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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31 流民 雪大冰坚，流动心切，于是，路上便产生了无比壮观的“流民图”。不过，眼下这个时空的流民情况似乎要比传统的扶持相携着的情景好许多。甚至，一些人，一些事，还有那么一点点优雅的味道。
有个叫南丐的驴友，因为买不到票，干脆从重庆骑自行车回家。路上花了14天，1月30日回到了浙江诸暨。14天骑行，归来已满脸冻疮。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之后，南丐和我们这些旁观的人都吁了一口气。
这里的“流民”不过是偶或借过来用用的小词而已。本朝海内清晏、政通人和，哪里来的流民？即便是被目为最底层的农民工，如今也实现了较体面的流动，你看很多摄影家的照片中农民工都拎着数码箱！
不过，南中国被冰雪封在路上的人，差可被认为是当代意义上的流民，前方、后方都在千里之外，就状态而言，他们眼下正处在饥寒交迫、情绪恶劣、着急上火之中，一点点导火索都可能生出一些麻烦。
网上说，一路迤俪南行的总理差不多可入选感动中国的人物。说得过了，总理本来就是人民的总理，就应该时刻和人民在一起，岂只是一个感动所能涵盖的？总有一些人，躲在人的背后，不时制造一些小小的由头。哎。
这两天总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爱心守望，风雪同行”，感慨电台的即时报道之反应神速。那些堵在路上的人，电台总是能够比较便捷地听得到的。在缓解情绪、动员民众、组织力量方面，别的媒体望尘莫及。 想想看，我们这样一个老大国家，总是会产生一些波及全国的事情，“非典”是前车，雪灾是后辙，大半个中国的目光都被牵扯了过去，你可以说这样的事件能够把全国人的心凝聚在一起，可问题是我们并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凝聚啊。
有论者已经说了，注意雪灾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哦，我担心的倒是，注意有人以雪灾为口实转移、掩盖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说，现在正在奔波在路上的“流民”其实并不可怕，那只是短暂的一种经历而已。
我以为，真正值得担忧的应该是，因为这场雪灾而被显现出来的、放大了的通货膨胀问题；因为这场雪灾而出现的更多的、更大范围、更缺乏目的的找生活的“流民”。那才是真正的无所顾忌的“流民”。
January 30 “城乡大迁徙”还要持续多久 因为雪灾，交通不再交通，堵在路上，滞留在车站，等待流动的人竟成了隐患。于是，就有人开始喊话：不要回家过年。并列举出若干好处，云云。其实，问题不在于回不回家，怎么回家，而是到底哪里是我的家？是长年累月生活的城市还是生养我的乡村？每年数十亿人次的春运大迁徙，重要的是“在路上”的感觉还是乡村小路尽头的那个村庄？
我想，这里边情况恐怕还是有区别的。在很多人那里，“回家”的行为可能“回”要重要一些，每年都回，是习惯，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也是惯性，对父母之邦的一种无条件不用说明的趋附。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向是遭到表扬的，比如那首著名的矫情歌曲《常回家看看》，咏叹的就是这个类型的回家。
但更多的“回家”行为显然要被动一些。那就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城市化运动活跃期的国家来说，很多人的迁徙并不是完全自主的，而是充满了觅食的艰难和必须。农民工是一个群体，不满足已有工作、地区的主动择业者是另外一个群体，当然还有一个大国经济活跃必然带来的人流，以上这三个群体基本上绘就了中国人春运迁徙的主流。
论者往往说，每年一度的举国大迁徙不仅是年关在即的中国的壮丽景观，也成为令政府头疼的一个大难题，减少人员流动被当作一个治理目标提了出来。但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口号尽管年年提，我们眼见的春运规模却一年年浩大了起来。可见，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有效的疏导、引导，而不是人为的减少迁徙。
换言之，政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积极发展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提高中小城市的就业水平和机会，让那些不需要大迁徙的农民仅仅小迁徙即可实现就业；努力削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让因为地区差而流动的人员减少流动的动机。至于因为中国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流动，则是自古就有，于今为盛，我们完全不必限制的行为了。
我们每每有这样一种现象，一旦出现一些问题，便会产生许多权宜之计，以解决燃眉之急。问题是，燃眉之急一旦解决完毕，当时的权宜之计很可能就固化为一种长期措施，还美其名曰填补漏洞。以春运大迁徙而言，尽管问题多多，特别是今年雪灾条件下的春运尤其艰难，但这样的艰难绝对不可以成为将来限制流动管制迁徙的借口。
须知，正是近30年来亿万人民浩浩荡荡的全国大迁徙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局面。城市和乡村才在这样的大迁徙中实现了对接；农民和现代社会也才在这样的大迁徙中互送秋波；而在一个地区受到抑制的人的生产力，才因为自由流动得以在另外一些地区大放异彩，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更推动了所在地区的繁荣。
“城乡大迁徙”还要持续多久？我想，只要中国经济的车轮一直滚动，这种浩荡的潮流就不会停歇下来。因为，人潮的背后是人民寻求好的发展永不枯竭的动力。目前，50年不遇的大雪灾固然给中国的大迁徙造成了很大麻烦，但惟其有麻烦，方才凸显了全民大迁徙的重要价值。相信人们能够战胜麻烦，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自由的迁徙。
January 29 雪灾反思更应该反思人的现代化依赖 按照我们新闻制作的惯例，关于目前南方暴雪的积极应对，已经全面开始了。是啊，连绵的大雪、冻雨、雪凝几乎让整个南方城市乡村也“凝结”起来，南方各省经济社会全面停滞，大半个中国似乎都停摆了，“本来很美”的雪给人们制造了巨大的麻烦，这是怎样的悲苦和伤痛啊！
我们看到，广州警方启动春运最高一级预案，滞留车站忍受风寒与生活不便之苦的十多万旅客，或可基本疏散到各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安置点；湖南省委书记要求公路每隔10公里布置一辆铲雪除冰车辆，想方设法调集防滑链、工业盐等供被困车辆使用；武汉市十多万人无水可用，当地报纸正发起“欢迎来我家提水”的行动；而人气指数直逼央视春晚的湖南卫视春晚也临时决定取消……
尤其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湖北湖南，他在长沙表示，不彻底战胜冻灾，就不离开长沙！总理的身影是人民抗冻救灾的坚强后盾，相信向来以坚韧著称的南方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冰冻、重见天日。与此同时，关于此次雪灾深层次的反思、反省也次第出现。
吉林路政人员彭先生说：“这种大雪在我们老家并不少见。东北天寒地冻几个月，但交通仍然正常运转，但只要稍有准备，也不至于束手无策”。新华社最新刊发的文章也指出，我国南方诸省的“防寒机制”薄弱，以至于这场无论从降雪量还是时间上看在北方地区都不算什么的大雪，在南方地区却造成了50年一遇的灾害。（《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月29日）
的确，南北气候的大不相同，也使得各地在应对突发恶劣气候的时候，往往容易手足无措、动静失当。北方人可以在南方下大雪的时候诧异南方人的应对机制，而南方人一样也会在北方偶或发大水的时候，为北方人民的缺乏经验着急——在越来越暴戾的大自然面前，南方北方其实是站在同样的平台之上的。指责南方各省“防寒机制”薄弱，固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却并不公允。
道理很简单，北方水患时，指责地方“防汛机制”薄弱；东北森林大火，指责各方“防火意识”薄弱，南方雪灾，又指责南方诸省的“防寒机制”薄弱。这样的“反思”不仅简单、机械、教条，甚至可能因为其泯灭发生灾害的地区特定的地理人情常识而忽略真正的灾害主因。
中国幅员辽阔，不只存在南北差异、东西差异，即便在东西南北各个具体的地区省份也都千差万别，无视这一点而要求各地政府人民在任何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面前都训练有素，怎么可能？以此程式化的所谓应急预案来格式化所有城市乡村，岂非虚妄？能让全年降水不足200毫米的宁夏西海固人民都学会游泳以应对理论上可能发生的“百年一遇”洪水吗？
实际上，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我们在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措施去应对的同时，应该摒弃简单的以地域来判断来认知的思路，而是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反思。这就是无论南方北方、城市乡村，为什么我们一旦遭遇自然灾害都可能会发生举止失措手忙脚乱的情况？仅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机制”的问题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本身拥有的巨大弹性和包容性，不能在最短的时间段落里有效的起作用？ 说到底，雪的问题，依然是一个人的问题。人的素质、人的应对灾难的能力、人的敬业乐群的精神……正如湖南台领导张华立在其博客所写：“雪本来很美。是人类太依赖现代化，退化了，不美了。”想想看，仅仅一个停电，就足可以导致铁路停运、供水中断，甚至城市瘫痪，而这样的薄弱环节，在我们这个日渐现代化的社会中所在多多，谁知道哪一个环节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和自然真正和谐相处的社会，并不是没有依赖，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固然是万物之灵，但绝不是超越于所有环境的万能的自然之主。没有一个“机制”能够保证人的这种“超越”；也没有一个人群能够永远的战胜自然。如果说反思的话，我想，这就是了。
