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平原，也一反往日的单调，层次复杂的黄叶、青青的小麦让视野所及丰富而灿烂。

     还有飘零。

     那些叶子的将落未落、颓然委地，都给人一种别样的感受。

     我想，只要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丰富而敏感，也不需要什么专职的诗人了，更不要说给他们安排个一级二级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诗人。

     我希望一种自足的认真的安静的生活，或者是激荡的亢奋的热情的……生活。只要不是窝囊的、猥琐的、压抑的，就可以了。

     昨天，在沧州的早晨，我看着太阳一点点透出云层，心中有些释然。

     这个曾经热闹得无以复加的苍老的沧州，此刻，正在广播里教导市民行路看看红绿灯。

     原先行船的时候，不知道用不用教导。

     我的心本来一片荒凉，可是，我在沧州的海边看到了更广袤的荒凉。

     在这个萧条的季节。在这个繁华褪尽的时代。这种空旷的荒凉，马上击中了我。

     于是，在我的回程中，路边黄灿灿的树叶就是我心灵的底色了。

    

     10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份《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突出表现在克扣拖欠报酬、缺乏权益保障、生活质量不高这三个方面。报告指出，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而农民工们每月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平均为47元。

     尊敬的国家统计局又在统计常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取样的？

 

 

 

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
——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
2006-10-25
王丽
    编者按：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对国家图书馆

馆长任继愈进行了一次专访。话题涉及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

学之道等。任先生发表了坦率的看法。现刊出如下，以飨读者。
    王丽（以下简称王）：您是研究中国哲学和历史的，您认为中国传统历史文

化在基础教育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任继愈（以下简称任）：现在已经成了断层。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孩子对古

代的东西非常隔膜，尽管数理化考得非常好，奥林匹克竞赛得过奖。我去看过安

徽的少年班。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少年班要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光学这个

科技不行，这跟外国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王：那您觉得跟语文课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任：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

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

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

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

年的成果。

    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汉字做了简化。今天除了中国台湾之外，大陆的

孩子都不认识繁体字了。

    任：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

的“台”字，本来是“臺”，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

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

展。“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

禧太後”。挂了两天，结果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

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

成“千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王：这是为什么呢？

    任：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这一并就回不去

了。比方“斗争”和“北斗星”的“斗”，“斗争”是简化字，但“北斗星”不

是简化字。还有“干部”的“干”和“才干”的“干”，“大动干戈”的“干”

，它们是不一样的。现在都变成一个，这样就乱了。

    王：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混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会认会写繁体字

的人越来越少了。比方像我，现在看古书是没问题，但具体让我说出今天某个简

化字在简化之前是怎么写的，我也不清楚。

    任：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识繁用简。这样念古代文学作品不

会不认识。你比方唐朝诗人叫做“朱庆馀”，现在简化成“朱庆余”，那不变成

“庆我”了吗？

    王：那您觉得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这一点？

    任：中学语文老师和编辑应该有这个责任，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字要加个括

号注在后头。我说不用考学生，也不用叫老师教，就这样小学六年、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12年熏陶,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他看《西游记》

，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这不是很好的事

情吗？

    王：那您觉得这样做的长远意义是什么？

    任：就是普及啊。文化不中断，不形成断层啊。我希望你中学语文能把这点

做到，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

    王：我知道您主持整理了一批古代典籍，您觉得以后能有多少人看懂呢？

    任：如果繁体字识繁用简能够做到，就能看得下去，就不会中断。

    王：前段时间有一个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教育部部长周济讲话，要求大学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任：我觉得现在中学和大学都有一个问题，课程排得太满，没有学生自己的

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爱好，跟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的，出来一个模样，这样不

