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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 独孤 孤独其实是无解的。盖缘于人性本来就是孤独的,一个个人就像一棵棵树一样,尽管彼此喜欢挨挨挤挤聚集在一处,却总归要独自临风。偶或有些牵连、缠绕,像舒婷的诗作《致橡树》赞美的那样,也是个例,当不得真的。 至于说彼此的竞争、抢夺阳光和水分,大概只要到原始森林走一走就会看得很明白:粗壮高大的越来越粗壮高大,纤弱者大概很少有机会长起来了。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森林才显得枝叶纷披,繁复美艳的。有谁知道,整体性的丰富是以个体的泯灭为代价的? 我曾经很喜欢热闹,但每每繁华散尽看到那一地碎屑时,才深切地感受到苍凉和悲怆。特别是每年入秋以后,情绪的郁结就会越来越浓重。总想排解,总想从书卷中那些孤高之士的行迹中探究一些法子。结论却并不乐观,原因很简单,有大抱负者自然会面临着更大的孤独。 不过,也有例外。很多人喜欢很多人鄙夷的胡兰成,有句话深得我心:“真正的文人,我想他对着书桌纸笔时必有着如对天地神明的虔敬端正的。因为好的文章如风,吹得世间水流花开,此风是惟有从神境而来。” 他说,做什么只管做就可以了,你面对的并不是前后左右,而是头顶的神明——实际上就是那一个大大的自我。这是一个有包容的、完全自足的存在,并不是说别人的不存在,而是要给自己一个健步如飞的理由。胡兰成举出的例子是张爱玲,或者还有一个朱天文。 我想,也只能如此了。又想,这些时候闹得热闹的黄健翔事件,其实根本原因在于黄没有搞明白,他在以喧闹这样的“繁华”寻找孤独。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很可能除了一地鸡毛之外,不会再有什么成果性的东西。 11月27日 书生气 书生这个称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是带有贬义的。即或是中性的去说,也是偏于负面的评价。“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人书生气”,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嘲笑书生的大书。也难怪,在那个豪强割据、英雄遍地的乱世,书生的议论总归是比不上壮士的刀头带血。
而今如何?不怎么样。前些时候的《亮剑》等于又在呼唤久违了的野性、狼性。书生气即使能够得到承认,也是经过野蛮的磨砺方可。可见,时光流逝,一种文化的核心其实并没有与时俱进。它总是潜藏在人性的角落,一有机会,自然蓬勃而出。
我从小就被人视为书呆子,当时还不怎么服气:也就是没有机会,你等着瞧……果然,机会没有等来,人却还是个书呆子,为了好听些,我自称书生。岂料书生气更为害人,成年以来的坎坷艰难,与身上的书生气着实有关。
老杜说,“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沉痛固沉痛,可是,三年的奔走与个人的书生气却是有很大关系的。可悲的是,我没有老杜的才华,却仓皇奔走了何止三年? 11月24日 一个老人和一座老桥 一个老人几十年一贯看守一座老桥。今年5月,老桥晋身国保;今年10月,文物部门从桥头移走保管的“石老婆儿”在文教局院子里失窃;一个月后的今天,老人抱憾去世。
老人叫秦植恒,67岁,献县单桥村人。他的家就在历史上北京德州的大道旁。大道上有一座特殊的桥——单桥,横跨在滹沱河上,数百年的重负,桥身辙痕深深。老人和老桥,实际上已经达成很好的默契。
穷县不幸拥有了厚重的文物,难以承载不说,还给看管的人带来很多麻烦。在这种磨合和冲撞中,体质不好的人不幸就倒下。
今天上午11时许,我们刚刚走进老人的院子,就听到哀哀的哭声传出。老人早上8时就咽气了。我们的采访仅仅来迟了三两天,就再也见不到这个把桥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了。
盘桓桥上,猎猎风来,走来几个闲走的村汉,这可是纪晓岚走过的石桥?这可是无数满怀希望进京、一身飘零出京的御道之交通要津?历史不会重复,沧桑只在心中,在这个落雪的清冷的中午,我满腹心事却无从说起。 彤云深处飘飘来 落雪无痕,飘了一飘,便融化在水泥地面上,弄脏了鞋子,也弄脏了坠落的树叶。只有那些侥幸裸露的土地、草坪,存留住厚厚的白雪。还有叶子几乎掉干净了的树枝,也夸张地晃悠着曼妙的雪,人家说,那是树挂。
这个城市的第一场雪,就这样,在人们的半信半疑间来临了。
一大早就去雪地里转悠。当然,这里的雪地需要分辩一下,水泥上的城市,基本上无所谓雪地了。先来到那个名气大得很的城市广场,并没有看到预期的广阔的雪地,广场镜面一般,都是雪水。中央高台上,几个保安正无聊着。刺向污浊的苍天的雕塑上,一样本色的暗淡着。这里没有雪。
只能走进那条人造河附近的公园。还好。看到了大面积的积雪。树木上、草地上,还有公园隔壁的高尔夫球场上的白皑皑雪景。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这样的球场总是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不下雪是这样,下了雪就更其虚伪的紧了。那样的丘陵起伏,树木稀疏却有有型有款,说是田园之思吧,格局又那么狭小;说是精致生活吧,总是露出暴发户的马脚。前年的时候,几个人喝酒,我晚到了,解释说,打了几局保龄球。结果,这个解释还不如什么也不说,只摆出疲劳的样子管用——座中一个律师上来就讲述自己怎么样成天打高尔夫的意思。从此以后,我就讨厌起那两种球了——不就两个蛋蛋么!怎么竟能勾引起成功的律师那么大的类比。
走在人造的景致里,我想想那帮喝高了的男人,好象自己也是自己审视、回想的对象了。偶尔,树上积雪落下,簌簌有声。园子空寂无人,起兴想喊,却念叨出一句:沧海一声笑——
据说,香港那位刚刚逝去的大佬霍英东非常喜欢这个歌。说其间“有一分难掩的沧桑,特别是在落日时分,独对婉约而寂寥的维多利亚港时。”这句话是经济观察报纪念文章《大佬的黄昏》文中的,深得我心。
11月22日 “一把手”不开博比开博好拿“一把手”练练手/
“一把手”不开博比开博好
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日前接受新民晚报·新民网的访问时表示,当地宣传部门正在研究让所有“一把手” 将来都开博客,通过网络发表看法,接受市民监督。这位被媒体视为仇和第二的铁碗书记说:“开了博客不一定每天都发表言论,但一定要主导一个地区的主流舆论。”(2006年11月21日新民网)
