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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 处死萨达姆很符合洋崽的“程序正义” 伊拉克电视台30日证实，伊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已经被处以绞刑。 一名在行刑现场的伊拉克外交部官员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说，萨达姆是在清晨6时05分(北京时间11时05分)被处死的。
这个消息大概是真实的罢，网络上已经有了蒙面行刑者把绳子套在独裁者脖子上的照片，还有视频。有一些描述的段落，还是很有史笔的。读之良久，不能忘：
“在萨达姆被处死消息传出的时候，伊拉克当地天还没亮，巴格达街头处于全面戒严状态，空无一人，非常平静。而在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5时左右就开始了为期4天的全城戒严。”
伴随着萨达姆肉体的消失，这个笼罩了中东数十年的政治符号也随之消失。关于“后萨达姆时期”中东的政治局势，估计很快会有呈现出种种端倪，诸多学者、政治家也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布什就已经聒噪了：“萨达姆的伏法不会结束伊拉克的暴力冲突，但是却是伊拉克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现在想说的是，处死萨达姆应该是符合所谓的“程序正义”的。长时间的审判、当事人的充分发言、各种意见的参与、对政治局势的审视，云云，然后，如同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绳子一紧，一些有幸获准前往现场观看的伊拉克当地的法官、官员和宗教人士，就“听到了萨达姆脖子被拧断的声音”。
我们本土的法律学者可能会因此感慨人家的程序正义，认为这是西方法律文明的典范；进而，没准儿继续攻击中国法律“进步的缓慢”，以致于“虚弱”到不敢给邱兴华做精神病司法鉴定，就“匆匆忙忙”的把这个好不容易碰上的杀人狂处决了。
这些口口声声捍卫“程序正义”的先行者们，其手中的武器无非还是那一套“民主”、“人权”等等，只不过在不同的时候，变换不同花样舞动而已。本质上讲，他们不仅忽略了无辜被杀的那10数个人，就是那个邱兴华，也只是他们借以说事的工具而已。他们在意的无非是一种抨击体制的良好的感觉而已。
诸如此类的“大言欺世”，我们从来都不缺乏，岂只不缺乏，简直不绝如缕。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甚。
写完这些话语之后，读到陕西华商报的报道《邱兴华家人受资助用上手机 死者家庭被忽略》，愤懑愈加强烈，这大概就是精英们希望的结果吧。文章有这样一些段落，可为佐证：
受害人家庭：熊万成家里有三间旧屋，屋里陈设简陋、破旧不堪。据邻居介绍，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比丈夫小好几岁，有些弱智。熊万成出事前，他在村里当会计、靠务农养家。近两年他到铁瓦殿做事，有些收入补贴家用，但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得靠妻子娘家救济。熊万成一死，尹行巧家里没了主心骨，不知娘俩日子该咋过？
一想起遇害的丈夫，尹行巧就抱着9岁的儿子流眼泪，她说：“我和儿子咋办呢……”
邱兴华家庭：邱兴华被捕后，何冉凤带着孩子搬到了石泉县城郊区居住，房租每月100多元。9月中旬，邱兴华妻子何冉凤在一次采访中证实，她确实收到了一些外地“好心人”的捐款，大概有几千元。有了这些钱，才能租房住，孩子也才能上学。
捐款不仅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使这个家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儿梅梅回外公家时，穿上了一套新运动装；家里人用上了手机，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因为看电视信号不好，何冉凤专门买了一个接收器。12月28日，邱兴华二审宣判当日何冉凤再次告诉记者，她目前收到六七个人的捐款，大约有五六千元。
专家分析：在汉阴县“7·16”凶案发生、侦破及审判过程中，邱兴华始终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谈论最多、记忆最深的就是邱兴华及其家人，却忽视了11名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的艰难生活和悲伤心理。这种对杀戮者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不平等的同情，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呢？
