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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31 这一年也要过去了 很多好听的话，照例只是虚拟的美丽而已。比如说，您明年事业如何、财富如何、人生如何……如果每年都是这个样子的话，您何至于还这样辛苦的期待着每年都可能听到的这些好话呢？
但每年照例是要说的。照例云者，就是有这个老例。大家都拱手说好话，您又何必拧着来？左不过中国人说的和做的往往是两回事，说了就说了，未必一定要做的，越是说的像模像样，越悬。
2007年就要过去了，我们做了很多举动试图送送，弄出很多动静来。其实大家都明白，送走的不过是自己某一方面的愿望而已。送日子的根子在于送自己的无边无际、飘渺不定的心思。
为着送别，这个城市这两天罕见的出现了蓝色的天空。闲下来抬望眼，能看见西边远处的西山。在很小的时候，我其实是经常张望着家乡西边那连绵的大山的。西山的清晰，让我感到了莫名的安稳和踏实。
与晴朗的天空对应，城市的夜晚也清亮如水。那一夜，因为贪恋夜空的清澈，竟然在小街上走了一个小时，穿越了几乎整个城市东区。我甚至看见了路灯柔和的光晕在空气中均匀的散发。
疲累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可以预期的是，往后的年份会越来越疲累，而我，也在这无穷的人生中消耗掉所有的热情和激情，眼泪和汗水，忠诚和才华。最后，可能重新面临着木心所说的“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
2008是谁的幸运元年？我想，自然不是我的。这些年来，我已经没有什么幸运可言了。与脚下的大地一样苍老的，还有自己的内心。但我同时也相信，自然是有一些人会收获幸运的，那也好。
这个城市的根性是平原大地上苦苦挣扎了几千年的农民，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他们存身的土地有着扯不断的联系，新年的到来，他们可能会放炮庆祝，简单但明确，驱走该驱走的，迎来该迎来的，很好。
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母亲看着总是很落寞的我说，我要是看着你长到30岁就放心了。当时我并未太过留意，及至年长，才真切感受到母亲当年的心境。那样的表述，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勉励罢。
活着，大概对于很多人都是一件需要些寄托需要些理由需要些勇气的事情罢。母亲有我的理由真的养我到了30多岁，她的飘落在我看来，其实是安详的。那么，我的理由在哪里是什么多不多呢？
2008年，我能够加入到全民族的狂欢中去吗？我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狂欢吗？如果可能，我愿意以更驴的劲头去作为，当然，与以往的驴不同的是，此番可能会多一些自在，这么多年了，驴也是有记忆的。
2008年到来了，用我的眼睛、用我的肩膀、用我的心思，迎接她。我没有孔庙那样用于迎接倭人的红地毯，但我有一片改造改造就可以使用的思想。在思想的红地毯上，我希望我能承载新的一年所有的幸运，和不幸。
December 29 模糊泪眼中的城市悲怆 重庆大渡口区一对不很老的夫妻（男的56岁，女的51岁）倾尽一生所有，在结婚23年后，终于买上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从此，他们却没有开始那梦想中的幸福生活，交房前，两人双双患了癌症。在好心人的撺掇下，他们还去看了看自己的新房子。妻子晏红利对记者说，为了生活得体面一点，多少年来，连江北、南坪、沙坪坝都没有去过。（人民网2007年12月29日）
这是一个让人落泪的城市故事。透过模糊的泪眼，我们可以约略看到当下中国城市底层市民真实的生存样态。那是怎样的悲怆、怎样的艰难呵。“买房子”只不过是故事中的一个骨干事件而已，完全可以置换成其他的比如教育儿女读大学什么的。当一个家庭经济脆弱到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情形时，大概算得上整个社会的悲哀了。 我们经常会说“城市崛起”、“经营城市”、“中国崛起”这样宏大的话语，那些操弄这些宏大话语的人们想过没有，如果没有了个体的详和平静，没有了家庭的和谐稳定，没有了大多数的幸福健康，任何宏大其实是无所依凭的。这里边同样没有非此即彼的意思，但是，当升斗细民弄到了无法正常生活的境况，眼泪是可能变成洪水的。 在中国目前飞速扩容的城市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这样悲哀的不幸的伤感的人民？这些人民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上？是一夜暴富的彩民还是只知道念叨上边的好好好的市民？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注视这些可怜的无助的眼泪淹心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不久前曾经指出，目前我国城市中的贫困者应该有3000万人左右。城市贫困人口已约占城市人口的6％～8％，城市的贫困率已经高于农村。城市贫民阶层可以说是城市弱势群体的代名词，他们权力过少过小，他们的上升通道太过狭窄，他们面对的贫富差异太过悬殊，他们往往会有强烈地被剥夺感。
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像上边所说的那对重庆老夫妻一样，他们是沉默的，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自己的踏实的生活，希望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改变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境况，尽管这种改变可能需要他们蹦着高去够，他们也心甘情愿。常年居住在重庆却没有去过江北去过沙坪坝，那也没什么，只要天道酬勤，日子总还是过得去的。
然而，他们还是被时代的洪流忽视了。岁暮天寒，南方那家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报纸可能更关注西南那座城市的会武功的最牛钉子户，认为那个钉子就是一个经典、一个奇迹、一座民权的堡垒。像上边这对贫贱夫妻的这样的悲哀，大概因其不具有推动时代进步社会前行的典型价值，所以可以存而不论的。 这一人群，似乎已经被轰隆隆前行的车轮彻底甩下了。他们的努力和愤懑与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似乎已经疏离很远了。多少年来，他们只是默默的落寞的在边缘生活着，野草一样，司空见惯，无人闻问，很少有人会把他们的遭遇当回事。很多很多的人，不都是那样过来的吗？ 但是，这种疏离，这种边缘化的生存，同样存在着极大的危险。脆弱的家庭经济，原本就不具备坚韧的抗风险能力，一旦遭遇凄风苦雨，生命的色彩马上就会暗淡无光。当这种暗淡成为具有传染性的普遍现象时，当我们对这些不幸这些苦难都习焉不察的时候，那将可能酿成所有人的灾难。
市场经济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正常的流动秩序，城市贫民阶层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我相信，在大批的城市贫民心中，当艰难的努力都不能改变生活的时候，不满肯定在酝酿。临界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一旦打破均衡，危险将不可避免。
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给城市贫民一个可以预期的远景。让那些模糊的泪眼不在纷飞。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生活得快乐健康。
December 28 2007年过眼的若干书（二）书单二
《纽约琐记》。旧书新印，尽管陈丹青一向反对中国的读者只欣赏书画作品的印刷品，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遍地美术馆和画廊那是美国。也因此，这本穿插了大量印刷品的旧书具有了别样的好看。我们的美育——如果有所谓美育的话，大体上都是这样完成的。