宿迁主要领导对于网络的重视让人感佩,据说,这位书记随身带着一个移动网卡,随时都会上网溜达。其在《关于宿迁人的行为举止细节问题》的帖子中,批评官员如厕后不冲水、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呼吁所有宿迁市民“勿以善小而不为”,打造城市软环境等等。这个有别于“书记讲话”的帖子,还引起网友的热议。
可能是受到网友热议的鼓舞,也可能是注意到了网络表达的巨大影响力,张新实才表达了准备让所有下属单位一把手都来开博客的意思。但是,我们还是不无遗憾地说,“一把手”开博最好不要成为新一轮“领导运动”(有别于“群众运动”),或者说,“一把手”完全没有必要人人开博。
我无意拂领导的好意,只是喜欢说些真话罢了。唱反调的理由大致有二:从效用上讲,“一把手”开博未必能够主导一个地区的主流舆论;从成本上讲,“一把手”开博的成本要远远高于不开博。
如何才算是主导一个地区的主流舆论?不好说。如果我们的官员习惯于以往惯用的方式,过分强调“报纸上天天有文字、电视上天天有图像、广播里天天有声音”,进而,将这种模式移植到网络世界,强调“网络上天天有议论”;那么,可能会出现两种议论,一种是类似报纸电视广播的议论,另一种则是民间声音、群众意志的自由表达。
按照习惯的理解,前一种应该就是“一个地区的主导舆论”,“一把手”接受起来也应该没有任何的障碍。而后一种的自由表达则有些麻烦,其间既有网友对于地区政经文教的理性分析,也不乏大量情绪的抛洒和不适宜的言论,这些非理性的表达,即使分辨起来都繁难得很,遑论主导?与名人博客不同,公众与领导博客的沟通与互动依然体现在民意与官意的交流上,这种交流本来通过正常的执政途径即可以完成,何必博客?
前一段时间,坊间盛传国家信息产业部拟推行博客实名制的管理措施,我们认为,公共管理频频“实名”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对于流动的、匿名的、不确定的私权力的监视和干预。有论者甚至指出,实名制推进和造就了一个监视社会,这不仅为自由的现代价值所难以接受,同时也使自由表达丧失的国人,更加感知到国家身影的无处不在。
那么,实名的“一把手”博客纷纷登场,到底是在加强这种权力的监视、审视,还是在促进一个公民自由表达社会的形成?如果说希望以普通公民身份博客一下,表达或获取表达,无可厚非;如果说希望从一个现实的“一把手”转化为网上的“一把手”,以领导网民、主导舆论,恐怕这个愿望不那么容易达到。
考虑成本的因素,窃以为更不应该倡导“一把手”人人博客。“一把手”公务繁忙,特别是“亲自”料理的时间成本很高。“亲自”去博力有不逮,颇有疲于应付之态;一旦不“亲自”一博,显然又将一种接触民意的好方法流于形式。
更何况,中国的事情千差万别,“一把手”面对的往并不都是“点对点”的倡导和告诫、以及“点对点”的倾听和采纳就可以解决的。虚拟世界之外,尚有广袤土地、万里晴空和芸芸众生。
博客,不过是自家的客厅而已,做不得主席台。即使做了“一把手”的客厅,依然是客厅,依然做不得主席台。
11月18日 逝者 做一个让人惦念的逝者,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譬如现在,透过我的窗子,早晨的太阳红红的进来,温暖的温情的温和的感觉。
这几日,很多人都在惦念一个河北人:荣高棠。
荣高棠生于1912年,老清华的学生,属于老一拨的职业革命家。他的一生,见证了新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强大。如果天假以寿,在2008年的时候,老人当续写另外一段精彩的故事。
李玲修等人的荣高棠传记中,有一段掌故很有意思。谨录如次:
一天,陈毅元帅对荣高棠说:“我告诉你这个体委主任一个秘密,有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你读过没有?”
荣高棠一怔:“我孤陋寡闻,请陈老总明示这篇文章发表在哪里?”陈毅笑了:“发表在1917年4月号《新青年》杂志上。那时你还是个娃娃吧?”“可不,那年我才5岁,这篇文章讲了些什么内容?” “这篇文章不仅对体育之功能、体育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分析、研究,而且对当时教育界一些人不懂体育、不重视体育的现象做了深刻批判,写得好喽!” 荣高棠忙问:“文章的作者是谁啊?” “是毛主席!” 荣高棠兴奋极了,他随即派人从图书馆找来了这篇文章。文章是用文言文写的,共分8部分,他越读越兴奋,心想:“只知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积极锻炼身体,游泳、爬山……为天降大任作准备,没想到还这样认真系统地对体育做过研究,这些精辟的见解应传播开来,让全国人民和体育工作者认真学习才好呀!” 从此荣高棠见人就推荐这篇文章,并请示毛主席能否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毛主席答复说:“算了,那是老古董了,还是按现在说的办吧!” 这样,荣高棠就在体委内部印发了毛泽东这篇旧作,大家阅后一致反映获益匪浅。 1958年3月,《新体育》杂志以原署名全文发表《体育之研究》。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同时,人民体育出版社也出了单行本。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荣高棠充满激情地发言。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发言中他引用了毛主席的《体育之研究》的话,引得毛泽东笑得前仰后合。发言后,场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大会结束后,许多人见到荣高棠都笑着打招呼。 廖承志说:“你很有演说家的风度!”理论家胡绳同志说:“你的发言的确富有鼓动性!”就连一向对他要求严格的周恩来也笑着说:“你的报告主席通过了!” 我真诚地相信那一拨职业革命家的真诚,而且,这样的真诚往往具有非凡的感染力。
11月17日 红心鸭蛋只是京冀贸易摩擦的一例 红得像血,却不是雄关漫道上的红旗,而是一个个鸭蛋,据说是沾染上苏丹红的鸭子生的蛋。
北京表现出来的严厉,让河北人觉得很没有意思:这么着一嚷嚷,苏丹红如何大家反倒不甚计较,更计较北京人比河北人值钱的问题?
