“一阵笑声”。这阵笑声在我看来，可谓意味深长。是笑市长代表的诙谐？还是从心里就觉得这样的想法提法太过超前，于是就发出配合性的笑？
我理解，王歧山市长所说的“开个Party”，应该是个部分概念，主要指会议中的“座谈会”。而座谈会本身正是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如果气氛轻松、格调随意，那么发言者或能更加畅所欲言。
也就是说，与其正襟危坐，一个个庄严地无以复加，还不如轻松参政，开个Party，在柔和的气氛中，把一些政治上的争执化解于无形。或者，在灯光和美酒中，甚至还能产生一些新的创造性的想法？
当然，“开个Party”毕竟只是会议的一种形式，改革会风不是不要会议，而是怎么提高会议的效力、效果、效益、效率。会议要达到一定的目的，真正能够指导实践，就必须改进会风，提高质量。
如今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为改革会风、提高会议效率作了不少努力，这种努力的可贵之处在于要拿自己开刀，因为推动会议改革的人往往正是开会最多的人。从这个意义出发，王歧山的笑谈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January 27 “那些事儿”的范式该更新更新了 说历史的书越来越多了，这种“多”大概是符合所谓的市场法则的，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来繁荣我们的图书市场。这些历史书里边，“那些事儿”的书颇有一些，《明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儿》、《民国那些事儿》……可以一直复制下去。
也许，一开始整出“那些事儿”这样一个说史“范式”的人，真的开创了一个新视野。平实、没有火气，避免了让人讨厌的大叙述，还透着一点俏皮。
不过，说着说着，就有些乱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动辄就宣称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历史学并不是能够戏弄的。你可以说得不好，但你不能不好好说。你可以摒弃以往的庄重有余、填充了诸多意识形态的范式，但你不能弄来一个几乎等于消解性的范式。
当我们借用库恩的范式来说明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判断：范式的健全，在于它体系的严密性，在于它对特定关系把握的深刻性。也就是说，事情的关键还在于事物内部的关系，范式只是一种表达而已，尽管这种表达很重要。
第一个使用“那些事儿”来叙述的人，可能会因为范式的创新而获得成功，但接下来的，却基本上“一蟹不如一蟹”，盖因这个范式已经走入反动，需要革新了。 January 26 中年的萧索大概主要指情感罢 关于中年，一般文化人指称为“中年的萧索”。结合自己近来症状，大概不错罢。比如，一个人孤独的想念，甚至还能够泪流满面——但并无改变的冲动，或者说，即便有冲动，也已经没有了实践的勇气、血气了。
鲁迅说：“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熟悉鲁迅的曹聚仁君说，这些文学的描写，实则反映了鲁迅“中年的萧索”。我深以为是，并且，我还认为，这种萧索大致是可以复制到许多人那里的。
眼下，我从一个朋友的升官宴上刚刚回来，那种阴晦和悲凉排遣不去。朋友是个很淳朴的山村少年，此番升官，无非是凭借一己的傻力气，而出席的老乡云者大概也没有帮什么忙，但朋友或许从此有了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资格？
至于我，则是因为一个小官僚要逼迫我喝两杯才抵此人一杯，锵锵之下，自己反倒郁闷了。很简单，如果不去瞎凑不就省心省力啦？老子本来并不缺乏喝酒的朋友嘛。既然去了，还是缘于中年的情绪，向左、向右？瞎走。
回来的车上，电台节目主持人说，情人节快到了，如何如何。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当然，不是流在脸上，而是心里。不可说。
有谁见过一个人深夜的伤心？有谁还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深夜伤心？有谁在伤心的时候几乎找不到排遣的方式、甚至连排遣的想法都即起即消？
不会飞。也不会消失。只是，有时候，看到一些跳楼的新闻又被我的兄弟们制作成“跳楼秀”的时候，我的心会动一下。 January 21 赞美季羡林未必要批评王蒙 季羡林今年95岁了，常年住在中国顶级的医院里，享受着顶级的医护，所以信心十足地说，我要活到150岁。
我们或可真的相信，这位老先生能够活到那个年龄？从老人现在的身体状况和思维状况看，没准儿奇迹就发生了。以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腾飞了的崛起大国衡量，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想想巴金先生，大概就会释然。彼老身体那么糟糕，还“安详”地活了好多年，遑论此老？
2006年，不知怎么着，季羡林老先生被那些文化祭司们拎了出来，硬戴上那么几顶纸帽子：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然后，退后几步，顶礼膜拜，礼成，“与有荣焉”。很快，这些纸帽子被人戳了好多窟窿眼。
如果季羡林成了“国学大师”，那就是说，印度都成了中国的地盘了。盖因此老学问博大精深处主要在东方文化，即印度文化。
如果季羡林是“学界泰斗”的话，那也是一个孤独的泰斗，其所研究的领域实在寂寞得很。泰斗后边，也大体上是稀稀拉拉没几个后学。
如果季羡林算得上“国宝”，那这样一位在解放军301医院一住三年的国宝堪称昂贵。真要活150岁的话，以后半个多世纪，将更成其为国宝了。
所以，头脑清醒的季羡林闹出了“辞纸帽子”的说法，言辞恳切，一看就是老实人说的老实话。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我四十多岁时，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所能追求的最高荣誉(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我已经全部拿得手。”
季羡林的这种坦诚赚来许多人的赞美，包括批评家鄢烈山，鄢烈山在一篇文章中说：“与季老相反，有些人混得自觉人五人六了，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便不时卖弄自已的“人生哲学”如何如何。相比之下，季老真够“谦虚”了！”
这里的有些人，大概就是出书表达自己“人生哲学”的王蒙先生吧。实际上，就王蒙先生的人品文品看，似乎不应该遭受杂文家这样没来由的“顺手一击”。
你可以格外赞美季羡林，但这不成为攻击和嘲讽王蒙的理由；同样，你也可以卖力的批评王蒙的盲目乐观、肤浅，但这似乎也不成为赞美季羡林的参照。
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没有九十多岁那么德高望重，但是一样可以对人谈点“人生哲学”的。王蒙说：“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写过点文字也见过点世面的正在老去的人，我能给你们一点忠告、一点经验、一点建议吗？”“也许谈不到什么经验和忠告，但我至少可以抱一点希望、一点意愿，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生活得明朗一些。明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成就有大小，际遇有顺逆，但能不能生活得更坦然、更清爽、更光明、更健康也更快乐一点？只要一点。”
一个少年革命家、一个遭遇了共和国所有的不幸和幸运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说说人生的得失？这样自然的一件事情，楞是被杂文家横加指责，莫名其妙。
