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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31 白天遇见黑暗 夏榆来自山西大同的一个矿区，这一带一般被称为“雁北地区”，不知道是不是指雁门关以北？就像河北人讲起“坝上地区”一样，口气中，先天带有了那么一点轻慢，至少也会流露出一点同情的意思。这没什么，相信来自这些地方的人都习惯了。穷嘛。
再早些时候，夏榆的这个雁北地区，属于原察哈尔省的一个专区，现在的张家口还是这个偏远省份的省会。这个区域的人民，在春天里一起呼吸漫天尘沙，等待着树绿草长；冬闲的时候，人们共同热爱一个叫做山西梆子的剧种，很多人都能唱两嗓子。冰凉的季节里，这样的唱和或许就有了些许温暖的记忆。
那个时候，这一区域也有煤，人们也挖煤，大家也把挖煤的叫“煤黑子”。很多人家养了骡驹子，也就是青少年时期的骡子，早早就牵到矿井下。那些骡子们从此就会在黑暗中走完自己的一生，如果中间不幸或者有幸弄短了腿什么的，就会成为人们下酒的菜肴。大家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什么，所以从来没有人惊异。
那个时候，社会上对于煤的运用，没有现在这样普遍，一般的人家，也就是冬天里到窑上用畜力驮些炭，鼓捣到城里，收获仨瓜俩枣的脚钱。往往是，清脆的蹄声在凌晨的坚冰一般的寒冷中响起，走出半睡半醒的妇人们的梦境，直到很远。因为黑暗、因为恐惧，少年驮炭人往往使劲咳嗽，夸张地说话。
那个时候，驮炭人的时间刻度大致是白天和黑夜，如果再细致一些，可以分为三更、五更、天亮、晌午、后晌、黑了……等等。而空间刻度则更为粗疏，“你给俺娘说一声，过桑干河了！”这是驮炭人让相向而来的人捎的话，为什么是娘不是媳妇呢？也可能是娘管着钱，也可能是不让外人和媳妇有接触的话头吧。
时光到了夏榆的时候，挖煤已经不再是这一带生活的点缀了。挖煤就是挖煤人的天。“我在阴暗落满尘埃的工房换上结满汗碱坚如铠甲的工装，从灯房睡眼惺忪满脸脏污的女孩子手里领取矿灯，跟那些面孔如石沉默如土的窑工走向山梁上的矿井。我坐缆车到达坑底，再由坑底穿越幽深曲折的巷道，走向劳作的工场。”
大工业已经把这个偏僻的远地折腾得千疮百孔，尘土弥漫、天空阴郁、河流乌黑。激情和狂欢也有，但那是矿区无数面孔中仅有的一张，而且一闪即逝。在大多数人的心灵里，黑暗的长长的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巷道，才是生活的真实面孔；血肉模糊的脸孔和残缺不全的肢体，才是日日温习的功课。
夏榆走下黑暗的矿井的时候，18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他的叙述当然很平静，平静得甚至让人感觉到他内心充盈着的愤怒和狂暴。实际上，中国的上百万当代“煤黑子”都是这个年龄走向无边的黑暗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只能看明白一份合同——或者“生死文书”。
夏榆是幸运的，他在两年之后终于逃离了那片黑暗。他说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生活在一个文明之城，那里天空蔚蓝，空气清新，那里日光和煦，草木葱茏。那里老人有儿童一样的笑脸，孩子有真实的快乐……于是，在目睹了一个朋友躯体被砸断为两截之后，夏榆在工头“胆小如鼠”的评判中逃掉了。
逃离之后的夏榆在生活的河流中漂泊多年，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也为地层下黑暗的真实。我想，尽管我也曾经在一个铁矿生活若干年，但我没有夏榆那样的对于底层人生的体察。而他对于个体挣扎状态的描述，更是体现了一代人的苦难和隐忍。
仅仅逃离是不够的。那一年，夏榆和朋友满心梦想和激情，从偏远的外省来到北京，“但是在走出火车的时候，我发现像我们这样背井离乡寻找梦想生活的人有千百万，那些在我们身边如同潮水一样汹涌的人，他们目光迷离，神情茫然。他们像沙砾消失在沙滩一样消失在城市中。”
当然，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漂流者。可是，茫茫尘世中，又有多少人有他这样的资质和幸运呢？从黑暗走出来的人们，就像在我们家乡的山山梁梁上游走的面孔，大概都会在心中隐藏着一腔火热。某种意义上讲，游走是目的，也是生活的方式。只要走，大概能走到白天的。
March 29 春天里的城市 城市北边的人造河看上去舒展得多，盖因为使用的是原来的旧河道，毕竟曾经滚滚流动过滹沱河，那可是从东汉时候就开始称做“滹沱”了的河。底子好。你看一个方方正正的正定大城，让这一条河润泽得多好。
风很大，水面也算宽泛，不象市区内那条民心河什么的那么窘迫。河水大体上水波不兴，有年青的孩子在玩水。死水嘛，做到漫漶、汪洋的样子，已经不容易了，气势云云，怕是不能强求了。
费老大劲挪来的小柳树，枝条飘逸缠绵，让人一下子柔和了许多。颜色也好，鹅黄嫩绿的，在屋子呆久了的人，一见心喜。只是毕竟草创不久，格局简陋得很，真要葳蕤生姿，尚需时日。
天气的热，因为没有过渡，城市有些仓促，不过，这也是多少年的老惯例了。冬天将过未过，春天将来未来，一个热乎乎的夏天，哗啦就来到了你的窗前。当然，燥热，除了自然温度以外，也许还有别的因素？
这个城市这两年种植了不少迎春，天气一转暖，马路边、院落里，黄灿灿一片。醒目、鲜艳。不遮掩的向你表示友好。这样的亮色，是什么“铺天盖地种月季”之类的城建口号没法相比的。