《师门五年记》。师生遇合，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当然，名师与名徒之间，可能情形更为温和一些，那是因为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大家；一般师生之间，往往也就是一阵风，诸君歌颂的，无非是空泛的师生情谊而已。如果还不相信，请问您近来问候过哪一位业师？
《慕庐忆往》。老一辈学人的往事片段，个体的生命史。这个个体可能与我们时代曾经的轰轰烈烈有些隔膜，甚至一度还有些反感，但这些都不能影响他的历史记忆。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疏离，他的这部自传性质的回忆录才具有了别样的史学价值。
《白石老人自述》。买这本书的时候，小书店里站着一个闲汉，闲汉说，这本书好几年前就有了。我没有理会，老子见事晚，但并不影响对书里事情的体验性了解。白石的辛苦，并不像书中描述那么轻松。那种小人物要出头的感受与揪着自家头发飞升的情形没有区别。
《常言道》。还是余世存，还是一样的语录体，但阅读的快感似乎有些减弱。难道仅仅是因为模式的雷同吗？好象不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仅仅依靠语录来勾勒社会历史，其所达到的极致，无非也就是解构。真正的洞察世态人情，仍需要绵密和连续。
《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那些人，在那一个“时间开始了”的特定时间段落，自然会有不同的表现，这就好比戏剧的剧情一样，在这样一个点上，矛盾冲突最为集中，最有戏。不过，傅国涌先生的快，也使得他的东西有时候会显现出仓促和简陋来。
《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海派评论家吴方先生的遗作，题目复杂，其实就是置于中国历史框架下文化史。与以往的文化史学比起来，这本书的文字更精致，视野更开阔，细节更丰富，旨趣更个人。可以视为一个人的中国文化史。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张灏的幽暗意识与吴思的官家主义一样，都是解开中国历史的密码。幽暗意识认为人性介于神性和兽性之间，不能绝对地否定人性，但是要绝对地防范人性。从幽暗意识来看民主，民主是可爱的，毕竟它比专制稍微好一点，又因为人还是有一些良知的，不是畜生，但是民主又是必须防范的，因为人性又是幽暗的。
December 27 2007年过眼的若干书 本来想正经写写这一年来读过的印象深刻的书，想想算了，读书云者，不过是荒唐人聊以自慰的托词而已，大可不必过于自恋，弄得跟真的似的。从“诗人”这两年的遭遇看，过一阵，没准儿，“读书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于是，只能试着把记得住的一些书籍列个清单。
（书单一）
这一年依然在连续阅读三本杂志，《读书》、《南风窗》、《财经》。“读书”主编更替居然弄成了一个“事件”，约略见出中国学界的分歧之深。换了主编的读书依然是老样子，只是每期少了一篇“编辑手记”而已。也许，更大的旨趣调整，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南风窗》依然满是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而《财经》则要明快的多，要什么，要说什么，都明白的说出来，这也许是女人和男人的区别所在？
《颜习斋哲学思想述》。在纷纷扰扰的读经时尚中，陈登原叙述的颜李之学，大概算得上一袭清凉剂？谁都在说自己的学问是直抵圣人心尖，不好说。
《黑夜里想你没办法》。山西大同作家曹乃谦的乡土小说，汇聚了民间的苦痛、智慧还有希望，耐看。“给爷捎把夜壶，爷那把嘴破了，割肉。”因为瑞典老头老马的忽悠，曹现在心气正盛，琢磨诺贝尔呢。真不希望他老人家落空。不过，看看现在的李锐，也就知道曹君的将来了。可能曹在现代意识上还比不上李锐。
《脱去文化的外套》。苏州大学王尧先生的才子文章，难得的好文评。“纸上的烟雨苍茫”，个中况味或许就在清晰与模糊之间。
《王蒙自传》。一个老头的睿智往往很容易被人看作是世故，而世故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想而没有或没能做到的境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大家为什么就没有你那么聪明的脑瓜和运气呢？
《集体失忆的黑暗时代》。依然延续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叙述习惯，精气十足，让人不免掩卷慨叹。按照“索隐”的方式读，收获当更大。中国的现代化，都可以从中找到好的不好的例证。
《杂书过眼录》。谢泳今年被延揽到厦门大学教授，被认为是学院派向实力派的示好。其实，这样的事件本身能成为新闻，也正验证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肤浅和教条。这本书依然在随意和放松中阐发着一个个的重大主题，学院中的大多数傻子，做梦也梦不出来的。
《乡痛，在城市的深处》。城乡的纠葛犹如朝野的纠葛一样，离不开，扯不清。
December 26 2003年12月，北戴河 2003年的12月，我曾经忙乎过一个大人物110周年的纪念文章。那个大人物是毛，采访的地点是冬日里的北戴河。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我在北戴河住宿条件最好的一次，中海滩宾馆一个临海的带阳台的大房间，早晨起来一推开窗户，大海和院子里的秀挺的树就哗啦一下进入了我的视野。
这个时节的北戴河，人迹稀少，大海也似乎处于休眠状态，每天早晨能在沙滩上卷起老高的冰浪花。那是静止状态的潮汐，那是大海的一个精彩亮相。我在海滩上的行走，便也格外的寂寞、空旷。有时候不免会想象，一个人的思想到底能够渗透多深、多远呢？如果是活泼的流动状态的话，那冰浪花是不是一种偷懒？
海滩上也有些三三俩俩的人，应该是寒假仍留在燕山大学的学生。一样是一些只是走走的安静的动物。安静的北戴河，安静到了我吃饭都出现了问题。直到那一天和区里接上头，望着满桌的海鲜，才算是走进了现实中的海滨。海滨是什么样的？除了多少年前领袖的乘风破浪，除了后来人的嬉戏打闹，还应该有顺着海风飘过来的海鲜的味道。
那一次，写了一个现在看来已经很长的东西。作为一种思想的总结，总的来说，那些文字还是我的真实意思的表达。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翻找出来，既是为了纪念那个大人物，因为这样的纪念在我们这个有历史的国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同时，也是对自己那一年冬日海边冥思苦想的一种代偿。
能够思想还是快乐的。前不久，当我站立在湖南一师曲折的回廊里只剩下发呆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2003年的不容易。一师，那可是真正的龙兴之地啊。某大人物说，毛如一轮红日从东方跃起，一师最早沐浴他的光辉；而毛自己则一再说，“一师是个好学校”。不管怎样，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相遇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2003年，我在北中国寒冷的大海之滨，似乎深入到一个人的思想深处，探究一些本真性的东西。我知道，尽管最终不过是一阵大门口的张望而已，但毕竟是认真的张望。就像2004年在陕北延安枣园、杨家岭的张望一样，我们还是需要这样与这个民族最复杂灵魂的对视的。当时的一些思考重新贴在这里，作为一个记录吧。
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之：搏风击浪北戴河 （2003-12-24 ）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 ■潮退
冬季的北戴河，汪洋恣肆的大海景观只收藏在记忆中。现在呈现给人们的，是安详，是沉静，是卸下盛装后完整的海岸线轮廓。
游船拖上岸，码得整整齐齐，失去了浮动参照物的近海，显现出其深邃甚至寂寞的一面。浪花不再翻卷，甚至可能在某一个冰冷的早晨，瞬间凝结为美丽的冰浪花。