January 28 体会一种清澈的冷 很久没有了那样一种冷了，透明的、清澈的、寂寞的、干巴巴的冷，直接渗透到人的骨头缝里边。这些年来，我所习惯的不过是温吞水一般的所谓的冷，至多，不过是一些略略有感的寒意罢了。
在那样一种透骨的冰冷中，我似乎看到了生命隧道那一头的一派透明和清澈。想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人们总是把玉皇大帝的天宫弄得一片寒冷，而嫦娥干脆就住在了广寒宫？
我长久凝望那积雪满满的家山，体会那一种清澈的寒冷。就如同眼下南方的暴雪一般，有人看到那是无法回家的苦情，而有人，则用“千树万树梨花开”来抒发无限壮美的情怀。境由心生而已。
离开那些冷，带着家山无限凋敝的伤感，一头扎进红尘。那无限清澈和透明，便只在遥远的地方存在了。 January 25 名教问题 河北省一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当儿，提出给石家庄改名，理由是比较土，备选名单是北宁（呵，注意，不是贝宁）、冀都（呵，注意，也不是酆都）、西柏坡（呵，呵）。这个消息披露出来以后，广大人民表现出无限激越的参与热情，在收获了无数个（也就是十几万，到现在为止）类似于SB这样的评价之后，“改名门”与广东人大代表打断别人发言的“打断门”一样，成为今年地方两会最为灼眼的新闻。
我是不会陷入到这样的话语讨论中的。当然，这并不表明我就无比热爱石家庄这样一个经常被人拿来戏弄的城市名称。没有那么多热爱，也并不妨害我认真抑或凑和地生活在这个城市。这是完全可以区别开的两个事情。也因为我头脑是这样的清醒、能够区分清楚两件事情，我到现在为止才没有发生奇迹，才仍然是一介百姓，仍然在这个叫做石家庄的很土的名字的城市过着一种很土的生活。
按照我习惯的归类和找渊源的分析方法，说到底，“改名门”问题还是一个名教问题，或者是文字拜物教问题。我们知道，文字的诞生是人类告别蛮荒走向文明理性的标志，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绵亘日久，原本是作为人类表情达意工具的文字，渐渐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品格，反过来，成为了人类自身崇拜的对象。汉字崇拜与汉文化一样渊远流长。
这里所说的文字拜物教与文化尊重还不同，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缺乏信仰、注重实用、很少超越的民族中，很容易发生变异，弄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来。这个时候，文字往往承担了原本并不是它应该承担的东西。远者如本土道教，以及义和团的符的出神入化，他们以为身上挂着神仙的符号和咒语，就能够刀枪不入了；近者则是中国城乡无处不在的标语文化，一上了标语，基本上等于万事都干完了。
看到余杰搜罗到的一些文字，以为很切题，引用如下。学者陈传席在《悔晚斋臆语》中有一篇《古今翻译之异》。他说：“古代，吾国译者译外国或外族地名、人名、朝代名，多用：奴、倭、赖、卑、乞、犬、吠、痢、女、月（肉）、龟、婆、尸、秽等字。如匈奴、倭奴、鲜卑、女真、吠陀、寇头、天毒、龟兹……”
而到了近代，“中国译者译欧美等外国地名、人名等多用：英、美、利、坚、吉、德、威、大等壮雅之词。如美利坚、简称美国，既美、又利、又坚硬。如果在古代，必译为：霉里尖或霉里奸，简称霉国。英吉利在古代必译为痈肌里，或佣急哩，最客气也只能译为莺鸡里。法兰西，若在古代必译为：发烂稀。……一代译者及文人心态，于此可见。”
写到这里，陈传席大发了一通议论：“古之人，视外族、外国为奴、倭、犬、吠、卑、尸，我之气盛也，气盛则国盛。今之人徒莫慕他人为英、美、利、坚，长他人之气，则自己之气弱也。气弱则国弱。他人气本盛，我又以英、美、利、坚鼓之，则气犹盛。”陈传席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说：“译者当以传统译法、兼采吾新说，如霉里尖、痈肌里等重译外国地名，则我中华足以制之也。”
余杰评论说：我原以为陈教授在开玩笑，再三阅读上下文，乃明白他是在很真诚地作强国的建议。然而，我却怀疑，仅仅是文字的转换就能带来自身国运的兴隆，就能将他国诅咒入地狱吗？陈传席读书破万卷，且有过到西洋和东瀛讲学的人生经历，居然还有如此迂腐陈旧的想法，只能说明他受文字拜物教的毒害太深了。
话头回来，“改名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议案，说明此委员一样受到文字拜物教的毒害，以为像铁道部一样，火车改名和谐号，就不会晚点、不会出轨了，结果在今年的春运中，该部火车竟然丧尽天良的把一名女大学生轧成两截！“改名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事件，则说明时代毕竟进步了，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走出了单纯文字崇拜的迷雾，识破了名教的把戏。
余杰就陈传席翻译事件指出，我们的知识分子真是应当大步流星地走出书斋，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如是，方能破除数字崇拜和文字拜物教的迷惑，打通知识与生命体验、贯穿学问与精神追求。而我要说的是，那些代表人民参政议政的大人先生们，还是应该深入实际，实事求是，了解民间疾苦，关心城乡和谐，真正做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人。
如其不然，请看网络上那些愤怒的留言，对号入座，可；反躬自省，欢迎。 http://comment2.news.sohu.com/viewcomments.action?id=254874546
January 23 大人们为什么总想借小孩的口说事 一位13岁北京女孩，在央视《新闻联播》整治网络视频的报道中，说了一句“很黄很暴力”这个很大人气的话语。这句话招致了网民愤怒的攻讦，据说，已经成为了2008年第一个流行语了。小女孩遭到“恶搞”这个事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
我不明白的是，在这样一个“宣传”味道很明显的报道中，那些自认为永远正确的大人们，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孩子来说事？如果你想整治网络视频，完全可以名正言顺的找一些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征求意见，为什么让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当托呢？
是因为这些花朵更容易受到不健康音像资料的污染？还是因为小孩子容易摆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已经形成固定的程式，一清除什么精神污染就拉来几个小孩帮腔？
我读到长平的一个文章，在肯定这场讨论的同时，把矛头指向成人版很黄很暴力的谎言。他说，在各种会议、政策的宣传新闻里，有多少“很黄很暴力”的话？只不过多数时候出自成年人的口里。为什么大家对未成年人说谎特别敏感，而对成年人谎言却置若罔闻？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成年人当众撒谎不算什么，尤其是在宣传机器的镜头前，撒谎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实际上，成人或者说大人们的撒谎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偏激一点说，中国的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很黄很暴力”的历史。只不过对于一个嗜血民族而言，早已经在一个又一个的轮回中，习惯了这样的历史而已。据说，湘军统帅曾国荃。就是那位曾国藩的老弟在总结自己的成功道路时说了八个字：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我想，这八字真言大概切中了中国文化的命门。
前两天熬了半夜眼，观摩了小个子李连杰主演的《投名状》，那可真是一个表演杀人的屠场啊。时代背景模糊了，人物立场模糊了，正义和非正义的界线也模糊了……剩下来的，只有无休无止的杀戮和被杀戮，只有人肉的筵席上厨子们挥洒自如的表演。或许，那些被模糊掉了的东西正好成就了影片的典型化诉求：哪个朝代、哪些人、哪些事都无所谓、都一样了。
在这样一种民族精神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人们，谁又说不出“很黄很暴力”那样的言语？谁又可能不会在某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引导别人去说“很黄很暴力”这样的话语？长平说，事实上，在某些场合，说谎话也许更自在，说真话反而会显得可笑。是的，我们是一个多么善于说谎多么习惯施暴和受虐的民族啊。细究起来，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至于孩子，很多情况下，无非就是大人们的传声筒而已。在他们心志尚未完全成熟的时候，说一些冠冕堂皇、大义凛然……以及很多很多的好词的话语。其中最为极端破坏性也最大的例子，就是那个叫做红卫兵的革命组织、那一群狂热到残暴的孩子们。现在很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在写一些翻案文章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单纯，却少见当事人的认真忏悔和反思。
