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羊滩: profil黄羊滩FotografieBlogSeznamy |  Nástroje  Nápověda |
|
29 února 秦晖的“中国奇迹”读来惊心动魄 大手笔自有大文章，读来惊心动魄。2月21日《南方周末》以三个整版的规模一次推出秦晖反思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长篇文章，《“中国奇迹”的形成和未来》。阅读的时候，常觉后脑发凉，神清气爽，大概，这就是遇到明白人、明白话的感觉了。他说：
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 （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27 února 季广茂与杨帆的表现是一样的狂躁和暴戾 “肛门科”教授季广茂终于主动把“畜生”博文删掉了，事情似乎也在朝着理性和平和的方向发展了，不过也有删不掉的。比如公众对于文化人的印象，社会对于学界的惊诧，以及发生在教授和畜生之间巨大的相似和反差……什么的。
说起来，季广茂在对待批评的态度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失水准的问题，而是表现出一种类似歇斯底里的精神病症状。用一般人的常例和常理，不能解释他的行为。与此前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一样，二者都是一样的狂躁和暴戾。
让我们试着来找找二位何以如此的原因。
个人性格方面。不知道二位是不是有疑似精神病史，因为从网络上披露出来的情形看，二位如此突然爆发烈焰，其实都是有着长期发作的背景和基础的，所谓“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OK的事情。
教育背景方面。季广茂生于1963年，杨帆生于1951年，但二位大学毕业都在1984年，不同的是季1984年本科毕业，而杨已经硕士毕业了。但其受教育的背景基本上是相近的。都是从文化专制到张开眼界，都曾经经历过极为贫瘠的文化荒漠化时代。
漠化可能让人的心性多一些宽容和平和，但也可能滋长出更为专制的种子。这方面的例子其实是屡见不鲜的，也就是说，在那一代学人那里，呼唤平等自由开放，并不妨害他们自己的行为话语中沾染上专制和暴戾的影子。施虐者同时也是受虐者。
学校风气方面。季广茂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风向来还是温柔敦厚的，多少年来，也切实在实践着“师”和“范”两个字的本义；但不可讳言，这些年学校的浮躁也日渐显露，大学关心学校的排名可能更重于校风的呵护。这方面，中国政法大学也不例外。
这样的“知人论世”，在某些人那里可能有些不太厚道。不过，既然要说一个已经公开了的问题，倒不妨摊开了说。在这样的教育背景和校风下成长起来的教授，怕是没有狂躁和暴戾也难。更不用说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了。
茅于轼先生曾经讲过天则研究所的两条讨论原则，第一不怀疑对方的智商，第二不怀疑对方的用意（大意）。现在看来，这样的理性原则还是厚道了些，是对于参加讨论者的人品学术有基本信任的。以此两条匡正二位，亦难哉。
有些论者甚至还祭出胡适先生对于批评的态度，试图来论述季广茂的荒谬和可怜，我认为，基本上也属于多余。不要说“肛门科”教授季广茂以及“动作派”教授杨帆，就是现在那些公认社会形象比较好的教授，能与胡适的宽容和平和相提并论吗？
胡适在上世纪50年代说：“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他提倡的对异见的宽容，也被识者认为是胡适的“最后见解”……这些理念，现在说起来，徒增叹息、失落和愤怒，实在是不对景之至啊。
说到最后，总得有点“建设性意见”。那么，我的建设性意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造就好的学术规范，所谓先治疗眼前的疾病，大家理性讨论，平静叙述，这是第一层面；改变教育现状，把目前的创建大学转变到培养敬业乐群的学生上来，这是第二层面。
最根本的一层，则是要创造各种条件，从现在开始，在社会上培养正常的、平和的、宽容的公民个体。这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兴亡荣辱的关键所在，绝对不能大意。因为在以往的历史中，我们已经落下了太多的“课程”了。出了这样的两位教授，也是我们自己的土壤上结出来的苦果，“现世报”。
26 února 艳照门“过分”的“分”在哪里 一个月来，人们都在或隐或显的传说着一组艳照的故事。一个男的，若干女的；或者说，一个无名的男的，若干有名的女的；男女之间的亲密照片，以及照片后边让人目瞪口呆的行为。关于故事的评说已经够多，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在看了或者听了之后，认为过分。那么，这个“过分”的“分”到底在哪里呢？
是所谓道德的底线吗？比如不应该把这样的私人照片私人行为公开化，等等，可谁又知道什么劳什子的底线在哪里！如果说有，是不是首先应该是这个男人就不应该找这么多女人滥交，而且交的还是以清纯见长的名女人，然后才是照片应该不应该被公开。可那显然是另外一个问题，好象没有人在追究他的滥交。
有学者说，“艳照门”意味着新媒体带来的对伦理、法治、公民自由权等各领域的新讨论和新边界。话绕口，道理其实简单，无非是呼唤互联网立法的意思。这样的意思在学者那里，大概是无往不胜的利器，一有点什么事就祭起来。事实上，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说而已，学者们一边看照片一边叹息，并没有带来什么有建设性的成果。
在卧室吗？现在看各方指责的矛头似乎都是指向这个方面，认为传播或者哪怕是被动传播也是罪过，应该对那些女人多一些同情多一些理解甚至悲悯。问题的关键，或者说陈冠希的愤怒，在于传播着依然逍遥，警方应该如何如何。可这样努力追究，又带来香港人的一个疑问：是不是因为艳照门牵涉了名人，警察应该就反应过度地去保护他们？
这样寻找了半天，我依然找不到“过分”的“分”到底在哪里。是艺人应该坚持各自的道德约束，不要随便和人滥交？还是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应该加快互联网立法？或者干脆就是看好自己的电脑不要因为不慎被人家窥伺？都是，可又都似是而非。真要那样理想的话，一切不都平安无事了？
找不到“分”，当然无法掌握分寸。到最后，除了回归娱乐回归窥探的终极目的之外，恐怕只剩下唯一的路径了，那就是，这个故事提醒所有的名人伪名人候补名人，今后但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在留存照片或者其他什么的时候，请谨慎再谨慎，千万不要让人拿到。
24 února 老舍说，想得深，写得巧 老舍夫子自道写剧本的经验，六个字：想得深，写得巧。这句话与我们习惯了的“深入浅出”有些类似，但关节点在一个“巧”，也就是戏剧性。好东西大概都有这样的品质，比如《茶馆》的台词，确实古典（曹禺评价《茶馆》语）啊。比如龙应台的一系列写家国情怀、文化心肠的文章，断不是简单的贴标签、喊口号。
此外，我想，这里边除了切近的体贴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个“隔”的意思？因为有了距离，有了超越的注视，才能够比较清楚比较贴切的理解和表达？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事情之后才想明白的，那是以时间换空间，“论持久战”的思路。到了当代官僚那里，看不明白的事情，庸俗的处理法子就是“先放放”。