幸而有诗。“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这样大气的诗句，在淘洗去岁月铅华的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存留了想念的依据。作为典型意象之一，飘摇于“一片汪洋”中的“打鱼船”，如此令前人和今人牵挂，而今安在哉？秦皇岛外的打鱼小船，恐怕很难见了，北戴河环保局的同志介绍，为了保持北戴河18.4公里的海岸线水质，政府出资购买渔民小马力的渔船，并让这些渔民享受不低于下岗职工的优惠条件；与此同时，影响潮汐和景观的渔船码头也在今年消失了。
浪退去了，人远去了，时空转换，可是诗里边的汪洋气势还在。
这汪洋，有大自然波澜壮阔、海潮荡漾的浩浩气势；更有着大时代伟人挥洒诗兴、指点江山的豪迈；当然，也饱含着后人在面对“毛泽东”这个博大人格海洋时的心潮逐浪。
从联峰山顶四望，红顶白墙、浅浅海湾、浪波柔和的北戴河疏朗明丽，你甚至都能感受到随着海风而至的生长的力量。若是晚上，黑漆漆的海面上，外轮闪着灯次第缓缓挪过，倒有些童话意味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的追忆，往往一开始就带有了诗性？
■浪涌
按照气象专家的说法，北戴河海区海浪有风浪和涌浪两种，近海以风浪为主，历年风浪频率高于90%，涌浪频率为38%。风浪也好，涌浪也好，半个世纪的海浪，倒使得一首《浪淘沙·北戴河》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情感共鸣。
离12月26日近了，关怀最是诗人情，这一时段的“共同语”是“诗人毛泽东”。人们似乎现在才完整地发现，诗是诗人生命力的晴雨表。一个健康、舒展的灵魂，他的诗必然是健康舒展的———当然，这样的诗还必须生发在地气浓郁的地方。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刚刚从京城的溽暑中出来，看到海滨的高天流云、浪花飞溅，情致自是不同。按照毛泽东当时卫士长李银桥《大海的诱惑》中的描述：
1955年夏天，正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际，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就要来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
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两眼闪闪发光，带着心潮澎湃而又扑朔迷离的神情。
———尽管这样的“口述历史”从来都不好印证，但是，我们完全不怀疑这样叙述的真实性。在这样的言语中，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诗人毛泽东的神采。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就在同一年，在北戴河，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做序言里这样宣称：“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
北戴河地方公安战士刘杰还有过这样的叙述：1955年8月26日，毛泽东一大早就下海游泳，休息时，看到远方有一艘小船在海面上轻轻摇动，近前后，船老大老刘头正在摘螃蟹，没有认出毛泽东，谈话从日常生活到打鱼的渔具，从渔情到捕捞技巧，从家庭生活到互助合作十分自然。日头升高，螃蟹待售，毛泽东让卫士买下全部20斤螃蟹。
这段记载见《北戴河志》。这样的印象同样可以佐证毛泽东对于普通大众的殷殷关切之情，而这样的“关切”，往往具有普世的情怀。
■潮生
或许大海最能释放诗人毛泽东的大胸怀，或许是北戴河海滨的沙软潮平最是吸引这位忙碌的人？
从1898年，清政府将北戴河海滨辟为“允中外人士杂居”的避暑地，到1953年，中央确定暑期到北戴河办公，北戴河作为休养疗养区，在我国旅游区里边具有特殊的地位。《秦皇岛日报》高级编辑、地方史专家孙志升在其专著中甚至将北戴河称为“中国现代旅游业的摇篮”，是中国第一个被中央政府确定为避暑地的景区。
从1954年始，毛泽东多次来到这里。蓝天碧海、沙软潮平、绿树红楼的北戴河由此成为国人内心的眷顾，而且这种向往更因为伟人的活动平添了诸多神秘色彩。
秦皇岛市政府研究室研究员王凤华说，实际上，在1954年以前，毛泽东并没有真正见过大海，也没有在大海游过泳。1954年4月21日首次巡游，7月为第二次；1955年来了两次，1956年来过，1958年在北戴河指挥炮击金门，1960年、1962年、1964年均到此暑期办公。
“毛泽东一生跟大海接触最多的地方就是北戴河，与大海最能融为一体的地方也是在北戴河。”孙志升如是评价。
面对大海的时候，可能是最能显示毛泽东个性特征的时候。
很多人都提起这样一件事情：1957年夏天，有一次台风过后，虽然云开日出，可是风浪仍然很大，大海咆哮，堆起了颠狂的海潮。毛泽东硬是要下海游泳，在浪涌万叠之中，毛泽东几次被打倒，几次被冲上沙滩，但他仍然在浪峰下面钻来钻去，游了一个多小时。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读来十分传神：“深黑色的海水猛烈地起伏翻腾，长列的大浪头绵延几百米，一道接一道地从天际翻过来，咆哮着，飞一般扑向沙岸，轰轰巨响。
“毛泽东凝视大海，胸膛起伏，呼吸有声。他两眼眯细，目光灼灼，漾出一种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锐气。这种较量前的对峙是短暂的。这种沉默更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和力度。毛泽东扫视了卫士们一遍，嘴角忽然漾起一丝微笑，问道：‘你们害怕吗？’
“‘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毛泽东淡淡说罢，转身便向大海走去。他身材魁梧，腰部稍稍隆起，走路姿势不太好看，稍显后坐的样子。但是这种姿势站得稳，七级风也奈何不得他。身后的沙滩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足迹。”
———喜欢大海的毛泽东在与风浪搏击中，显示出独特的胸襟与气魄。
12月19日，我站在冬日暖暖阳光中的海滩上，海风中没有了夏季浓重的腥气，海浪在低浅地喘息。毛泽东当年留在沙滩上的足迹，早已无处觅，尽管我明白得很，足迹云云，更多是存留在人们的心间。可我分明能感受到那足迹的力度。
也是在那一次，毛泽东第一次讲：“你们正年轻，要经风雨见世面。不要做温室里的花草，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在这里，大海是毛泽东盛载情思的“场”。
同样，朱德也有一首《海量》写于1956年7月：日暖风和海水清，海不扬波报太平。江河汇集成汪洋，海量宽怀永不盈。在这里，朱德突出的是大海的宽阔胸怀，一样有“诗如其人”的意味在。
■歌兴
1993年修的《北戴河志·艺文》，将《浪淘沙·北戴河》列在第一首。 北戴河著名的旅游景点鸽子窝，此间岬角拔地而起，突出大海，是为观海佳处。当地人在此竖起毛泽东面朝大海立像，称毛泽东在此处观海，感慨万千，遂作《浪淘沙·北戴河》。秦皇岛日报高级编辑孙志升对北戴河的人文地理十分熟稔，他认为此说无据。他说：没有任何资料证实毛泽东1954年到过鸽子窝，而且这样“坐实”也模糊了诗人的丰富想像力。
孙志升认为，我们只能说，站在鸽子窝的岩石上面对大海，更能够深刻感受毛泽东诗的意境。
其实，关于诗人某一首诗的“附会”，历史上并不鲜见。人们总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够将某一个美好的事件“定格”。比如在重庆奉节白帝城，导游小姐就会认真地告诉你：你脚下站的地方，正是当年杜甫写下“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地方。不论信不信，你都会仔细打量一下周围的好景致。
不管毛泽东是否到过鸽子窝，就《浪淘沙·北戴河》而言，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词作之一。所谓，“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人间世的情怀，历史风物的沧桑变迁，都足以令人感慨系之。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毛泽东在北戴河谈的最多的历史人物恐怕就是曹操了。对于这位1700多年前的“枭雄”曹孟德、魏武帝、大奸臣，毛泽东更多地把他看作是建功立业的大英雄。
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桓班师途中，曾路过北戴河一带。辽阔的沧海壮景，似乎衬托着作者的胸怀，传达着曹操叱咤风云的气概和艰苦征战取得胜利后的喜悦。