而这，或许正是产生“很黄很暴力”的土壤所在。如何摆脱这样的生活？我想，这大概是一件比批判小女孩要艰难一万倍的事情。需要张口漫骂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轮到讲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些骂客早就溜走去寻找新的骂点了。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很黄很暴力”的传统绵延不绝的根源。重表态、轻思考，重形式、轻内容，重在做了、轻做了什么……
到底怎么办呢？曾经生活在谎言政治国家的哈维尔列举了一些方法：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阅和不零买报导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这样的办法也不知道行不行得通，不过那一条“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好象就很难照办，想想杨帆事件，一个本来就是以思想吸引人的大学教授都不允许学生对他的暴力语言表示拒绝，何况口含天宪的官员呢！
January 22 你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20年前的一位老师在电话里问，你听出来我是谁了吗？彼时我正在烦乱之中，回道：是谁赶紧说，我哪里猜得到！对方才报出让我尴尬的名号来。哎，当时的情景就是想骂娘都不知找谁去骂了。
自从那个疯狂的石头热起来以后，“猜猜我是谁”几乎成了你好我好的熟语了。而我的不耐烦很可能在乡亲那里被解读成不念旧情。可是，我哪里知道你是谁，你直接说你是谁我不就知道你是谁就不再顶撞你是谁了吗？
天气不好，过度豪饮之后的过度虚弱，结果就是无名虚火过度上升。我深刻的感觉到万事皆虚无的悲凉，我越来越喜欢在深夜独自坐在书房里，这个时候我甚至能够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后脑常常有些凉意。
我想，那凉意是不是上苍给予我的暗示？是的，我已经能够坐得住了，对于外边的事情和人，大抵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说，部分的失去了兴趣。老朋友来到这个城市，希望我晚上出去坐坐，也推脱了。
事业？还有事业吗？我无非就是一架比较认真的工作着的机器而已。认真是因为秉性如此，心性如此；也因此，我对于现在的很多单位还在搞什么先进优秀之类的忙碌不以为然。有意思吗？
实际上，我的这种取消一切的想法本身也是荒唐的。什么是意思呢？我每天看这个世界上的热闹事，而这些事情都有一个影响的场域，细究起来，还是脱不了一个意义的追问。可见，这样的追问本身也是值得追问的。
我的老师说你听出来我是谁了吗？我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了。比如，在这样冰冷的深沉的夜，在这样一片荒凉的荒唐的城市中，在我自己日见沧桑的心事里。好象，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不好意思问。
January 20 雪地上的人影散乱 如果不是漫天大雪的话，凌晨两点这个辰光，环卫工人早早的已经在哗啦哗啦的“划拉”了。早些时候，住在东苑的时候，每每能够在静静的夜里听到这样的响动。这样的划拉声或者伴着入眠，或者就是催着早起的号令了。
现在没有。一场浩荡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城市，满眼间白茫茫一片，城市的色调乏味而单纯。大雪成了人们的盛大节日，在无边无际的湿润中，喝酒，行走，或者沉沉睡去。而环卫工人也不必一大早一下一下的划拉了。
我们在雪地里走，人影散乱，偶或有个把人在马路上扶着树干呕，异响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老远。仅仅从那略显夸张的声音，很难判断出那些个饮酒的先生是否快意，或者快意到底几斤几两。那个身影还有点像从前的自己呢。
雪是雨的精魂。不过很多时候，却是常常用来渲染潦倒落魄背运的人的心事浩茫。天地一体，物我两忘，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看起来是发达得很呢。比如风雪山神庙里的林冲，比如康熙朝那个没能当上皇帝的十四阿哥胤禵。
“（林冲）与差拨一同辞管营，两个取路投草料场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早下得密了，但见：凛凛严凝雾气昏，空中祥瑞降纷纷。须臾四野难分路，顷刻千山不见痕。银世界，玉乾坤，望中隐隐接昆仑。若还下到三更后，仿佛填平玉帝门。”
“大清康熙六十一年的隆冬，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降落。这雪，给山河大地披上一层银装，又好像在为刚刚去世的老皇上康熙戴孝致哀。山峦起伏之间，风搅雪，雪裹风，掀起阵阵狂飙。这骤然而来的暴风雪，也仿佛在预示着新建立的雍正王朝那不平静的朝局。
“这场大雪来得奇怪，它一下就下了整整一个冬天。东起奉天，北至热河，由山东河南又到山西甘陕各地，处处冷得出奇，雪也下得特别。它时而是零零散散飘着的细碎的雪花，时而又是滚滚团团漫天洒落的大片鹅毛。或星星点点，或铺天盖地，白皑皑，亮晶晶，迷迷茫茫，一片混沌。山峦，河流，道路，村舍，都变成了浑然一体的雪原，到处都是银白色的世界。”
离家乡的山川景物远了，很少再能看到那浑然一体的雪原了。城市是另外一种雪原，人的雪原。同样的“风搅雪，雪裹风，掀起阵阵狂飙”。叹息是没有用的，只能偷闲自己找点自在、寻点乐趣罢了。
January 19 百年波伏娃能否依然引领女性解放 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这个叫做波伏娃的法国女性，往往被看作女权主义（或称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的，代表人物，不仅著书代言，更兼身体力行。在“不能忍受缺乏激情的日子”的漫长岁月里，她，和提及她就不能不提及的作家萨特一起，制造诸如出契约式婚姻、四角伴侣、偶然爱情等种种堪称惊世骇俗的男女情事。
她和他的行状，即使在向来不乏浪漫传统的法国亦属特立独行。很多人认为他（她）们的作为简直就是伤风败俗、道德沦丧，就连他们共同的朋友加缪对此也颇不以为然。他们的情人一个个远引而去，躲回家庭，并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疗伤又不断被往事灼伤。当然，现在已经很难揣测，她和他会不会为此产生些许失落或者反思？ 与很多人一样，青年女子波伏娃对于婚姻也曾有过种种设计，她这样设想，“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命中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别于我的一类人，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的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
如果仅从这些文字获得的印象判断，相信很多人见怪不怪，这样相携相随的生活图景不正是我们习见的“正常”图景么？与本朝经典唱词：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路数嘛。然而，如同《情人》开头那个场景一样，她遇见了萨特，遇见了那个激发她性别意识的男子萨特，开始了相互51年的纠缠与撕扯。
波伏娃和萨特的故事，是为男女之间的双城记。很多人用乐观的美好的笔触描画，她和他尽管分分合合，却“形散神不散”，始终相互吸引，以对方的存在确认自己的存在。即便各自与各自情人的缠绵，也互不隐瞒对方、相互分享体验。她他的情人之间也彼此熟识，甚至发生重叠的恋情。这样的记录看得多了，我开始怀疑其中的真诚。
好在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书信、自传，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从容审视这一出似乎是理想的“双城记”。或许，正是因为与萨特数十年的感情纠葛，使她在“身体力行”以及旁观的同时，承受了许多身为女人的痛苦。在不断有新鲜的女孩子走到萨特身边的过程中，波伏娃全面反思妇女的身份和处境，写出了被誉为西方女性圣经的《第二性》。
坦白地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第二性》还是显得过于冗长沉闷了。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的其实只是简约的妇女解放的概念罢了。“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这是《第二性》中的一句名言，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可能更熟悉更喜欢更容易接受这样明确的话语。或者说，指导人们生活思想的，有时只是一句电光火石的话语呢。
明确、响亮的话语，再拼接上与所爱的人自由自在的爱情生活，这大概就是很多人想象中女权主义的西方图景，大概也是许多人想象中的中国的女性理想：“像男人那样自由”。只是，这样的误读往往让我们走了老远却又“鬼打墙”一般绕了回来，试想，如果争取了很久，“争取到的不过是和“第一性”一样的地位，又是怎样的悖论呢？
“娜拉走了以后会怎样？”这个话题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讨论争执的焦点，在于争取女性经济的独立；到了纪念波伏娃诞辰百年的时候，经济独立似乎已经不再是理论假设，人们可能更关注女性的精神解放和人格独立。而波伏娃，也逐渐因为中国女性自身解放的进展和困境，越来越呈现出平实的一面，从女性英雄回归到女人。