会出人才，有人才也埋没掉了。我的孙子就是这样。在念中学，他没有自学的时

间，课外看书的机会几乎没有，一天到晚做题做题。

    王：现在的问题是，孩子即使有时间也不想看书，因为在学校里整天对着书

本，像一个人吃一样东西吃太多了，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排斥心理，损坏了孩子的

阅读欲望。

    任：还有中学应该有写字课。有了电脑以后，字都不会写了，提笔忘字。

    王：您说得很对。其实写字课不仅仅是把字写得好看点，这里边也是培养孩

子的一种感情，对自己语言文字的感情，这本身也就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啊。而且

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具体的，是渗透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

    任：我上学有写字课。我孩子那会儿也有写字课。她是老三届的。你可能晚

一点？

    王：我也有。印象中每天下午第一节课就是写字课。我家就跟学校隔着一条

河，中午回家吃完饭，要带着砚台、毛笔和墨上学校。下午第一节就写字，下了

课还要到小河边去洗笔，当时感觉挺麻烦的。

    任：只有汉字才形成一种独立的书法艺术。你看那个英文是不行的。还有那

个日文，是从汉字演变过来的，它作为书法就差一点，所以他们的书法仍然是汉

字。那个韩文更连不起来，好像一把把钥匙，书写的美没有了。

    王：没有结构和韵律的美。

    任：不过有些东西我们自己没有了，人家却还保留着。比方北京的馒头是没

有馅儿的。《红楼梦》里头妙玉“几千年铁门槛，只剩一个土馒头”，这里的“

馒头”其实是说包子。《水浒传》孙二娘开店卖人肉馒头，也是包子。日本现在

把包子还叫馒头。

    王：我们温州也管包子叫馒头。我以前一直不明白，现在看来叫“馒头”才

是正宗的传统。

    任：古代社会也是这样的，叫做“礼失求诸野”。

    王：我前不久看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您的采访。您当时说的有一句话

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恢复科举制度”。为什么？

    任：我说的是制度，不是内容。我觉得科举制度的基础是放在自学上。老师

提出要求，怎么学我不管，我要你成果。我觉得国家不要办那么大的大学，也不

要那么多的学校，不要国家都包下来。家长自己会想办法培养孩子的。现在没有

自学了，都是灌输灌输，从幼儿园里就开始灌输。

    王：我最近出差去了一趟长沙，去看了岳麓书院。我发现其实当时的讲学是

质疑问难，带有研讨性质。书院请了各地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学，也是互相切磋交

流。

    任：科举制度很隆重，很严格的。凡舞弊，有腰斩的，有充军的。鲁迅的父

亲就是因为受考试舞弊案的牵连，搞得倾家荡产。清朝已经腐败了，但教育还是

抓得很严。现在我们这个舞弊无孔不入。你看看，从上到下，没法说。我在北大

多年，胡适的孩子考了三次没考取，其实要是说一句话不就考上了嘛。蒋梦麟带

着他女儿看榜，西南联大没有，没有就没有了呗。我就看北大解放以后有变化，

高干子弟可以随便进。你看看毛主席的女儿、邓小平的、贺龙的，多了。我想没

有照顾就进不去的。我眼看着北大滑坡的。现在什么争创一流，那时联大就是一

流。现在生怕别人把自己看低了，对自己没信心。

    王：您在西南联大读了几年？

    任：九年。抗战八年，回来后又等了一年，因为清华被日本军队当做马厩，

要修复。那时体育不及格不让毕业。诗人吴宓你知道吗？留学晚了一年，让他学

游泳去。我的老师汤用彤，学了三年没学好，就留在清华。现在大家都讲“两弹

一星“，其实文科也不少，只不过不重视，不提了，重理轻文。闻一多的《诗经

》为什么讲得好，云南的少数民族最多，22个，那些民歌啊，舞蹈啊，帮助你理

解《诗经》，是活的，活化石在那儿摆着呢，跟考据是不一样的。

    王：它不是几千年前的古董，而是活的历史，活的生活。

    任：我觉得我们的民族很伟大，不是读了书才伟大，是文化传统的伟大。

    王：那您觉得我们教育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继承传统？

    任：学历史。历史可以补充政治课。章士钊有句话叫“灭人之国先去其史”