一个生活在体制内的文化人，如果因为他没有剑拔弩张地揭露什么、指责什么、批判什么，就被认为是滑头的话，那只能证明批判者本身延续的还是专制者的思维。一个积极健康的社会，最为重要的表征，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充分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至于说影响大者应该负有更多一点的责任，说起来也没有错，问题是，只要是积极的明朗的健康的引导，都应该是受到尊重的。
鄢烈山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季羡林与巴金两位大师之比较》，文章写得意味深长，读来别有会心。他说：两位老先生“最大的差异在于，季老身体比巴老好，95岁了还能讲这么多清醒的自省(也有自我辩白成分)的话。假如巴老90岁后还有季老的写作能力，我估计他的《随想录》的史料和思想价值一定比现在的版本大得多。”
我的不同意见，也仅仅在于对其“顺手一击”的随意性上。
附录：台湾那个李敖又在对着《南都周刊》穷勒勒，其中也涉及到了对季羡林的评价，录在这里，权当一个参照。
南都周刊：最近大陆的季羡林老先生，在最近面世的《病榻杂记》中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您认为季老算不算文化大师？
李敖：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中国有句老话：“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是廖化后来怎么样？廖化投降了！你看三国志，70岁以后，阿斗先投降，先锋也投降了。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大陆没有文化名流，他们有时候会逃避现实！出现一些畅销书的作者，也许会有。可是那个在我眼里看起来不算。他们可能因此赚到一些钱，可是不能算是(文化名流)。像余秋雨，逃避现实，他有没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光游山玩水，光写一些游记之类的文章？在我看来大陆的文化人都微不足道。
January 19 落日刚刚有了些味道，天就黑了 这个越摊越大的城市正在吵吵着寻找自己的历史。大凡这样子的城市，和闲汉发达了修家谱，用的是一样的心思，日子宽裕、自信增添，当然要回望一下从哪里来的问题。
这两天，天色晴好，每天都能看到西边红彤彤的太阳一点点坠落。有一天，还特意爬上楼顶，瞎待了半晌。直到那红红的直落入参差的楼群之中。而晚霞也支离破碎的精魂散去，不知所终。剩下的，将是这个城市更为宜人、也更为璀璨的华采灯光了。
想来，太阳的这样坠落，与消失在原野之上的方式确乎不同。那样似乎更具有某种悲剧的效果，也更华丽得眩目。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日日接受这种濡染，已经渗透到心志当中而浑不觉察。
同样，常年混迹于楼群中，对于灯光的适应和亲近，大概远远胜于日月星辰。或者干脆说，城市的万家灯火就是城市的日月星辰。
听说，这个城市新来的市长继承了其在外任的一贯做法，更加点亮了这个城市的夜景照明。用官方日报的消息说，“我们的城市夜晚更加璀璨啦。”是啊是啊，落日刚刚有了些味道，天就黑了。 January 16 “人文三峡”检讨 2006年秋季那次长途旅行，旁边有两位万州人，听说是万州，我来了些兴趣。
“哦，就是原来的万县市。”
“这我知道，长江边上的码头城市。长江现在水流怎样？”
“长江成了一个大水库，水流缓慢，也脏。”
我打消了再去看看长江的念头，那条承载了无数中国人奇瑰的文化记忆的大江，就在诗歌和诗人的意象中，存在吧。
2002年的11月，三峡大坝截流，我和同事小波在那条即将改变了的大江上奔波了数日。个人的情绪也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知道，类似这样的挑战，对于差不多所有所谓的文化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协调环境、人文和生活的难题？
一则，对于已经形成的文化即将遭到破坏的惋惜。就像电影《三峡好人》里边说的：“两千多年的一个城，两年就拆了，能不乱乎吗？”
再则，那些苦了几代的当地普通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桃花源中人只是部分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地渴望改变的人民并不这样想。
三则，大江一旦变成水库，自然无法避免天下水库的必然命运。关于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她是三峡就能够幸免。
当时，我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倾向性意见。可能因为出身底层的缘故，民粹的东西多一些，也就更强调百姓的生活权利。这些思想，在当时写就的一篇《“人文三峡”检讨》中体现地很充分。现在翻检一过，好象还是同意那时的观点。在这个《三峡好人》备受关注的时候，回头看一看。
“人文三峡”检讨
(2002-11-11) 一段时间以来，在变成一个大瓦砾场的奉节老城，每日活动最多的大致有两种人：民工和记者。民工在废墟中翻腾可用旧物，破烂儿也好、木头钢筋也罢，要是整块的墙体、屋顶，那就砸烂它，取出里边的钢筋、旧砖；而记者，多是在翻腾历史的碎片，偶有所得，轻轻拂拭一下，然后记录下来，将来或可派做各种用途。 他们的工作看似有相通之处，都在翻检着以往的旧物，实则大不相同。民工见物则喜，多多益善；而找寻历史者见物则不免伤痛，如果真要找到些许文化含量、历史信息丰富的物件，其痛惜之深更是无可言说。 整个三峡库区淹没城市，大概如此。 从重庆顺江而下,涪陵、万州、忠县、云阳、奉节、秭归,这些城市基本没有例外,都存在一个黑乎乎的老城、白亮亮的新城。老城都在渐次爆破,制造一堆又一堆废墟,吸引来一群又一群民工和文化人。 进入我们视野的老城确乎太老了。当然,这种“老”更多的是一种颤巍巍的苍老,而非自信的、睿智的、圆熟的体现。很难让人相信,在这样一个破旧的“现场”,能够盛满文化的气韵。 而在峡江边顺江排开的新城又确乎太新了,新得令人怀疑它们能不能承载起老城拥有的丰厚历史。于是,“新”、“老”之间,种种文化的探讨至为流行,探讨的最后指向,新城往往成了浅薄、缺乏品位的代表。 实际上,这样的“人文关怀”恰恰是静态的。即便是从文化的角度看,老城、新城沿江并立的格局,也是一种极为生动的文化现象。 “三峡在最后时段展示了难得的人文景观:很多县城是双城并存,旧城在下,主色为黑,新城在上,主色为白,于是,镜头中就留下了很多这样沿江并立、黑白相应的奇景。历史,在这里定格。” 凤凰卫视的这段话为“纷乱”时期的三峡定了格。现存这个格局本身,已经昭示出外界在关注三峡时的不同态度。 检讨一：实地还是概念的文化? 三峡当然是人文的。滚滚而去的,当然不仅仅是或清或浊、或丰或歉的江水;滔滔浩浩,泥沙之外,流泻不尽的是千百年来的诗情画意————一直以来,人们所言说的,更多是这样一种文化概念上的长江三峡。 甚至包括当下,我们很严肃讨论的“三峡”,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尽管大家都在拿三峡说事儿。文化精英理解的和一般理解中的“三峡”,其实往往不是一回事,至少存在相当的距离。 “白帝城高秋月明,黄牛滩急暮潮生,送君万里千山路,默首听猿到五更。”高垒、明月、滩急、潮涨,这样的意象在文人那里自然别具风姿,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具有张力的虚幻世界,可以极大满足我们的想象空间。从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强渗透力而言,长江三峡所承载的这部分文化,已经溢满奇峰迭起的峡江,进而浸湿了代代文人的梦境,使这些文化精英理解的三峡,大都是湿漉漉、轻飘飘的。所谓湿漉漉,是指其厚重的文化累积;而轻飘飘则又是由此派生的空灵虚幻了。 这种人文情怀,自然影响到许多人面对长江时的态度。但问题是,这样一条流淌在文人思绪里的长江三峡,是不是大众实际看到的长江?或者说,日日生活在峡江两岸的山民,是不是真的就认为崭新崭新的新城没有文化韵味?