这样，经由波伏娃，我们清晰地看见这个时代依然面临的性别困境。这个困境是如此纷纭复杂，一般论者往往评价波伏娃的《第二性》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古代神话和民俗学等诸多领域，以为波伏娃博学的验证。殊不知，女性问题或者说性别问题，其所能够牵扯到的领域或许比上边所列更为繁杂。
女性的忧郁就是全社会的忧郁。某种程度上，性别问题已经上升为一种性别政治。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男女关系一向比较单向度的国家，情形可能更为芜杂。我们也曾有过特别鼓吹女权的时期，即便在当下，仍然不乏片面强调孰高孰低的论者。在过度自由和消除歧视之间，似乎永远呈现出翘翘板一样难以拿捏平衡的状态。
一生致力于男女平权的波伏娃在《清算已毕》的文章中写道，“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这样的话语，可以理解为一个女人临终前的爱情宣言，也可以被认为是对自己身为女人无法摆脱的“第二性”的别样认同。是的，对于波伏娃这样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她感情上的身体力行又有多少可资借鉴的成分？
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不仅是社会的，更是女性自身的。女人的自由不单单是女人的身体的自由，而根本上是人的自由、人的精神的解放。这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永不枯竭的母题，无论中西，概莫能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波伏娃以自己个体的生命体验烛照了女性个性解放的艰难历程。或许这正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为珍贵的精神价值。
这里所理解的“生命体验”，固然包含波伏娃异乎常人的情感经历，也涵盖了她超越这些经历之上对女性成长环境的理性审视，当然，还包括其生命后期所参与的社会活动。1970年，当波伏娃和游行队伍一起，在街头高呼“我们只生想要的孩子，想要的孩子才可爱”的时候，其所唤醒的应该是女性的自我意识、人的精神解放。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想，重要的是克服盲目跟风，不要轻判高下，认真面对日日必须面对的性别困境。口号永远隔膜于鲜活生动的庸常生活，理论当然止步于男欢女爱的融合交流。满城尽说“女性主义”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潮起潮落百年间，我们迎来了一个非对抗、去专制、不强迫的多元化时代。我们欢呼这样的多元化背景，并在其中寻找到自己、成就自己。
January 18 是不是也应该跟着愤怒啊 刚看到这样一个倡议性质的表达，张了张嘴巴，觉得不太好说。关于这个电影、这个小说，或者是这个东东所反映的人性和历史，现在看来，很难表达合适了。好在我写《人性的幽暗与情色的撕扯》的时候，还没有读到这个倡议，不然肯定失语。公开信如下。
就《色，戒》事件致海内外华人的联署公开信
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一场最大规模的抗争，也是近代以来民族意识的一次最彻底的动员。在这场坚忍惨烈的反侵略战争中，无数男女老少为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赴汤蹈火，其身虽殁，其志长存，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磐石砥柱。这其中，郑苹如以柔肩担大义，舍身殉国，其行其名，虽经历史风雨而终不能灭。 在其身后，先是无良文人张爱玲以小说《色，戒》篡改郑苹如的心迹事迹，以个人情欲解构民族大义；而后李安的电影《色，戒》，变本加厉，以赤裸卑污的色情凌辱、强暴抗日烈士的志行和名节。这种公然践踏我民族情感和伦理的举动，对于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华儿女来说，都不可容忍。
2007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而草写此稿的今天，恰值南京大屠杀70年纪念日。当此之际，回想逝去的英烈和千百万无辜死难同胞，我们倍感和平的珍贵，也更加感念无数先行者为有尊严的和平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在此，我们以这篇简短文字强烈谴责《色，戒》之流玷污中华民族精神的卑劣行径，同时表达我们对先烈的崇敬之心，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与全球和平的祈愿。 2007年12月13日 ——签名者很多，名气大的小的没有名气的，都有。文艺之与历史、政治须臾不可分割，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或者说，我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冷静客观的叙述这件事情，与，民族记忆有关的大是大非问题，岂能坐得住。 January 17 落雪的政治 石家庄也落雪了。或者说，除了北京之外，雪花也飘落到石家庄了。
在满世界白茫茫中一点点往前挪，一边听着电台里的絮叨。但闻中央电台应该很美丽的播音员讲，“北京飘下今年第一场雪。北京市气象台于10时40分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气象专家表示，目前北京的路面温度较低，可能出现结冰……”说着说着，语气中表露出对“瑞雪”的欣喜，最后，说，“雪花也飘到了石家庄、太原等地。”
图穷匕见啊。给我们这里的人民带来那么多欢乐，甚至包括一点小小不言的麻烦的雪，居然是一个“也”。怎么听怎么像是北京把剩下来的雪匀兑给我们小地方的，还大大方方的布施过来的。难道连那个什么的雪都势利到先紧着北京，最后才轮到地方的地步啦？那个天空不是也不太好分得太清嘛！
这只是一个落雪的事情，比这个更甚的事情以往说的太多了。我想了又想，命名为“落雪的政治”。可惜的是，没有人能够上去说说，以后落雪的时候也应该先紧着北京，北京说好了，才可以轮到四夷。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够把雪花的形状改一改，落到北京的最好是五个角的，最不济也应该是圆圆的灯笼模样的。
外地？石家庄？随便下吧，有什么下什么，也不用挑挑拣拣了。就那几个破楼，城不城乡不乡的不伦不类；那几个又大又乱的市场，落雪以后更难看的要命，下什么不是下。麦子？麦子自然需要厚厚的棉被，可你看看，那个叫做石家庄的城市周围麦子越来越少了，除了专门开发房地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很多麦子地都让公安局或者什么局盖别墅了……
大雪遮盖了丑陋，大雪还凸显了原本很严重的地缘政治。据说，明后天接着落雪，只是不知道，接下来的雪是上海剩下来的呢，还是天津剩下来的？从空间分布上看，似乎天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
January 16 谁的发展、谁的和谐 “他们和乡上县里是一伙的，我们拦挡得厉害了，派出所就把我拷起来了。”眼前这个黑黑的女人语速很快，我没有感到有什么听觉障碍，她来自承德，那口话清清朗朗，好象镶了金边似的，好听，不过叙述的却是百姓求告无门的苦难。看那语速很快的嘴，我想起那个什么《快嘴李翠莲》的故事，哎，还是笑不出来。
她的承包土地被乡里给了外边的老板开矿，山里本来地少，一开矿基本什么都没有了。她当时也是用这口好听的京腔跟矿主争执的，可惜那个老板听不出好听来，电话招来警察，把她抓到看守所，十天。还好，因为是女的，人家没打。出来后，矿主就把她起诉到了法院，索赔四万大块，因为影响了工期……
黑黑的女人一个劲说，“没法活了”，“没处说理了”。出于条件反射，我想劝说她把前途看得亮堂些，嘴动了动，没说；还是出于条件反射，我想拍胸脯打包票很仗义的说你的事我们管定了，嘴动了动，还是没说。我不能给她一个空洞的光明，我也不能承担她寄托在我们身上的对于这个社会最后底线的虚妄希望。
今日之农村是谁家之天下？是农民吗？那些跑到农民世代居住生息的地方开采矿产的人，他们为什么对于原住民没有一点尊重呢？这样频频发生的掠夺事件完全把一部分人抛弃了，他们只是这个共和国名义上的主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被另外一拨主人糟蹋得满目创痍，基本上不适宜人类生活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其实与目前的土地所有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农民没有土地，农民力量弱小且分散，如果仅仅株守田园还可维持基本生活，而一旦进入市场，只能任人宰割。任何一股外来的力量都可能摧毁他们最后的栖息地，更别说这些力量是在基层政府作为帮凶的前提下、打着发展的旗号来的了。
学者近年来频频关注三农，这里边，农和地的关系，最为耐人琢磨。千百年以降，行的无非就是彼此消长的关系。农民手里地少了，革命；革命成功了，代言人又开始聚敛土地，再革命……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不论多寡，土地一直是私有的，是属于具体的人的。直到后来土地归属了国家，农民才统统成了承包者。
国家往往是无暇料理这些事情的，“所有者”缺位现象在前几年坊间议论比较热火，这两年不大提及了，但问题依然存在。区别只在于，原先作为国家财产的工厂什么的都归属个人了，只有土地还在最后留守，于是那些可怜的农民们只好陪着留守，其遭遇赤裸裸的掠夺命运，基本上是注定了的。
承德好山好水，在那里是山川峰峦呆一阵子，整个心思和莽苍苍的大地都融合在一起了。每一次造访，都有不同的感受。然而，这样一片曾经被统治集团圈禁的土地，如今在发展的冲动下，已经不复往日的宁静了，从黑黑的女人的叙述中，我悲哀地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个人其实都是无能为力的。