昨日下午，安康学院心理学副教授黄路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媒体的长篇渲染，使邱兴华杀人案的主凶和家属也演绎着“名人效应”。黄路阳说，邱兴华的家属收到社会捐助而被害人家属却没有，这是因为邱兴华杀人案出现在传媒上的频率多，给人心理的印象深刻，有较强的冲击力，吸引眼球，有点类似名人的效应，事件自然关注度高。
黄路阳分析认为，从受害的角度来看，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应当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某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在同情心理的驱使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直觉上的同情，为其捐款捐物也在情理之中，而同样需要同情和捐助的11名受害者的家属却被公众不自觉地忽视了，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说，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促使了这种令人不解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为邱兴华家属捐款的人有没有其他的心态？黄路阳说，不排除有其他的心态，没有具体调查，他本人不认同有这些心态，如愤世、认可、甚至赞同等。对于个别精神病专家呼吁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一事，从事18年心理学教学的黄路阳认为，单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是有合理性的，如果有其他的目的，其行为和心理不好说，没有调查、分析和测量，不能进行简单的推断。
本人学识不多、不深，不能理解某某周末等自负有担当媒体的意图，只是觉得现在呈现出来的这个结局，就像是现世报一样，响亮地扇了这些先行者若干耳光。通过华商报的记者，我甚至觉得，社会舆论疯狂呼唤为邱兴华做鉴定的结果，很可能会在当地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这实际上也是当地公安局长最为担心的一点。就是这样的人，也有一大批人为他说话，其影响如果波及到芸芸众生那里，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示范和引导？一个杀人恶魔都可以摇身成为名人，还有什么道理可言？
如果长此以往，此间百姓总在此种不良情绪中生活，我以为，很可能会彻底瓦解当地千百年来形成的是非、善恶观念，甚至会挑战人们关于法律和道德理解的底线。这，或许就是那些人所声竭力撕强调的程序正义吧。
故事对于张艺谋是不重要的 金灿灿的色彩之后，幸好还有一曲《菊花台》，那个曾经满嘴含混的小伙子居然也能轻吟浅唱，让我们从晕眩中缓缓退出。
张艺谋还是不会讲故事，或者说，他是如此不在意故事的编织，只是在不长的时段里无所顾忌地倾泻自己的情绪。当然，这个“不长的时段”：重阳前一日、重阳一日两天，也并不是张先生特意设计的。因为这个故事的框架本来就不是他老人家的。
现在大家看过之后都肯定地判断说，张先生怎么那么懒惰，直接就把《雷雨》的故事框架拿过来了，甚至连吃药的细节都懒得改动一下？背叛、偷情、乱伦……一切都是那样的似曾相识。
其实，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当年的万家宝先生的《雷雨》也是有所借鉴的。或者说，《雷雨》的故事框架部分的借鉴了西方的悲剧《哈姆莱特》，故事的核心就是恋母弑父。万家宝先生出身旧式家庭，在创作《雷雨》时更多的渗透了中国传统社会大家庭的特色，强化父亲的专制和残暴，加入了母亲的神经质等元素。其借鉴是如此的符合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几乎看不出西剧的影子了。
而张艺谋先生毫无顾忌的拿来这个故事演绎，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此人向来的不善讲故事，缺乏一种娓娓道来的本事；更重要的，我以为还是此人对于讲故事的不屑。
他不可能没有研究过《雷雨》，也不可能没有考虑到如此叙述可能招致的批评和质疑，可是他还是这样做了。宣泄情绪的强烈愿望已经使得他可以随心所欲使用任何一个故事。也就是说，这位张先生至今还完全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影象幻觉中，故事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透过影象、色彩传递出来的情绪。