于是，《观沧海》诞生了———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对人评价说：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曹诗气魄沉雄的“大悲凉”，在毛泽东笔下，则豪迈的化为“换了人间”的“大喜悦”。
风物依旧，人事全非。
1954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5年了。5年间，共和国在大陆范围内(西藏除外)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5年间，为巩固新政权而大张旗鼓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三反、五反运动也取得了胜利，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5年间，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也以中朝两国的胜利告终；5年间，共和国第一部建国大法宪法起草完毕。
共和国的1954年，是一个英雄的年代、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百废俱兴、朝气勃勃。这样的情绪以汪洋恣肆的诗句体现，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大雾把人的心智都遮蔽了 早晨一醒来就有些活不下去的意思，昏天黑地的大雾，漫漶无边，浮尘无边。天气预报的说法在我听来，总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什么“又是大雾弥漫”……更搞笑的是，这个城市还要吹嘘自己在环境治理上的成绩，说什么已经达到了多少天多少天的二级天，似乎，只要有了那么一些数字的游戏，眼下的雾瘴就大可存而不论了。
大雾笼罩下，整日昏昏噩噩，情绪的糟糕比天气更甚。所谓天高气清，神清气爽，大都是想象中令人神往的事物了。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古人的诗句当中。伊人在哪里？伊人不可能在浑浊的气息之中。大平原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穹庐，远不是草原上洁白的或者近似于洁白的帐篷，而是无边无际的雾气。大雾把人的心智都遮蔽了。
December 23 都说要收拾人心 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于 建 嵘先生近来多次提到中国社会的管治困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之大、之迫切，以致于我看过之后，很难释怀。他的理性分析正是建立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的印象，甚至就是发生在我们周围、常常困扰我们生活的难题。也因此，那种痛切和畅快难以言表。
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近十年来，中国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危机和认受性危机在迅速加剧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
其一，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随着基层政权出现的某些功能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不能为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反而成了专向民众收取税费并进行摊派的暴力机器。
其二，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各种利益集团甚至黑恶势力对国家政权的侵蚀，最为直接的就是对司法公正的否定，有些民众就用“官黑一伙”、“警匪一家”来表示对国家法律制度的绝望。
其三，合法性危机的对象在加速上移。十年前农民一般只是质疑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非法行为，还将希望寄予县乡政府，而现在许多农民认为县乡政府已经是“乌天黑地”，是农民灾难的制造者。
于先生归结的这几条，我们都可以从已经和尚未能够披露的新闻中找到具体的对应事件。或者说，只要我们的生活没有和脚下的土地隔膜得太远，大致可以认同这样的判断。而且，我们甚至可以把学者 叙述得已经很委婉的话翻译过来：政权的恶化已经从个别人员传染到部分整体了……法律的疏忽减少了，黑化蔓延了……干部以及干部后边的政府正在失去信任……云云。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很容忍的生活着，我们坚持不把这种容忍理解成屈辱，就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国。我们也十分认同杨振宁的一个说法，他说，“中国由积弱走上富强不易，很多问题的存在不是今天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要想在三五十年内创造出一个西方四五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社会，时间要缩短10倍，是不可能不出现问题的。
杨先生宅心仁厚，一向喜欢替人讲话，这些话有的很好，公道，有的就差些。这个将来都是历史家的事情。至于到底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不容易就不能批评，因为历史包袱沉重就不能提出更多要求，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需要辩论的问题。指出现实问题从来都不是在抹杀成绩，而后人要继承的，绝对不仅仅是光荣，还有债务。
无事乱翻书，居然让我找到了一段绝妙好词，这些文字或许可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亮一些人的眼眸罢。文章是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社论《赶快收拾人心》：
“近来东北战事失利，政府当局也不再讳言，而变相的物价高涨，更是每个升斗小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广大人民陷入恐惧情绪和生活煎逼之中。这些真真实实的情形，真实得不是少数人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煞，更真实得不是任何粉饰之辞所能粉饰的了。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钱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的闷气，我们该将怎么做呢？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那么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之而大振。区区“共党匪徒”，不足平也。
“退一百步讲，长江以南地区尚足可抵欧洲十余国，人口有二亿以上，出海便利，物资富饶，交通发达，较之北伐时代的凭借，其优厚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要悲观？根本毛病就在自身。如果吾人能够确实掌握并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那么消灭共产党绰有余力，而确实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最根本的关键是收拾人心，而收拾人心，绝对不能靠一纸公文命令，……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