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奉节老城的依斗门码头,应该是千年老城最耀眼的亮点,这里有长长的青石板、古旧的城门以及倚杖而立的棒棒军。门梁上清晰可辨的“依斗门”三个字,见证了千年的繁华和梦想。就在依斗门前,我们看到一个看似“古朴”的柱状物矗立在那里,一开始我们以为那是古城门的附属设施,是不是也古老得令人心悸?仔细分辨才发现,那是一个放大的巨型水泥矿泉水瓶子,广告。 苍老的古城早在爆破以前,已经成为一个斑驳杂乱的所在,为文化精英推崇的“千年诗城”风貌,已经早早远去了————就像瞿塘峡里一啼人愁、再啼人悲、三啼使人落泪的猿一样,远去了。我们祭奠的,是一个“概念”的古城;汲汲寻求的,是我们心中对于古老巴文化的附着物、对应物。 检讨二：精英还是百姓的三峡? 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找到的“文化三峡”,往往并非三峡地区大众理解的“三峡”。 再直截点儿,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百姓来说,他们对于“夔门题刻”的关心,远远比不上对于新分配给他住房的关心程度。这是一件很现实的问题,对拆迁补助的不同意见,往往会通过“文化”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毕竟,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这都是最容易说服人的理由。就这样,文化精英的三峡与普通大众的三峡成功地实现了“对接”。 在我们短短的一周采访中发现,由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许多人都在打“文化”的牌子。争执的结果往往就是像许多报道说的那样,政府花好多钱,给文物搬家。 对文物的珍爱当然值得提倡,不过,在一派浓浓的文化味道之外,是不是也认真考虑一下现在人的具体的世俗生活?一座秭归新城,道路宽敞之外,没有任何调剂市民生活的场所,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只好到山坡上坐在那里看夜色中的三峡大坝。奉节新城三易其址也好,全方位监视山体滑坡也罢,街道上甚至连最简单的垃圾箱、公共厕所都没有准备。 进一步讲,12万奉节人生活的这座建在大山之上的城市,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最普通大众的利益和方便?小学校建在山顶是不是方便了小小孩童?媒体在关注文化变迁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关心这些真正生活其间的普通人? 外来者毕竟是要走的,精英的文化情怀毕竟代替不了普通百姓的家常日用。当年在北京四合院存废问题上,我们已经漠视了真正生活在四合大杂院里底层百姓的生活感受,大家争执不休的实际上基本是一个“假问题”:要不要保护四合院?拆掉四合院就是毁坏故都文化、保护四合院就是延续民族血脉————这些都不错,问题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到底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点之上的?大家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天,开发商照拆不误,因为讨论根本没有涉及到那些局促地居住在四合大杂院里居民的现实居住状况。 即如三峡两岸的旧城拆迁,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厚重文化的消失,也可以讨论这种连接蜀、楚文化的巴文化如何延续,更可以在现实的条件下,打造新的巴文化。这都是可以的,但所有考虑,应该都立足于不断改善人们实际生活上。生活不改善,奢谈文化,不只是有些精英了,最低限度,连孜孜以求的文化也难以保全。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意思。 检讨三：什么样的人文关怀? 我们叙述的起点是三峡一些人居环境的破坏、乃至消失。与所有充满人文忧虑的造访者一样,航行在峡江水上,我们使劲想使自己进入当年“屈子行吟”的情景模式,我们不断暗示自己,李白来过了,杜甫也来过了,刘禹锡、陆游都来过了。这种努力,使我们的穿行变得沉重和忧心忡忡。 然而,即使是那些被人以无限伤情悼念的老城,实际上已经面目全非了。后人不同时期的活动痕迹,往往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叠加其上,本来就显得逼狭的老城,更变成了污浊的场所————峡江两岸的垃圾处理问题并不是现在才进入视野的,多少年来,眼前的长江,就是他们天然的垃圾通道,而水流平缓的水码头,在“弯”住了古老巴文化的同时,更多地麇集了蔚为壮观的垃圾。1000多年前、20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在哪里?不好说。 对于我们先入为主的想法而言,这种真实的场景令人很难忘怀。想想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时代变迁,从书本典籍里得来的情怀,应该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山水固然钟灵毓秀,不过,地方太过艰苦、生计相当艰难,外来者当然可以透过山水产生诗情,而本地人却往往无暇留驻这种灵异、空灵、飘渺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样,每日穿梭在老城的废墟和新城的鲜亮中,我们的想法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凸显出来:生活在峡江两岸的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文关怀? 他们也要求生活的改善,任何充满人文关怀的外来者似乎都不应该忽略这种正当的要求。 考量一件事情最根本的出发点,还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很多时候被淹没在文化的咏叹里。从新秭归人自豪地介绍他们新城的表情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虽然,这个建在茅坪镇的新县城人气远远比不上奉节新城。当地年轻人会很自豪地指着巴掌大一块空地儿说: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广场! January 15 不如扯淡 那个眼睛大得有些不可思议的姐儿一出来就是“不如跳舞”，这些年了，没看出疲累的样子，看着看着，就产生依赖性，甚至是一种审美期待了：又是不如跳舞。
扯淡扯成习惯，怕也是具有了某种神秘的期待：不如扯淡。那种愉悦，往往是扯淡本身表达不了的。鲁迅先生不也总是记着某某来“谈天”什么的，那个谈天，应该是亦庄亦偕的扯淡了，或者说，庄重的时候并不多吧。
当此纷乱当中，生活中的人的叙述，应该躲避崇高，或者将所谓的崇高化入家常日用，吃茶饮旧都是禅。这样至少可以让你生活得自在多些，少找些不自在。
比如说，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到底是谁铡死的？小时侯，历史书告诉你，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稍长一些，你会看到另外一些书说，是阎锡山的人杀死了胡兰子。可是，今天有人说了，其实真正动手的是文水云周西村的乡亲们。
北大教授阿忆在其博客中披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老人们说，刘胡兰并非被国民革命军铡死，而是他们用枪托击打几名老乡，逼迫他们去铡刘胡兰，乡亲们出于恐惧，颤抖着，铡死了他们看着长大的小闺女。事后，有的老乡精神失常。”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张书记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当时的敌人是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当时一共有七名老乡遇害，刘胡兰是最后一个。“刘胡兰为了保护更多的乡亲们，她主动走到铡刀下，在敌人拿枪威胁的逼迫下，乡亲们才用铡刀铡死了刘胡兰。”