时间回到2001年的春天，那一年的3月16日，阵阵爆炸放大了一个城市的春天燥热，也将惊悸和不确定的灾难预期植入人们的记忆。我记得，当我在北京拨通一位老兄的电话时，此君说：我正站在居民楼废墟上。
这个经常自命为首都护城河的省份，某种程度上，一些信念也随着爆响而成为一堆碎片。有媒体说，北京南边的这个大城市成为了全球最为恐怖的城市之一。我想，恐惧和恐惧大概也是不一样的，一些人肯定想到了北京。
也许因为这种恐惧以及恐惧的联想，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把照片提供给愿意购买的人，遭到了清算。那一天，他应该是最接近现场、最接近死亡的见证者之一。
好在这是2007年的春天，2001年无辜甚至无知觉死去的100多人，血色早已淡漠，除了亲近的人，可能每年在死难的忌日以及随后不久尾随而至的清明祭奠一番之外，过去的事情，永远过去了。
我所居住的这个院子，前几天，一帮人也松了土，不知是不是种上了花草，看那黑黑的土的颜色，想来今年的花草一样不会差。而门口光秃秃的玉兰树上，突兀的若干大花苞，含苞待放。
质疑麦、肯不能搀杂民粹意味 从3月28日开始，广东媒体以记者和实习生“卧底”的方式，揭露出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在大量使用非全制日职工的同时，在工资待遇、超时使用员工、不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单方回收合同等方面涉嫌严重违法违规。 （《新快报》2007/03/28）
稍后的新闻追踪显示，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已经介入调查，并向麦当劳肯德基发出违规用工问询通知书。根据昨日省劳动保障厅紧急会议的统一部署，将重点对广州市范围内麦当劳、肯得基、必胜客三家快餐企业的连锁店进行检查。或许，这样的结果正是大众期待的罢。“扬我国威”嘛。 通观整个事件的脉络，我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命题作文”式新闻揭黑事件。媒体预设了问题情境，即“中国崛起”下的外资伤害中国劳工案例不断出现，民众的视线开始转向对外资的关注；媒体主动进入问题，记者和实习生以卧底的方式打入内部，接触到第一手材料；最终，媒体揭露了问题。 从操作上看，不仅没有什么问题，简直可以视作策划新闻的典范。所有的步骤都显示出策划者的深思熟虑和精心布局，所有的走向都在策划者可以操控的范围之内。可翻来覆去察看，问题似乎不能仅仅这样乐观，这样的质疑好象还是有一些值得提醒的地方。 麦、肯出现这样的用工违法，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附带着，也应该受到民众的道德批判，这都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质疑麦、肯不能搀杂民粹意味，不能因为是外企，就动辄上纲上线，雷声大、雨点也大。这样的举动，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舆论监督，倒是透着那么一股子清算的味道。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声浪的高涨，民众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愤怒的情绪，每每在中国人合法利益遭到侵害的时候，这种情绪就跃然而出。如果仅限于此的话，也算正常发挥，但当这种情绪与历史上的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民粹情绪合流的时候，其破坏性显然超出了建设性。” 更为麻烦的是，这个时候的任何一种平衡性意见，都会被视为汉奸言论而被攻击。只有民粹的亢奋和自我沉醉在肆意挥舞。这种“脸谱化”的法子，历史上屡见不鲜。极而言之，根本就不是一种大国国民应对欧风美语的成熟心态。 以麦、肯事件而言，我由衷地希望，不要仅仅是激发起诸多民众对于外资外企的愤怒，而应该还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谋求解决。用工违法，该矫正矫正，该处罚处罚，就可以了。应该格外警惕把此事和“中国人受伤害”的语境结合起来，进而让这种不良情绪蔓延。 很多时候，我倒是觉得，我们在监督外资外企的同时，也应该监督一下我们自己的企业，看看那些黑心老板到底是在怎样的残害自己的国民，即便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珠三角为例，也应该能够检讨一下那些带血的经济发展，拖欠工资、延长工时、戕害肢体…… 中国正在以成熟的姿态与世界平等交往，平等是个好东西。现在外资内资在所得税上边已经实现了“国民待遇”，中国的对外开放稳健而自如，这些都是积极的语境。这种积极的语境的持续，将可能对吾国吾民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都是可以预期的。
March 28 乱象丛生 乱象丛生。乱象丛生。
只好捧起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这部回乡务农写下的随笔，这个时候却不能“慰安人心”（李泽厚语）了。他多消停呵，风风火火几十年，倦了，回归了，心态好得不得了。别人怕不行。
他说，浩阔的地貌总是使人平静。可是，我的面前哪里有那么多浩阔哪。即便已经到了春天，盛开的迎春和桃花，也只是一种眼眶边的点缀，哪来得洞庭湖的波澜壮阔？