一个例证就是片中的大乳房。这样无数在晃动的乳房，既是性的泛滥，个别人的纵欲宣淫，也是多数人的禁忌。除此之外，大概还有很多论者提到的“恋母情结”，婴儿对母亲的吸吮，对母亲饱满的乳房的依恋。张先生以这种数量的累加，很笨拙的传达出这样一种情绪：“口欲期”男子对于母爱的渴望。
当然，没有一个人得到这种大乳房的爱，缺乏温暖的金色只是给人带来一种桎酷感，像张先生反复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有无数的乳房在晃动，但没有人感到真正的柔软和温暖，也就是没有得到爱带来的安全感。
这可以说是一种专注的追求，但是，这种专注一旦安排在张先生那里，差不多就成为一种霸权了。这种霸权是如此的影响我们的视觉，以致激起反感、增加沮丧。
为什么不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呢？难道所谓“大导演”，就是使劲挥霍资源、宣泄情绪、甚至张扬浅薄的代表？张先生一贯强调“人性”，以艺术而言，人性一样可以很好地存在于故事中间。
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历来就有一种求大的传统，所谓好大喜功，应该是我们最为重要的本土资源。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传递到艺术家那里，自然就大制作不断了。
12月28日 初八日，宜进酒 27日下午，子曰：初八日，宜进酒。看看外边阴霾的天空，进酒吧。
一连联系几个饭店，竟然都客满，直到很晚才终于找到一张可以进酒的桌子。感慨之余，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小间。问：为什么怎么多人赶在这一日进酒？或曰：这个一天天长大的城市，到底有多少人是在按照黄历的指点生活着？
比如，你常常是在撞上很多的车队之后，才想起这一天是不是一个黄道吉日？你刚刚让头头训斥之后，自行车又被人偷了，这个时候肯定觉得自己事事不顺是因为没有看好日子。
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正在把一部分人推向充满了暗示和诡异的黄历这一类“民间文化”。从另外一种意味上讲，所谓的现代科学越发达，众人对于心灵的皈依要求就越强烈。安身之外，安心似乎更为重要。或者说，大家都在寻找一种顺畅的解释、理解渠道。至于事情的本来面目，反倒模糊不清了。
今日，西历12月28日，石家庄市区通往殡仪馆的道路半幅交通管制，过往路人看到那样盛大的送葬仪式，马上互相打问：哪个领导死了？
领导们都精神健康身体愉快，躺在灵车里的是一名被称为英雄的交警。送葬的人很多，甚至还有大批小学生。在冬日街头的寒风中，懵懂着、挨冻着。
我想，人群中绝大多数人肯定都对这名警察怀有敬意的，但也不排除若干人会议论两句：这个交警早上出门的时候看没看黄历？宜不宜出门？
12月27日 我们需要平静地惦记 昨日过去，从我接触到的信息看，还算平静，那些“浪奔浪涌”，大概都是往日的热闹了。唯一的一点痕迹，让人想起那是一个特殊日子的，是天津蓟县一位同行打了几个电话，向我推销或者说推荐吧——推荐一个蓟县人、毛的贴身卫士的回忆录。
同行电话里说，这名卫士是河北老乡，蓟县人。我插话：那个河北的蓟县1973年已经消失了，转化成天津的蓟县了。对方诺诺。这让我想起刚刚去那边报到的马季先生，明明蓟县人，却一直认同自己是河北蓟县。哎。
日子过得快，也遗忘得快。12月26日这个日子，如果没有上边刻意的强调，也就这样平静的从手指缝里滑落了。姿势的完美，甚至不会留下什么枝枝蔓蔓。林达不无忧伤的说，自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李将军那样的完美的古典精英人格就没有了，剩下的是林肯那样的政治家人格了。其实，更为让人忧伤的是，失去了古典精英的美国人得到了民主政治；而失去了伟大领袖的中国人民收获了些什么呢？
或许，我们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我们的生活，也算是一种别样的民主政治吧。闲暇的时候，弄些宏大叙事自慰一下，比如大国崛起什么的。也就是今日，北大光华的张维迎在《冰点》发表长文：什么改变了中国？
什么改变了中国？张说：“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
我看这话同样可以换个角度看，比如说，其实是毛改变了中国。记住，改变。
12月26日 “非常道”不要再往下续貂了 余世存先生《非常道》问世之后，类似的文本在书商的忽悠下，呈扇面涌现。或许是出于对同道者的爱护罢，余先生还命笔为序，认可深圳夏双刃先生的文本以《非常道Ⅱ》出版。余世存宅心仁厚，奖掖后学，实在让人感动。
余先生说：“把历史还给世道人心”，“用最个人的感受构筑我们的历史感和伦理共识”。这些精到的话语，正在或者已经透露出余先生的一种“历史自觉”，即“个人史”。从《非常道》出版以后受到的热烈回应，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种努力的成果。