真实情况如何，不好说了，仍健在的几位见证人的证词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我想起有人说起过的“群众的杀戮”的概念，石头一块块扔到那个人身上，众人在完成一个仪式的同时，也杀死了一个英雄。
…… January 14 政府限权是对舆论监督最好的奖励在众多媒体普遍慨叹监督难的情势下，去年一年，屡屡被媒体揭黑的湖南省郴州市高调欢迎舆论监督。 1月11日，中共郴州市委办、市政府办向所辖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单位等转发了市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设立“舆论监督奖”，“专门奖励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郴州调查处理或通过舆论监督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央、省级媒体记者”。 郴州市委书记葛洪元还表示，市委、市政府支持设立“舆论监督奖”，其意在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支持新闻媒体开展工作。 （见2007年1月14日《新京报》） 这大概是近来高调欢迎新闻媒体、有意奖励舆论监督的第二个城市了。此前，河南郑州市第一部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郑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今年元旦生效，《条例》特别把新闻单位作为一个监督主体单独列出：“新闻单位应当依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看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舆论监督的前景似乎呈现出些许微茫的亮色。不过，只要我们的目光从这些规定稍稍挪开些，挪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去，便会发现，这些充满“可然”性的规定，未必能够破解目前舆论监督的困境。如果地方政府真的希望新闻媒体“对地方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还需要另觅新路。
实际上，长期以来，在对于舆论监督的态度上，被监督单位早已在奉行另外一套暗地里的“奖励”办法，这种奖励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潜规则”。具体说来，就是由被监督单位给予前来监督的记者和媒体一定的“经济补偿”，“记者来了，不能白辛苦一趟。”奖励的金额则根据所采访事件的重要程度而有所区分。前两年繁峙矿难中那些记者们收到的金佛，就可以看作是记者鞍马劳顿辛苦一趟的价格。 这些年来，现金奖励之外，又滋生出一些更为隐蔽的变种，比如，媒体以所谓的舆论监督获取广告投放，单位以广告投放敉平事端。最后是皆大欢喜。这又是对舆论监督另外形式的“奖励”。
舆论监督“潜规则”在实际操作中的运行，往往与人情、权力、利益绞合在一起，颇具隐蔽性和温情脉脉的外在形式，并不断发展成为紧密的共生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在中国进行舆论监督面临的最大困难。大家只看到“××××”锋芒毕露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深入探究其后面的交易。前一段有央视记者曲长缨说，他2006年下半年只播出了一个片子，是他没有去监督吗？不是，他几乎没有停下来歇息的空当。那么，那些没有播出的片子是不是都获得了或明或暗的“奖励”？
我们且不谈职业道德、可能遭遇的法律制裁，仅仅从“成本”来考量，正常的新闻监督获得的奖励与监督而未成获得的“补偿”，实在是不对等的。就个体而言，正常的新闻监督失去的不仅仅的经济利益，更有不可知的关系、人脉以及其他可以预期的利益。反之则是另外一种境况。为什么王克勤生活得那么艰难？为什么高勤荣会遭遇8年牢狱之灾？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王克勤、高勤荣的艰难其实是完全可以转化为滋润的生活的，而且，现在生活越艰难，其可能实现的滋润程度就越深。
明了这一点，对于郴州和郑州的规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实，应该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这些奖励规定并不能改变目前基本上失声的舆论监督。充其量，只是一种较为开明的“意见表达”而已。高调诚然高调，似乎很难真正发挥新闻对于现实的干预作用。那么，有没有办法推动新闻监督真正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看守者呢？
我们认为，根本之计在于掌控了几乎全部资源的政府要习惯限权，要建立一个有别于政府的公民社会。政府权力不能随意侵占社会的空间，而应该是互相补益、互相促进，进而才是互相监督的关系。这个关系确立了，就会形成政府、社会、公民的三者良性互动态势。新闻媒体也就能够有边界的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能，也不至于滥用话语权，更会大大减少使用话语权寻租的可能。
所以，问题不在于政府奖励不奖励，部门允许不允许，首先应该是政府限权、开放社会、培养公民的问题。舍此，我们只能永远在嚷嚷的声浪中，揩干面对人为灾难的模糊泪眼。 January 13 历史的魅惑在于人性的闪光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84年就在台湾出版了，而且，钱钟书先生1988年在《宋诗选注》的“补注”中，已经明白提到这本书。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却是2006年10月的本子。忽忽焉几十年过去，我们才可以稍稍窥见一点历史的真实面目。
这是一部类似于《歌德谈话录》的口述历史，不具备正史的权威和庄重，但它呈现出来的温婉、谦和正好和胡适先生的精神气质相一致，读来饶有兴味。口述历史所涉及的，当然不一定都精准无误，不爽毫厘，其间或许还有诸多值得大大商榷的地方；但是，它所提供的历史现场、历史情境和历史口吻，却是许多精确历史所不能企及的。
这些年来，在对待胡适的态度上，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很客观、公允，也没有坚持我们所宣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大多数情况下， 因人废事、因势废人。甚至一些好事者，非要把胡适放置在鲁迅的对立面，抑扬顿挫。这些人并非不知道，从鲁迅到胡适，这中间，应该还是有着诸多的人生样态的。只是僵化的教条的定势，让这些人也视野狭窄、气度局促起来了。
想想看，我们这边的那些曾领风骚的人物，不谈学问，单就个体的人品、人性，有几个能够比得上胡适！冯雪峰？周扬？郭沫若？丁玲？历史的吊诡或许就在这里，往往是生前风派得势，诚实的人身后留些薄名。
胡适先生讲过一件颇为传统也颇美国化的事情，幼年一根竹子，随意栽种在菜园，11年后，胡适从美国归来时，已经成为一片毛竹林了。说它传统，因为我们向来有旧时乔木、亭亭如盖的说法；而美国也流传着林肯小时的故事。
不论真实与否，胡适先生当年栽种下来的毛竹，如今在海内外确乎“亭亭如盖”了，不为别的，只为那一片赤子深情。以下是从《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辑录的事件，读来颇有会心。 ■社会