寻寻觅觅，最后发现，还是红墙里的那些苍老或激越的镜头能够安神。于是，就在一张张老照片的凝视中，抛却时间的魔障，沉沉而去。醒来后，继续在乱象中凑合。
March 26 河南人这回要建真的假龙了 3月20日，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上午11时，一面绣有腾空龙形象的金黄色旗帜在新郑市始祖山山顶升起。旁边，高达29.9米、号称“华夏第一祖龙”的龙头昂首向天，龙头后边是依山势蜿蜒长达21公里的龙身。祖龙公司副董事长李雄说，“华夏第一祖龙”投资3亿元，象征21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腾飞。（《河南商报》3月26日）
河南人这回要修建一个真的假龙啦。计划如此庞大，让人惊叹中原大省的气魄。先前人们笑言河南人给长城贴瓷砖的事情，想来还是有些底子的。主持其事的人说，古代修长城，现代修祖龙，都是功在当代利泽千秋的事儿。呵呵，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创意是怎样出笼的，想必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其实我对于河南人决无丁点偏见，这个中华民族的老母亲承受了太多太多的灾难，她的文化应该属于全民族的源头文化。这块土地上的随便一个小小地方，都能担当得起“厚重”的赞美。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年我们的厚重河南屡屡闹出笑话，有些事，出圈地离谱，与祖先的辉煌英武相比，简直就是不肖子孙。
以祖龙而言，即便要发掘传统文化，这么着干，也不是一个正经。原因很简单，过头了。大、宏伟、腾飞、气势恢弘，固然可以通过有形的物体表现，但同样也能够通过无形的文化建设塑造，而后一点可能更为切题。这个跟画画的道理是一样的，气吞万里如虎，讲究的是不怒而威，却不是袒臂裸肩横着走。
哎，多灾多难的河南，总是这样一再放卫星，总是这样一再的不靠谱，总是这样弄一些愚笨至极的举动，我们尊敬的省委书记使多大劲，怕也难以重塑河南形象。很可能，一件这样的事，会抵消诸多勤谨的河南人半生的努力。这边厢，网上已经有人说了，建假龙比较符合河南人的性格…… March 25 沙飞 这个清瘦的南方人留下来的影象，已成为我认识那个残酷年代（也是某些人的流金岁月）的最好的参照。文字描述的可靠性一般都很差，不是过于丰满而失真，就是流于干瘪而暗淡无光。所谓惟妙惟肖，实在很难。照片则要诚实得多，即便有摆排的情况，但大的时代环境传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沙飞的照片当然有艺术的追求，但也有相当多的急就章，这些急就章的史料价值，往往让人半晌无语。那些衣杉不整的战士在古长城上的战争，那些小脚大嫂运输弹药的镜头，那些快乐的文工团员明朗的笑容，甚至，解放区队列般一棵棵指向高天的高粱也神采飞扬。那时一个英雄时代的传神写照。
很难说清楚聂荣臻与沙飞的关系，二者应该是相互成就的吧。有了沙飞，晋察冀真实的抗战广为人知，其领袖聂司令更是名满天下；当然，也因为聂对于沙飞的格外器重，也成就了这位红色摄影家无可替代的地位。当然，后来的情势有些不得已了，因为枪杀日籍大夫，聂司令亲手签署了处决沙飞的命令。
按说，一个敏感的、充满爱心地拍摄下《将军与日本女孩》的记者，是不大可能做出枪杀一个友好的日本大夫的举动的。但沙飞做了。这是一件让人伤心叹息的公案。后来，他的女儿和战友都在努力证明，当时他处于精神分裂期，因此可以不对事件负责。云云。后来，沙飞的死被认为是误杀。
想想看，从那个血雨腥风爬过来的人，没有对于日本人的仇恨，简直不可能。只不过，沙飞把大多数人的心理活动变成实际举动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飞应该是一个真淳的、诗人气质很浓厚的人。他的举动往往出乎多数人的预料，也因此，他为自己的举动付出了代价。
那一天，我先在北京三联书店买了沙飞的摄影集子，方方的，很袖珍的那种；然后，在798工厂里又见到了这个小小的摄影集，一日之间，先后两晤，也算缘分。凑巧，那个被认为是中国最奢华杂志的《生活》，竟然也新做了一个沙飞专辑，那样大的开本，图片效果出奇地好，沙飞有知，当慨然。
看沙飞的晋察冀图片，总感觉格外亲切，寻思很久，猜想大概是暗合了自己的一些生活记忆吧。当然，也可能有可以追随的成分，俗话叫妄想症。你看哪满身沧桑的长城城墙，就好象自己刚刚坐过一样；那河滩，分明是自己曾经戏水的地方；更多的是那些人物灿烂的表情，那可是向往已久的阳光呵。
沙飞死时，不足38岁。
March 24 以“最牛钉子户”诠释物权法是一种悲哀 重庆那个捍卫自家房子的主，近来被命名为“最牛钉子户”，其抗拒强势的行为，让一些人牙根和拳头一起痒痒，也让一些人大大快意了一下。最为活跃的，大概是那些时评作者，新浪的评论频道已经辑录了一个集子。真可谓大道荡荡，人声鼎沸啊。
刚刚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首先对那个“钉子户”的提法有些不满，在我认为，这个称谓的出现对于我们这个号称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来讲，简直就是一种耻辱。不是说要誓死捍卫人民的利益吗，当人民像钉子一样保护自家的财产时，却又创造出这样一个荒谬的歧视性称号。