彼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情境呢？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中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他预言，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历史的演进往往让人感慨。人民力量的摧枯拉朽自不必多言，但在那个时候，那份现在以及消失了踪影的《中央日报》居然能够发出这样的文章，也算振聋发聩了。可惜，药方开的不错，又指望谁去抓药、谁去服药呢？
我们再来看看于先生开出的药方。他说，要加强民众的政治认同，建立真正的公平、公正机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他说，要建立科学的司法制衡制度，树立法制的权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他说，要改进管治技术，提高管治水平，加强国家管治能力。在改进这些问题时，需要有制度创新。
下边的事情，有待历史的检验了。我们这些升斗小民，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喽。
December 22 我好象也是改革的受益者 有一个问卷调查，“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近期在中央党校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受调查的地厅级干部认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演艺人员是改革受益最大的群体，而“务农农民”成最少受益者。这些干部同志们没有把自己列入受益群体，一方面可能是意识不到这样级别的干部也可以是被观照的对象，另一方面还没准儿认为自己利益受损害呢。
此外，还有一个调查：今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深圳的“2007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会上公布的一份社科院调查报告显示，对城乡居民在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群体的综合排序中，官员以29.2%的得票率名列第一，位列倒数前三位的则是农民工、工人和农民，分别仅获得1.3%、0.9%和0.5%的微量票。
不管怎么排列，农民或者农民工的位次大体是差不多的，后排就坐。其实，从实际生活感受出发，后排就坐的还有一部分工人，当然，这个工人里头主要指缺乏劳动保护的那一部分，农民工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产业工人。他们曾经张罗过一段不错的日子，但在后来的深化改革中，他们变得边缘化了。一个原因是体制改了，他们不再是依靠的力量了；再就是科技排斥人。
思量良久，我这样的流浪者是不是也应该算是受益者呢？算的。想当年——也就是十多年前吧，我把那个可以看得见前景的生活扔掉，选择了当时看来似乎是没有前景的生活，十多年过来，也是有些收益的。比如见证了中国这些年的社会变动，比如成功的改换了一个职业，比如能够从一个比较宽阔的层面对社会现状发言……什么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也是受益者的时候，有些意意思思的呢？我想，大概还是有些不满意吧。不满意我走出了一个圈圈，却又走进了另外一个圈圈，就圈圈的封闭性、自得其乐的程度而言，区别不大；不满意只是局部参与了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切面，而这个切面似乎又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南中国；不满意自己性格中的懦弱和犹豫乃至忧郁，不仅没有随着流浪减弱，反倒找到了新的土壤。
每每想起这些，免不了悲从中来。不可排解，必须排解，时日既久，困顿良多。特别是，当你知道这样的难解无人可以照拂时，才算是真正了望到那个遥远又不远的生命尽头了。那一日，当我参透了中国传统文化鼓励人自杀的秘密之后，曾经轻松了许多，也很自得，认为自己能够把这样的道理清楚得叙述出来，还真有些了不起呢。
然而，后来再仔细想想，发觉问题似乎并不仅仅是一个自杀文化的氛围的问题，而在于人自己的内心洞见。人如果能在与自己的对话中暂时说服自己，大概就能够多一些生存下去的机会，否则就会被活着的人作为自己不能实现的愿望而歌颂。一般而言，这种说服比较容易成功，表现在社会上，就是活着的人总比死去的人多。但往往不免有例外。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如一般劳动人民容易说服自己？这里大概有两种情况，知识分子的动静总归比愚夫愚妇大，实际上一般劳动人民也有很多无法排解的；再就是，愚夫愚妇的生活往往是一个轮廓，活一个大概，用山西大同作家曹乃谦的话语说，“球一样”、“一球样”，凑合着过呗。而知识分子看上去要求真，往往容易偏执。
那就继续着这个受益者的角色，遣此无涯之旅罢。行动者，有未来嘛——南风窗说的，不过人家的语境基本上指得是地球人民，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具体的某一个的未来，大概还是需要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民间智慧，活轮廓，活神气，凑合着弄。貌似简陋，实则有大智慧存焉。想想看，几千年以来一直利益受损，就这么着一直存活下来了，不简单。
December 20 有多少“散步”是被当作民意尊重的 厦门PX项目事件据说将以迁址漳州了结，事情走到了这一步，真正来之不易。也因为这个来之不容易，很多人鼓噪着说，这是一次民意的胜利。有新锐批评家还用了老杜的语句，叫做“漫卷诗书喜欲狂”，那可是代表了民意的官军的胜利啊。
河北人民熟悉的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的一段表述很是让人感慨，他说，虽然这是一个“大项目、好项目”，“但是那么多群众反对，所以我们应该慎重考虑，应该以科学发展观、民主决策和重视民情、民意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真是人民的好书记啊。
民意滔滔声浪中，我注意到一个很小的在现在看来似乎已经不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民众的散步，说厦门PX项目经由政协委员提案提出后，2007年6月1日和2日，有超过5000名厦门市民以“散步”的形式，集体在厦门市政府门前表达反对诉求，厦门市政府被迫宣布缓建，并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评估可能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惯例，“散步”的消息，当时照例是不能公开披露的，大家只不过是在网络上、手机短信中传递情绪、表达愿望，捎带着，也有一些愤怒和质疑什么的。也就是说，厦门事件倒是实现了人民个个是媒体的“自媒体”传播。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人民此番的散步据现在的情况看，应该得到了极大的宽容和尊重。
这种宽容和尊重不免让我们眼馋。如果我们的政府都能够把类似的散步认为是民意的平和表达的话，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可以肯定，政府的此次示好，不仅没有丧失所谓的颜面，反倒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政声。我们唯一担心的，大概就是但愿政府不要秋后算帐，待事态平息下去之后，抓一些组织者、策划者什么的。
December 18 “人道宰猪”的后现代色彩 大概是去年的时候，在太行山中的一个村子里，看到一头猪居然在主人家的厕所里生活。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持续了很久，为什么就这么别扭呢？那个——那个——猪……的生活环境怎么能够这样的恶劣呢？不以为然的同行者不以为然的说，多少年了，一直这样。言下之意，似乎我的表达颇有些虚伪的成分，你还装什么装呢？！
当时我没有找到“批判的武器”，郁闷于心的，不过是一种“情绪”，也就是上边所说的“ 别扭”。及至昨天还是前天看到河南实施人道屠宰计划的报道时，我才重新精神起来，那个那个，我当时的感觉好象不差好象还比较能够体谅猪们的困境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河南人民将以充满人道色彩的行动，还猪们一个公道，那将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呢。