1959年4月23日，胡适谈到中学的国文选本时说，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了，他们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写得好。这些人也编入教科书去，其实是不对的。 1959年4月27日，看了于右任自传《牧羊儿自述》，先生感叹西北的衰落，“目前西北这样荒凉贫穷的地方，将来仍旧可以开发起来，建设起来的。”胡颂平并补述于右任的一个故实：还是抗战时期，于先生向当局建议，能使西北人家每家都有一只马桶，因为那边实在太穷苦了，冬天妇女起夜，就在房子外荒地上方便，子宫受了伤，影响了妇女的生产，就连人口都减少了。人少地瘠，西北就这样荒落下去。 1959年，读了香港朋友带去的钱钟书编《宋诗选注》，评价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 ■文章
认为归有光“不通”：归震川是提倡古文运动而出名的。其实他的文章是很陋的，没有东西，没有见识，只是在那么一个小地方的浅陋的见识。在他同时代的钱谦益、顾亭林、黄宗羲、袁氏三兄弟，甚至以后的袁枚，都比他写得好。 怎么叫通？先生说：第一要懂文法，第二要把意思表达出来。以此评价一位地位很高的要人的诗：“因为你的地位的关系，人家不便批评你。你的诗全是不通的。” 1960年12月23日，先生有说到通不通的问题，“所谓通，就是通达。我的意思能够通达到你，你的意思能够通达到我，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张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通达到别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达到别人，别人受了你的感动，这才叫做美。” ■品藻
1960年6月2日，先生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十八九年前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胡适反感年轻人的空疏，1960年4月10日说：“前几天，高平子的孙儿来，他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空洞的话。我问他：‘怎么叫做为天地立心？你解给我听。’我对他说；‘你的祖父是学天文的，你不应该再引这些不可解的话。’”
1961年4月30日，“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时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1962年1月5日，先生说：“徐复观这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他来时你不见，可能得罪他。”
就是这个徐复观，1958年给胡适的信中说；“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云云。 到了1962年，徐复观发表文章批评胡适：“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污蔑中国文化，污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适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 前恭后倨与前倨后恭，大概都是一路货色，变化的因由，无非就是这些人眼中的时势罢。 ■偕趣
齐白石小女而齐良怜借阅胡适编的《齐白石年谱》，寄信胡适说，年谱没有记录她的出生，自己就补了一条。胡适放低声音笑着说：“这位齐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 1960年11月7日，先生谈到白话文的电报时说：“当年我在上海居住的时候，清华大学闹学潮。张歆海等几个人想要我出来当校长。我复了一个电报：干不了，。谢谢。不是只消5个字的电报而又很明白吗？” ■自由
为大陆去台艺人李湘芬题词：自由是有吸引力的磁石，还是杜勒斯的话。 先生便问“耳顺”怎么解？颂平说：“不是‘耳闻其言，而知微旨’的说法吗？”先生说：“从来经师对于耳顺的解释都不十分确切的。我想，还是容忍的意思。到了六十岁，听起人家的话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 1961年，护士小姐请先生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先生写了《儒林外史》里杜少卿的话，其实就是吴敬梓的话：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三十四回）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酒会上，胡适先生发表了可谓是“最后的讲演”。发言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是谦和，当然也有坚持：“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的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 这次讲话结束，下午六时三十五分，站着送客的胡适突发心脏病，摔倒在讲坛上，一代哲人，就此撒手。可谓生于自由、殁于自由。 January 12 年会 话说广州一群黑帮聚集茶馆、宾馆，开年会。警察出现，倒是没有枪战，抓了。没说谁是老大，遗憾。
——年底了，大大小小各个集团都在开年会，团结一致，继往开来。俗话说了，大小都是个组织呗。 January 11 潘岳就像唐吉诃德 潘岳又开始了三年来已成惯例的“环保风暴”。10日，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项目，并首次启用“区域限批”政策，对唐山等四个城市和大唐国际等四大电力集团所有建设项目停止审批。
潘岳说，环保总局同时建议监察部门追究上述行政区域和集团有关人员行政责任。据说，这是环保部门成立近30年来首次启用这一行政惩罚手段。
以往两年的风暴初起的时候，公众都很兴奋，有些格外推崇权力的人甚至认为，风暴一起，玉宇澄清、蓝天碧海的景象就在眼前了。后来才发现，环保的权力在整个权力体系的博弈中，并不占优。
潘岳的努力，在最后产生的实际效果中，可能被认为是环保部门在争取自己的面子。“怎么可能没有经过环境评价就上马了呢？应该是先评后上。”这个动辄被推到风口浪尖的部门，并没有决定上不上的权力。
于是，“环保风暴”也就往往一风吹了，来了就来了，去了就去了。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政治进步的进程，但总的讲，颇有些肃杀的意思。那个年轻英俊的副局长，看上去就像唐吉诃德，而他的桑丘，就是一个个热望环保的媒体。 January 10 贾樟柯冰点说价值等于鸡同鸭讲 贾樟柯在10日的《冰点》中，点名批评眼下的商业大片以及大导演的价值取向。言辞锋利，很是过瘾。
他说：“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
他说：“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至于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
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他们没有自己的心灵，没有独立的自我，所以他们在多元时代里无法表达自我。原来那些让我们感到欣喜的电影，并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个导演的思想和能力，他是借助了中国那时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托了当时的哲学思考、文学思考和美学思考。 ”