有一个惯例,只要一出现食品相关的事情,河北人就能看到北京的精彩的应急表演,次数多了,大家也就熟练了:全市大排查、问题食品全部下架,质检部门安抚市民情绪……
实际上,红心鸭蛋事件只不过是河北和北京贸易摩擦的一例罢了。
河北要发展,在使劲追赶现代化的路途上肯定有些不那么和谐的几步,比如鸭蛋事件、香河毒韭菜事件、张北毒菜事件,以及近期发生的钢铁扩容事件。这些事不一定都是一回事,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烈渗透着河北的发展冲动。
与一般贸易摩擦不同的是,大凡河北北京发生此类争端,身为第三世界的河北并没有能够像中国与西方发生争端一样,也有制约对方的底牌。河北没有。面对指责、以及超出指责的妖魔化,河北没有任何对等的机会表示抗议。
根据我的一点简单了解,往往是出事的那个县——“北京人化”了的央视,往往会找一个县下手——领导带着崇敬和银子,上北京勾兑。各位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哪些事件都是哪些人在具体操办的。
而我们的省政府的声音,必定是要晚一些的,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当下的应急反应。不是我们不懂得危机管理,也不是我们不想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为什么?盖缘于两个行政区不对等而已。
从长远看,北京越来越国际化。或者说得损一点:“超中国化”;而河北,则希望增加自己在经济往来中的砝码,加速发展。那么,二者的冲突注定会越来越频繁和尖锐。因此,必须考虑对等的沟通机制和和谐的调解方式。除非两地不再有往来,否则必须建设性地商量对策。
这就需要北京首先放下身段,认真地和河北谈,甚至动用其强大的科技、经济实力,切实帮助河北,而不应该一味地指责或者妖魔化。须知,北京搬不走,河北也是搬不走的。河北也应该积极向北京沟通,独立应变,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拿出一点自主来!
11月12日 铁凝 今日消息,继矛盾、巴金之后,铁凝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生于1957年的铁凝,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任期限制?
美女作家、实力派、现代派、单身女性……这样的因素聚合在一起,竟具有了别样的意趣。
从《哦,香雪》到《大浴女》,直到《笨花》,这个聪颖的赵县女子展示给我们一个温婉的世界,我们几乎不忍心说什么不合适的话语。
现在?更不好说了。估计各位都在算计着与此女的距离,然后编造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段子,以此证明与人家的关系。
不过,说实话,与前任比起来,铁凝的事情不好做。因为,她赶上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话语空前的开放,结果是“组织”的力量越来越衰微。
文学的功能之一是唤醒民众,可现在大家本来就没有睡塌实,如何唤醒?于是,就只剩下激荡民众的情绪。闹腾了。 11月11日 红楼全民秀 红楼选秀。一个下午时间,看了60多名美女和“幼年状态的美女”。很感慨于民众的参与热情,近在咫尺,那种热情的温度都约略可感。很难说这些可爱的人儿是在追求一个终极的目的,更多的,我想,这里边有一个“快乐原则”:我参与、我快乐。如此而已。
至于学者担心的文化内涵缺失的问题,我想,可能会在群众的喧闹声中损耗一些,毕竟,文本阅读的东西,与即兴表演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文化的消长过程;但同时,最广泛群众的参与,实际上是一个“活化”经典的过程,这种“活化”同样能够为那个时代的文化产品产生一些当代的增量。举凡《红楼梦》问世几百年来,这样的“活化”其实是没有间断的发生着的。
“海选”一词,原本是政治词汇,特指选民在不设候选人的状态下的一种参与。后来——后来这个词汇就被借用到超女的产生上边了——娱乐化了。当然,也因为其娱乐化了,所以才大大的普及了。这也是吾国的特色。我们现在所希望强调的是,尽管我们的民主素质总是在娱乐中、在风花雪月中、在游戏中训练,但总归比铁板一块、只能举手通过要好得多。
有了一个哪怕是带有浓重娱乐化味道的舞台,也能够尽情展示个体的情绪、意志和欲望。这不是很好的事情么?这样的普及面,如果硬要被指责为低俗的话,不是低智商,就是别有用心了。那些垄断了、或者试图垄断红楼的人,总归是不甘心哪!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士的一封信中写道:“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单就毛的用意看,反对意见垄断的主张可谓切中红学研究的命门;但问题并不仅仅是研究学问那么简单,毛特殊的地位使得他的研究也成为至高无上的指示,导致了新的垄断的出现,最终形成了个人意见成为官方立场和意志的不正常现象,整个红学研究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成为一言堂。
可见,我们必须警惕任何一个方面的“越界”,惟有各个方面的兼顾,才有可能真正还原事情的真相。
我们接着回来说娱乐,如果看着这些普通的民众这样快乐,那些主张高雅的大人先生们会不会改变一下宣布低俗的主意,是不是就不会来剥夺她们最后的一点点欢乐了?
11月10日 让我们相互高雅地生活着 让我们相互高雅地生活着
广电总局捋袖子戴墨镜,要查办低俗电视节目啦。从今往后,我们这些市井小民或许可以高雅地生活着了。具体到在下,大概就是倚在沙发里、在对白声中沉沉睡去的日子,可能要消失了。
让你低俗!让你不高雅、不主流、不中国气派!让你再用那些靡靡之音毒害下一代!