January 15 城管被打为何群众还要叫好 这是一个别有意味的故事，辛苦的城管执法人员在清理摊贩乱摆放的物品时，遭到野蛮摊主殴打，而围观群众不仅没有人上前帮助这些为民整治环境的执法者，反而大声叫好。描述这个事情的记者这样写道：“但令队员们痛心的是，见到被打受伤的城管人员，围观群众反倒大声叫好。”（2008年1月13日《江南都市报》）
挨打的是城管人员，如果置换成工商管理人员、交通稽征人员、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干脆就是拆迁办人员，情况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我想，这些一样理直气壮的执法人员大概或许也可能得到群众的欢呼和叫好吧。这样的叫好同样也可能让这些真理在握的人员们感到寒心、痛心的。
群众为什么对这些分明是遭到了袭击的执法人员大声叫好呢？他们是真的分不清是非、不懂得道理的愚民吗？在他们拍掌欢呼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是幸灾乐祸多一些还是畅快解气多一些，抑或这些人根本上就是在起哄架秧子无论谁挨打他们都会叫好都会拍掌的鲁迅批评过的看客？
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笼统的概念“群众”似乎还是分得清基本的是非好坏贤不肖的。理性的光芒从来没有在他们中间熄灭，正义的呼声也从来不会悄然消失。他们之所在在某些不应该发出笑声的地方笑得前仰后合，破坏了环境的和谐，恐怕这些地方确实有些东西值得认真斟酌和参详。
以上边所述城管挨打事件来说，那两个城管执法人员确实可能是在正当的时候正当的地点进行着合法的行为，他们遭遇的阻击确实值得同情。但是，如果把这样的执法行为放置到城市人民的记忆之中去考量，那些从现实中看到的、从新闻中得来的关于城管施暴的印象就会左右他们的判断。
这里我没有使用“妖魔化”这个语词，直到目前，我还没有认为以城管为代表的中国某些执法队伍赢得的恶形象，是有人在别有用心制造出来的。常言道，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走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可爱的城管队伍没有走出来一个崭新的受人尊敬的形象，想来，是抱怨不得别人的。
比如，2008年一开局，湖北天门城管行业的同仁就干了一票大买卖，居然把一个拍摄记录他们对村民施暴的旁观者活活打死了；参与打死人的这些城管执法人员全部是正式在编人员，居然没有一个是临时聘用人员。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地居然准备给死者魏文华申报烈士称号。
有勤于思考的公民质疑了，如果魏文华被评为烈士的话，那么那些打死他的城管执法人员又该如何定性呢？刘胡兰、黄继光可都是烈士啊，他们面对的可是万恶的反动派……2007年在北京追打小摊贩时被捅死的城管中队长倒是被评为了烈士，可那个捅死人的小贩崔英杰赢得了多少同情和怜惜！
让很多人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一对儿原本对立的矛盾里边，为什么会和谐共存着两个主体呢？这或许是目前我们这些执法人员面临的最大尴尬。当崔英杰伤害北京城管的案子沸沸扬扬的时候，著名的老兵魏巍也向公众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也为退伍兵崔英杰说情，不要杀他！
他说，城管人员决不能学旧社会的警察那样蛮横霸道，动辙罚款没收，敲诈勒索，打砸摊点，滥施虎狼之威。常言说得好，“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满脑子形式主义，虚荣观念。为了自己的“政绩”，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无视人民的生计，高调地提出什么“构建无摊城市”，想把这些小商小贩统统“驱除出境”，这就不能不把这些不幸的人群打入另册了。这才是发生一些大小悲剧的根源。
他说，有一个老干部，住在一条小街上，他亲自看到，一个小商小贩在被城管人员追赶时惊慌地喊道：“鬼子来了！”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呀！要懂得，今天，小商小贩中，大多数是不幸的下岗工人、复员战士和城市贫民，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道路上求生存者。他们的困难是很多的，对他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热爱和帮助。
魏巍的话很动感情，对于城管人员的劝诫和批评很诚恳，我想，老人应该说清楚了城管挨打了为什么围观群众还要大声叫好的背景。就是说，这些号称为人民服务的人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执法的宗旨，忘记了权力的来源，当然也就丧失了群众的拥护，群众不帮着打太平拳已经不错了。
January 14 十大流行语应该包括“通胀”、“散步” 2007年度媒体流行语公布，在册的是十七大、嫦娥一号、民生、香港回归十周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廉租房、奥运火炬手、基民、中日关系、全球气候变化。这些语词确实很“流行”，名实相符，很可以被各方面接受。
不过，我期望的“通胀”和“散步”没有在册。尽管，老百姓现在就生活在通货膨胀的边缘；尽管，很多时候我们也想像厦门和上海的市民一样，希望用散步的方式纾解外来的压力。
一度遮掩的通胀进入2008以后，越来越明朗起来了，各级政府都在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动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全方位阻击物价上涨。想想看，在一个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几十年的国家里，政府再这样举动作为可能有效吗？ 在通货膨胀的治理上，我们需要的是调和鼎鼐的大智慧，而不是给困难群体发一点生活补贴的小恩小惠。而散步，一般而言，我是不会主动去的，我担心自己运气不够好，遇不到一个像厦门市长那样的市长。
2005年十大流行语出来的时候，我写了一个东西，质疑流行语能否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现在看来，当时的文章还是过度热情了。这样的选举和评比，不过是一个参照而已，完全没有必要太过当回事儿。 真实的社会生活是什么？问题是没有一个相对一致的理解和看法，每个人和每个人的都不一样，何来真实？即便是俗套的说，那就相对真实，“相对”不就是参考参考的意思？可见，这不过是一部分解释世界的话语而已。
比如说，“年度媒体流行语真实反映并高度概括了一年当中的国内政策举措、社会重大事件、百姓关注焦点以及国际风云变幻。不同年度的媒体流行语的变迁正是一幅动态变化的历史画卷”，这样的评价有些超高了。 不过，就其某一个分类看，还是不错的，比如民生专题，“经济适用房、法定节假日调整、手机单向收费、农村低保、民生净福利指标、惠农政策、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税起征点、交强险费率浮动、农村合作医疗”，这些词语大体涵盖了我们面临的民生状况。
既然民生专题已经有了这么多大家关心的话语，通货膨胀、散步什么的，暂时缺席也无伤大雅。或者乐观一点说，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两样东西很可能将贯穿2008一年，那么，到明年这个时候再筛选流行语的时候，再入选吧。 你想想，如果政府解决不了城管部队的无法无天，如果政府不能很好约束自己的权力，如果发展的冲动还是超越和谐的诉求，人民怕是依然选择自由的散步，以这样温和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
至于通货膨胀就更不必细说了，2008年肯定是一个坎，这个坎既考验百姓的承受能力，同时也考验政府的智慧。民生的所有福祉，实际上都牵系在这上边，处理的顺利与否都将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转折点之一。 更为紧要的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心理的问题，这也是有关人士一直避讳这个语词的顾忌所在。如果从构建合理社会心理防范机制上看，每年过完之后评选热词，还不如新年开始之时遴选可能热的语词，选准了，或可未雨绸缪。 January 13 定州乡建学院走到尽头了 与其说等来的是一个坏消息，还不如说这是一个一开始就注定会到来的无可奈何的结局。成立于2003年7月的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到了2007年终于走到了尽头，关闭了。消息是《经济观察报》披露出来的，该报记者在2007年的岁末再度造访翟城村，证实了这个消息。村子里边那所曾经热火朝天的学校院子一派冷冷清清，大门口的几个牌子只剩下了翟城村合作社一块还在那里招摇——据说，今后在中国农村兴办各式各样的合作社，将会是今后一段时间农民合作组织的一种主要方式，上边很提倡的。
晏阳初乡村建设运动在定州一定意义上的“复活”，在我看来，还是比较让人充满期待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向来是“政策专家”比“行动专家”多，也更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优势。大批的政策专家每年都能够在适当的地方表达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忧思，其间也不乏真知灼见的有识之士，其对于农民苦难的悲悯应该说也不是虚妄的；但是，多少年来，他们的思路仍停留在居高临下的“改造”农民上，停留在千方百计的“治理”农村上，其对农业的“重视”往往异化为形形色色的榨取——早些榨取的是粮食，近年来则变为了土地。