“你会发现到《英雄》的时候，一个我们钦佩的导演，一旦不依托文学进入商业电影时，他身体里的文化基因就会死灰复燃。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会为权力辩护。 ”
他说；“青年文化本该是包含了反叛意识的，对既成事实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摇滚乐、诗歌，我觉得当时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认同。这种认同给这个社会的进步带来很多机遇。那是一个活泼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轻人基本上只认同于商业文化，这个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国的商业文化，不仅包括大片，它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改造。说得严重一点儿，像细菌一样。 ”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实现物质的成功，这个开放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获得变成每个人生活里唯一的价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资源，迅速地获得财富的话，有可能将来连医疗、养老都保证不了。所以整个社会全扑过去了。 ”
电影导演贾樟柯谈论的实际上都是很严肃的命题，可惜的是，相信他的这些话语很快会进入娱乐新闻的界域。大众关心的是一个小导演和几个大导演的对决，至于他们吵吵什么，关心的人大概就不会多了。
一句话，贾樟柯冰点说价值等于鸡同鸭讲。
还是阿飞姑娘讲得好：
“我每次看张艺谋的片子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屏幕上，滚动着白花花的银子.你知道对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来说，是多么可堪骄傲的事情。看!这是我们的五代十国！充满了乱伦的母后，偷情的王子以及和哥哥上床的妹妹们，却没有人做诗。非知识分子最爱的朝代！知识分子都喜欢魏晋南北朝，这我知道。”
“我不赞成大家揶揄继续张艺谋同学，我认为他的大片是在进步的。他的故事比过去讲的好了。自从张同学偏爱大胸女郎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纷纷表示他们其实更喜欢平胸,这也是颇令人惊叹的。”
那些河流们的蒙尘岁月 “漳河这两天正放水呢。”去年夏季，临漳县附近的一个村子，我们问起那条著名的大河时，当地人这样兴奋地说道。对于长年生活在河边的人来说，河里有水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远远地，我们看到了一道灰黄的流动，在宽阔的河道上平缓地铺展，并一直延伸到视线消失的远方。“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据说，这是曹操《铜雀台赋》中的句子。千年以降，我们面对的情境似乎很接近。只不过，如今的“长流”大多已经干涸，空余一个个响亮的名号，在她的子民记忆中发酵。
干涸了的河流，实际上只具有了“河道”的意义，已经不再有河流动了；而今，这些清流已断的河道有了另外一种价值，排污。在一些城镇附近的河道里，大体是一些黑乎乎、蓝汪汪、红亮亮的存在和铺排。因为是冬天，人们甚至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水面上缥缈的雾气。
按照乡亲们的说法，污河横流的情形差不多已经十来年了，实在算不得一个吓人的事情。“你说说，哪条河不是这个样子啊！”燕赵大地七大水系、数百条可以称得上“河”的所在，很少幸免。套用一句熟语，曾经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这方土地上辛勤的子民的河流，正在或者成为已经生态的隐患、生活的祸害。
浊流滚滚，不舍昼夜。尽管我们都承认江河与生俱来的自净功能，但问题是在江河本身已经干涸的前提下，又有什么样的容量去“净化”那无休止排进来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从生态平衡的角度看，河流的平衡早已破坏殆尽，很难修复了。接下来的，大概就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生态灾难。
这也是污水河再度引起关注的原因。一个个的村庄闻不得味、喝不得水，甚至还发生了比较集中的并发病症。水井越打越深，平原地区往往也要几百米深井，不然就得买矿泉水喝。十来年的污水河引发的灾难，让沉浸在发展美景中的人们产生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
特别是，当这种制造污染与承受污染的主体出现了错位的时候，我们的愤懑无法排遣。那些在发展经济的题目下制造出滚滚污水的利益主体，自然已经在享受经济发展的美好成果。经济的富裕使得他们具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够选择更为宜居的环境，也能够培养更为高雅的趣味。转过身来，甚至还会对破败的乡村发出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调。
至于无数依然生活在河边的人群，只能默默承受并不公平的强加上来的“发展的代价”。清冽冽的河水，没有了；哗啦啦的乐趣，远去了；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大沙河畔曲阳人葛振林生前的时候说：“真像再喝一口大沙河的水！”——敢喝吗？
不仅如此，这一代人弄浑河水的代价，或许这一代人根本偿还不清，需要子孙后代无休止的代偿。也就是说，那些河流们蒙尘的真正爆发期，远没有到来。未来的情形将更为艰难，人们将躲无可躲、迁无可迁。历史的理性在这里，历史的不理性一样在这里。享用了发展带来的美好，则必然要与之偕来的污染恶疾；上一代留下来的环境欠账，“现世报”之外，必然还要绵亘后世，直至海晏河清。
不要让污水河再祸害无辜的两岸百姓，不要把这种祸害留给更无辜的下一代继承，我们需要更好的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我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通俗理解。
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发展必须科学，不应该打任何折扣，更不应该片面强调发展。城市的繁荣、工业的GDP贡献、一部分人的富裕，不应该也不能建立在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衰退以及大多数人的贫困之上。事关公正、事关和谐、事关更为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我们还认为，不让河流们蒙尘，政府无疑负有更大的责任。不能说政府这些年治理污染不努力，也不能说治理污染的成果不显著，问题是，日益恶化的环境要求政府更为强硬的干预、更为有效的监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有能力协调平衡发展与污染、当下与长久个别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关系的。
大地之上的河流，因其滋养了性灵，从而也具有了灵性。这种缘于水的记忆，往往要跟随人的一生。我们已经“十河九干”，河流徒有虚名了；不要让已经空泛的河道充斥着虚肿的滚滚浊流了。
January 09 阿尼背后的美人照 阿尼是一名歌者，他们这一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行吟诗人。这样的人，常常行走在藏区的山山水水，传唱着冰山雪原大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像阿尼这样的说唱艺人创造了格萨尔王，格萨尔王是高原民族伟大的记忆，也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据说，阿尼的格萨尔王故事是一个骑白马的人在梦中托付他的，接受了这件使命以后，阿尼的眉心就真的长出了一颗痣。阿尼相信，是为神授的标志；阿尼也相信，将来他的传人也一定有一些迥异于常人的征兆。