早些五省联帅孙传芳治理女学生有伤风化事件的标准,是露出白白的胳臂,还有脖子;现在总局根治低俗的标准是什么?低俗与通俗、庸俗、恶俗的界限在哪里?肚脐以下?还是阃门之内?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着不好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以往定于一尊的习惯风光不再,岂只不再,简直已经没有了一个遭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东西。这种状况是对文化专制的一种反拨,也是思想解放带给我们的结果——我没有使用“成果”,主要是考虑此种解放带来的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我们都必须承受。
同样,在评判的时候,仅仅着眼于好或者坏,都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一个以通俗文化为基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单单列出一部分低俗,希望剥离,并且在剥离的时候,不伤害“通俗”,基本上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文化,或者说贯注了文化的产品,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我们只可能转变或者影响一下它的方向,并不能清白的分出蛋青蛋黄。
明朝的时候,通俗小说最为流行,其间最大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色情小说的泛滥,这种泛滥几乎成为那个社会的底色。文人士大夫,竞相嬉戏冶乐,社会风气,沦丧殆尽。但也就是在那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正统的经学也没能敌得过淫靡之气。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就赞同目前的“通俗”,而是借此说明历来高雅、以及匡扶高雅的艰难。
文化是社会精神面貌的间接反映,其建设与移易,都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在一个标榜新潮、竞逐富贵、展现奢侈、倡导享受的社会风气中,仅仅“查办”一些电视节目,不能说找错了目标,也是徒劳的努力。
11月10日晚11时补充:看现在剑拔弩张的劲头,有点83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味道了。你看央视报道文代会、作代会,那位可尊敬的伟大女性张海迪已经在表态了。此前,刘忠德的强硬话语言犹在耳,“我们党和国家强调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艺术是青少年最容易接受的、最感兴趣的、最具影响的一种形式。一部文艺作品,可以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然而,近些年来,我们的文艺节目和作品中,那些低俗的、不健康的思想和拜金主义的浪潮,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的青少年。”
我真怕这一回的整治低俗,又弄成一个运动,上边轻播雨露,下边可能就满地泥浆了!最后真正受到影响的,则是一些人口口声声维护的文化的元气。
11月8日 成功男人的标志是生下一个合法的二胎 看见了故人Z。啊吆啊吆一个来回,大家都僵硬的笑。大概,都想起了一年前那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想的是老兄的关系太多了,事事都管;他呢?大概会这样想:你也就是打一份工罢了,何必那么认真?
Z在京城做事,好多年了,先是媒体,后来就张罗一个商会什么的。听说日子“还好、还好”。浅浅的一面,看上去很内敛的样子,身边还跟了一个只会笑笑的人,大概是随员。
又一个成功男人的样本。什么是成功?我认为,成功男人的标志是生下一个合法的二胎。到处胡乱“遗珠”,只能证明其生物性,并不能体现其在人堆里的价值。惟有弄出合法的二胎,才是值得尊重的成功人士。
Z就是。 记者/记着 总体上说,我对于目前从事的职业之理解,偏重于“功能学派”。
1948年,优生学家潘光旦为费孝通的新书《生育制度》作序时,认为自己讲述的生育制度偏重于勾画一个美好的愿景,即“我的眼光是直截了当的优生学的”,以“优生”达和谐,属于“生物学派”;而费孝通则侧重分析“制度”本身,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用意是在就种族绵延的起点和制度完成的终点之间那一大段社会的与教化的文章”,因此是“功能学派”。
世人为什么如此抬举记者?无非是希望经由这个传播途径达于和谐而已。换言之,就是生活中有许多不如意,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当然,也包括诸多中性信息的播布。但仅就一般社会公众的理解,似乎更强调前者。这样的情形,吾国此前有一个时期、有一种职业可做比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作者。刘宾雁什么的,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当时诸君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则远远超出现今的报道。所谓“笔落惊风雨”,一点都不错。经由此类文章传达并累积起来的社会情绪,到1989年终于发生了一次总爆发。
这些年大家都不怎么提起这些事情。不提也好。但大家看到一个事实是,这些年来,社会情绪在多元化的背景下,继续一点点积累。或许,我们可以从这种变化中发现中国社会的秘密,社会矛盾的激烈和尖锐,利益分化的快速和差异,实际上已经等不及从容舒缓一些的文学了。所谓间不容发,所谓骨鲠在喉,所谓义不容辞。
我希望着从这种大而化之的理解中觅得自己从业的乐趣。当然,这是主流。至于附属、搭售来的一些乐趣,往往倒成为外界了解这个行业的由头了。
为了说清楚我的这种感受,把本人的一篇长文贴在这里,文章本来是报纸十周年丛书之一《新闻底稿》的综述,先存在这里。文章回顾了一张报纸的十年脚印,当然,其间都是记者匆匆的身影。
附录/
历史中的新闻与新闻中的历史
□涂涂 一
这是2005年的岁末,我所生活的这座平原城市,一如以往的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着。第一场雪还没有飘落,冬日的阳光会哗啦一下洒满你的窗前,明净的空气中也显得十分干燥,偶尔,城市的天空上会炸响几声炮仗,提醒人们年关的临近。媒体上面热热闹闹的是一种叫做“感动”的情绪,从“中国”直到脚下的这个“省城”,各个层面都有,大家都在张望着能够让人感动的脸孔。恍兮惚兮,我的思绪竟穿行在2001年1月1日的热闹和萧条之中。那个时候,我还在伟大的北京,半飘不飘,成天混迹于中关村那一带的大学、研究所还有各种论坛会议上,聆听一些或优雅或激越的话语,记录着一些或热烈或忧愤的情绪。 那个时候,我能蹬着自行车从北二环的安定门一直溜达到西北角的圆明园,福海边上的杂草,还没有被弄得小学生样整整齐齐、规规矩矩,黍离麦秀、旧时宫阙的感觉也不难找到。现在怕是不行了,尽管大家吵吵半天人工湖是硬底儿还是软底儿,并没有留住园子整体风貌的现代化。如果整个园子都沦丧了,你说,他穿皮鞋还是穿步鞋有区别么。 不止圆明园一例为然,结队涌来的新闻,就事件本身的发展逻辑而言,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发的临界点。