其次，搜罗相关报道以及网上的帖子，我还是很庆幸的认为，重庆市的这个区政府以及他们委托的开发公司，总体上还是相当仁慈的。你看看，即便他们耽误了那样宝贵的时间，甚至不无搞笑地在拒拆房子周围挖出一个碉堡，也没有采取激烈的行动，譬如挖掘机使劲推，譬如半夜里扔黑砖等等。
这种挖碉堡的办法，相当程度上是温和的、协商的，或者是善意的。为什么？因为拒拆房子的周围从产权意义上说，已经属于开发商，人家没事挖坑玩，没什么不可以啊。你可以捍卫你的财产权，我当然也能够以法律并不禁止的行动捍卫我的财产权。两种权力实际上是对等的。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物权法》高票通过，论者也都高调评价这部法律的意义。鄙学也陋，对于这部周折了那么多年终于通过了的法律约略了解一些，总觉得诠释者总在别有用心的引导广大劳动人民，比如大家习惯的“穷人的打狗棍”也要一体保护，比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西方话语，云云。
这些诠释，读来总觉得似是而非。我们试着来说说，穷人都穷得只剩下打狗棍了，您说，还保护个什么劲头？这个时候恐惧的大概是富人，他们害怕穷人扔掉棍子去抢他们的奔驰车；风雨没有归属，当然无所谓进出，而国王往往根本不需要进哪间屋子，下边的喽罗早早就把屋子拆干净了。
回到重庆的所谓“钉子户”这里。我想，总是把这个还算温和的案例，扯上物权法的背景，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以“最牛钉子户”诠释物权法是一种悲哀。其最大的悲哀之处，就在于贴错了标签、转移了普罗大众的视线。想想看，你使劲保护下来的那点东西，最多能换几根打狗棍呢？
当前之计，我以为顶要紧的是，我们需要合理的分配。不能听任看似公道实则总是偏颇的市场化，把半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胡乱分掉。我们不要打狗棍，我们也不可能分到奔驰，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得到相对公平公正的富康车。 March 23 也算书评风行背后是激荡的社会现实
《燕赵都市报十年风行文丛》正式出版了。潮涌而来的十册文字，不仅再现了一张报纸十年的“光荣与梦想”，也似乎在努力验证一群报人“润物细无声”的不变信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当我们稍稍放开视野，以“陌生化”的视角审视这套文丛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张报纸十年风行的背后，则是心事浩茫、波澜激荡的社会现实。
1996年——2005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变化非常迅速的十年，也是社会矛盾累积很多、利益争执至为激烈的十年。畿辅之地河北，一样没能自外于这个宏大的社会环境。共济时艰有之，分享光荣亦有之。十年的时间段落，河北一样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进程的高歌猛进和浅吟低回。甚至，因为特殊的地理区位，河北的纹路可能更复杂、底色可能更斑驳一些。
这样的现实投射到报纸上，河北大地的十年情状，也就大体上呈现在人们面前了。尽管这种呈现略略有些拘谨，甚至还可以看出一些自我珍重、自我期许的意味；但这毕竟是一张报纸一群报人曾经混合着生命激情新闻理想的记录与见证。面对这样一种滚烫，这样一种鲜活，你可以叹息，你可以批评，甚至愤怒、质疑，惟独不能回避、不能漠视、不能嘲笑那些承载了许多人理想的人和事。
翻检这些文字，感受一张报纸的边边角角，留在印象中的不仅仅是往事的吉光片羽，也不总是情绪的低回浅唱，更多的却是对那一段历史的相对较为清晰的认知。当其风起云涌之时，人们更关注具体的潮汐时刻，而只有远离了那个时空，记忆仿佛才被激活。而这样的激活，眼前这些厚厚的书籍大概可以担当得起。因此，十年文丛不仅是报人的十年心史，同样是一部媒体视野中的河北十年社会生活史。
《思想的路径》、《新闻幕后》、《追问真相》、《一纸风行》、《矩阵行走》……任何叙述都是一种重构，一种交混了经验与先验的认识和判断。从这些书册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认识和判断，顺带着，我们也从中窥见了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的理路；当然，细心的人或许能够从中略略见出，这张负责任的报纸在燕赵大地上崛起的或隐或显的脉络。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今日的新闻正是明日之历史。明了了这一点，身在其中的新闻人也就应该多了许多定位的坐标。当此前所未有的时代大变局，涉及公众利益的新闻事件纷至沓来，滚烫着、刺激着、考验着，也充实着新闻人的心灵和新闻媒体的良知。而良知，正是进入历史、记录历史必须的证件。也是一张责任报纸立足的坚实根基。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当我们和广大读者一起回顾都市报十年历程时，那新闻匆匆的脚步已经消失在天际苍茫之中，那一页页泛黄的新闻纸却可以线装成历史。”这是燕赵都市报总编辑在丛书序中写下的文字。是的，当此满目苍苍之际，历史开始了。记录，是记录者表达梦想的方式；思想，是思想者修正观念的路径。一张报纸一群报人所有的努力，便是为历史存留下这厚厚的新闻底稿。