22 února 浩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悯 浩然去世了，一个卧床数年、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处于“植物人”状态的老者逝去了。这样一个人物的逝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叹息的事情。无论是“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风云前传；还是遭遇非议甚至攻击，却自认“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边缘余生，浩然都是我们在叙述那个时代时无法绕过的标志。网站上以“被江青赏识的作家”作为吸引人注意的噱头，大可不必。当代中国的人民，即便不知道浩然其人，谁又不知道《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呢？
与浩然的别无选择一样，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的文学记忆，包括《金光大道》，包括《艳阳天》，芳草地的翻身农民在高大泉的领导下，在与区委书记王友清、村长张金发推行的“发家致富”路线展开斗争……这样的文学的抑或是现实的记忆实在很难以好或坏来评价。也许我们可以从文本的意义上来认知浩然的文学乃至一个时代的现实，经由、只能经由他的记录，我们可以隔着遥远的时代，感知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激情、那些幸福……在那样的时代语境下，你其实别无选择。 在这里，我无意评判逝者浩然的文学——那样的政治写真政策图解，某种程度上早已经溢出了“文学”。“一个作家”如此，“八个样板戏”同样如此。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牵连如此密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确乎算得上那个时代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浩然的幸运同时也是他的不幸，尤为不幸的是，这个作家居然还想存留一些独立的人格，争取一点个人的空间，自己为自己制造一点“疏离感”！只是一“疏离”，便“疏离”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与文学相比，我更愿意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感。一个倔强的人，在他生物生命和艺术生命最为旺盛的时候，尽管总是对被裹挟保有足够的警觉，但终于被裹挟；尽管真诚地相信中国农民应该沿着金光大道幸福的走下去，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他们是在眼冒金光的跌跌撞撞前进；尽管他只是想做一个出人头地的好作家，却发现全中国的作家居然只剩下了他一个，清夜扪心，能不揪心裂肺乎？而当时运转圜，个体能够成长，农民找到了金光大道，文学也呼吸自由的空气的时候，他却又只能在无边的沉默和无望的辩解中，长久无法走出自我了。
很多文学界人士都称道浩然的人品，认为他还是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把握住了自己，本性没变，殊为不易；并归因于其“朴实的农民底子”。或许也因为这种“本色”，繁华褪尽后的浩然，如果没有后来的忍不住沉默，其实还是过得去的。1998年，浩然接受媒体访问时的一些表述，再度把他推向了问责的祭台，他宣称，从未为《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反引以为骄傲；还宣称，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他甚至说，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
这样高调、骄傲的表达等于把自己变成了草船借箭的靶子，当然引来文化界相当的矢镞。检阅浩然此前的人生轨迹，类似的高调和骄傲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以浩然的阅历，不可能不知道这样表达可能招致的后果，但他还是说了。或许很多人都忘记了，那句用来赞美浩然的所谓“朴实的农民底子”，尚有另外一种精神底色，那就是执拗。执拗地相信自己曾经相信的信念，寻找曾经寻找的艳阳天；执拗地不愿意随便大幅度调转自己的说法；执拗地在沉默中积蓄激烈辩白的力量，一张口就是过头的不计后果的话……
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作家陈建功曾经这样总结，中国作家有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我想，既然陈建功说的是中国作家这样一个集体概念，浩然不例外，批评浩然的那些人不例外，甚至意识到“悲悯缺失”的陈建功也不例外。因为这种“缺失”，我们的文学在观照现实的时候，永远缺乏心灵穿透的力量，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缺乏对现实的永恒的引导。具体到作家之间，便永远是无休止的意气之争、风头之争、世俗之争。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意识形态那样的社会生活，没有这个“浩然”，必然会出现另外一个“浩然”。中国历朝历代，并不缺乏这样质本纯良且真诚地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服务亿兆斯民的大事业者。再说一句诛心的话，那个时代，排着队希望顶替浩然的作家，大概也大有人在呢。其实，我也无意为什么人开脱；我只是强调，我们这一代人在最应该获得文学滋养的时候，在最能够感受到人生之意味现实之力量的时候，在一生中可能最为正襟危坐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都是些什么样的精神产品。 也因为这样的理解，我并不认可许多人爬梳剔抉出的“浩然的痛苦”这样的命题。我宁可相信，浩然“这一个”大时代下的并不算小的人物，应该有着并坚持着自己幸福和快乐，而不是一些批评者认为的“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评论家张德祥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对农民传统人格精神——正直、正气、正义——的追求。我们不能超时代地苛刻作家。 逝者已矣。那些围绕着浩然而存在的话题大概会在重新记起的短暂井喷之后，真正消停下来。也该消停下来了，中国文学需要补习的内容太多，需要关照的人和事也太多，逝者走好。唯愿在这个文学越来越疏远心灵的时代，这样一个曾经“有井水处便有君”的人物不会仅仅具有文本的研究价值；也不要因为这种文本价值，而过分夸大了人的命运感；更不要因为文学和政治的莫名其妙的某些牵连，而连带着使这个人物的面目都模糊起来了。 20 února 逝者浩然 浩然去世了，一个卧床数年、几乎就是植物人的老者逝去了。这样一个人物的逝去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叹息的事情，网站上以“被江青赏识的作家”作为吸引人注意的噱头，其实大可不必。当代中国的人民，即便不知道浩然其人，谁又不知道《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呢？
说来惭愧，个人最早的文学记忆就包括厚厚的《金光大道》，芳草地的翻身农民在高大泉的领导下，在与区委书记王友清、村长张金发推行的“发家致富”路线展开斗争……这样的文学的抑或是现实的记忆实在很难以好或坏来评价。在那样的时代语境下，你其实别无选择。
在这里，我无意评判浩然老人家以及他的文学——如果那样的图解也可以称为文学的话。我只是强调，我们这一代人在最应该获得文学滋养的时候，在最能够感受到人生之意味现实之力量的时候，在一生中可能最为正襟危坐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都是些什么样的精神产品。