。

    王：可是历史也离我们今天生活很远啊？

    任：可以讲故事。中国孩子不知道“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七七卢

沟桥事变”怎么行？并不是60周年才纪念一次，那下一次该到120周年了。你看我

那一辈人从国外回来，是放弃国外优裕条件参加抗战。北大化学系有个教授叫傅

鹰。他说我为什么回来，我听见英国军舰叫“紫石英”号，在长江里头，解放军

就开炮打它，把它打跑了。他说这样我可以回去了，因为国民党不敢开这个炮。

长江是中国的内河，我们是不准外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河的。其实那时是一批人，

不只是钱学森一个。北大冯友兰1945年去了美国，1946年回来。离港的时候，美

国人说，你这个护照得留着。抗战期间，因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国，出入不用签证

，很宝贵。冯友兰说，我不回来了，我也不要了。

    王：您觉得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任：我今年90岁了，好时光很少。

    王：那应该还是有的吧。

    任：那现在也是好时光。刚解放时是好时光。

    王：为什么？

    任：国家站起来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了，而且基层干部、党员作楷模，吃苦

在前，享受在后。那时北大校长，长工资时自己让一让。解放后最大的损失是文

化大革命说假话成风，不敢说真话。过后要改过来也比较难，还是套话空话连篇

，言不由衷，背领导讲话，而且专欣赏这种人，提拔这种人。

    王：那天在电话里您说到现在整个社会的汉语水平下降，要补救已经晚了。

    任：是啊，现在大学一年级不学语文，博士生文理不通。我们大学一年级必

须学国文，不及格不能升班。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李广田、沈从文都教过

大一国文，林庚在清华讲过大一国文。讲课闻一多讲，改卷是林庚改，就是当助

教。

    王：现在有一个现象，大学生毕业时，英语过不了四级就拿不到毕业证书，

语文水平怎么不行却都可以。

    任：民族自卑感。法国就不是这样的。2005年高考，广东的语文试卷有一道

古文翻译，交白卷一万份。林则徐的名字也不知道。还有去年大学生辩论，得第

一的居然是留学生一方。惊心动魄！

    王：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任：理想高中不用分科，学生视野广阔，不会过早地钻在数理化堆里。这样

他们以后适应社会能力也比较强。现在我们那些专家是竹竿形的，很细很细，常

识也不够。人是一个整体。

    王：任先生，谢谢您接受采访。

 

　　尤努斯表示，目前孟加拉乡村银行67%的资金来自借款人，中国可以考虑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限制，最终允许它们吸收存款，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

 

 

       如此表示，应该可以看作是政策有所松动的前兆吧。这样的声音，实际上也部分回应了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尤努斯的质疑。

       不过，中国的事情一向比较复杂，绝不象一些美好的设计那么单纯，因此，即便“逐步放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限制，最终允许它们吸收存款”，也还是要谨慎行事，加强管理。我们不能把事业的成功建立在个别人的品德高尚上。

      凡事，一大了，控制就不灵活，所以，我们应该考虑适合我们自己国情的方案——这样的官话，确实也是中国社会的实情。

 

     入秋久矣，有秋水之思焉。

     城市的天空仅仅明净是不够的，还应该把倒影下在一江清冽中。而河北，几十年来已经没有江或河了。平原上依然站立的老桥，徒有“济”的表情罢了。

     水库？说：“太监是一个不完整的男人”；说，水库是一条不完整的江河。它的臃肿和干巴，世所罕见，遑论秋水之清明高远。

 

 

 

 

 

 