和着时间的节拍，《十年文丛》注定也将进入历史。当其旧的背影尚未消失，新的十年已经开始。所谓间不容发，所谓绵密如水，所谓世事如麻……列队而来的，也注定是更为激荡的社会现实。这现实，也注定需要更为公正的叙事和更具建设性的关怀。与逝去的那一个十年相比，新的十年是一个新旧传媒争夺历史解说权更加激烈的时期，此消彼长、彼长此消，都可能。由此，报人的努力未有穷期。
March 22 人大代表不应为被选民罢免感到错愕 前不久，一份由196名选民、小区业主联名递交的人大代表罢免函，摆在了天津市河东区人大常委会的案头。而罢免函的主角、河东区人大常委委员、天津帝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冰则表示对此感到“错愕”，认为开发商和业主在房产问题上的纠纷应该诉诸法律，而不能把个人推到争执之尖。（2007年3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说实话，对于人大代表丁冰董事长的“错愕”，我也感到十分“错愕”。既然人大代表是选民选出来的，那么选民当然可以依法提出罢免。这种行为既体现了程序正义，也体现了实体正义，犯得着“错愕”么？
报道说，帝旺集团开发的小区和业主之间有关房产的纠纷已经有两年之久，其间，双方多次寻求解决方案未果。直到有一天，有业主发现，丁冰出现在《天津日报》公布的天津各区县新一届人大代表名单中，他们开始了从经济诉求向政治博弈的转向。他们怀疑，这样的人大代表能够称职么？
我理解，在一般民众中间，能够“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还是很神圣的，某种程度上讲，民众很愿意把代表当作公平和正义的化身、人民利益的代言者，以及道德相对比较高尚和完善的人。这既是一般民众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简单化理解，也不乏几千年来传统政治理想的基因沿袭。他们希望选出来代表他们的人，能够有良好的道德表现，应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进一步讲，在那个争执两年之久而不得解决的个案中，集团负责人没有积极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引发的冲突，以尽量减少选民的损失，本身是失职的体现。更何况，在业主正当权益遭到普遍侵害的背景下，业主寻求救济的路径看似多多，实则条条艰难。业主委员会维权充满“内忧外患”，法律救济的马拉松可能会耗光个体的业主所有的精力，如此窘境下，罢免人大代表，或许是最后那一根稻草？
令人困惑的是，遭到罢免动议的丁代表，不是先强调自己身为代表的称职表现，而是由其公司副总经理出示“帝旺集团以及丁冰个人近年来在慈善事业方面上的众多成绩”。这就不免有些南辕北辙了，以“热心慈善事业”来印证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年来并不新鲜；但这些成绩只是一个好公民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足以胜任一个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
由此出发，我们更不能想象，日理万机的丁冰代表能够俯下身子，像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那样，到选民中间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协调他们的纠纷，甚至主张他们的利益。这些，在一个听到被罢免的消息都要感到“错愕”
的代表那里，大概属于空洞的理想、空泛的制度设计，甚至迂腐。道理点透了实际也很简单：这个丁冰的人大代表并不需要向这些业主选民负责。在他看来，这196个与其是业主、选民，不如说是子民。
我想，该修改一些《选举法》中关于“对选民负责”和“罢免”的规定了。要让代表人民的人大代表习惯对选民负责、习惯遭到罢免。
不止大学，吾国到处是江湖 北京798工厂核心区里，有一个铺子名叫“江湖”。那一日，我正散漫地走着，一抬眼，就被那两个鲜红的字烫了一下。好一个江湖。
这个昔日的共和国宠儿，今日艺术家麇集的地方，当然算得上一个江湖。有自己的规则，外人不知深浅，或许，还可能有那么一点不怎么放得上台面的地方。
实际上，哪个地方不是江湖呢？张鸣和李景治先生的人民大学国关学院是江湖，我们置身的地方一样是江湖。躲，大概是躲不开的。人家不是说了——处江湖之远嘛。
中国人都是官迷，一旦找到一张椅子，往往就以为那是龙椅。醉眼迷离间，那些人都是自己的奴才了。这一点，单位和单位都是一样的。
要紧的是，第一，自己也找一张椅子；第二，如果不凑巧找不到，那就自己做一张；第三，找不到、也做不了，那就把仅有的一张砸烂，大家都没得坐。 March 21 别人可以犯浑我却不能骂街 听说二月二晚上不少人因为放炮被炸的消息，我忽然觉得有些幸灾乐祸的快意。尽管也隐隐有些道德上的耻感，但还是决定快乐下去。为那些放炮炸了自己的人，快乐一会儿。
就是在这个“龙抬头”的晚上，一个粗壮的炮仗，蹿了进来，我家无辜的阳台玻璃哗啦啦啦了。失惊之下，我看到前边楼房几个往回走的背影。喊住了，也承认。我却不能骂街，仅仅因为对方承认。可我如果不喊，大概没有人来主动瞧响我家的铁门。奶奶的，怎么就不……
玻璃的哗啦啦让我费了好大的劲，在城市里寻找玻璃，又费了好大的劲安装玻璃，最后，就是呆呆地等着根本不可能上门的犯浑者上门。因为不可能等到，只能为别的浑球的不幸而幸灾乐祸。