这是宿命。说到底，与这位叫做浩然的老人其实没有多少关系。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意识形态那样的社会生活，没有这个“浩然”，必然会出现另外一个“浩然”。中国历朝历代，并不缺乏这样极为善解上意且有真诚地认为自己在从事这一项服务亿兆斯民的大事业者。
也因为这样的理解，我并不认可许多人分析爬剔出的“浩然的痛苦”这样的命题。那纯粹是无聊的扯淡，还是上边所说的历朝历代，哪一个文人或者自命为文人的人不渴望着那些位于权力顶端的人物“夜半虚前席”呢？痛苦？无非是强做解人的自言自语罢了。
逝者已矣。但愿在这个文学越来越疏远心灵的时代，这样一个曾经“有井水处便有君”的人物不会仅仅具有文本的研究价值；也不要因为这种文本价值，而过分夸大了人的命运感；更不要因为文学和政治的莫名其妙的某些牵连，而连带着使这个人物的面目都模糊起来了。
18 února 为什么可可西里总是成为一些人的名利场 《大庆晚报》道歉了，报纸总编辑辞职了，新闻照片合成者刘为强被解聘了。一段时间以来闹得沸反盈天的“刘羚羊”事件，似乎到此就这样过去了。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可是这样的结局让人并不感到轻松，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什么地方不对劲呢？激情被戏弄的愤怒？理想遭亵渎的幻灭？圣洁的无人区可可西里，为什么总是成为一些人的名利场？
已经很多年了，可可西里，这块儿美丽的热土总能产生一些麻烦事。早些时候，公众都熟知著名的民间反盗猎队伍野牦牛队，那支颇有西部侠义之风的硬汉们演绎了一出可歌可泣的壮剧。后来，人们却惊讶地发现，壮剧背后还有扯不清的人事纠缠。最后，八名野牦牛队队员因盗猎藏羚羊被捕，保护藏羚羊、捍卫可可西里的神话也到了尽头。
当时，很有一些曾进入可可西里的记者为之竭力辩护，以为只要目的正确，手段不妨少一些约束。并公开承认在保护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阴影，但完全可以因为“纯粹的志愿精神”而忽略不计。事情弄得沸沸扬扬，很是热闹过一阵子。当然，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了保护的“正宗”。环保的归环保，法律的归法律，谁的孩子谁抱走。
我无意在此评说各方是非，事实上，因为人事的、地域的、民族的、利益的等等各种因素的缠绕，所谓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说得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可可西里”，每个人都不愿动摇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西部印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说，在当年的“盗猎藏羚羊事件”中，真正受伤害的，是可可西里、是藏羚羊，以及世人带有神化色彩的西部理想。
眼下涉嫌造假的新闻照片“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大概陷入了一个同样的纠缠不清的怪圈。造假摄影师辩白，希望通过这样的合成照片“给藏羚羊一个机会”，言下之意，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依然可以不必细较手段；而质疑者则明确指出，公众需要的是真实的可可西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尤其需要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保护藏羚羊不需要造假。
在我看来，很多事情只要与所谓崇高的目标挂上关系，似乎就享有了某种路径上的豁免权，就可以不必顾忌法律的道德的常识的约束。这实在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试想，如果大家都不在乎规则，都不择手段的寻求捷径，到了，必然会走向事情的反面，在集体的无序中消耗、纠缠，于事无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教训，可谓殷鉴不远。
那么，为什么大漠孤烟的可可西里总是能够成为一些人的名利场？那些极善于奔跑的藏羚羊为什么每每成为一些人的利用工具？人们的善良、爱心以及对于大自然的仁爱之心，为什么总是被别有怀抱的人亵渎？
我想，这里边的原因并不复杂。除了利益的纠缠这个共同性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可可西里具有了大漠孤烟的西部无人区壮美景观，所以很能满足在世俗中奔波的人对于天高地阔的想象；而作为无人区最具灵性的活物藏羚羊，同样属于最能够唤醒人们的爱心和仁慈的道具；至于说对善良的亵渎，自古而今，比比皆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特别是，在一个人们生活呈现普遍平庸的状态下，像可可西里、藏羚羊等等字眼，更是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在此情境下，只要稍加“拨弄”，很容易弄出一些响动来。这实在是一种对于“纯粹的志愿精神”的亵渎，也是对于命运堪忧的藏羚羊的冒犯。以保护之名，行名利之实；理想幻灭了，职业道德践踏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种“双输”的结果。
该道歉的道歉了，该辞职的辞职了，该解聘的解聘了。剩下来的只有受伤的可可西里、受伤的藏羚羊，孤独的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会再来的下一次伤害。
17 února 被杀市委副书记已经成为烈 士了 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现在已经被评为烈 士了，这么快的反应，让人觉得是不是有些什么蹊跷？是不是专门针对坊间关于买官不成传言的一个回应？也许，这样一“烈 士”，这个事情差不多就收官了。
在广州日报引用的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的批复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优秀民族干部、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同志，于2008年2月5日16时许，在呼和浩特市不幸遇害，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英年54岁。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可批准为革命烈 士的规定，追认王志平同志为烈 士。”
也就是说，关六如可以视为敌人了？
广州日报的报道还意味深长的提到，王在呼和浩特市“交警花园”小区还有一套房子，为复式结构，至少有300多平方米。但该房子一直没有装修，也没有人居住；以及王的儿子曾在英国留学等等事宜。呵，有些意思了。
想起前两天看到的一个评论，那个时候，王还只是“好领导、好同志、好战友”，还只是“优秀的民族干部”，还没有获得烈 士的谥号。评论作者很认真的认为，对于官员遇害以后的公告，应该先调查清楚事实才好下结论。“对于尚未清楚的事情，呼市的四大班子就匆忙地下了结论，给出了王志平身份上的，而不是死因上的一个异常清晰的认定，未免失之草率。”看看现在的情况，真是不幸而言中啊。
附：《副书记遇害，调查清楚再下结论更好》