 
冰点时评
期待“大北京规划” 让北京与河北双赢
 
2006-10-24
涂涂
     10月21日，吴良镛领衔的课题组发布《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提出“首都地区”和“新畿辅”，代替几年前提出的“大北京”概念。作为一位已经84岁的老人，吴良镛先生长期关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拳拳之心，令人感佩。老人家如此，也正体现了那一代学人做学问的“烟火气息”；当然，也充盈着先生对斯地斯民悲悯的救世情怀。
     我现在还记得，“大北京规划”设想刚提出来的时候，社会各界给予了热烈的回应。按照先生一贯的思想脉络，我当时理解，所谓“大北京”，应该是北京和北京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确切说，就是北京也必须带动周边的河北共同发展。这既是北京的责任，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可惜的是，这个本来很美好、很和谐的规划，硬是被一些人弄得变味了。大约2002年的时候，在河北省举办的一个经济贸易洽谈会上，先生的学生，一位清华教授在会上阐述“大北京规划”。听着听着，我觉出了不对劲：原来规划的共同发展，怎么就成了河北应该无私奉献？于是，会后就向此君发问：你在讲演中一再强调河北应该如何如何配合北京经济发展，那么，河北的利益何在？记得当时这位教授很是不屑于我的“短视”，我由此也印证了自己的疑惑：在相当一些官员、一些学者那里，“大北京”的蓝图，只有北京，并无河北；北京清晰可辨，而河北则只是一圈模糊的存在。

     其后，舆论上谈论很多，实际上行动很少。公众的印象中，是北京越来越和谐健康，而河北则越来越像那个“乡下的闰土”一样，木讷而寡言；或者像絮叨的祥林嫂一般，不停地叨叨自己家的日子，希望北京能不能从手指头缝里漏点油水：“生态补偿”、“产业转移”、“第二机场”……

     现实又是什么呢？北京继续在河北干枯的胸脯上汲取。以调水为例，南水北调石家庄以北的工程早早完工了，河北中南部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四个大水库已经被插上了管子，随时可取水，河北北边本已旱极，却是频频调水。每每看到北京报纸兴奋地欢呼，又从河北调水多少多少立方的时候，作为一个河北人，我感觉很酸楚。

     及至此前不久，一份关于京津贫困带调查报告的出笼，才把河北的贫困真切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原来大北京周边竟然还有珠串一样的24个国家级贫困县、270万贫困人口！当然，报告的视角还是北京视角：如此大患将会对北京的安全形成威胁，云云。实际上，河北的穷困由来已久，且一直得不到切实解决。众多专心于排列现代化时间表的学者，大概并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这些地区真实的人生罢。畿辅之地，难道只应该深沟巨堑、长作腹地？

     现在，吴良镛先生提出“新畿辅”，构想很好，一些提法也明显带有一以贯之的和谐意味：“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应以京津走廊为枢轴，以环渤海湾的‘大滨海地区’为新兴发展带，以城镇密集地区为传统发展带，以燕山和太行山区为生态文化带，构筑‘一轴三带’的空间发展格局。”“在交通方面，将北京规划的七环路向外扩大至京冀交界处，连接涿州、固安、廊坊等小城镇，缓解中心城市压力。”期待此次的“大北京规划”能让北京和河北双赢。

   
 

 

 

    《财经》秋之刊有一个专题“赤裸草原”，大致不是在回忆日渐逝去的游牧文化，而是着眼于那个曾经托起游牧民族的草原生态。当青青草原为漫天黄沙替代的时候，这个民族所有的勇武和不羁，都在一个夏季消弭了。

 

10月20日，中央电视台直播一个纪念长征的文艺晚会。

一开场就是宏大叙事，堪称壮美。

我看了一会儿，放弃了。

太宏大，就不是叙事了。

在我看来，能够宏大而不空泛的，当代一人而已。

毛。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别人大都是狗尾续貂，充其量，上气不接下气。

红楼梦说得好，大有大的难处……

长征这样的大事件，一般的气量，难说。

 

 