这样，我的损失大了——物质上，损失一块原装玻璃，损失了一个中年人的宝贵午休；道德上，则损失了无比美好的同情和怜悯的情感。看来，事非亲历，站着说话确实不腰疼。以往的文章中，对于鞭炮的放和禁，我的态度是无所谓，可能倾向于自行其事。
还是主张禁吧。这样，可能会保住我残存的另外一些玻璃，也可能不再给我幸灾乐祸的机会。我呢，又能重新找回道德上的自得和自足。哎。 March 20 曹乃谦与刘亮程：不一样的村庄 因为瑞典人马悦然的关系，曹乃谦近来很火，他的质朴和平实，让我们向往已久的诺奖情结再起波澜。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的集子〈最后的村庄〉，粗糙而简陋，简直对不起那一个个灵动的人物。尤为可笑的是，封面上还傻傻地缠了一条纸腰带，上边写着沈从文、汪曾祺字样。不知是高山仰止呢，还是不在话下？
喧闹中，我想起了新疆人刘亮程，那也是一个地道的村庄诗人。他也热闹过一阵子，过去就过去了。城市里的评论家们，既慷慨又薄情，天大的帽子使劲送，只要想得起的古人一股脑类比，可转脸就去寻找新的目标了。长期的跟踪、密实的文本分析、对现实的持续关注，基本上谈不上。
与刘亮程一样，曹乃谦小说文本依托的，也是一个或者数个村庄。晋西北与河北、内蒙交界的村庄。这些村庄有着黄土的丰腴，却也呈现出令人绝望的干枯。而点缀其中的鲜亮亮、嫩生生的女子，则是整个枯寂生活中存活下去的很少的几个理由之一。
我是如此理解曹乃谦的悲凉、激越乃至无奈。那个苦寒的晋西北边墙下的人生，与我的家乡大体上差不多。而诞生于绝望之中的希望，在我则有些陌生。因为我很少在那块土地上摩拳擦掌、勉力做营生，至多是个旁观者。这种旁观得来的印象，往往超越而飘渺。
刘亮程却要从容许多。他说：“有时想想，在黄沙梁，做一头驴也是不错的。”从驴的视角开始，刘亮程在黄沙梁轻吟浅唱，化解了愤怒，也平和了激动，在茫茫的天人合一、人驴合一的状态下，伸展自己感性的触角，描摹下人生的种种情状。
March 18 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吴虹飞的名人访谈录《这个世界好些了吗》过眼，还是没有答案。接受访问的人物阵容倒够豪华，老名人、名老人、社会中坚、新锐新秀等等，都有。按说，这些人大体上也能够代表这个世界，他们好了，世界就好了。就像电视里那个狐媚的女人说的那样：他好我也好。
可再琢磨一下，又有些不对劲：他们好了，世界就真的能够好了？他们的表达能够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表达吗？我们不用怀疑这些人物的真诚，但当这些大队人马聚集一堆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判断就有些狐疑的成分了。这个世界上，不是还有着一大批密密麻麻的非名人么？
作为一名才女，也就是有才华的女子，吴虹飞有一些精英意识，不仅正常，简直顺理成章。在一个断裂的时代，我们似乎也不应该过分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关注底层样态，关注首都以外的“平凡的世界”，那是市长省长甚至是温总理的事情；不过，真正的精英，根子都是深深扎在非名人中间的。
为什么这样，我想，道理大概是不用讲了，只讲感受就足够了。你看看，中国当下跳跃的都是些什么名人啊！没有敬畏、缺乏道德感、不具备基本的敬业乐群的精神……这个世界能好吗？当然，阿飞姑娘钟爱这个题目本身，也表明了她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判断。希望有之，悲悯亦有之。
我刚刚到这个世界的心脏呆了一阵子，观察这个世界一年一度例行的体检。我真诚地希望它越来越好，寻回久违了的公平和正义，实践其宣讲已久的理念；我也悲哀地发现，那些参与体检的人，真正把自己“例行”了。如此体检，这个世界能好些吗？
我口口声声说民生，弄得自己跟一个民粹一样，其实我也是喜欢名人的事情的。正因为此，我才格外希望这个世界好些，非名人好些。这个世界的好，应该是名人自由表达的前提和背景。毕竟，比较而言，我们更喜欢悠闲出来的艺术，而不是那些剑拔弩张的忧患艺术。 March 17 好山好水真乃秀丽 3月16日偏午，出京城南行，渐行渐远，目光所之，城市化的痕迹依然很浓重，但景致已经怡人得很了。开始柔软了的树枝，怯生生的麦子，以及天地之间整体上黄青交替的混沌，都给人很直观、很清爽的印象。
永定、拒马、唐河、大沙河、滹沱河，一路穿过。高速公路就是简捷啊，搁在前朝，一路之上过这么多河流，定能触动情怀，留下诗篇啦。可眼下，河河没水，岂只没有水的实际，就连有水的意思怕都是没有。漫漫河床，不是空空荡荡，黄沙滚滚，就是麦地青青，努力做出良田的样子。
如果河流也像楼宇宫殿一样有废墟的话，这大概是河流的废墟了。偶尔，边沿上一撮撮柳树，倒是在提醒人们此地作为河流的存在。那树，枝桠怪怪的，很有型的样子。
保定徐水、定州县城附近一些野地，支撑起大片白花花的大棚，紧张的农作，已经早早开始。即便一些似乎无须管护的麦田，也隐隐站了稀疏的人，在地气上升的模糊中，远远望去，水墨画一般。
这样的村野风情，忙碌景象，很让人感慨，也让人留恋。遂想起刚刚重读的水浒文字，其四十四回戴宗眼中的饮马川景致如次：一望茫茫野水，周回隐隐青山。几多老树映残霞，数片彩云飘远岫。荒天寂寞，应无稚子看牛；古渡凄凉，哪得奚人饮马？只好强人安寨栅，偏宜好汉展旌旗。
那个“你有我有全都有”、“造反有理”的强人戴宗，面对一派茫茫，竟也诌出“好山好水，真乃秀丽”的话语。可见，对于自然界的造化，大家都是有感而发的。