翻阅2月14日的《新京报》，惊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在办公室遇害。综合新浪网和大旗网的报道，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证实，该市市委专职副书记王志平在办公室被害，一女税务干部同时被杀；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关六如自杀。呼市党委、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和政协在15日发出沉痛宣告，认定王志平“在工作岗位上英勇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同志、好战友，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民族干部，是呼和浩特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一大损失。”报道中也指出，坊间称是买官不成，遂起杀人之心。
本来，对于已经离开人世的人再去表示什么怀疑，于死者和他的亲人都是大不敬的事。对于王书记的为人品格与为官作风，我更是一无所知。对于自己一无所知的事，要发表评论同样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对于“英勇牺牲”，“好领导、好同志、好战友”，“优秀的民族干部”，“呼和浩特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一大损失”这样的认定又必然需要事实上的理由与支撑。但是，“沉痛宣告”对此不是语焉不详，而是根本就没有提及。我也希望这仅仅是一个文法和表达的缺陷与不足，但是从事理逻辑的要求讲，却不能这样轻易地得出结论。
关如六枪杀王志平和税务局女干部一案偏偏是一件尚未调查清楚的案件，对于尚未清楚的事情，呼市的四大班子就匆忙地下了结论，给出了王志平身份上的，而不是死因上的一个异常清晰的认定，未免失之草率。本文只是就事论事，对呼市四大班子的工作程序表示疑异，希望不要被误解为是对死者及其亲人的不恭。 因为现行吏治中尤其是在干部选任与提拔中，一些地方黑幕后的暗箱交易更是屡见报端。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关六如为什么要枪杀王书记，同杀的为什么还有一位税务局的干部，案件的性质如何定性，实际上都直接决定了王志平遇害的定性和对王志平为官的评价。 从常识性考虑，如果凶手是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又没有深重的心结，断然不会选择在春节之前这个对于国人来说有些特殊的时间杀人和自杀。但是，现在却发生了这样的不幸。依笔者看，案件本身也许情节并不是十分的复杂，否则“坊间”也不会传出什么声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等案件调查水落石出时，再给王志平一个具体的盖棺论定。这也许才是对死者和社会最为负责的态度与方式。现在这样急切地给出一个结论，未免让人难以信服。 案件的性质在调查清楚之前是无法说清的，对于遇害者和凶手的具体评论，也应该是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后的事。我想，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处理事务的逻辑顺序。何况，同一案件中的两名受害者，为什么另外一名受害者却不能给出一个评价？（李志行） 16 února 北方心态 直到现在，才把那个岳阳楼的方向搞明白，“湘江北去”，正对着湘江的岳阳楼的方向问题也随之解决。其实，即便不用毛词佐证，我也是明白所对何方的。只是，为什么我一定要顽固地认为，岳阳楼的对面一定是那个南方呢？我想，这里边，大概是有一个所谓的“北方心态”在作祟。
什么是“北方心态”？简单描述，就是以北方作为认识外界事物的坐标，即认识原点。北方是拥有北方心态的人面对一切事物的参照系，以此参照系来观照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典型的表现是“坐北朝南”，房子如此可能一开始是为了采光取暖，沿用久了，自然就渗透、溢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早些时候，南北之间的流动性不是很强，双方在相互认同上产生的龃龉可能还停留在可以调和的地步，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想象中自得的生活。后来就不行了，北人南渡，不辨牛马；南人留北，则往往被强大而顽固的北方文化同化，竟也有了“北方心态”。这样的结果，可是聪颖的南人始料未及的。
如果仅仅是一个住房的坐北朝南也就罢了，问题是，因为房屋朝向的溢出效应，体现到人的性情上，竟然演变为一种自大的、惟我独尊的情绪和行为。这就有些过了，而且是很过了。比如一个普通话的问题就是如此，普通话好不好？好！如果仅仅停留在“好”的地步也无大碍，可有人要以这个好替代所有的方言，还好吗？
我的老家有一个县位于桑干河的下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业时代人民相当不错，据说还是黄帝老人家的故乡，不过老人家没有留下足够的可资证实的资料——太久远了。话说这个县很多人往往会对外人很自得的说：走遍天下，哪儿也没有我们涿鹿县好！说着说着，四望时才发现，这里已不是“最好”了。
除此之外，还有政治生态中的“北方心态”，比如“到北京坐龙庭”云云，李自成的终极目的不就是到北京坐龙庭么？而洪秀才也想往北走走，可惜遇上一个三户亡秦的曾大人，一通乱刀，杀退了天兵天将，天王只好把南京当北京了。这种心态绵亘到今，不闯北京似乎就意味着人生有缺憾、不成功。即便在广州、南京等地发达，一样是“偏居南国”，真是从何说起啊。
我有没有“北方心态”？当然有，比如一直以为岳阳楼冲南，“波撼岳阳城”，难道不应该是南方的大波吗？！还有一个表现是以前有人谈论起北京时，我便会很不屑的说，哦，我在那里生活工作过一年多时间……仔细想想，我的北京是我的吗？不过是浮生之中的一次、一段偶然罢了。呵，害人的“北方心态”。
15 února 上访者不都是刁民 上访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事情。在政府官员而言，那是一项缠人的艰难的麻烦的工作；在百姓而言，则是一次次被驱逐、被压制，或者被妖魔化的过程。在古代，即有所谓拦轿鸣冤的故事；时代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只不过演变为到衙门口申诉而已。
很难说清这里边的是是非非，每一个上访者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期，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尖锐突出，利益争执日益增多，而地方政府或者地方政府部门为了稳定，也往往采取高压态势，上访有增无减。
这次，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栗智在公开说法上对上访行为、上访者有了一个比较公平的说法，他说，“在当前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的实际困难，无理取闹的只占一小部分。”这样的说法或可一定程度上改变一点官员把百姓视为刁民的习惯。
不过，情况也未必那么乐观，中国的事情向来如此，复杂，一件套着一件，连环套，很难弄明白这里边的沟沟渠渠。比如说，级别比较高的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之间，在这一件事情的认识上可能就会存在差异。即便栗智的说法，媒体也坦言他的说法是“另类”的。 14 února 为厅长打伞折射官场人情荒漠化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到贫困农村去慰问，在他与农民倾谈时，天降小雨，于是，一名工作人员就在他的头顶上撑起了一顶小花伞。这个瞬间情节在这位厅长的博客上不经意披露出来以后，遭到很多网友的质疑：为什么要这么官僚？难道领导没有手不会自己打伞吗？（2008年2月14日《新快报》）