如果再稍稍追溯一下，余先生继承的实际是我国向来就很丰厚的“选家”传统，论者常常提及的《世说新语》、《艺林散叶》等等，就是此中的上乘之作。千年以降，一直绵延不绝。
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愿细察，“选家”之难除了涉猎的范围之外，往往在于取舍。以余世存数十年的殚精竭虑，尚不能做到一个“恰当”，何况更年轻的后学？余先生宣称，非常道的编撰是“以‘子’的实力，‘经’的用心，坐‘集’望‘史’，它即使不能反映中国当代的‘历史自觉’，也可以反映编者个人的‘历史自觉’”，说说容易，企及何难！
翻检现在这本《Ⅱ》，往往感觉到一种支离破碎。像那么回事，却又明明不是那么回事。有些时候，明明感觉到已经到了门口，却就是不得其门而入。大概，这就是差别吧。 12月20日 老人的尊严 老人就那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们这样的人每个月能给120元补助，生活补助，年年给。”
好象是担心我不相信，老人又说：“1440元，已经给了。”
老人快八十岁了，这些年一直平静而忙碌地生活着，手里的钱不多，不过，并不拮据。用乡亲的话说：“日子过得去。”年轻的时候，老人跟着共产党闹革命，1945年8月15日以前的党员，官方的说法，应该属于抗战时期在乡老党员。因为在乡，所以格外辛苦些。好在生命本身在于运动，这些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时光流逝，人就老了。人的老实际上是从“老态”开始的，头发、皱纹、腰板……就像一棵树，俏生生的幼苗时期之后，是挺拔的青壮年，渐渐的，黄叶飘零了几年之后，开始呈现出衰老的意味。
老人一直自食其力，有兴趣的时候，从电视里看着那些保养地好好的老人费力地挪动臃肿的身体，哦，那是官家的老人，一般都有一个高墙大院，白胖胖的像个老太太。看过了也就看过了，心头的一点不快很快就被原野的风吹散。
直到前不久，上边决定给在乡的老红军、老党员适当的生活补助，日子似乎不一样了。“一直给，给到死。”老人说，很振奋的样子。
10月份的时候，我在四川泸定县城郊的一户农家，见到了一位流散的老红军，90多岁了，每月有200多块的生活补助。领着官家200多块的老人，已经瘦小的越来越像一只猴子，言语含混，不知道有没有福气享用那迟来的200大块了。
老红军胖胖的儿媳妇拿出一个红本本，那是领钱的折子。我端详着那个领钱的折子，往事恍惚，一会儿觉得那是生命的价格；一会儿又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尊严，晃来晃去，没有个了局。
眼下这位老人精神的振奋，我想，恐怕也不全是“价格”，可能更多的是所谓的“尊严”罢。怎么说，那都是官家对于老人在过去岁月艰苦努力的一种认可。尽管来得晚一点，补得少一点，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点，也毕竟有了那么一点意思。
还好，这位老人牙口还好。
12月19日 在冬日晾晒自己 远远的，冬天里的树简洁、生动，看上去就像轻烟一般，轻易地就缠绕在人的视线里、记忆中。我喜欢这样远远的景观，常常有一种大风地里奔走的冲动。尽管我也知道，那么大的风，以我现在的身体，恐怕会落得个“一晌贪欢”、“旬日踟躇”的结局。
以前却是可以的，大风把并不怎么宽的额头吹的凉浸浸的，也没啥。惯看浩荡长风，或可暂时安顿一下慌乱的心。 至于说为什么慌乱，也不是很清楚，对于生活的前景，模糊得很，也自负得很。是那种没有来由的自负。现在想来，猴山上渐渐长大的小公猴体内涌动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没有来由的自负”？“彼可取而代之”？ 若干年之后，当你眯缝着眼睛在冷冷的冬季晾晒自己的疲软时，想到这一幕，可能会轻笑一过。一切都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当年的雄心万丈、天下为一己之天下的情怀，似乎就是一眨巴眼睛的事情。 每一个生命的方式都是值得尊重的方式，我所说的轻笑，其实也包含的自嘲的味道。譬如一只成年的公猴子，还不是猴王，一样也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世界的秩序。生活着。 如果我们的环境不再是成王败寇的环境，那将是让人向往的大同世界了。或者说，太阳地儿下，多一些晾晒自己的雄性动物，有什么不好？ 这样的叙述，其实有些悲观，一些朋友也对于我的这种悲观表示诧异。其实，如同孤独是人性之常一样，适度的悲观一样是个体融入群体的润滑剂。套用某极端批评家的话语，以往社会上鼓励众人进取，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的表征。大家都进取、都按照一种共同的标准生活，实在省事得很啊。 我未必完全同意该批评家的说法，甚至觉得这样的说法很可疑。虽然我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怀疑人家的动机，但这样完全放弃进取的言辞，依然让我这个心性消极的人感到某种混乱的预兆。 