至于我的感言，可能情感稍稍复杂些，一则自小便喜欢山野的摇曳多姿，以为那是一种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再则可能有些关怀在里边，与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高谈阔论相比，我同样喜欢田地里泥土的厚实和空气的清新。尽管，自己离开土地，悬在水泥地上已经有很多年了。
这是有别于戴院长的另一种“好山好水”。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相信，那些会上的话语，能够大体上不打折扣地输送到青青的麦地边、漠漠的河滩上、白花花的大棚里？大概会吧。再不送来，大好河山，都该安寨栅、展旌旗了。
March 16 大学的沦落不能仅仅归罪于学术行政化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说：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损害了大学的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的萎缩。他认为，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首先抹杀了大学教授的主体性和大学本身的主体性，由于教授们说话空间的大小与学校的行政级别成正比，课题确定又要投其所好，所以创发能力和热情苍白化。
许教师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任何结果都是双向互动的结果，大学固然是学术公民安居乐业的居所，应该对世俗权力有一些抵制；但同时也要求这些公民自己恪守一些底线，认真地把一些精神价值当回事。所谓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首先你得有学术、有思想啊。
而我们看到的情形却是，这些大学里的学者们自己甘愿充当权力的影子，并以此作为自己学术地位的证明。自得之情，跃然于嘴脸之上。更有诸多学术混子，一边大肆批判行政对于学术的挤压，一边却不治学术、拼命钻营找路子。以“诠释”政策为荣耀，以接近高层为创造。
许教师还说了，现代社会的支柱有三：精神信仰（在西方表现为教堂）、公民社会（强调公民自律的精神）、大学。在非宗教国家，大学实际是精神堡垒，它彰显着与世俗权力相对应的精神威力。我倒是认为，大学教授的精神堡垒的地位不是人家哪个赐予的，而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有着高洁品质、自律精神的公民。
眼下人民大学的张鸣自己说，正面临着被清场的危机。事件的另一方，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在网络留言中，则呈现了一个很不堪的形象。不论这件事情最后走向如何，它让我们最为叹息的其实已经不再是那些是非，而是人性的无可挽回的堕落。也就是说，毛病的根子在人的本性就不行，还靠不上学术体制的边沿。
教授堕落了，大学自然就沦落了。这一点，似乎怨不得行政官员和行政体制。任何社会，任何大学，包括很多人赞美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都是存活在一个严格的行政体制之内的。自由的只是学术精神，宽松的只是创造能力。更何况，眼下大学里的大部分行政官员，都是从教师岗位上分流出去的呢。 March 15 大工业的坚硬和柔软 去了有名的798，见识了大工业废墟中生长出来的一片片艺术的叶子。很难说，这些叶子是柔嫩的小绿叶，还是已经粗壮到足够自立门户的大榕树，与巴黎什么的相提并论了。远远看过去，国营大厂的整饬依然清晰在目。
厂房耸峙，房子后边高大的烟囱，阳具一般空洞地挺拔着。实际上，一支支刺向蓝天、雾天、雨天、雪天的烟囱，正是工业时代傲然勃起的阳具。而今，工业远去，只留下工业的躯壳，在承载了往昔荣光的同时，阴差阳错，竟也成为现代艺术的藏身之所。
粗犷的厂房下，是一间间装修别致的艺术画廊。往往，那些裸露的巨大的管道、高高的房顶，都成为这些画廊别具匠心的背景。坚硬和柔软，壮硕与纤细，在这里，胡里糊涂地混搭在一起。
一间新开的画廊人头攒动，屋子里随意摆放了一些点心和饮料，来客自在取用，三五成堆，用另外一套话语在交谈，“艺术”、“国外”等等字眼常常可以听得到。门口两侧的花篮，似乎在印证着这里不全是与世隔绝的艺术桃花源。大家都是尘世中翻滚的人生，艺术，大概能够稍稍让人远遁一些、逍遥一些。
有花开就有花谢。一些画廊门户已经闭上了。透过明晃晃的玻璃窗，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一个被艺术装点起来的空间。身边掠过的工装工人，一时让人觉得神思恍惚，甚至连那个精致的画廊也一并恍惚起来。
时近中午，人流多了起来，一个老外老汉正在调焦，他的目标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工装男子，那个男子似乎迟疑驻足了一下，接着又开始走路。在一个他们已经不再是主角的空间里，工装男子似乎已经有些不那么合时宜了。工厂还在，大工业已经远去。他们难道仅仅就是老外镜头中的中国庸常生活场景么？
听说原先认识的一个朋友也在798，搞些什么波普艺术。记得那是个瘦瘦的小伙子，不多话。又听说连名字都换了。也是，假面舞会可能更能够释放人的激情和创意吧。