    1936年10月19日，也就是，70年前的今天，鲁迅停止了呼吸。数日之后，这个瘦小的先生身上覆盖着的旗帜出殡。

      一、民族魂不仅仅是一面旗帜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抹不去鲁迅的痕迹。不断地批评鲁迅，周期性的纪念鲁迅，甚至貌似客观的“还原”人间鲁迅，都是因为，大家面对的时间、空间虽有诸多改变，却并无根本的改观。某报刊曾经著文说，“何必言必称鲁迅”，正好验证了鲁迅的难以遗忘。鲁迅，已经成为我们无法绕过的文化标志。

     说平和一点，他的存在给我们架构了观照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谱系，就像郁达夫说的那样，要想通过阅读来了解中国，只有一条捷径，就是读鲁迅，读懂了鲁迅，也就懂得了中国的一半。

     说激烈一点，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固然影响到国人的心灵性情。但由于外侮内乱的不间断，国民信仰的不确定，在更深层次的民族性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绍兴人半个多世纪前的“谶语”笼罩中。

     我们注意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论者往往针对其个体人格做一些无聊的猜测，并以此作为评价的依据，“人性化”的攻击，有时候还颇有些成效。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早在1936年苏雪林的评论中，就已经出现了。

      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屡屡掀起声讨、质疑的浪潮，每每又归于平静，总体上的社会评价，仍然回到“民族魂”上头。要知道，那可是1936年先生出殡的时候，“好事者”覆盖在他身上的一面旗帜。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这边厢，激动的论者的脸色刚刚褪色，那边，枯瘦的、丰润的、粗壮的手臂又在一张张面目不清的脸孔上方挥舞了。可见，议论的平息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先生的消失也不表示其所关心的问题的消失。甚至，那些从中国文化渊深处拎来的问题，因着中国当代社会快速的发展，而快速地放大了。

     

     二、智慧和阴冷是一个生命的两端

     鲁迅身上既有中华民族最为精粹的文化和智慧，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阴冷的思想意识和冰凉的社会判断。文学之于他，不会是无忧谷主的象牙塔；社会之于他，也不会是苦雨斋里的散淡人。鲁迅背负了太多太多的沉重，“横站”在变动不拘的社会上，周围是无所谓敌友的无物之阵，心事浩茫却又无可依傍。

     1934年春，鲁迅重提“染缸”理论：“每一新思想，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片……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不仅如此，鲁迅提炼出来的诸多词汇，均表达了他对于中国民族性的深刻认知。“看客”、“奴才”、“历史的螺旋”、“窃火者”、“呐喊”、“流言”、“救救孩子”、“拿来主义”……这些语词，如同一个个进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密码，解密着那庞大的存在。

      事实上，这些判断往往使他成为一个孤立的异端。拥护者和批判者都不能真正理解他，而是从各自现实需要出发，随意把标签贴到他的额头上。某种意义上讲，“青年导师”的溢美之词与“世故老人”的恶谥，并无太大差别，所取视角不同而已。

     近来有学者张灏提出一个很有涵盖力的概念：“幽暗意识”，认为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会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

     据此我们认为，幽暗意识也体现在鲁迅对于社会的观照和解读中。鲁迅给人印象中的“阴冷”，实则是明白揭示出人性中的黑暗势力。他的正视和省悟是如此之坦荡，以致于让诸多习惯于“苟活”、或者迅速“脱胎换骨”的人很难适应和接受。

     或曰，中国历史如同一场场“戏法”，“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受欺的，否则就更无聊。”“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花边文学》）这样的夫子自道，实际上明白说出了当时及其后多年自己遭遇“深恶”的原因。

     再往后，我们从那位著名的作家王小波所提炼出来的“花剌子模国的信使”的概念上，尚能清晰看到鲁迅先生的痕迹：花剌子模国国王喜欢听到自己军队胜利的好消息，报告失败的信使往往会被喂了老虎，报告胜利的信使则得到赏赐，于是信使带来的就只剩下好消息啦……

     于是，点破了历史真相的鲁迅先生往往被指为“刻毒”、“世故”、“阴冷”啦。

 