也就是说,当这件事情以新闻的形态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时候,这一事件当中的主角已经谢幕,损失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了。新闻的力量在这里,无奈也在这里。提前的预警,对于每日里有大量事情需要忙乎的人来说,基本上不起作用。 2004年夏季一个傍晚的凄风苦雨中,这个城市马路边一棵直径1米的槐树倒掉了,年轻的姑娘刘晓静死于非命。由此,透过刘晓静一缕微茫的血色,城市管理者才开始认真对待城市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你能说,为什么出事前不经常检查检查呢? 2003年12月2日,河北冶建公司第四分公司的项目经理王爱民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在家中上吊自杀。尽管此前的欠薪事件、欠薪报道已经屡屡触及到“施工方——包工头——民工”几方的灰色欠薪链条,但在王爱民举身赴死之前,工程款的拖欠仍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以后几年,政府加力,欠薪问题的纾解开始从解决灰色链条着手。你能说,为什么事情非得闹到死人的极端地步才出现转机? 2002年的“六一”儿童节,省会石家庄维持了短短三个多月的垃圾小学“春晨小学”结束使命。女孩商浪还没有来得及践行其教育公平的理想,就很快归于沉寂。而打工子女进入城市正规小学,直到2004年9月才坚冰松动,河北省《关于共同做好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工作的意见 》明确要求,“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全日制公办义务教育中小学”,要积极接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入学。
新闻看到了、也捕捉到了社会事件的临界点,转折随之发生了。 二
这里是十个年头的报道累积,其间凝聚了河北乃至全国的风云变幻。
在跨越时空的翻检中,我们感知着报纸的生命热量,有喟叹,有感动,更多的是回望,回望激情,回望愤怒,回望血管笔管流淌的描画社会的企图。 1996年,这张报纸刚刚出土露头,即对肆虐当年的洪水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井陉县不把大量楼宇建设在河道上,如果平日里各地泄洪区准备稍稍充分一点,灾难就不会如此严重,家园就不会遭到如此惨痛的损毁。 1997年,鉴于石家庄一棵棵行道树的遭遇斧锯,报纸发出愤怒的质疑:拓路就一定得伐树么?这个城市已经是全国新兴的火炉之一了,为什么还在不断地以各种堂皇的借口毁坏原本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绿荫遮蔽呢? 1998年,13名被作为人才引进来的大学生竟在一家化工场沦为包身工!满面黧黑、空气污浊、基本没有什么保护的环境让人震惊。报纸的愤怒点燃了社会的愤怒,最终推动了事情的圆满解决。 1999年是这张报纸大放异彩的一年,郭志辰郭大师原形毕露,邢台医院违规使用私采血画皮揭破,副县长撞人逃逸难逃正义……新闻舆论的力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这是一个权利申张的时代。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力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报纸,就是权利主张的一个公共平台。在其后的若干年份中,这个平台继续秉承着激情和愤怒的本色,为弱者大声疾呼,为受辱者拍案而起,为不平者金刚怒目。公民的权利和媒体的责任在这里交汇,由此升腾为我们这个社会平衡情绪、寻求公正的重要路径。
及至2005年,当报纸得知,一个年仅7岁的女童竟然被残酷折磨整整一年奄奄一息而有关部门还在推来搡去的时候,混合着关切的愤怒强烈地爆发了。这是一群媒体人正义感的体现,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人的权利的一次强烈主张。本来负有照拂责任的有关部门的运转失灵,既显示了体制的惰性,也暴露出当其事者惊人的冷漠。这一次努力,是一次践行和谐的努力,更是一次责任突围的努力,舆论锋芒所向,直接虐待女童的责任人之外,有关机构、部门一样责无旁贷。为什么这些有司一旦地面上出现不公不法事件,就会归因于没有相关法律呢?如此托词,焉能掩饰失察、失职乃至良知的考验! 三
早晨的太阳照在过去的纸张上,温暖一点点升腾起来,跃上心头。 1996——2005,社会生活的情状一页页翻开了,自足的生命一经重现,即呈现出顽强的、能够左右意志的力量。那些泛黄的纸页抑制不住那种悲情和温暖,有时候,几乎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它合得严严实实。
寂静的深夜,这样一些人的命运让人叹息、让人难眠:吴丹,女,9岁,沧州车站小学一年级学生,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为了生活,妈妈不得不把小吴丹放在家里而给别人家看孩子。记事起就穿别人送的衣服,衣服穿小了,接上一块布头继续穿。没有吃过零食,不知道牛奶是什么滋味,也没有喝过汽水。(1997年) 大冷天,一个记者邂逅了一个满身污浊的流浪汉,已经走开的他搁不下,“坐了五站地,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只好又乘车返回。”这个流浪汉躺在肮脏的雪水里睡觉,身上盖着一件落满雪的军大衣,光着的双脚搁在一个冒着热气的污水井盖儿上。他说他叫李银焕,甘肃人,已经五年没回家了。这个城市里每天有多少这样的流浪汉呢?那就每个人管好自己看到的那一个吧。比如这个燕赵都市报叫做裴书海的记者,被源自心底的一种力量牵引,他要管管这个流浪汉。(2000年) ——呼唤爱的施与,让贫弱的人有勇气站起来自己走路,遂成为这张平民报纸十年来坚持的基本理念。 爱的精神资源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或缺的资源。经济学家赵晓说,“一个不懂得‘无条件的爱’的民族,无论经济多么发达也将是一个更容易滋长犯罪的民族,因而也是一个不幸的民族。”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施与”的行为,往往是不应该多说的,而接受者则应该铭记于心。但对于目下的社会助学而言,不仅应该说,还应该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传播。一者,言说有助于公益价值的播布,在我们这个利益日益分化的社会上倡扬一种服务公益的精神;再者,社会层面的爱心行动,可能一定程度上推进政府层面对于某一专项问题的持久关注。 从宏观经济研究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赵晓看来,自然得很,中国的转型仅仅停留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根本不够的。“从农村到城市,对于农民来说迈出的是人生的一大步,从‘农村中国’到‘城市中国’,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迈出的是伟大的一步。但所有我们目前看到的变化都还很表面。真正深刻的是心灵的变化。没有中国人心灵结构的变化,没有市场伦理的变化,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城市化就将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赵晓涉及的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但目前,整合社会上爱的资源,温暖一些孤独贫弱的心,我们能做到。 四