生于1949年的阿尼和大部分藏民一样，定居了下来，他的行吟，也只是随着县剧团到省上地区或者牧区的演出。阿尼说，年龄增长，以往每天可以唱三个小时的格萨尔王，现在唱到一个半小时就不行了；此外，夜里梦到格萨尔王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并不是阿尼不虔诚，他每天早晨四点就起身诵经、磕头。只是年纪大了，有些孤单，或者说有些着急了——直到现在，阿尼也不知道自己的传人在哪里。
阿尼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格萨尔王的出现是高原民族“寻找英雄”的时代要求，而阿尼的寻找，则是希望传承一个民族的史诗。
阿尼曾经以为和自己一样眉心长痣的儿子尼玛可能就是传人，结果，从8岁开始传唱了十几年之后，尼玛依然不能记住那些复杂的人物故事，仅仅习得了一些唱腔，唱经离不开书本。尼玛后来做了藏医，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
阿尼又以为孙女可能继承她的事业，孙女泽当曲玛不仅人长得漂亮，歌喉尤其甜美。可是，当一个杭州人决定出资资助孙女到内地上学时，孙女欢天喜地的去了内地，只剩下阿尼依然在孤独地寻找传人。
这一年，自治州首府举意要办一个格萨尔王传唱培训班，有30多人，请尼玛前往授课，顺便看看有没有好的传人。尼玛精神抖擞，从千里之外的德格县赶到首府康定，却发现原定30多人的培训班只来了4个人。
阿尼一样唱起来，一样把随身带来的小金佛格萨尔王放在自己的桌子上。人数再少，虔诚不能少。
回到德格县的阿尼仍在继续寻找着自己的传人，他的坚韧相信会使他找到可心的传人。只不过，世道真的变了。德格街头多是骑着摩托车的青年，这样的驰骋让他们感到新奇无比，更多的孩子们则聚集在内地传进来的游戏中，欢乐地嬉闹。
就在阿尼身后自家的墙上，也有一张硕大的美女大头像，妩媚地散发着来自另外一种生活的诱惑。阿尼老了，格萨尔王附体多年，有定力了，可下一代呢？就是那个可爱的孙女的照片，似乎也在刻意模仿着什么。
——8日晚，看央视《中国记忆》，有感焉。像阿尼这样执著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人，真的不多了。高原上的小伙子都骑上了摩托车，而内地的人们更多的骑上了电动车，虽然不冒烟，一样窜得飞快。
January 08 秦桧的摇晃与摇晃的秦桧 引子：秦桧现象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现象，无论是正方、反方，都摇曳着无与伦比的丰富和复杂。即使当代，关于秦某人的讨论也没有停歇。实在说，秦桧现象已经深深根植在民族心理的深处，喜欢不喜欢，都不可磨灭。
我们有极为精粹的“满江红”文化，慷慨悲歌，中流击楫；我们也有潜滋暗长的汉奸文化，温婉委屈，巧语解人。长期以来，两种文化都在各自的界域发展，并形成根深蒂固的理念。我们惟有承认这种存在，方能探讨之、解释之，或者，在有限的范围寻觅出应对的话语。
※秦桧的摇晃与摇晃的秦桧
江宁大墓打开，里边没有秦桧。还好，一样是老秦家的，儿子、儿媳妇！ 元旦刚过，苦于媒体死缠滥打的“权威专家”，就江宁南宋大墓考古给出了这样的最新说法。以后会不会改变也未可知，但有一点，人们对于秦桧的过度关注以及过度阐释的情形，大概不会变。 “2004江宁疑似秦桧墓事件”、“2005年秦桧像站起来闹剧”、“2006江宁疑似秦桧墓事件”等等，事关秦桧，每每都会成为裹挟众人眼神的焦点。不是因为好奇，实在是因为此子身上汇集了太多的歧义和蕴藉。 秦桧，已经成为一棵摇晃国人历史理性的千年老树，无论向左向右，都有着无与伦比的负面的影响力、号召力。 ◎秦桧一摇晃，我们也跟着摇晃
在叙述电视片《大国崛起》的策划思路时，麦天枢先生一再强调历史理性，他说，这个片子首先一个价值应该是，让中国公众建立一种基础的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这个历史理性就是，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 这个论断被一些学者指为忽略了公民的参与，避开了民主政治，是一种不确定的“历史理性”。同样，在对于秦桧现象这样一个历史存在的认知上，我们一样没有一个恒定的历史理性，即使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判断，也因其模糊的边界，而呈现出自相矛盾与混沌的状态。 比如爱国与忠君。宋代儒家复兴，儒的进取，兼以佛教的积极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遂成为后代“士”的新标准。按说，在这样的士人风范中，“爱国”与“忠君”应该是均衡、一致的。 只是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中，二者之间往往又有着很大一片模糊地带。小朝廷南渡以后，宋高宗和秦桧借着有宋一代君相“共定国是”的政治原则，压制了主战派，成就了其后几十年相对平稳的“和议”政局。 从这个意义讲，岳飞的“精忠报国”、“朝天阙”，固然代表了当时人民恢复旧山河的集体意志，但以秦桧彼时彼地的具体作为，似乎也不能说是不忠君、不爱国。两种价值判断一显一隐，一直存在，几乎在每一次面临民族冲突的时候，都会出现；而“像秦桧一样”的大人先生也是史不绝书。 历史学家余英时以“淮橘成枳”来解读这种分野：儒家的理想进入宋代的权力结构之后，发生了事先无从预测的种种复杂冲突，以致使原来属于正面的价值或观念迅速地向反面转化。 说是阴魂不散也好，天道无常也罢，这种理想冲突和价值转化，将在嗣后的近千年历史中反复出现，始终考验着中国知识阶级乃至普通大众的心理。 再比如历史进步与倒退。大凡革命的就是进步的，这几乎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公理，无须证明。与之相关的人的评判，自然泾渭分明。问题是，不断发展的现实，总会出现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不革命的未必就全部是倒退的。而这二者的边界依然是模糊的，界定的困难依然在困扰着不断遇到新问题的人们。 或许是魅惑于这种价值判断上的模糊，2005年末，流浪艺术家金锋弄出了一个让秦桧夫妇站起来的雕塑作品，“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这个雕塑因为其越界过远，所以招致了几乎一致的声讨。 可见，作为考验中国人心性、意志、情状的标志性人物，秦桧一摇晃，我们也跟着摇晃。对于秦桧的评判，绝对不是简单的弄险即可颠覆、平反，必须先厘清附着其上的价值判断的边界。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理性