以学者温铁军为旗帜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开始就强调“行动”，无论是来这里讲学还是接受培训，他们都首先要身体力行、接触真实的农村生活，以此作为认知的第一步。我还记得2004年的夏天，我来造访的时候，与来自北京等地的受训学员一起参加劳动，大家都无所顾忌的投入到劳动中间，只有我，还站在那里傻子一样的旁观。那情景，让我很久以后想起来都感到窘迫。我不断思忖：我本来也很喜欢劳动，我曾经从事过现在看起来很繁重的劳动，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场合下反倒有些拿捏？仅仅是没有思想准备吗？
说，总归是容易的。实际上，在来到翟城村以前，我还是进行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的，对于温铁军教授倡导的指导农民进行合作、建设生态农业等等思路很是认同的。在学院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自食其力者，所谓的培训更像是古代的书院教育，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劳动、共同解决遇到的困惑。只是为什么理念性的东西一撞到现实，就有些局促起来了呢？我想，这或许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的通病，也正是类似的乡村建设学院试图矫正的社会病。当然，最后乡建学院的关闭，或许正是因为理念在现实面前的惨痛碰壁。
按照一开始的设计，乡村建设学院的主要工作包括免费培训农民，即“劳动者免费就学”；推动农民合作组织与城市健康消费的对接，探索城乡良性互动的新形式。概括起来，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的“试验”，即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试验和生态农业试验。那几年时间，这个偏僻的平原村落确实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人才培养的试验影响尤其广泛，不仅仅是定州市的农民，全国各地的农民领袖们和知名学者从各地涌了过来，翟城村的这所学校很有点像当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很快就具有了全国性的知名度。
这样的知名度，这样的农村领袖与城市知识精英的大范围社会流动，在当下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不说也知道，是会让很多人不安的。于是，这所以培训为主的学校，2005年以后就拿不到合法的主管部门审批，成为非法的“超范围办学”了。而生态农业的试验，也因为无法与农民的高市场期望值对接，基本上没有展开。当地农民似乎还没有能够认识到“生态农业”对于自身的重要性，尽管这已经是全球的大势。“生态”种植出来的粮食，产量、价格根本不具备市场竞争力，无法说服农民，夫复何言？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唱挽歌只是早晚的事情了。乡建学院的遭遇，并不比其他任何事情的遭遇更糟糕。毕竟，经过这些年这些人这些事的熏陶，在板结的土地上呵了一些热气。据说，四年时间，有数百名农民在这里接受了培训，这个数字可能比较微薄，但根据我个人的一次观察，这些真正扎根中国乡村的“泥腿子”往往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能量。现在活跃在新闻中的南方一些农村的乡村建设试验者，很多都造访过大平原上的这所学校。他们如今都在自己的家乡探索一个让农民在呆得住、有尊严的“活法”。
很多人把创办者温铁军概括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民间的自下而上的努力改良社会。他说：“我们实际上仍然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和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现在看来，中国乡村多年以来积累下的治理矛盾，并不仅仅是一个温和的改良者所能承当的。一个人、一群人，当然可以践行一种思路，如果这种思路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话，我们当然要坚定不移的坚持下去。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实践者，需要在反复的培训和教化中，真正看到农民觉醒后的行动的身影。
January 12 “杨帆事件”折射中国当代教育伦理失范 也来说说“杨帆事件”，毕竟小老儿也在讲堂上站了好几年，吃过那么多的粉笔灰——那会儿还不时兴电化教育，教学基本上还是个力气活儿。声竭力嘶地喊一上午，其他事件基本上都哑火了，看上去，倒是温文尔雅，像个传说中的老师的样子。闲话说完，正经的说，在我看来，眼下这个什么杨帆事件正在偏离严肃的讨论，而越来越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娱乐化品质。
从头说来。事发当日（1月4日），杨帆在自己的课堂上大骂未到堂学生是畜生，并锁门点名，与准备离去的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媒体就是这么说的，“肢体冲突”，多暧昧啊。7日，同是法大教师的副教授萧瀚即在网上表示，杨帆辱骂学生在先，有违师道。“以杨教授的日常行为而论，该女生不但不是错，而且还是自发的正当的尊严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表现。”
当事人杨帆在稍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声称，“这个事件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呵，天塌下来了。1月11日，萧瀚以挽救当下的糟糕局面为理由提出辞职。在辞职声明中，萧瀚说自己“和杨帆教授往日无私怨，今日无私仇，但是我和他有不共戴天的公仇，就是来自教师伦理之仇”。（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本来不是“局中人”，却勇敢（或者说莽撞）地跳将出来进行公共表达的萧瀚，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教师伦理？或者把概念的范围稍稍扩大一下，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伦理以维系、调和、重建师生关系？
不管承认不承认还是在哪一个层面上承认，我们目前的师生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危机。见诸媒体的“辱师事件”、“虐生事件”甚至“杨帆事件”，不过是危机的极端表现罢了。把这些危机个例定性为“师生关系紧张”，同样是息事宁人各打五十大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做只能把表象背后的问题掩饰起来，并不能厘清什么、解决什么。
在我看来，师生关系紧张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师生双方深刻的互相不信任。在不信任的情绪背景下，师生关系前所未有的堕落、破落、零落。
从弟子问学——师者施教这一对最基本的关系上分析，问者、教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堕落为功利主义的互相利用。师生都比较关注对方的可利用价值，衡量的眼光不再聚焦在人和学问上，而是集中在各自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关系上。这也是官员学生的导师多为名教授、研究生大都称呼导师为老板的缘由。
在功利主义思路的驱使下，传统的为所有人向往的温和师生关系迅速异化，而焦躁、暴戾、武断的风气却在校园里潜滋暗长，有时候连表面的一点体面也不再保有，甚至明目张胆的大行其道。时不时的，像杨帆教授与女生发生肢体冲突一样，以这种令社会大众目瞪口呆的行状溢出校园，成为街谈巷议的公共事件。
师生双方的互相不信任还体现在缺乏认真的追问和反思上。几乎每一次事件在演进过程中，都会演绎成为一个具有娱乐品质的故事，故事中，当事各方不论是否愿意都被涂抹成娱乐剧的角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什么也剩不下，风行水上，波澜不惊，大不了再发生一次，以愉悦大众贫乏的生活，刺激人们淡忘的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帆事件”的主角杨帆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其实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这个事件“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地步”。话很大，想必也会招来社会上关心这一事件的人的更猛烈的批判。但如果从如何重建教育伦理这一宏大的课题看，称其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并无什么不合适。教育不就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么！
查《礼记·学记》（实际上我并喜欢总是引经据典的，不过这样引了很踏实，可以把一部分责任分给经典）有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这大概就是杨帆教授及其支持者所谓的“师道尊严”的出处。多少年来，师者每每引用这样的话以捍卫师者的尊严，在这样的强势下，学生的个性自由和创新精神受到挤压，因而每每遭到反弹，传统的历史合理性也在新的社会伦理条件下被屡屡质疑。