这里记下来的,是一张报纸十年来新闻的吉光片羽。但简约之中,倒也能够比较全面地展示十年来一张市民报纸的努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一切新闻当然也就经由我们的目光进入了历史。
这十年,正是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包括河北大地正在发生激烈的利益分化和财富增长,旧有的秩序一点点打破,新的秩序逐渐建立。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涉及公众利益的新闻事件纷至沓来,那种滚烫刺激着着新闻人的良知,那种复杂考验着新闻人的判断,那种丰富也充实着新闻人的心灵。直面当下,无愧历史,在我们的记录、坚持乃至建构的过程中,报纸和报人一起,成为那逝去年代的风标。
这十年,个体的概念越来越凸显出存在的独立价值。一花一菩提,一人一世界,理想的激情永远激活着人性的张力和想象,也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进程。记录人物,是新闻从业者的光荣与职责。 这十年,缘于社会变迁、利益调整而产生的大量社会情绪,郁积在城市的边缘、人群的边缘、心灵的边缘。我们不可能纾解全部的不良社会情绪,但我们努力倡扬仁爱,倡扬互助,倡扬一种温情和善良。新闻的言说,很大程度上使得这种情绪得到化解。 这十年,也是城市崛起的黄金阶段,作为一张主要受众为市民的报纸,我们通过新闻见证了这个过程,关心城市的成长,关注她的细微但却是趋势性的变化。在河北,刚刚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十年,高速挺进的同时,也暴露出各个层面人群准备的不足。管理者的粗疏、参与者的缺乏规则意识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报纸格外关注城市的健康成长。 这十年,我们有幸遭逢了中华民族亘古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生活无比丰富的展现。我们的新闻也在这宏阔壮美的大合唱中,发出了嘹亮的声音。我们表达理性,主张积极的建设,新鲜的愤怒,理性的成长,不变的努力。我们始终与平凡人生一同喜怒哀乐;不动声色的建议,一点点为公民社会的建成加力。经济社会的变迁,治理思路的进步,政治观念的清明……乃至生活中的良多趣味,都在一日日的更替中闪回。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的历史目标,并且指出,那将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平衡财富分配,扶助弱势群体,推动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既是国家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也是协调各方面利益的枢机所在。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一张报纸一样有生命周期,刚开始闹腾,使劲闹腾,浑身散发出光亮……记录,是我们表达梦想的方式,客观、公正是我们的标尺,心底珍藏的是普世的道德操守,我们的努力,便是为历史存留下这厚厚的新闻底稿。 五
1996年——2005年,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变化最为迅速的十年,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最多、利益争执最为复杂的十年。河北没有自外于这个宏阔的大环境,十年的区段,一样见证了中国社会进程的高歌猛进,浅吟低回,还有行板如歌。 这是一册媒体视野的河北十年社会生活史。在媒体的注目下,河北大地的十年情状丰富而鲜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尽管这种展开有些拘谨,甚至还有一些自我;但毕竟这是一张报纸一群报人曾经混合着生命激情新闻理想的记录和见证。面对这样一种滚烫,你可以叹息,你可以欣喜,你也可以金刚怒目,甚至抛洒泪水,但不能回避,不能漠视这些曾经鲜活的存在,因为,我们都共同走过。
十年光景,体现在报纸上,固然是薄薄厚厚的新闻;而这里的叙述,尽管一样简短,却具有了史的基本样态。这是新闻,也是历史。是我们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存留下的记录之一种。
鉴于丰富性以及报道相对独立性的考虑,本书采取编年体的叙述方式。在每个年度中,从“年度人物”、“年度事件”、“年度情绪”以及“年度背景”等四个方面分别叙述。这样的构架,不免时有凌乱之感,但也最大程度上保全了这张报纸原汁原味的努力。 “年度人物”主要选择这个年度有代表性的人物,记录这些人物的脸孔,展现他们挟带的社会风云,人物遂成为扭结社会画卷的节点。“年度事件”为全书的主干,希望通过对该年度社会生活的有影响力事件的叙述,勾画出社会的变迁、政经的脉络。“年度情绪”则希望在事件之外,表达一些附着于事件之上的理念和社会情绪。“年度背景”是当年一些趋势性的新闻事件的简要描述,这种补白式的简短,或可一定程度上编织一个时空的网格,以为重大事件的背景和参照。 我们希望,通过对一张跨度为10年的报纸报道的重新叙述,窥见时代变迁的理路,感知社会发展的脉络,或者从中略略见出河北大地上一群人为社会进步做出的努力。 任何叙述都是一种重构,一种基于个人经验之上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尽管这里所依据的事件都是这张报纸上有案可稽的报道,但一样会出现意义的延伸乃至某种生发,合适不合适的,都在这里了。 2005年12月18日 11月7日 风很大,阳光很好 去邢台转了一圈。风很大,阳光很好,高速公路两边的麦子是一片整齐的绿色。同行的老弟说,很喜欢阡陌交通的那种感觉,要是有人走在其间,更好。我说,是啊,那么绿。
看了看两位地方记者的办公室,阴阴的,有些冷,窗外是施工的噪音。同在一个走廊的还有广告公司、婚介所什么的。这种冷清和喧闹,与我1999年在那个小城的情状别无二致。熟悉的感伤,还有亲切。
这个城市乱乱的,不给人留下积极的印象。可是,在媒体上,这里是一个出经验的地方,世人只知道保定徐水人民公社放卫星,其实,邢台的情形似乎更胜一筹。经验频出的结果,城市建设留下了太多的欠账。
去年的时候,这个城市突发奇想,要附会”牛城“的传说,把城市规划成一头牛的形状,煞有介事:牛头、牛身、牛尾、牛……哈哈。为了官员们的离谱,我写了一个东西发出来,结果还有人因此不高兴。写文章归写文章,就是到了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们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思想火花?如果硬要牵强地扯到“传统文化”的回归,也有一些影子,但细究起来,却是大大的扯淡了。
不过,今天的天气真的不错。晚上的时候,就着圆圆的月亮,我在院子里走了好几圈。是那种缓缓的,无目的的,走。身边不时掠过一位两位精神抖擞的疾走的女子,哦,也就是所谓的“暴走”?