我畅想，今后经过人道屠宰的猪，因为精神愉快，或者因为暂时忘记了恐惧，或者因为一时糊涂和刽子手玩到了一起，其所产出的肉一定非常鲜美。而富于创意的河南人民，大概会在这样的猪肉以及后续产品上大摇大摆地贴上“快乐赴死”、“人道宰杀”之类的字样，这样的标识，可能比所谓的“绿色标志”还要绿色，应该叫暖色——人道的暖色。
我还畅想，既然宰杀环节已经实现了充分的人道，那么，很自然的，这样的人道应该延伸到喂养环节。我们不能在容忍猪们继续生活在主人家的厕所里，我们不能容忍猪们继续吞食肮脏的食品和粗劣的饲料，我们不能容忍猪们继续在缺乏猪权的牢笼中孤独的生活，应该让它们雌雄相见而不能再行腐刑……想想吧，一生没有见过母猪的猪，能够快乐吗？
我还畅想，为什么这样的人道主义试点不放到我们的首善之区北京，却放到了中原河南。按道理讲，人道、民主、文明什么的美好的词汇，应该有一个先后次序，不能躐等、不能僭越啊。再说了，这样的人道理念，北京人接受起来一定比河南人要自然。因为，在中国，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较大的城市才真正进入了后现代啊。
不过，人道屠宰试点之落户河南，是不是也意味着、宣布着，从现在开始，我们伟大的中州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后现代时期？比肩上海、蹑踪北京而成为中国的第三极了？可惜的很，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一部分人的福利尚没有根本解决的河南，率先解决动物的福利，确乎有些超前、有些后现代的黑色幽默效果了。
这样的说法绝对不是矫情，也不是说动物的福利就不重要。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福利是有差等的，人先、动物后；动物的最重要的福利先，次重要的福利后。这也是保护大熊猫几乎能够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原因，人家都濒危了嘛！不愿意发情、找不到交配对象、交配了受孕几率太小、每胎只生一个、生下来的小宝宝像小耗子一样弱……能不保护吗？
那么，能不能人和动物的福利同时保护？这样的中庸，说了等于没说。我们人太多，不可能同时兼顾。再加上我们的传统已经习惯了非此即彼的思路，一旦强调了动物的福利，必然忽略人的福利，真要那样的话，差不多又是一个闹剧了。闹一阵子，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继续多少年一贯的做法。
实际上，在人道主义的思路下，稍微调整一下我们习惯的做法，不仅应该，而且可能。据我所知，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有些猪的生与死都是很安逸的，生有玩伴，死不见同类，并不像一般大众吃的猪那般脏乎乎的。这样的情况，自古以来都是存在的。现在要做的，只要适当推广，就可以了。但过度的强调，似乎又变味了。
December 17 政体真的改革了，还适应吗？ 很多事情适合说说，说过了，也就等于做过了；另有很多事情只能埋头做，做完之后，想说就说两句，不想说，干脆闷头得了。比如，大家寄予很大期待的政体改革，大体上就属于说说做做的范畴。它对于某些人而言，是一种精神寄托，成就斗士的途径，真的改起来，这部分最先手足无措；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则是工具，改成适合他们自己习惯的工具。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总有一种被时代抛下的担心。认为只要是积极的、进步的、先进的制度、文明，就天然的一定跟上去。长期这样跟风的结果，在我们中间造就了一种情绪表达大于实际需要的文化。别人喊口号，自己也跟着举胳臂，至于人家为什么喊，自己为什么跟，照例是不明白的。自己的举手，无非是习惯性的“情绪表达”而已。
17报告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新华社的阐释是，“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全面改革的内在关系以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要求和社会基础”，也就是说，政体改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和我们存身的土地直接关联的，不明了这一点，改也无益。
我的意思不是要捍卫什么，保守什么，我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看看这些年我们经历的这些改革，哪一项我们没有欢呼过？企业改制、土地流转、教育扩招、城市发展、倡导物权……可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抚着发红的手掌惊讶地发现，这个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了，改革成了一部分人分肥、固化利益的借口。
而且，以往的改革基本上不涉及基本政治制度，大都是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一旦基本的政治制度发生变化，我相信，相当多的人可能手上什么都没有了。特别是，基于我对这些年已经发生的改革的怀疑，我甚至认为，那些已经得到巨大利益的人可能是鼓吹政体改革最有力的人：什么时候走哪一步棋，人家明白着呢！还用得着别人瞎喊？
只要想想今年早些时候关于物权法的争执，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在那个貌似公正的法案中，人家居然就在全中国的傻冒的掌声中，就把抢来的原本属于全体国民的财富确定下来了！那可是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人血肉积累下来的国家的财富啊。这样巨大的社会不公，就在所谓的进步、开放、民主的说辞中，轻飘飘的乾坤大挪移了。
不要轻言什么政体改革，精英们所谓的期待政体改革，只不过是在忽悠老百姓的情绪而已，一旦这样的情绪被以民意的方式包裹着弄出来，没准儿真的可能影响决策。到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人可能又傻了。傻了很多次，继续傻，这个世界真是很疯狂。疯狂了的精英们向来的伎俩不就是把别人把大众弄疯狂，然后自己赶快捡捞儿？
从这个意义上，我无比拥护“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威表述。这样的表述至少是让人放心的，不会一觉醒来，自己已经坠入赤贫的深渊了。
December 16 天一阁中做道场 12月14、15日两个晚上，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宁波天一阁，首次尝试夜间对游客开放。与此同时，天一阁馆藏的1000多册珍贵古籍也将第一次与公众见面。这样的门禁开放，在中国藏书楼的历史上，大概算得上一次大大的突破了。那向普通游客洞开的大门，仔细算来，堪称千重万重呢。
天一阁是什么地方？四百年前的一藏书楼，名气之大，流传之广，有书香脉脉、百年不绝如缕的因素，也有一些神秘的因素。440年前，楼主人范钦就立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据说，自从明朝嘉靖年间建好以后，第一个“登斯楼也”，披览古籍珍本的学者，是黄宗羲先生。
黄宗羲登楼的时间在1673年，这一年也是天一阁历史上颇有光彩的一年。范钦的后人不仅同意了黄宗羲登楼，还同意他阅览全部藏书。黄宗羲之后，尚有全祖望等人，200年时间内，十余人而已。用余秋雨的话说，那些人的名字都是上得了文化史的。再往后，大概就数得上当代平和儒雅的余秋雨先生了。
1990年8月，暴雨后的天一阁院子里一片汪洋，余姚人余秋雨高一脚低一脚地前来登楼。“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风雨天一阁》）