那么，作为一段不应该被绕过的历史，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历史理性来认识秦桧以及秦桧现象？秦桧这棵老树人言言殊，有没有一点存异求同的共识？ 2004年疑似秦桧墓风波甫定，有媒体反思这场闹剧，认为考古工作者本不宜公开的最“原始”的“大胆想象”，一开始就被媒体当卖点报道，使整个考古陷入“想象——散布——修正——再想象——再散布——再修正”的怪圈。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发端于2006年末的江宁疑似秦桧墓发掘事件，喧哗的声浪、想象的程度、误读的故意，丝毫不逊色于2004年的那一次。 媒体的喧哗是公众情绪的极端体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带有了重建价值体系的诉求。相信这也是诸多论者高度关注此事的原由。这种热闹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在对待秦桧乃至“秦桧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历史理性。 于国家，大道归一，国家至上；于己身，鞠躬尽瘁，义不惜身；于民众情绪，同仇敌忾，声气相投。 我想，这些历经了千百年淬炼而高度凝聚的共识，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略有损益，但根本的边界不应该出现大的挪移。一部中华历史所持续倡扬的，正是这样的传统共识，也可以称为主流价值。其他的潜流、暗流可以涌动，可以多样化，但不掩主流光辉。 我们现在讲述宋史，可以不再以南北宋为唯一的正统叙事，而是将当时同样盛极一时、与宋鼎足而三的大辽和西夏一体看待。著名文学史家杨义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已经尝试将辽、西夏、回鹘、吐蕃、大理等边地政权的文学纳入进来，中原文学的凝聚力、边地文学的“边缘的活力”共同汇聚成中华文化的壮丽图谱。 但这样融合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颠覆千年以来形成的共识。我们承认宋辽金三国鼎立的历史真实，与不否认岳飞、陆游等一干人众所负载的民族大义，其间是没有沟壑、均衡一致的。 杜牧在《注孙子序》中有一个“盘之走丸”的说法，“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樊川文集》卷十）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对于历史往事的思想和活动，都在一个类似于“盘”的大的传统中进行，尽管“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丸不能出于盘也”。 揆之秦桧及“秦桧现象”，我们可以接受有心人关于他清廉的考证，也可以听任说其主张和议的理由，边界可以模糊，但绝不能糊涂；话语可以多元，但绝不能混乱。所谓平反的说辞显然大大超出了“盘”，即传统共识、主流价值，而这个“盘”，简单说就是光荣与耻辱的边界。 2007/1/5 January 05 梦回汉唐 连续多时没有看见天了，平原上到处充塞着大团大团的雾。不仅没有出门的兴致，也没有可能了。我想，此间人的心境的狭小，格局不大，大概与这样压抑的天有关罢。早些也不是这样啊，西边绵延的山，远处消失了的官道，间或人烟袅起，都是很不错的景致。
梦回汉唐。那时，华北平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为丰饶的地方。西边山里流淌出来的湍急清流，在平原的厚厚土层上，划拉出深深浅浅的河道；河流两旁，则是广阔的田野，间或繁衍出一个个的村庄市镇。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得久了，这些人又弄出许许多多负载了深厚文化的物件……
那个时候，也会漫天风沙起来，那是来自塞外高原的浩荡罡风。每一阵风起，中原的百姓都可能会产生生理上的肌肉跃动。往往，那些剽悍的草原民族的马蹄伴着风沙，出现在护城河边、村庄道上。
不过，大多数时候平原的天空是湛蓝的，清亮亮的。因为这种明媚，这块草原上产生了那么多勤快的人、深情的人、执著的人。他们就像一颗颗大大小小的星星，灿烂了北方的天空。
我思念那曾经的光荣，在思念中，我也痛切地感觉到一种堕落。台湾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评述苏童小说的时候，也沿用了“南方的堕落”这样一个概念。在我看来，与相对清洁的古代比起来，北方一样是“北方的堕落”。我们叙述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只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而已，并不含特别的指陈和价值判断。
强调堕落固然简单，问题是在这种强调中，我们应该或者我们能够做什么？遏止趋势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们都很难保证自己不被堕落的欲望拖走，遑论其他？
也许，我们只能在对月怀念的过程中，体验到崇高和清洁了。如果可能的话，也检点一下自己的言和行。 January 03 所谓底色 当××成了××，这样一种语言组织方式说不上新鲜，但还是能够曲折表达一些情绪。当劳碌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人可能会变得格外空洞起来。
——应该这样做，就这样做了。自己也知道，并不是荣誉感，也不是使命意识，只是习惯。
今天下午，趁着白白的太阳出来的当儿，出去走了走。还好，视野中白茫茫的一个湖泊，有些垂柳如烟的感觉。不很冷，凉凉的，像是一个北方的冬。这种感觉，在以前大概也是生活的习惯，而现在，鉴于我的日渐疏懒，冬日里的溜达，几乎是一种例外的享受了。
前两天捣鼓一个全省各城市的年度盘点，虽然也尽力尽心，但总觉得心气没有以往那么高了。激情消退。那种气贯长虹的劲头只剩下了平实和朴拙。
最后出来的东西拢在一起叫《城市底色》，语词不张扬，比较符合不佞此时心境。城市大抵是有些固有的东西的，这些东西如果和动态的新闻结合起来，应该能够呈现出各各不同的成色。这只是我的想法，最后的情形可能稍逊色些。
在前边，我还是加了一段话，大概是这些年我的最简短的前言了：
那一个个城市的盛世繁华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天津知青何兴身逞一腔血气，来到长城外一个叫做承德的小城时，或许他真的想不到，此后几十年，他的命运将与这颗紫塞明珠相伴相生。
这一年岁末，以笔名“何申”名满天下的作家何兴身，深情地说：“2006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她。”
这一年岁末，我们都很怀念那即将成为历史的时间维度，我们都很怀念那些个包容了我们爱与痛的城市的盛世繁华。
一年间，我们呼唤人性的闪光，在温暖的感动中软化冷漠、点化坚冰；我们希望经济的活跃，在财富的涌流中提升品位、再造城池；我们企盼文化的润泽，在市民的参与中释放热情、接续文脉……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城市作为一个个独立生命的崛起努力。对文化的尊重、对民意的呵护、对机遇的把握、对城市作为一个概念的自觉认同。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自觉过，而我们的城市图谱也从来没有这般清晰可鉴。这种自觉将使得我们能够直接享用每一个城市的盛世繁华，这种自觉也必将在历史上存留下深深的印记。
那是一个个城市的精魂。
老王说，我们应该有这种暖融融而又格局宽大的东西。实在说，以目前的气场和价值取向，怕是很难宽大得起来罢。
一个两个激情的消退，大约没有什么问题，可大狗小狗一齐嚷嚷起来的时候，价值就倾斜了。
不过，如果纯粹考虑生活，那么，以习惯作为原点，还是能够发现另外一种光景的。在此番的“底色”中，我设置了一个“人文”的小版块，每个城市约请一位先生写点小文字，希望能有一些温情的视角。
十一个城市十一个“人文”读完，叹息多于惊喜，叹息于人文的丢失，叹息于人的躯壳的日益坚硬，叹息于城市与人的关系的紧张。
永华的文字依旧表现出固有的明快和温润，是为唯一唯二的惊喜了：
我的四十岁就要悄悄过去了，在这个2006，在这个城市。
这一年，人生没有什么大的起伏，父母家人都健康，自己也无恙。没有起伏变化，意味着平静的生活还在继续。比较那些有离伤别痛的人，我是幸运的。 这一年，依然很爱自己。日渐下垂的眼睑，日渐松弛的脸庞，都无妨。我爱自己还可以笑得满脸开花，哭到满脸是泪……。因为对自己宽容，我发现了生活的更多真味。 这一年，依然时不时梦想去国离乡、杖剑远游，却更清楚，自己已经是一棵老树，根，深深地扎在了石家庄，这个春天刮风、夏天酷热、冬天阴郁的地方。我只喜欢他短暂的，爽朗的，晴空如洗的秋天。 18岁来到这里，如同初嫁，一天一天走下来，就把青葱鲜亮、活泼泼喜盈盈的日子置换成现在的模样。我不能说我很爱他，只能说，我习惯他，或者，他让我感觉很亲切。就像没了激情却也厮守着过家常的那些人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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