我想，还是适度吧。老夫子两千年前就总结出的“中庸”，其实不是真理，而是放之四海都屡试不爽的方法论。这个“取中”如果再结合现代科学总结出的“黄金分割”0．618，应该进退自如了。即需要进取，也不要全部投入，0．618即可，反之亦然。 曾有人批评高速公路割断了城市和乡村的联系，也割断了行路的人与风景的联系，这个说法至少在北方的冬季不准确，我看到了一缕缕、一株株的烟树，那是北方原野的魂魄。 贺卫方说了，城管队长评烈士不妥 一个来自保定的年仅23岁的小伙子，自家的流动小摊遭遇城管袭击，突然就举刀刺死了城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要知道，在他们这些外地人眼中，城管可是砸摊子打人不讲理的活阎王。
现在，这个小伙子终于爆发了布衣之怒，以致于“伏尸一人”，“流血五步”。这样的举动让习惯了天子心态的北京人半晌合不拢嘴巴？真干啊？
八月那一阵子，北京为了城管被刺闹翻了天，有人甚至出主意说，最好给城管装备上装甲车。我注意到，纷纷扰扰中，并没有一个声音涉及到刺杀的根源。
这一回，贺卫方说了，该案折射出目前我国城市管理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他认为，低收入者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设个摊位谋生，城市管理者也应适当考虑到这部分人的生存情况。贺卫方同时认为，将李志强追认为烈士的做法“不大妥当”。贺卫方说，没有经过司法机关的审判，崔英杰不能被当作罪犯，李志强也就不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否则有可能影响司法机关的判决。
这是就此事听到的最为理性的一个声音，也就是我一贯强调的“人话”。 12月11日 穿越浓雾回归家园 从衡水回来，一进入“石家庄界”，便一头掉进了浓重的大雾，而随着天色见晚，一切都变得不可知了。“一头雾水”，或许还是“如坠五里雾中”？
1989年的时候，很喜欢一本现在看起来很烂的小说，题目还记着：《浓雾中的火光》，大意是描写内战时期重庆进步学生运动的。因为重庆多雾，也多政治上的迷雾，而火光的隐喻则不言而喻。参照今日所经历的大雾，我想，浓雾中即使有汽车强光都微弱如灯火，火把根本不可能对雾局中人起到任何作用。至多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而已。
于是，浓雾中的行驶完全成了一次与运气的博弈。我们竟然找不到从石黄高速下京石高速的路口，结果下早了，南辕北辙，京石是上去了，不过只能往北开，只能在正定下了高速。
还好，没有走到保定，没有走到北京。也就是石家庄北边的一个正定，甚至还从正定南门长乐门旁边擦身而过——估摸着是，根本看不见。
还好，走了一些弯路之后，还是看到了城市晚上熟悉的万家灯火了。那是一种别样的亲切。 中国当代文学不在乎谁说而在乎说什么中国当代文学不在乎谁说而在乎说什么
日前有媒体报道，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 （《重庆晨报》2006年12月11日）
这则消息显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普遍不满，一些认为有责任呵护“中国文学”的人更是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一个德国人”？结合前一段中国海外作家高某获得诺奖引起的国内愤怒，其间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预谋的存在？ 我认为，先不要着急，也不要看人家的眼窝深浅和鼻梁高低，中国当代文学应在乎说什么而不是谁说。我们是不是先弄明白德国汉学家到底说了什么？他说的跟我们的现实有多大距离？ 一者，“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 我们有没有中国的声音？好象有，又好象没有。我们曾经提倡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的文学也的确曾经有过高峰迭起的时代。但遗憾的是，置身眼下所谓的转型时代，中国当代作家跟风的反倒多起来，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势，那就是追求“粗鄙化”的作品泛滥成灾。北大教授、作家曹文轩就曾经说，新锐小说粗鄙成风，往死里写脏、写丑，是世界文学奇观。 中国社科文学所有关专家进一步表示，情况可能比曹文轩描述的还要严重。目前图书市场上充斥着暧昧的封面和“粗鄙化”的广告语。公开声称“身体写作”、“胸脯写作”、“私人写作”的作品比比皆是。“甚至一些成名于80年代初的老作家，为了晚年能够跟上形势，也号称自己的作品每一章都有两三个小高潮，用官场加情场的堕落诱惑读者，价值观念混乱，看不到‘美的力量’。” 你说，这样的当代文学不是垃圾是什么？