      三、发现个体意识与独立精神

      大凡伟大的人物，他的身上总囊括了丰厚的历史与时代气象，体现着时代的精神，承载着时代的重负，同时也隐含了未来思想发展的可能性。鲁迅正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之一。

     以鲁迅所处时代，参照当下，可以比拟的是，我们都处在时代大变局的转型期。区别在于，鲁迅的时代，是绵延二千年的传统文化思想、政治体制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是新旧文化大混乱、大激荡的时代；而我们的时代，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未有之伟大转型时代，是中西文化大激荡、大融合的时代。

     鲁迅当年的呐喊、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对于未来的畅想，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鉴于其思想的博大渊深，以及容易产生多义性的危险，我愿意特别强调他的个体意识和独立精神。而且，我真诚地相信，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完善，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石。

     尽管鲁迅一向被视为左联领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就鲁迅主观意志而言，似乎从未产生过“领袖意识”，从不阿附，从来都能或者都在主张自己的独立表达。其一生所深恶痛绝者，不仅仅是君王的专制，更有“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假“民主”。

     他主张，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民主制度，都必须建立在国民素质之上，因此，必须“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纵览鲁迅一生，可以说，基本上保持了这样的“尊个性”和“张精神”的品质。这样的品质，在那个风雨飘摇、名词漫天飞的时代，坚持之不易，从其同时代诸君的摇摆不定中，当可以想见。

     林贤治先生说：“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周围的世界，从来未曾因它的蔓延而发生燎原大火；它是属于灵魂的，光和热直接转化为个体的实践性而非群体的事件性。”

     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所谓“多元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判断多元化，话语意见多元化……社会资源配置从曾经普惠大众的扩散趋势，正在呈现重新积聚的趋势，社会不平大量出现，对于和谐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寻找一种恒定的、共同认可的价值，当属艰难之至。而个体意识和独立精神之可贵，也显而易见。

     我们认为，如果非要寻找鲁迅先生的当代价值，“个体的实践性”应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穷人银行家与孙大午的几点比对
 
     孙大午，河北徐水县大午农贸集团董事长，一个道德近乎完美的亿万富豪。1989年开始创办企业以来，一直把企业的发展与群众的共同富裕作为同等重要的诉求。思想上倡导民主共和，讲求道德；行动上修路办学，注重平等。几年间，不间断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大学演讲，描述自己重建农村金融的设想、改造社会的理想，甚至提出中国《乡村组织法》。
     2003年，因言获罪也好、树大招风也罢，多种原因归结到一条“非法吸收公众储蓄”的罪名上，孙大午锒铛入狱。当年末，接受了当地法院判三缓四的判决结果后，孙大午回到了自己十多年来亲手建设起来的大午庄园。
     何谓“非法吸收公众储蓄”？就是把企业职工、周边群众手中的余钱借来，作为企业发展的润滑剂，民间俗称“集资”。孙大午的集资与一般非法集资不同之处在于，从动机看，没有诈骗的故意；从过程看，没有欺骗的性质；从结果看，没有挥霍的走向，主要用于企业的再生产以及办学上，而且企业完全有能力偿还这样的借款。他的行为的核心在于，把零散的钱集中起来，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尤诺斯，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个把资金贷给穷人特别是贫困妇女的银行家。尤诺斯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孟加拉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从1974年开始，从27美元(贷给吉大港大学附近村庄的一名妇女)微不足道的贷款艰难起步；1983年，尤努斯创立了乡村银行，专门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微额贷款，以帮助他们实现个体创业。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他的银行发展成为拥有近四百万借款者(96%为妇女)、1277个分行(分行遍及46620个村庄)、12546个员工、贷款总额达40多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8.89%的庞大的银行网络。
     其为贫困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成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银行信用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现在有23个国家仿效格莱珉乡村银行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农村信贷体系。就连美国这样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成功地建立了格莱珉网络并有效实施反贫困项目。
 