那是身为余姚人的余秋雨，首次瞻仰这一地处家乡的藏书圣地。他自己说，那次是光着脚登上宝书楼的，而且，他还认为，大学者黄宗羲当年应该是布履登楼。当年的文化思考，在那篇《风雨天一阁》里阐述的十分充分，“……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很多人都在谩骂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甚至不遗余力地挑出来一些硬伤，这些自命啄木鸟的人到底能够在哪一个层面上接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呢？仅仅是意气和愤怒吗？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段落看，余秋雨登楼的意义，似乎一点不比十七世纪的黄宗羲小。他们都以自己的影响力传承了文化。
当下的文化传播已经远远超越了藏书楼的时代，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和更适宜的方式。但古老的藏书楼所蕴涵的文化价值、所凝聚的文化真气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天一阁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天一阁中做道场”，因为感受而触动，因为距离消失而升华精神，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
December 15 央视在南京大屠杀次日“走进日本”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的忌日，很多很多的情绪都在这一天释放了出来，一个共识就是，记住惨痛的历史。次日，央视《同一首歌》即载歌载舞“走进日本”。我没有仔细看这个举动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但是我知道，央视选择在这个时间播放这个节目绝对是有讲究的。
说起来，这样的无耻行径已经并不鲜见了。之所以仍然喋喋不休的重复，无非是想强调一些基本的常识而已。不要在国耻日走进日本，不要在国耻日前后播放走进日本的节目，不要在国耻日表达什么中日友好的主题。如此而已。其他的，大人先生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罢，小民干涉不了。
别拿余虹的酒杯，浇自家块垒 学者余虹死了。与此君断然弃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发凡他与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千丝万缕的牵系。“理想主义者的最后一跃”？“按照他认为美的方式去生长”？在种种猜测或者抽象的演绎中，余虹的遗照沉静而超迈，视线所及，跳过很多人的头顶。我想，有着这样一幅沉静面容的人，大概，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他的行为都是可以解释的。
生与死，一向是吾国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竭力参详的大命题。千年以降，因为独立人格、自由生命的缺失，传统知识分子的生与死，往往也缺乏独立与自由的品格。肉体的生命、现实的价值乃至文化的人格，都操纵在别人那里，按照别人的意志存在或者消亡。正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此种恶名，便是这种畸形人格的极端体现。
此种人格发展到极致，则是王国维先生的自沉。或者说，王国维先生在现代社会破晓时分的选择，为此前的时代、此前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小结，以一己之身殉了千年道统。其选择使曾经的圆融通达再度回归，“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生命中解决了怎么生的问题，死的问题似乎暂时不再困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了。
再往后，西方的生命哲学渗透进来，我们也有了“诗人之死”。在决绝的放弃姿态中，在一缕一缕微茫的血色中，我们沉痛地发现，诗人们在找回独立人格、自由生命的同时，也毫不爱惜地把它们抛掷了。余虹说，“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问题是，生命尊严如果以失去生命获得，又是怎样伤痛的悖论呢？
1994年4月的一个雷雨之夜，年仅34岁的文学博士胡河清以“惊叹号的方式”（李劼语）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胡河清君容貌清雅，沉郁中深藏着热烈；其文更是灵动晶莹，底气足足，端的是文气通脱，以才驭识，才识俱佳，当属评论家王干界定的“南方文体”，“是一种与河流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当年我第一次撞见胡河清的文字时，惊艳和痛惜一并袭来，几乎失语。
我还记得，当时以及其后的很多论者，都在描述胡河清君的精神高洁，“他的死仍然是生命的胜利，他用自己的死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毁生命的尊严和骄傲。”（王雪瑛《混沌与透明》）更有论者甚至把他比作怒触不周之山的文化共工，“使天地为之撼动”。当时的我，在受到震撼的同时，并没有想太多、太清楚，思想仍更多停留在胡河清精美的文本上。
然而，在听到了接二连三的“诗人之死”的消息后，渐渐地，我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钱钟书先生评价胡河清的文章是“追寇如巢穴”、“刁无锡”，我没有那样的文化功力，但透过纷纷攘攘的对于诗人之死的悼念文章，我感觉到，歌颂以死亡求得生命尊严的论调，似乎隐含着一种类似于“谋杀”的意味。对胡河清如此，对海子如此，对现在的余地、余虹也大都如此。
我还不无悲哀地发现，这种鼓励放弃、歌颂自杀的论调俨然已经形成一种“自杀文化”。似乎只有放弃了自己肉身的生命，才是有尊严的生命，才能剔除日常生活的繁琐和平庸，才能够充分表达与这个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庸俗化倾向的不合作。这样的“自杀文化”，在种种繁缛、精美的包装下，堂而皇之的穿行在社会中间，正在或者已经侵入很多人的生命意识中。
学者王晓明曾经说；“胡河清式的情绪，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然，我总会迅速掐灭这类念头，即便一时掐不干净，也总是尽量将它压入心底。”这样诚恳的话语，在激烈的青春的决绝的语境下，却往往被认为是迂腐的，庸常的，缺乏独立人格的。大众似乎更愿意接受“文化守灵人”这样大且悲壮的语词。1994年，胡河清是守灵人；2007年，轮到余虹守灵了。
我们尊重死者的选择，但我们不能放纵我们情绪中最为激烈、也最为恶劣的那一部分。很多人在猜测余虹的死因时，都引用了福柯的一句话，“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试图以此来印证余虹的最后选择是在“自己完成自己”，可是，福柯的这句话为什么不能理解为对生命的珍重呢？为什么“对生命的礼赞”、寻找人文精神就只能以“非正常方式”进行呢？
临界那一刹那，余虹的心态无人可知，胡河清的心态也无人可知。惟其不可知，故不可强作解人；更不可以别人的决绝来释放自己的情怀，说什么“选择哪站下车，无所谓”的风凉话，借着他人的血光，强调所谓唯美的、理想主义的死。我们当然要个体生命的尊严、要纯粹的自由、要理想的社会制度安排，但决不应该鼓励什么“毫不妥协的方式”，那是阴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不息之为易”，这样的来自传统文化最核心层面的教谕，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健的生命力，同时，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生与死的两难选择时的最好姿态。逝者余虹已经远远的离去了，无论说什么，都只是言说者情绪的释放。惟愿那些智者的“自杀文化”离我们远一些，不要拿余虹的酒杯，浇自家块垒。
December 12 赤壁 赤壁看过，散漫的历史感和同样散漫的景区合不上套。大江东去，浪也淘不尽什么，只是漫漶的浊流而已。天真的人往往以为地名改称赤壁，似乎就留住了历史，其实大谬。我还是喜欢蒲圻这个老旧的地名，估计周郎也不喜欢赤壁这样的附和，更何况还有什么黄盖湖之类的名称，真是让人难以抒发思古幽情了。