不仅是垃圾，而且是完全不具备降解可能的垃圾。 二者，“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鲁迅云者，因为涉及到“匕首”和“投枪”，因为涉及到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清算，不好类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社会上流行过一阵子“鲁迅风”的杂文运动，从后来呈现出来的实际成果看，学习成绩差强人意。究其原因，除了众所周知、大家都不愿谈的那一方面以外，其间有没有作家个体的责任？ 坊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鲁迅活着会怎样？据说，伟大领袖说过让他闭嘴的话，具体如何不可考。但我想，真正对民族、历史、国家有责任有良知的人，大概是不会以此为借口掩饰自己的怯懦的。退一步讲，即便你碍于时势，不能畅所欲言，那么，能不能不说荒唐扯淡的话？说穿了，正是因为缺乏对国家民族的大爱，所以总能够在需要堕落的时候找到堕落的理由。 今年11月3日，评论家叶匡政宣布，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死了，任何对当代文学体制有所了解的人会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作家的创作欲，今天，只随着市场行情波动。他们把文学看作应市的蔬菜，都想赶个早市，都想取得文学小贩与买菜婆的欢心。为此，他们倒是用尽了心机。 确实如此，没有责任，也少了担当，只剩下一张张充满情欲和利欲的脸。 文学是什么？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的最内质的东西。俄罗斯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他们民族的魂魄，而好的文学正是铸造这魂魄的精神场。我们无意完全否认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构建中国当代精神世界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必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建立在对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负责任、有担当的立场上。 舍弃了这种努力，我们将万劫不复。 12月10日 那一团掩映在中华文化帘后的大悲悯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可萌绿，亦可枯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这是章诒和新书《伶人往事》的分章题目。
这些句子的后面，都对应着、承载着一个“伶人”的如烟往事，扯不断、也理不清：早年学艺的孜孜以求，“把北京城墙的砖都喊得凹进去一块”；成名以后的意气扬扬，“精致到挑剔，挑剔到精致”；以及，面对社会革命的千人一面、万众一声时的失语和仓皇。
那一年，当马连良看到报纸上开始批判周信芳主演京剧《海瑞上疏》的消息后，竟不再吊嗓，而是喊出了“完啦”、“完啦”的不祥之音。如果这也算吊嗓的话，堪称全世界最为悲凉的吊嗓啦。一叶知秋，进入了崭新的新世界的马老板敏锐地感觉到，艺术生命来日无多了。这一天是公元1966年6月4日，次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将这位艺术大师糊进了一个冰冷的世界。
那一年，河北省在省会天津搞现代戏汇演，奚啸伯主演的《红云崖》也在其中。演出以后自然有一些讨论，当时负责记录的一位叫做尹丕杰的先生与奚啸伯有一些简单交流。这位北师大毕业生、“摘帽右派”的尹先生就奚啸伯的唱工写了一些字。先是：“鹤鸣九皋”，奚啸伯：“过奖过奖”；接着是：“雁落平沙”，奚啸伯：“知音啊知音”；最后却是五个字：“寂寞沙洲冷”，奚啸伯半晌无语，“命该如此”。那是公元1963年春天的事情了。
那一年，尚小云将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66件字画文物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这些字画有八大山人、石涛、徐渭……如果计较的话，价值当超过亿元。同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送上的一份关于尚小云的“情况反映”中称：“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无心过问剧团。”这是公元1959年的事情，把一切都捐出去了的尚小云把自己逼到了墙根。