其实，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追求平等。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中，平等的资源向来比较稀缺，体现在师生关系上，更是如此。惟其稀缺，更应该戮力以求，建设一种崭新的有助于师生双方身心愉悦的关系，以挽救教育伦理全面堕落的危机。当然，在这样的重建中，师者、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更具有主动性。
现在“杨帆事件”还在沸沸扬扬的进行中，而且已经有了萧瀚副教授认真的追问和反思，不知道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官员们有没有能力接过这个球，切实的展开有关师道尊严的讨论，认真追问和反思教育秩序的混乱，平等的而不是粗暴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人文的而不是实用的，讨论中国当下面临的教育伦理危机，并澄清一些误区和迷局。
如果讨论果能获得一些我们久违了的共识，比如大学的包容、人格的平等、爱与善良、教学相长、推己及人……云云，则不仅仅是大学师生的福音，同样也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就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博客上撰文评价萧瀚那样，“对于这种特立独行之人予以包容，正是高校的希望所在——自由孕育真知。” January 11 改革需要公民参与 2008年了，这个年份对应着30年前一个特殊的年份，所以，改革的声浪、纪念改革的声浪格外汹涌，似乎是一股遏止不住的潮流在推着人往前走、认真思考。一般而言，人们都爱讲，30年中国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接下来的，就是“顺理成章”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了——是不是那么一回事且不论，仅仅说着就比较慷慨激昂，具有无可比拟的煽动性和诱惑力。
就像学者朱学勤说的那样：似乎看到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思想在破局？不破局也不行了。广东不是在提倡解放思想吗？改革开放已经30年，当初能进入这个30年，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能否保持改革开放，使之进入第二个30年，去弊化利？关键之一也是思想能否解放。希望此后30年能换个说法，变“改革开放”为“开放改革”，让人们参与改革，开放对改革的各种思考、各种意见、各种争论。
他接着说，2007年开始，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引用艾青的诗句：若问中国的希望，去问开化的大地，问解冻的河流。2007年结束，吴仪副总理公开说她即将退休，退休以后不担任官方、民间任何职务，希望人们彻底忘记她。这大概是我30年来看技术官员这一代较有思想个性的一句话，在健康社会只不过是一句大白话，居然引起民间热议，人们反而忘不了！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
从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看，虽然我们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样的改革话语，但几乎所有的改动，其实都艰难、繁难、困难，一大堆难题。也许正是因为变动的不容易，变动的不愿意，或许才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几千年延续。当代中国不能自外于这个规律，大家不妨想想，我们的改革历程仅仅以30年的光景看，是不是一样的体现不容易、不愿意？算下来，那是怎样的曲折反复呢！
因为难，我们这个国家往往容易成就呼唤改革的改革家，那些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疾言厉色雷厉风行豪情万丈云云，折射在娱乐作品中，几乎形象造型都是雷同的。从浩淼的历史长河一直到眼下，大家还是对于能够进行慷慨陈辞者葆有足够的敬意。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种潜意识的存在，实际上也是那一年很多人面对总理“地雷阵”、“万丈深渊”的形象表述时受到强烈震撼的精神诱因。
燕赵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大丈夫一咏三叹……这样的风骨天然的对于芸芸众生有吸引力、感召力。大众只需要做热情呼应的人民，在很多改革家那里，就很可以了。这样，中国改革进行了不知凡几，制造出来的不是空头的改革家，就是糊里糊涂跟着只管响应却很少独立人格的群氓。一遭不成功，隔一些年份，重新启蒙，重新开张，重新改革。坠入所谓的“历史周期率”。
仅仅呼唤改革的改革家大抵是不会切实教育民众的。他们需要享受的是“牧民”的快感，他们能够掌控的也不过是一群没有思想的躯壳。真正能够参与改革的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改革家”看来，不是时机不成熟，就是协调成本高会影响效率。公民都产生不出来，何谈公民社会呢？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推动改革最主要最强大的动力从哪里来的问题。
也因为这样，我更关注中国目前经济社会中公民人格的养成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最为重要的课题。往前追，最合适的导师大概应该算鲁迅，鲁迅先生提出的“改造国民性”问题，可谓切中肯綮。可惜的是，我们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把鲁迅高高架了起来的同时，也把他的思想束之高阁，再也不提什么国民性的问题了。几十年时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造就了几代顺民。
顺民必须解禁，思想当然开放。那些呼唤改革的改革家，如果真的愿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30年之后，再推动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许应该首先注意从培养公民人格做起，这样的路径尽管慢一些，但稳妥，接地气，能够在不断的时间积累中，积累下宝贵的真气。最后，可能会在“开化的大地”上，形成公民社会成长发育的空间。果如此，事情就会变得好办一些。
January 10 为什么只有89岁的艺术家才肯说真话 吴冠中说，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技术只是一个手段，学技术比较容易。情怀是多年的人格，多方面因缘修来的结果，这个是最重要的。
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画院偶尔给政府完成某个项目，画一些历史画，画家就忘了艺术是什么，出来的产品往往都是垃圾。美国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说，科协制度不取消，中国的科学上不去。美协也是
这样。
我觉得人事派别之争是主要的，艺术之争是表面的。这些争论、斗争导致了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了，出钱就给你办。
凡是创新，都是斗争出来的；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艺术家泛滥，空头美术家、流氓美术家很多，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
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朱德群、赵无极在法国自由地开花，是法国花园里的玫瑰花。我回到祖国，面朝黄土背朝天，是鲁迅作品里写到的腊梅花。我是这么一步步苦出来的，这样的经验也只有我有，生活和命运造就了我的作品。
——这些带刺的“腊梅”话语，再一次响亮在我们的耳边。老先生真是敢言，敢言人之心中或许都有却未必能够说出来的话语。美术家的情怀问题、美术团体有否必要存在的问题、艺术的身价问题、创新问题、艺术家的命运问题，问题意识在艺术家渐渐老去的时候，才真实的浮现了出来，并以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措辞方式表达出来，让人感佩，让人叹息。
吴冠中是怎样一位画家？从目前可见的文字看，毁誉都比较突出，毁者认为他的画还不如“随便找一个五岁左右、没有受过训练的小孩”画得好。即便那位著名的画坛点将者陈传席先生，也认为吴冠中“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中国传统，甚至不懂中国文化”；而誉者则认为其是“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文化界向来如此，纷纷扰扰的比较驳杂，外行判断起来根本就是无从下嘴，只好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做出自己的判断好了。
不谈具体的作品，也不论其是不是懂得中国文化，仅就吴老先生上边谈到的诸多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确实是困扰了并将继续阻挠中国美术发展的桎梏。也可能，老先生的某些见解有些偏颇，比如把画院美协统统比做妓院，说得有些痛快有些过火。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很多画院很多美协变得跟妓院一样寡鲜廉耻，惟利是图；再比如说政府给定的项目产生出来的大画，也有画得好的，不是垃圾的，像首都机场的《泼水节》不也是命题作文吗？