在这里，我其实并不是要再叙述一个官派的故事，也不想多费口舌批评什么指责什么或者解构什么。那，无非是把又一个个大体上雷同的故事再磨叨一遍而已，没什么新意。更何况，这样的打伞故事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我们把故事的道具换成茶杯、大衣、公文包什么的，你还说得过来吗？
我想说的，其实是波子（廖新波的博客名就是这样亲切的称呼）这位副厅长对待网友批评的平和态度。不着急、不生气，更不是不加理睬。在其博客的回应文章中，他首先肯定了对他的批评，他说，“网友‘看图说话’是对的，有伞遮天，不容抵赖！网友对这种官本位现象深恶痛绝我深有感触！”
他解释说，一开始，“我们顶着寒风细雨，我并没有打伞，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温总理都亲自打伞，我这个小小官有什么理由让人打伞呢？我本心里就很不自然，所以，队员们给我打伞我也制止了，他们不让我拿物品，我也坚持自己拿。”只是后来在与农民交谈时，队员才“不自觉地将伞撑了过来”，“我想这个队员的动作是很自然的，并没有巴结之意。”
这样的诚恳认错、认真解释、平和叙述，我想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的。特别是在某些具体的场景下，这样的举动似乎完全可以理解为同事之间的相互关照。那么，为什么人民对于这样的“关照”如此敏感呢？我想，此种情形与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社会上日渐严重的“官场人情荒漠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官场人情荒漠化”，不过是对当下官民之间比较紧张的互动关系的一种形象描述罢了。具体说就是官场很少人情，即便有人情也受到不良习气的侵蚀，演变成为吹拍逢迎；官场也很少平等，即便有也是上对下的表示，属于单方面平等；官场很少互动，即便有也是一种刻意制造的所谓轻松的姿态，等等。
这种判断不免悲观，但它确实一定程度蔓延在社会上，成为蚕食我们制度基础、精神价值的蛀虫。不破解这种荒漠化，很难建设一种健康平等的层级关系。长此以往，很可能会出现上级的亲民之举被视为作秀，下级的关照行为则被理解为拍马，人际关系全面“反动”，实在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何以解套？从广东省卫生厅这位副厅长的反应上，我们似乎能够得到一些启发，那就是以诚恳、真诚以及平和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人民。就像他说的那样，“网友的批评给我敲起警钟，虽然我一再强调不要给我撑伞，但是还是撑了。我为什么不把这张照片给删除呢？我觉得，还是尊重事实，‘立此存照’好些。”
13 února 楼梯响了，下来的是不是那人呢？ 国内手机漫游资费下调方案终于出台，破冰也好，惠民也罢，那架被亿万中国人骂骂咧咧的破楼梯终于有了响动，人，下来了。只是不知道，下来的那人是不是大家殷切希望的那人？
好象不全是。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月13日公布的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最终方案，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主叫上限标准降为每分钟0.6元，被叫上限标准降为每分钟0.4元。占用国内长途电路不再另行加收国内长途通话费。
可见，“取消论”在这个结果面前是彻底落空了。已经固化了的利益的消失比重新形成一个固化的利益要困难得多，这一点，无论是经历了多少次熬油费蜡的听证都很难实现的。
有了这样一个如果可以称为成果的成果，也算人民的部分期待没有落空。有那么一个意思也就差不多了，中国的事情现在已经为一些疑似寡头控制啦，能出让一些利益出来，很像样子了。 不是已经有一个SB教授说了嘛，国外的手机漫游资费也不低。都什么时代了，一个所谓的教授都胆敢睁眼说瞎话，好象中国人民都没有出过国、永远也没有可能出国一样。 12 února 应该鼓励合法的反对 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载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国忠的文章说，要善解、善待、善用、善管新闻媒体。文章说，绝不能把新闻媒体视为游离或独立于党和人民之外的社会公器，更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来看待新闻媒体。只有破解这一课题，才能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增强社会舆论的引导能力。
文章引起了社会很严重的关注，特别是在全社会呼吁新闻法的诞生、今日中国之新闻媒体普遍面临尴尬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探讨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表述：
“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要严格遵守宣传纪律，杜绝原则性错误，大事讲原则，小事讲宽容，做到宽严适度、宽严相济。”
“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信任新闻媒体，善于与新闻媒体交往、交流、交朋友，进行及时指导。”
“要善于运用媒体的力量，围绕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或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布准确信息，及时表明党和政府的立场态度、处置意见和工作进展，在关键时刻、重大问题上一定要牢牢掌握话语权，积极主动、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沿着理智、建设性的轨道发展，不给小道消息和谣言提供传播空间。”
上述说法尽管没有特别的“突破”，但至少体现了一种回归，回归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语上来，比如：“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记者要善于比较。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等等。这些话语现在听起来，是那么悦耳，好似天籁之音，一点也不会打哈欠、不明就里。老人家真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话语间裹挟而来的逻辑力量让人根本来不及拒绝，尽管那个时代的新闻环境也并不尽如人意。
查胡适在《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有些话语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当政的人，应该极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就应该承认是合法的。至于代表民意的机关，无论是中央的立法机构、地方的立法机构，对政府的实施有反对、有批评都是合法的。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