      比较中国和孟加拉这两个国家两位有志于为穷人做事的人的做法，我们的嘴巴可能会久久不能闭合。
     ◆孙大午的理想路径依然是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努力而未果的做法：以大众受教育启发民智，以精英办实业实现救国。而尤诺斯的路径相比较而言要简单许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用自己的努力帮助贫弱的人站立起来。
     ◆孙大午的背景是一个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做法、管制依然很严格的经济制度：银行高度垄断；市场不仅有块的割据，更有条的瓜分，所谓“八个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法律几乎成为部门利益的代言……
     尤诺斯在孟加拉却可以自己创办乡村银行，可以逐步发展壮大成庞大的银行网络，吸储之外，还可以自由放贷。拿到他的小额度贷款的贫困农妇，大都能自行创业……
　　◆孙大午的努力无论如何都渗透着一种改造社会的政治味道，这一点不论他主观上承认与否，都使得他的经济努力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利的影响。比如他在大午庄园修建的敬儒祠、塑起的孔子塑像，以及口口声声的“让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等等，别人歌唱〈团结就是胜利〉时可以这样唱，他一讲，似乎味道就变了。
     尤诺斯却显然没有这样的忧虑，他的言论也没有让人看出任何的政治诉求的企图或者歧义。
     ◆孙大午呈现给公众更多的是对于制度的愤怒或者无奈，这个悲情英雄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一个范本，被不断解读。其在中国社会上获得的呼应，更多的是一种深广的浩叹，一种发声之后注定被销蚀的大音。
     而尤诺斯的形象却给了民众无边的希望，他说：“如果我们把给予富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而已。”
 
     鉴于这些明显的差异，“淮桔成枳”，我认为，现下大家似乎不必对于尤诺斯的穷人银行做法表现出过多的热情。

 

 

     来自经济观察报的消息称，商务部11日发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出了终结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信号：外资利用将从过去注重以外资投入拉动经济总量增长，向着重引进技术、管理、人才促进自主产业升级转变，注重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融合和创新，提高利用外资促进自主创新的能力。

　　这意味着，多年来实施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将终结。商务部《规划》的新动向就是，将逐步并轨内外资企业政策，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粗放型外贸已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压低价格的规模优势已是明日黄花。”专家说。

      或者直接说，千方百计引进外资、千方百计加大出口的政策导向可能会受到遏止。

      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之引起诟病，并非刚刚发生的事情，关于其后果，商务部长薄熙来曾在不同场合反复算一笔账，“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而社会上频频发生的侵害中国劳工的事件，也从舆论上对外资的肆虐形成了压力。中国开放30年来，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自主创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关于这种自主创新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不能不对决策层产生影响。

     不过，真正“终结”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就目前情形看，尚有一些难题有待解决。

     最大的难题是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协调问题。商务部筹划终止的、减弱的，或许正是地方政府希望强化的、正在强化的。比如一些外资涉足的大项目、比如现在已经动员起来的国内县一级政府甚至乡镇一级政府的引资热情。

     从经验看，上边的政策肯定能在下边促成“对策”。最终，使得政策的成色衰减。

     还有一个问题是外资的游说能力。赚钱的外资总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外资，一旦适应，势必会有国内的势力集团替他讨价还价，这在国内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最后一点则是能够引起政治家足够警惕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目前“自主创新”的呼声中，比较左倾的那一部分声音。这样的声音如果主宰了讨论，甚至形成舆论合力，政治家可能担心其会断送掉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想念苏子的人很多，想念其某一方面的人更多。平头百姓，或者是谬称文人的人，大都会把这个人的一点一滴拿出来晾晒一番。也好，中国文化最本真的东西，就在这样的晾晒中，累积。

     比如说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比如深情，“十年生死两茫茫”；比如豪壮，“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比如超逸，“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玉宇琼楼，高处不胜寒。”比如空明，“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独少闲人如吾二人耳”。还比如吃肉（东坡肉）、纳妾（朝云）等。