某些见解的激烈掩盖不了思想的光芒，或者干脆说，很多话之所以强调到极致，就是要以这样的“过度表达”来引起注意。只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只要从事件本身出发，应该可能会理解这一点的。再说了，为什么只有一团和气的乡愿才是我们的榜样？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耳朵变得娇嫩起来，不再能够听得了“不一致”的意见？艺术云者，不就是在不断的坚持与抗争中生发、成熟起来的？如果连允许质疑的勇气都没有的话，最多只配做一个独裁式的“艺术家”。
此外，观诸吴冠中大嘴事件，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像这样应该成为常识的大实话，要一个已经89岁的老人来激烈的表达？而且老人在表达时不自觉的表现出了壮怀激烈的意味。那些青年才俊哪里去了？那些中年精英哪里去了？大家既然已经投身艺术，为什么不能同时投注一份热忱投注一份责任在其中呢？联想2006年、2007年陈丹青先生关于美术教育方面措辞激烈的批评，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激动之余，往往也看到了这个领域的空泛和苍白。
其实，诸如上边的提问，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的说辞而已。大家都在利益的局中，真正愿意打破平衡的，只能是无所顾忌的那些、不再打算在这里混的那些。陈丹青，原本就是海归，与国内美术圈子若即若离的；而吴冠中，一是“我都这个年纪了！”二是人家本身就是法兰西院士，跨国的。艺术界如此，其他圈子的情形大体相类，不会好多少，也不会更坏。比如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若干领域，只要把“艺术”两个字置换一下，继续这样讲，大体是讲得通的。
几乎可以想见，2008年1月9日吴冠中在媒体上发表的这一番言论会使他招致如何猛烈的还击，那样的情形，在他此前抨击美协画院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预演过一次了。尽管那一次美协领导人的回击过于拙劣，居然以如果取消了美协，政府安排的大画将何以组织来应对，但毕竟表明了态度。这一次，可能因为话语打击面更大，因而招致的回应可能更大更激烈。也好，早就应该撕破这样的一团和气了，吴冠中说的好，创新不能讲和谐。不然，如何发展？
不过，无论如何，吴冠中“这一个”老先生都不会招致茅于轼“那一个”老先生那样的漫天攻讦。区别就在于得罪的对象是谁？是圈子里边的专家还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January 09 谁的农村 省里搞了一个新农村的房屋建设图纸，一共100个样式，说是要依据这个样子在全省农村推广的。一览之下，眼前一亮，接着更亮，晃得我有些发晕。于是心里存有一些疑惑，这是谁心目中的农村呢？
问题似乎有些蠢，谁的农村？当然是农村人的农村啊！其实不然，仅就图纸上展示的这些村舍看，游泳池、轿车、玻璃飘窗……就不全是农村人的农村，而部分的搀杂了城市人的视角，属于城里人想象中的田园。
我看到，绝大多数图版都非常漂亮，漂亮得让人不舍得放手：要是能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多好啊。其中一幅图版上还有陶渊明先生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云云，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行走坐卧的，应该都是高人。
而我们省农村的情况远远没有这样轻松，收入连续多年没有增长，货币性收入更是过分依赖外出务工，农村公共事务一向缺乏投入，多年以来的惯性一直主导着经济生活……在这样的艰难中，如画美庐的推广，亦难矣。
那么，难道仅仅因为艰难就不作为了吗？不是的。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先后次序，农村的日子更是如此。在农民看来，需求也是分层次的，譬如目下，最紧要的当属增收问题，教育问题，那么，住宅美化就要稍稍往后放一下。
并不是农民不喜欢住宅的花团锦簇，也不是农村不需要环保的宜居的人文的风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的农民其实是最善于装扮生活的。为什么？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把脚踩在大地上的，他们最认可自然的美。
只不过，在几十年上百年“现代化”的裹挟下，进入货币化社会的农民已经气喘吁吁，招架不过来了。其所入，依靠的是产出很低的农业，其所出却要加入全球化的市场，其脆弱的经济能力如何支付得起？
前两年，河北大地上刮过一阵“生态文明村”的风，风气所及，倒也切实解决了一些村落的公共事务完全无人料理的难题，刷了刷墙，修了修路，挖了挖沟，但面上看到的，也不过仅此而已，更深层次的，似乎还没来得及触及。
这一次，要修房子了。在我看来，善意固然满满的，但同样未必奏效。为什么？还是老问题，农民增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进而言之，农村政治经济结构没有理顺，仅仅修一些房子，只是比刷墙深入了一些，还不够。
农村是谁的农村？首先，它是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的存身之所，农民在这里生活、生产；其次，它是全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农村，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城乡之间应该能够实现良性的流动，走动走动。
所谓的新农村建设，我想，大致应该按照次序，按照紧要程度，进行不同程度的满足。比如眼下，应该先满足农民方便、卫生、舒适的诉求；接下来，再满足怀有乡思的城里人“性本爱丘山”的诉求——那就真的和谐了。
January 08 做好默片也不容易 “记者的家”“骨灰级斑竹”牛吃草写了一个新年贺词模样的东西，我看到之后，觉得很正经，也有些沉痛，不过，自己还是同意他对于时下新闻环境以及新闻人的努力的一些判断的。贴过来，作为时代在人心灵上的印痕之一种吧：
“时间之河在我们身边悄无声息地流淌，万籁俱寂中，我在接近冰点的凌晨陪着记者的家等待已经不是明天的明天。
“正是昼夜交替的时候，夜色，依然没有褪去，2007，却已经过去。这是一封迟来的写给新年的信，因为踌躇和彷徨。也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依旧在走着前年的路，多半是那么默默无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回不到过去，也看不到将来。这是一个默片的时代，用破碎的黑白镜头记录我们自己吧，并努力去标记一些无声的旁白。
“无声，有时胜过有声。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无声中继续见证着一个民间话语时代的到来。看看那条无声的时间之河，在静静流淌的水面之下，有水草在河床上丛生，那些摇曳的生命，充满着活力和韧性，涤荡着浑浊与泥沙。感谢这些看似柔弱而纤细的个体，正是它们，为过去的一年，在看不见的水下，带来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
“东方，真的有些微微泛红了，温暖如同婴儿熟睡的脸庞，让人怀着期待等待第一缕阳光。
“这是记者的家的第九个新年。我们用了九年的时间去诠释激情，直到发现激情已经模糊了我们的眼睛。家中那些咫尺天涯，遥遥相望的兄弟们，请接受我每年此刻的祝福，在一切都无力改变之时，请允许我们坚持。就如相信这黎明前的阳光，刹那间会将一切点亮。是的，我们坚持，因为我们相信阳光。”
我说这些文字“正经”，可能是因为它的亮色，一抹亮色，就像先生鲁迅在《雪》最后写下的，“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人，尤其是努力前行着的人，总是需要一些亮色来振作一下精神的。也因此，牛吃草说“东方，真的有些微微泛红了”云云。如果抹去时间，说它是大革命时期的左翼文字，好象也无不可？
这就涉及到“沉痛”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号称言论昌明的时代，动辄还要“默片”，岂不哀哉？而实情往往大于感受，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过在装糊涂罢了。天下滔滔皆是也，日子总得过吧？
新闻是什么？说好听些，或者搬运一些西方说法，什么了望者、什么啄木鸟、什么第四权力，不过是一种缺乏归属而强自找来的说辞罢。根本的情形是新闻大概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情境而存在，它注定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智力水平同步前进，有时候，它是血水，有时候又是血水里的孩子。就这样。
我从不鄙薄理想，也格外尊敬有理想的人，但我从来不会活在理想当中。在理想的驱使下做出愚蠢的举动，在我们这个原本就缺乏想象的国家里，还少吗？
有人埋头翻阅1949前后三年的旧报纸，整理出一些彼时的文字，复活了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世界，那个时代的爱和痛，积极和消极，丑陋和进步……都扑面而来。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空望过去，不免恍惚。那是哪一种我们希望的真实呢？历史细节还是时代情绪？意识形态还是思维方式？
这个世界并不都是二元的，介于二者之间的所谓中间状态，实在是一个浩瀚的海洋，可惜，弄明白这一点，我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直到眼下，依然有人在以阳光和黑暗来划分世界，阐释社会，每念及此，不能不让人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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