附录:
城市规划之“人文”误读
2005年04月15日 14:08 燕赵都市报/凤凰网 听说邢台市编制了城市“人文规划”,以象形的方法,把未来的城市地图,规划成一头庞大的“卧牛”样子,有牛角、牛尾、牛身子,古城制高点的清风楼是牛城的脊峰,纵横的道路是其骨架,古城墙、围寨河、牛尾河等组成“牛形”轮廓……(《河北日报》12月4日)
传统的人文地理强调人、地、天的和谐,城池作为人的最伟大创造、作为多数人共同的家园,自然要寻求山川形胜之处,以求得地理上的安全感并实施有效的控制。所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至于其间附会一些日常习见的形状,也是常有的事。据此,邢台市提出,城市规划将在总体上彰显“牛文化”,实现人文与生态的有机结合。
笔者认为,沿用古“卧牛城”的说法因其在当地基础深厚,应该能够接续历史的脉络,或者说,能够“找到回家的路”,但是,面对主要是设计未来的“人文规划”,总还是有些担心。仅仅依靠宏观的所谓“人文规划”,真的能够唤回现代人对于城市的“家园意识”吗?
我们知道,大多数城市市民以及短暂留驻的外来客,更关注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方便程度、舒适程度,这些“指标”若是细化的话,则可能是居住、出行、就餐、购物、休闲、供水、供电、暖气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城市生活最基本的要求,尽管琐屑,也是生活的本真。有没有“家园”的认同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城市生活的细节是否完善。若要讲“人文关怀”,上边排列的这些应该是最需要认真对付的。
试着想一下,清风楼这个“牛城脊峰”,在城市建筑比肩而立的今天,哪里还有一览无余的高敞呢?真能看到“牛尾河”吗?时代变迁了,牛城的城市建筑更是日新月异,其高度早已非农业时代的顺德府可比了!
实际上,在我们目前城市建设中,一些宏大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正在影响我们正常的判断。必须矫正一些基本的误区,还城市建设以理性内涵。
——气魄当然是必要的,现在的城市应该有起码的宏大框架;但是仅有宏大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规划体现出文化的厚度。
——求新固然是城市的本性,但不能因此在“现代化”途路上迷失。
——人文自然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普遍民众素质的体现,特别是在历史文脉纷纷断裂与都市个性次第遗失的今天,寻求“人文”就格外可贵;但是,如果一味突出“个性”,反而可能伤害城市最基本的功能。
城市的“人文规划”应该从城市最基本功能着手,就目前而言,应该首先完善城市各项功能,细致地做好城市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让市民感受到“家园”的温暖。此为“人文”之首义。
献血冷漠是“公务员心态”的现实延续献血冷漠是“公务员心态”的现实延续
来自昆明市血液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7月,昆明地区参与无偿献血的5879人中,公司职员(主要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农民工占62%,大学生占25%,公务员5人,所占百分比可以忽略不计。血液中心称,他们为了维护农民工的自尊心,才将“农民工”与“公司职员”归为一类,但农民工成为新的献血主力是不争的事实。此前的6月份,该地区无偿献血总人数为5309人,其中国家公务员仅9人。(《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7日)
一个庞大的公务员群体,连续两个月献血人数只有寥寥数人,大概不是偶然的现象,昆明市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分析,正是公务员的献血热情不高这一群体性的缺失,造成血源结构严重失衡。也就是说,许多歧视农民工的城里人,想不到如果自己住院,身上流的很可能是他们的血。而收入稳定、身体状况和营养较好的公务员,却令人意外地冷漠了。
原因可能很多,大家一般理解,可能更强调“公益”与“利益”之间的转换,原本无偿的献血,可能会被血站和医院高价卖掉,说法和实际做法的不完全一致,不可避免地造成献血者的逆反心理或受到欺骗的想法;还有就是献血与回报或付出与补偿的不对称,我国现行做法是献血者用血还得先掏腰包,然后才能去向采供血机构报销,而很多人先付款后再去献血办报销时,渠道并不是很顺畅。等等。
我们承认,目前中国的无偿献血补偿机制不很到位,确实可能存在这些影响无偿献血的“瓶颈”,但既然是“瓶颈”,当然作用于所有的无偿献血者而不仅仅是公务员。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据今年10月10日《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血液中心在1000名献血者中进行了调查,收入超过2000元的献血者不到20%,而70%的献血者月收入低于1500元。作为一种验证,他们特意将一辆献血车开到某小区门前,这里居住的多数是高校老师和省级机关干部,可是献血车在那里停了3天,就2个人参加了献血,而献血的两个人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农民工,他们都是路过,看到献血车就上去了。
这些本应成为社会表率、垂范的群体,在这个最能体现人与人相互关爱的事件上,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即使我们认同上边所列举的那些可能阻滞爱心的理由,也很难不为他们的表现发一声浩叹。
按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求群众做到的,官员应该首先做到,这些都是由执政党性质与官员属性所决定的。我们的邻国日本在1964年作出《关于推动无偿献血的决定》,其中就以法律形式规定官员必须带头无偿献血,凡就任政府厚生省大臣一律献血一次,都、道、府、县官员每年献血一次,超过年龄或因病不能献血的,要到血液中心当一天负责人或组织一次献血活动。 我们认为,解读公务员“献血冷漠”,还应该从这一群体的文化心态去探究。不厘清当代公务员与传统意义上的官员的精神联系,就很难真正树立当代公务员的健全人格。
为什么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这么热?因为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考试已经演变成新的“科举取士”,考试通过后可以直接成为国家公务员,参与国家行政事务管理。这种演变投射到群体身上,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优越感、超越感,以及相互的认同。进而,内化为一种“公务员心态”。
如何理解当代的“公务员心态”?简言之,一者,“我说你做”,行政者,行“官员牧民”之政罢了,公务员振臂一呼,广大群众应者云集。再者,“关怀缺失”,潜在地把老百姓视作应该严厉管理的对象,自己则高高在上,比较缺乏平等意识、关怀意识,或者,他们中的很多人的“关爱”,是由别人来实施的。 一个无偿献血,最多表征了这种“公务员心态”而已。
我们认为,就其担负着“经国之大业”的使命来说,如何革除公务员的不当心态,应属政府改造的一项重要工作。当然,也是一项长期的艰难的工作。 11月6日 寒风中,那些树叶幸福的舞蹈一夜北风寒,醒来以后,倒没有“万里彤云厚”,相反,天光亮亮的。我看见路旁的树叶金灿灿的,那是杨树在深秋的颜色。地面上,那些坠落了的金黄,在风中打着旋儿。 这是北方边地、一个天高风急的地方,我的父母之邦。
寒冷几乎就在一夜之间降临了,夜半醒来时,呜呜呜的风声让我真切地感知大自然的并非虚拟。我想,这样的风声大概只有在平面延展的建筑内,才能体会。或者说,它还渗透了一个人的童年记忆。 风从哪里来?风中的树叶飘向哪里?风从童年的瑟瑟中来,而风中的树叶却永远不知所之。