     走在苏子出生的土地上，感受着“千年诗书城”的现代气息，我竭力想象着这样一个读书人的心境。

     实际上，自从20岁出川名动天下始，苏东坡与天府之国的关系大约就很淡漠了。大宋那么多州，足够他老人家一个个溜达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州当然是概说的，还有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颖州、扬州，其间也少不了吾乡河北定州。

     行走遍及天下，胸中自然会蕴藉各地山川风物。酝酿既久，遂融会贯通，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耳。

     屡遭劫难，行路不畅，苏子是如何排解的？我想，应该有这样几个可以依凭的“枝”（何枝可倚），大自然壮丽婉约的景致；朋辈亲人的唱和；儒与佛的交替作用；或者还有侍妾朝云的服侍？

     至于世界观什么的，说不好了。

 

今天的群聚有些没有意思。或许，我是自取其辱。

看来，仅仅慎独，不够；在我们这个挨挨挤挤的地儿，更应该慎群。

我本来已经决心很定的样子，时间一晃悠，忘了。记吃不记打。

说话倒无所谓了，说了好几年，好的、坏的后果都承受了。剩下还有什么呢？

慎群。

人和人，说远就远。

希望所谓的沟通、理解、宽恕什么的，等吧。

 

 

 

另，今天有几件事：

和谐社会既定；（点评：这大概是我们的主政者建设和谐的开始，今后怎样，未可知。）

超女雕塑完成；（点评：没有女性特征的超女将成为我们生活的时尚，灾难耶？幸福耶？）

胡润富豪榜出笼，中国首富白手起家；（点评：只有白痴起家的人才相信这样的鬼话。）

……

 

 

     清朝历史数落的差不多的时候，明史趋热。“传奇皇帝朱元璋”、“正说明史”什么的都来了。很好，这样的钩沉，非常符合时代以及时代中的个体的要求。

     说朱元璋，我最是兴味盎然的，是他对于自家身世的坦荡：……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

     据说，这些写在安徽凤阳明陵《御制皇陵碑》里的文字，是朱皇帝亲自写就的。之前，已经有大臣写了两稿了，朱皇帝均不满意，才率尔操刀的。

     不满意是因为大臣们多溢美之辞，还东找西找，给朱皇帝找来一个显赫的祖先，大宋朱熹。结果，朱皇帝不买账：我的父亲当年穷困潦倒，不用掩饰这一点，直说无妨，还可以警策后世子孙。

     几百年过去了，中国农民依然“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令人心思彷徨。

     这会儿有学者说了，中国已经有能力实现全民的社保了，最低生活保障的阳光可以照射在沟沟坎坎的农民身上了。学者的论证严谨，很有说服力。不过，据河北反馈来的消息称，河北省民政厅居然说河北已经实现了对于农民的保障，在全国还是领先的。全省保障了68万人。云云。

     这就是中国的社保现状。

     你需要什么，我的兜里就有什么；你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掏出什么。比如原先说的农业补贴、占地费用什么的，都有着很好的说辞。

     直到你不说话为止。而农业的艰辛依旧，农民的彷徨依旧。

 

 

十五已经过去了，月亮还在东边的楼顶上，越看越伤心。

昏黄的、混沌的、一脸无辜的月亮。

贴在城市天空上的生动的面孔。

我的孤独和彷徨，我的艰辛和无望都在这样的冷冷注视下生发。
还有，忙碌以及没有目的的游走。

城市这么大，月亮那么小。

有时候，人的信心就像月亮，清冷而藐远。

有时候，自信却又像庞大无边的城市，没有来由的虚胖。

我是哪一种呢？

月亮的影子、城市的天空？

还是城市的影子、月亮的天空？

说，韬其光，养其晦，慢慢的，人也就老去了。

是的，论韬晦，人比不过月。

那么，就——顺其自然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