December 11 雪了 落了一夜雪，早晨起来往外边一望，整个世界倒也白白的，清洁了许多，静穆了许多。旁边的小工厂厂房也那样静穆着，让我想起纪录片《铁西区》的场景。那个铁西区，想起来就沮丧，那是一个巨大的散失了全部热量的空壳，里边埋葬着的是人的鲜活和激越。
眼下这个地方的雪也就是有那么一点雪的模样罢了。掩盖不了什么，当然更不能创造什么。就像这个城市每日里弥漫在空气中的自以为是的情绪一样，也就是一个简单的模样罢了。不过，又有哪一个所谓的城市不自以为是呢？或者说，到处都是雪了的场景和情态。
包括我生活了许多年的那个村庄、矿山等等，它们的美好，仔细审视下来，无非是被记忆这样的轻飘的雪覆盖了的美好而已。只是因为时隔久远、事隔沧桑，很多印象修复得比较自然、比较模糊了。总体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以为的美好是我告诉自己必须如此以为的。
早上的寒冷一过去，雪了的城市很快就湿漉漉的了，各式的靴子下的道路很快脏了，这样，矫饰渐渐褪去，城市也渐渐回到本我。那些被稀释掉的雪，暂时化作这个城市上空的湿润和清新，丝丝缕缕，安抚人们冬季里无边无际的干燥，以及蔓延在一生里的焦虑。
就像我们偶尔的怀旧一样，把过去的情绪拿来，稀释，或可安心、定神。然后，或是继续焦虑，或是选择放弃。这样，这个雪的大或者小，落在了城市还是落在了乡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差别只在我们内心如何体认这个世界，接受还是放弃，或者观望？
December 02 小麦 又见到平野漠漠中大片青绿的小麦。冬日荒凉中的鲜亮，隐忍的希望，还有，那么那么一点点野心。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不期然看到这些小麦。每年看到以后，都会很兴奋。大平原上到处都是成长着的整齐的绿，不拘什么时候，就会闯进视野。天下粮仓？
小麦。 December 01 情色的撕扯与人性的幽暗 在去往“历史现场”的道路上，特别是，在营造整体时代氛围的努力上，大概没有谁比李安走得更远。上海老街，老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易先生办公室里那张桌子，办公桌后侧的钟馗雕像，女人身上的旗袍和微微上翘的嘴角，电车，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
龙应台欣赏这种修复记忆、抢救已经“式微的历史”的努力。她说，李安是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
一片树叶，如果放置在特定的场景，其所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当足够丰富。记录树叶，留住历史，这样的传统既是自我认同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薪火不绝绵延不息的根基所在。在这方面，龙应台和李安一样，都在细心收藏树叶，都应该得到我们格外的尊重。
只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求证精神”和“精准态度”真的那么可靠么？那些细节上的“真的尺寸”能够承载起大时代下各色人等的心底波澜么？男人女人的肉帛相见眼神对峙情欲缠绕爱恨交织撕掳不开抛掷不去……真的能够传达所谓“普遍的人性”么？
先说情色。在传说中的若干场高难度两性身体对抗中，古老的情色再一次成为众口相传的母题。仅就目前能够看到的片段以及“上下文”推断，倒是能感觉到一些张爱玲所说的男女战争“尸横遍野”的意味。“王佳芝，你上来”的台词几乎就是一种登上祭坛前的判词。
顺着王佳芝的眼神，我们可以看得很远，几乎可以照见乱离时代女人的共同命运。身体不是自己的，照例，爱情也不是自己的。旗袍裹住的，是大时代洪流中飘忽的影子。因为这种飘忽，其所找寻并守住爱情的努力，即便是在崇高的旗帜下，一样显得那样苍凉而不确定。
问题的吊诡或许正在于此。色，似乎从来都是作为“诱”的工具难以具备本体的独立品格。千百年来，其争取独立、通往“情”的努力每每失落于时间的黑洞。即便偶有所得，也往往在两情缱绻、终难长久的谶言中，坠入“空”的境界，正所谓“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不能说邝裕民和王佳芝没有爱，只不过在民族大义和救亡图存的宏大语境下，这种范蠡—西施模型的爱再也没有了古典的美和柔软。他们之间的残酷和由正剧流入闹剧的结局告诉我们，在凭借女人的身体复国之后，西施的真实遭遇是什么，“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吗？
而易先生悬挂于晚上十点钟的那一滴清泪，与他挥洒在王佳芝身上的汗水和什么比起来，很难说是假的，也很难说不是真的，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真幻两忘。在真与幻的撕扯中，隐隐约约，“情”似乎真的出现了，但这样的“情”的现身却是以色的彻底毁灭作为代价的。
再说人性。表现了普遍的人性，似乎并不就是对传统道德的僭越。张爱玲在《惘然记》的卷首语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事实上，影片中这个故事结构与古今中外许多历史故事、现实图景都是同构的，比如很多论者都提到的前苏联作品《第四十一》，我国抗战时期女英雄郑苹如的故事，此外，还有前文提到的西施浣纱的故事。这也是影片因此显得有些陈旧、甚至老套的原因之一。
故事老套并不妨碍意味传达，基于“错位”产生的戏剧冲突往往更能展现人性深处的闪亮和幽暗。人是生存在两极之间的动物，一方面是理想，一方面是阴暗；一方面是神性，一方面是魔性；一方面是无限，一方面是有限。人的生命就是在这神魔混杂的两极之间挣扎与摸索。
在挣扎与摸索的过程中，我宁愿相信，众生是平等的。革命青年邝裕民可能产生这样的心理冲突，汉奸头子易先生也可能产生这样的心理冲突。我们需要做出抉择的是该不该表现易先生的两极挣扎，而不是判断他有没有可能出现两极挣扎、灵肉冲突、理智与情感的激荡。
这些年来，我们往往呼吁“还原历史”，只是，当一个毛茸茸的充满质感的有些可疑的故事放到眼前时，还是习惯于首先作出价值判断，在这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基础上，首肯或者否认这个故事。李安讲述的这个故事遭到论者的质疑，说到底还是一个观念先行的问题。
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样表现亘古以来、直到现在并将不断持续千夫所指下去的汉奸形象？表现汉奸的人性需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才不至于得到“美化汉奸”的恶谥？在艺术形象上边投注的热情是不是就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态度？
一般人往往以“宽容”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伦理原则，其精神根脉大致可以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经典的说法就是后来哈耶克所概括的“把人当作人尊重”。可问题是，任何宽容，都应该有一个底线和共识，逾越了这个底线和共识，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
影片《色，戒》的遭人诟病，在我看来，大概是因为易先生的人性闪亮超过了人性幽暗，而邝裕民的人性幽暗远胜于其人性的闪光，从而使得人物关系发生倾斜。传递到观众那里，也就不仅颠覆了他们习惯中的汉奸形象，同时还突破了他们所能容忍的是非的心理底线。
这样，李安以及他的创作团队越是在易先生身上投注热情，越是强调历史现场的真实可感，越是希望通过男女最原始的举动来展现双方的内心世界，也就越容易产生相反的效用。尽管，这样的热情可能仅仅是出于艺术家创造的热情，并不天然地指向其本人的政治态度。
要之，正如有论者所说，《色，戒》并非要抹去抗战中我地下工作者甚至是我们国家民族悲壮抗击的历史底色。它不过是对于大时代下各色人物的一种比较个人化的记录而已。因为这种个人化的叙述，它所产生的震撼和所引起的不适几乎是同样当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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