不过,那一线金黄真是从未见过的舞者。或许,那就是舞者的精魂。在辽阔的天幕下,舒展狂放、释放自由。
落叶舞动中,我看见父亲渐渐老去的身影。 树叶可能是幸福的,因为我看见阳光下那一闪而过的迷人的金黄;而我的父亲呢?他可能会有黄叶般的幸福,却再也不可能有叶子的轻灵和跳宕了。 11月1日 与政府有关或者与政府无关警惕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新威权力量”
政府多一点好,还是市场多一点好?这样的问题,我们争论了好多年。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各人抱走各人的孩子,“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实际上,依然是用掩盖的办法取代真正的解决,二者的边界并没有弄得很清楚。政府权力对于经济生活的渗透,依然无所不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严重依赖于政府和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素质。 也是因为这个题目,最近有两件事情让人不能不说。 一件是,因为地方政府主导了小额贷款试点,事情反而做不下去了。1994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开始在河北易县尝试“小额信贷”,13年来,整个易县近2万农户从中获益,6000多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国内外上万人次到易县扶贫社进行学习、参观与考察。之后,又陆续搞了几个试点。不过,第四个小额信贷试验点陕西丹凤却在运作中关掉了。 杜晓山说,丹凤试验点1996年建立,后来演变成了当地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但是,政府主导并不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丹凤模式被政府接管后,利率由8%降到了3%,虽然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就是通过低利率贷款帮助农民脱贫,但这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扶贫社长期的亏空就难以弥补。过去的经验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2006年10月31日《广州日报》) 另外一件是政府干涉越少的省份,则资本的自由度越大。10月30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公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报告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表示:“从一般意义上说,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干预越少,企业自由度就越大;相对于较为稳定透明的法律框架而言,不透明和不稳定的行政指令和政策干预越少,则企业自由度越大。”(2006年10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 看来,浙江经济这几年之所以取得长足发展,经济总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各省区市前茅,与政府的行政干预少,不无关系。政府行政干预少了,则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企业自由度大了,资本的自由度也就高了,如此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确立,也使得企业家精神也得到了培养生成。 在以往传统的资源配置里,政府全面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行政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最有力的手。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充分调动社会层面的积极性,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也曾一度下降,不是在低效率的区间徘徊,就是濒临崩溃的边缘。 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经历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一个快速市场化的进程,一个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过程。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职能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市场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并日趋完善,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发展快速,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形成,利率正在市场化,以市场为基 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效地发挥着作用。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确立了市场规则,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明确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这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市场化改革以后,不彻底、不适应这种改变的情况仍比比皆是。特别是,最近几年,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也一度进入市场,成为经济领域不可忽视的一种“新威权力量”。这种强调社会的高度控制的“高效社会”,也就是新威权主义。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借此提高社会效率。结果却是,不仅社会效率并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而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也瓦解而破产。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新威权往往以造福百姓、发展区域经济作为旗帜,颇有迷惑性。 陕西丹凤的小额信贷试点,正是因为政府“好心”的介入,并且同样“好心”的降低利率,结果导致了整个信用链条的中断。浙江以外,中国的很多省份,热衷于高速的经济发展,甚至发明出“挂牌保护”以发展企业的措施。不能说“挂牌保护”就完全没有道理,但这种以行政手段替代经济规则的办法,最终必然还是由经济来承受代价。 我们认为,政府的归位,某种程度上比大量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还要管用,道理很简单,一个无视法律和规则的政府,未必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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