11 února 我站在巨蛋下边，时间停止了 真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蛋啊。不走到国家大剧院宽阔的“护城河”跟前，根本无法获得对这枚巨蛋的空间感觉。这边厢，塔吊高耸，天高云淡；那边厢，会堂庄严，红旗漫卷，大剧院软软的伏在那里，霸气得很啊。
批评者说，这个建筑摆放在这里与周边的空间风格不协调。可是只要在跟前站一会儿就会发现，普通人的视野实在难以对周边风貌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多是摸象的盲人而已，怎么可能站那么高、看那么远呢？
还有水，那么宽阔的水面把大蛋和前来拜谒的人隔了开，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水面颇有些类似与北京故宫的红墙，其作用是“隔”，以“隔”造就崇高感、造就神秘感以及造就一个国家的某一方面的象征感。
谁说安德鲁不懂中国国情呢？很多情况下，不懂的倒是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想想看，讨论再讨论，指责再指责，人家硬是能够在新华门前造起一个那样庞大的建筑。建起来了，也就成为一个游人留影的去处，其奈我何？
说实话，对于一向以大为美的北京而言，巨蛋至少满足了宏伟的诉求。我站在水面跟前，可以说思绪翻动，左右理不出个头绪，诗人所说的时间开始了，固然有真诚的夸张成分，我只能说，时间停止了。
我们应该从哪一个节点进入这个建筑、体认这个建筑呢？千年华夏？百年中国？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奥运年里的中国？都可以，都有些模糊。或许，这就是建筑的多义性吧。
10 února 方言背后是鲜活的地域文化 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问题再起波澜。有报道说，国家语委副主任、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近日对媒体表示，我国对地方台使用方言进行播音有严格要求，播报新闻不能使用方言，使用方言类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时长和占节目总数的比例也都有严格要求。云云。（2008年2月9日《羊城晚报》）
这位语委官员的表态在坊间引起热议，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发表看法，认为在语言使用的问题上，应该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不应该出现“必须”、“不许”这样的绝对性话语。方言和普通话也没有矛盾，“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一种无知。要没安徽话，就没黄梅戏了；如没广州话，还有‘南国红豆’吗？我们不能数典忘祖。”语言学家关湘如是说。 此前，类似的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争执已经进行过一些回合。2004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下令，各电视台电台一律不得播出方言译制片；2005年，广电总局要求电视主持人一律讲普通话，重申电视剧不得使用方言；2006年，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表示将出台政策，各级广播影视播出机构不得擅自开办使用方言播出的节目。而关于上海话被“围剿”的话题也不断传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国家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公开驱逐方言的情况？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就是：方言土语泛滥，群众意见很大。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方言的大面积使用可能会影响推广普通话的国策。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对方言土语有意见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众呢？不好说，官员阶层应该不会有意见，我们知道，按照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要求，公务员是必须要讲普通话的。那么，反对讲方言的只能是普通市民、农民了，而事实上这部分人正是使用方言土语的主体。可见，将方言土语一定范围内的复苏视为“泛滥”，一开口就错了，而以“群众”作为反对的口实，更是错上加错。 方言土语是什么？方言土语的背后是鲜活的地域文化，各个地区的人、各个民族的子民都有属于自己的方言，那是他们自我确认、互相确认的最鲜活的标志。可以说，方言中有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基因，是民族珍贵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汉民族所谓“母语” ，往大里说是汉语言，具体讲，就应该是丰富多采的各种方言。 方言土语的保护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空洞的“研究性保护”上，而应该切实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复活。语言的传承只能依靠具体的人、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具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果这也不准、那也不许，这也设限、那也受制，到处“驱逐”的结果，只能是众多鲜活的方言在我们的保护中被慢慢遗忘。 中国是一个地域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未间断的悠久历史使得生活其间的子民拥有了不同的方言土语。人们通过这些特别的音特别的调特别的文字，接触、交流、发展和繁荣各自的经济文化。今天我们触摸这些语言，你甚至能够感觉到浸润在那文字背后的力度和温度。这样的丰富和繁复本身，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强盛不衰的见证。 不知何故，这样的文化遗产竟然会被某些部门认为是“方言土语泛滥”？即便是以推广普通话的名义，也不应该、且不能够消弭方言。作为联合国标准语言之一的普通话固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也是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意志所在。但我们完全应该能够寻找到一条方言和普通话和谐共存的路径，而不是动辄非此即彼、手忙脚乱。 语言是一条河流，在经年累月的滔滔流淌中逐渐丰富。我们没有理由在我们这一代让方言消失，变成真正的“遗产”，只存在与研究之中。民族、社会、文化是多元的，不能用普通话来统一全国的方言。 09 února 平野漠漠 城市边缘的麦地，麦色遥看，青青绿意。向晚的太阳，昏黄而清晰的贴在那里。
平野漠漠，酝酿的大概是真精神罢。
在这个城市完整的生活已逾六年，六年的光景，内心的节奏越来越迟滞了。至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会想想又过了一年，怎么就又过了一年？！
好在也不能多想，很多很多的时候，到城市的边缘去，看万里平畴，一洗年来烦闷。麦子最是耐看，青葱之绿，不仅养眼，更兼娱神。
想来，来到这个平原城市最大的收获之一，当是无限的亲近了漠漠漫漫的麦子。麦子不需要怎么规划，也不沉溺于某些情绪，只要按时按节的成长，就是了。