那一年，中国京剧院组织批判叶盛兰，同为名演员的李少春咄咄逼人：“我们谁敢保证演员就不会反党？假如说中国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叶盛兰、叶盛长、李万春参加不参加他们的活动？”每次批斗会结束回到家里，叶盛兰都会像喊嗓子一样，自己关在屋里，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我是谁？”“谁敢惹我？”这是公元1957年的事情。
…… ……
章诒和先生用极为平和的语调，叙写着一代名伶的浮沉遭际，笔下之沉痛，让人长久无语。2004年，章诒和在当年的马连良旧宅改建的饭馆度过了一个中午、半个下午，“咽下去的是美味，浮起来的是伤感”。
她说：“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了老宅深院里的绸衣簌簌声，走在地板上的拖鞋踢踏声，投过绿色窗帷飘散出的烟香，还有那‘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的歌咏。”
这样的幻象和喟叹来自渊深的中国文化深处，支撑它的，乃是那一团绝大的无可名状的大悲悯。为那些逝去的伶人，也为那段让人嗟呀不已的岁月，更为中国人多灾多难仍万死不悔的文化精神。
是啊，一切都逝去了。我没有毛公“俱往矣”的无边豪迈，我只是觉得，即使生活在这些大师们的氛围中，也能够时时存着丝丝温暖的意味，这是一个民族传统对于后人的呵护，这也是今天的人站立在历史的边缘无比苍凉的瞩望。
章诒和说，今天的戏曲，不过是看取传统风景的一扇窗罢了。梅兰芳、程砚秋正在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赫赫然写入历史，缓焕然退出尘世。
我们眼看着文化符号们沉浮于历史的砧板，这其间，大概也包括奇女子章诒和。
12月4日 不宁静 这几日，心里颇不宁静。走在这个居住了五年之久的小区甬道上，恍惚走回了从前。头顶上是罕见的圆圆月亮，在这座平原的大城里，能够与月亮对视，是一件奢侈得让人兴奋的事情。
有房间里传出叮咚的习琴声，夜色中，那声音渐渐呈现出音乐的味道。我知道，至少在三个月前，这些破碎的音符还没有像现在一样串联起来。我能够顺着这些乐音，走回往日的情怀么？
找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淡淡的忧伤中品味吧。忽然又想，以高中阶段的心境，大约是很难理会这篇文章中表达的情绪罢。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的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模模糊糊地哼着棉歌。我悄悄地披上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象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天里的星星。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 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象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一了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 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象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是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象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象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象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 ，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今晚若有人采莲，这儿的莲花也算是“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音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朱自清（1927年，7月，北京清华园。） 一座古城的救赎一座古城的救赎 我一向固执地以为，城市是一种有灵性的生命存在。或者说，从其浚池垒城开始，人群的聚集、房屋的依傍、街区的形成……在一点点的添加和丰满中，丰富着城市作为生命体的自在性和独特意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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