人，离开麦子的日子太久了。
08 února 教育背景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的空气 傅国涌敏锐地注意到了历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的教育背景，今年获奖的吴征镒院士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闵恩泽院士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工系。其他年份获奖者气象学家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家吴文俊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固体物理学家黄昆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获西南联大硕士学位，地球环境学家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肝脏外科学家吴孟超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即使另外几个比他们年轻的获奖者，多数也在上世纪40年代受过中学教育。
傅国涌评论说，“那个时代，不同的学校，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但有一点大致上是相通的，几乎都是教育家在办校，学校除了是一个传承知识的场所，也教会学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径，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为他们打开认识自然、了解世界、观察社会的窗口，给他们一个个眺望世界的平台，启迪他们自由的心智，点亮各自心中的那盏灯，鼓励和激发他们的创造欲，肯定每个人不同的梦想，尊重而不是抹杀他们的个性。”
记得早些年，开始阅读谢泳关于西南联大文字的时候，内心就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在那样一个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危难时刻，一群人、一所学校，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创造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不啻神话的教育奇迹。2005年的时候，在昆明，我特意拜谒了位于现在云南大学校园内的联大旧迹。徜徉在已然物是人非、或者人物皆非的文林街，我无比艰难的想象，那个时代，那个学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气质吸引着青年人纷纷成就自己的学业？我们不是总在自信今人胜古人么？
随着附着在真实历史之上的迷雾的散去，现代人对于那个时代的神往也不可遏止的倾泻而出。傅国涌关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教育背景的讨论，则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不过，在这样的过程中，很多人因为眼下教育的恶劣参照效果，往往容易给那个时代的教育涂抹上光环。从一些亲历者的回忆看，实际情况不免打了一些折扣。比如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西南联大，一样是鱼龙混杂，纷扰乱乎，学生中间也情况不一，志于学有之，立意仕宦者更是不乏其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大学制度的研究，在他看来，过去的大学并不是真正像我们描述的那么理想。过去的大学也有不如人意的侧面，只不过我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别有忧怀”， 所以会将这些不如意的地方暂时放下。陈平原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所谓“别有忧怀”，无非是借旧时大学旧时教授的酒杯，浇今人的块垒罢了。并不能真的相信，在不远的过去，我们就真的拥有了现代人无法企及的现代大学、现代教育制度。
其实只要想想就会明白，任何学校都是一个小社会，绝对不会存在一块纯粹的净土和圣地，区别无非就在于执掌其事者的境界差异而已。在这一点上，当今那些大学中学的掌门人之缺乏内心的坚定和操守，恐怕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比拟的。特别是，因为没有内心的根性，表现在教育思想上，积极者为教育专制，强迫学生接受和适应；消极者为教育沿袭，前边都这样，后边跟着就可以了。二者都不可能在校园之内造就一种自由而宽容的氛围，更不用说培养出敬业乐群、积极进取的独立个体了。
或者说，校园之内的空气自由不自由，并不单纯是学校自己的事情，根源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空气自由不自由，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空气自由不自由。试想，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够氤氲出那样自由而宽容的学术空气？很多人大概都不好说，正是因为国家山河的破碎、正是由于国家民族处于命运攸关的关键，才使得这个局部有自由言说的可能。其间，是一种传导或者说波及的关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样一个大的精神指向主导下，每个人自然能够尽量发挥个人的潜能和价值。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现在面临的教育现状，不过是为此前几十年僵化或者说程式化的社会空气买单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才能褪干净这样的“教育背景”，那要取决于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改变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复制关系，那要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自我修复文化理性的进度如何。惟有让学校让教育葆有相对的独立品格，真正做到我们喊了好多年的口号“严肃活泼”，诸如“教育背景”这样的问题才有可能避免。
07 února “好！”——使劲鼓掌 那个憨憨的老赵，木讷的局促的还有些狡黠的站在那里发表感言，紧贴着裤缝的手还在不老实的小动作着，张张合合的笨嘴，断断续续的话语，冷不丁，冒出一个短促的“好！”然后是哗哗哗大声鼓掌。
好。这个“好”真实的表露了辽北农民黑土的内心和话语的适度错位，很拙，但也有画外音，让人感觉到整个晚会“春潮澎湃”基调之外的一些黑色幽默。这样的表达当然好。好！鼓掌。好！鼓掌。好！鼓掌。
春晚之前，很多人说，不如把春晚改成赈灾义演，云云，话语背后居高临下的道德优势隐然可见。不过，现在看，显然不能把春晚当作一台简单的晚会来对待，毕竟道德优势也替代不了现实诉求。
春晚是国家祥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场”，这个场可以有悲情，可以展示伤痛，可以突出民族风雪同行的艰难卓绝；但是，悲情一定要温情来平衡，伤痛一定要力量来消弭，艰难卓绝则一定要靠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来战胜克服。
更何况，除了雪灾这样的重大主题之外，2008年既然被认为是中国年，尚有更重要的奥运主题需要浓墨重彩描画。可以有雪灾的表达，但绝不可能是唯一表达；可以呼吁爱心的施与，但不能仅仅止于人和人的温暖一端。
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家的春节晚会上，老赵很自然的把所有TV新闻中开会讲话的场景移植了过来，这样的泛化，也算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一片会心之中，老赵大声说“好！”然后鼓掌。
06 února 天蓝得不如年真实 天气很好，蓝得有些不真实。看来，这个城市不改名也一样灿烂。不知道挨了无数骂名的陈委员，今天的心情是不是也和这个城市一样湛蓝？没准儿，此君还有一些“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浩叹呢！
周老虎的事情稍微有些眉目，陕西省林业厅就发布照片的程序认错了，而那个信誓旦旦的朱副厅长似乎也没有辞职、免职，不过，能够有这样一个稍稍正经一点的结果已经不错了。可以部分改变这个事件的娱乐化走向。
南方的天空依然阴霾，纷纷扬扬的不是飘落的惊喜，而是无边无际的愁绪。江山何辜？百姓何辜？居然在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候遭遇这样的大难？为什么所有的负面代价，都需要那些最底层的民众来承担呢？
网络上、电视上都是领导的“亲切”，亲切的有些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先是有人要把总 理推为感动中国人物，接着是把湖南省 委书 记当做自家兄弟，这样的光景做这样应景文章，让人无话可说。把坏事变好事，我们已经非常娴熟了。
屋外都是鞭炮，短信都是好话，惟有心里，心里都是说不清楚的没有头绪。望肚子依然壮硕，看眉眼已然颟顸，理想社会已经演变成一天一天的日子，又能怎样。只好在满城的夸张的空洞的“年味”中，走走，嗅嗅。
不过，南方那白茫茫的山川田野、城市村庄，还是让我有无限的伤痛。我知道，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的性灵的戕害；我更知道，当天灾羼杂上人祸这样的元素之后，一切都变得模糊、草率、没有边界。
此刻，21时25分，殃视的一群正在“众志成城”，想那些依旧在黑暗中苦撑的南中国的人民大概是看不到的，很多很多的话头实际上也只是具有话头的作用罢了。必须面对的，依然是自己眼前的和今后的苦难和悲伤。
今天一过去，这一年大概才算真的开始了。中国的新年之前的前戏太长，磨蹭得厉害。很难说这样的传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说，对于传统而言，我们永远难以进行是非价值判断。可以忽悠，可以对付，但不可以说是非。
炮仗还在此起彼伏，很难想象，前几年的城市天空上，哪能这样自由的散开一朵朵烟雾的花。我们的城市管理者的理性越来越多了，这倒是个好现象。是啊，能因为个别人的炸伤而褫夺了全部群众的欢乐吗？
这个城市的蓝天有些不真实，不过，炮仗的轰隆声真实可感。在美国民间持有超过100万支AK47的时候，我们却连炮仗都不让人放了。不免有回到宋朝之感。
05 února 西丰书记感冒，铁岭干部吃药 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进京拘传记者”被责令辞职了。这是新华社2月5日的消息。还好，按照我们的传统，年还没有过，这个送给“民主”和“法治”的礼包差强人意，还能够回应全国人民质疑的声浪，说得过去。（新华网2008年2月5日电）
报道这样说，铁岭市委通过调查认为，在“西丰事件”中，县委书记张志国同意公安部门介入，同意县公安局立案并拘传记者。张志国同志身为县委书记，法制意识淡薄，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
铁岭市委决定，责令张志国同志引咎辞职，并向市委写出深刻检查。并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刻反思“西丰事件”的教训，不断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和司法部门的执法水平。
从这个简单的处理决定可以看出，对于西丰县委书记的责任认定，一是领导责任，也就是说，哪怕是西丰发生了另外一件与张志国不相干的事，作为县委书记，都可能有“领导责任”；再一条就是本人法制意识淡薄，淡薄云者，只要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显然，以这样的“责任认定”，不可能对张书记做实质性的处理，比如由“党纪”延伸到“国法”。所谓“责令张志国同志引咎辞职，并向市委写出深刻检查”，就是说，问题止于党纪了，而且，辞职也算过得去的“党纪处理”了。
不仅如此，这个处理决定明显具有“一人感冒，集体吃药”的意味。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都要认识反思，涉及面宽泛是宽泛了，可具体事件中的具体人的具体问题，则可能因为这样的“普遍性”反思而被淡化了。
或者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基本国情。无法无天的是西丰县委书记，社会舆论指向的也是这一个具体的人，但其实这个人的行为却折射出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失衡，基层领导干部法制意识的缺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并非那么简单的事件。
因为不那么简单，所以仅仅希望上边快刀斩乱麻一样“从重从快”，不仅不现实，也不可能真正解决朝野关注的干部素质问题。想想看，中国有那么多县，其中无法无天的绝对不在少数，完全靠撤职法办，能管得过来吗？
目前之计，还是要靠批评教育。实际上，大家一般认为很“弱”的批评教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非常大的作用。关键是要运用得当，还要认真运用。既然是普遍性的问题，那就要寄希望于普遍性的学习教育来普遍性提高。
有论者说，“县委书记”渐成中国行政监管死角，此论所言非虚。但行政监管的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执政党不断的探索和总结经验，不断的提高执政水平，寻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模式。就西丰事件而言，远水不解近渴。
我曾经在此前的一篇文字中认为，对于县这一级组织而言，其具有的权力的相对自足性往往让人难以置信。主持正义时势如破竹，相反的，以他的权威以他的不羁以他的道德优势，其行使不义时，一样“无法无天”。如何破解这样的无法无天，是一篇大文章。
正因为是大文章，所以我们在面对基层干部群体性的法制意识淡薄这样的问题时，“一人感冒，集体吃药”，还是必要的。观念的问题归观念，法律的问题归法律，谁的孩子谁抱走，犯错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改正应该也需要一个过程。
（事因：2008年1月，《法人》杂志刊发了一篇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官司的文章。1月4日，西丰县有关人员来到北京，要求《法人》杂志澄清事实真相，称记者涉嫌“诽谤罪”已经立案，并要拘传。此事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拘传记者”受到普遍质疑，西丰县公安局1月8日正式撤销立案、撤销拘传，并于9日到报社道歉。） （这个东西红网贴不出来，天涯贴出一会儿就消失了。哎，奈何明月照沟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