呼唤公平是这五年来两会的最强音 两会闭幕，因两会的推动而活跃激荡的社会，大概很快会归于平静。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有着太多的兴奋点。北京社区里戴红箍的大妈，可能会暂时歇口气，值勤的频次稍稍疏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委员们，很快各就其位，忙碌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这是本届代表委员们任期的最后一年，换句话说，2000多名代表委员中的一些人，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参政议政了。五年的代表委员生涯，到底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些什么样的印记，大概不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想来应该是确定的，共商国是、影响中国，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最引以为荣耀的事情。
纵观五年来的中国社会，我们认为，同样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呼唤公平成为这五年来两会的最强音，同样的，寻求实现公平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在今天看来，这种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过分。
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甫一上任，即掷地有声地宣布：“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两会之后，一场的非典疫情成为本届政府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政府的亲民形象被广为接受。自此，对GDP的单纯追求开始让位于和谐发展，关注民生开始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2004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宣布，将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分享到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为本年度全国两会的主流话语。那一年，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大概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正式写入宪法。
2005年，国务院宣布将从2006年起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农民即将彻底告别田赋的同时，大量的社会不公进入视野，房价高企、教育不公、就业瓶颈、药价虚高……诸多直接关涉民生的问题奔来眼底，人民和代表委员一起，希望能够寻找到破解的良策。
2006年，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露，教育乱收费、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收入分配不公、医保覆盖面太窄、户籍壁垒等等乱象横生，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着社会的秩序。在全国两会这个影响力巨大的话语场，这些声音嘹亮而明确。
而刚刚结束的2007年全国两会，最大的亮点依然是宏大叙事背景下的“百姓冷暖”，高校教育腐败已成公害，高企房价波及县城，环京津贫困带亟待政策反哺，从会上到会下，一个个沉重的话题被一次次提及，寻求良好的治理之道，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时远时近的亮色。
和谐社会的内核就是社会公平，而捍卫全体公民的权益则是理性社会最高的价值。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过去五年社会热点的脉络，已经给我们昭示出“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明确意味，那么，接下来，更需要我们在现实中不气馁、不妥协的推动。 March 14 鸟巢看上去很丑陋 那个据说能够展示泱泱中华神采的鸟巢，不小心就出现在眼前了。说不上多么震撼，昏黄的光晕下，那一根根让人眼花缭乱的水泥桩子，丑陋地袒露在我的面前。大概，那就是所谓鸟巢的树枝木棍吧。
看上去很像北京人的司机说，他妈的一个破鸟巢，据说钢材都是进口的，几十个亿砸进去，就玩一个月。可能是为了北京的国际形象吧。
我看了看司机，又回头使劲找了找落到后面的鸟巢，不知为什么，都是一片模糊的影像。司机的脸上只剩下一张不断射出符号的嘴，而鸟巢，则在庞大的城市中心漫漶开来，密密麻麻的，似乎麇集了无数的怪异的鸟。唧唧喳喳。
身旁的那张嘴还在不断地喷射符号，长安街旁边那个更丑陋的怪物好像能辟邪吧？北京这些年怎么越看越不像北京了呢？ “集中”可以长出民主也可能长出集权 一堆人聚在一起开会，热热闹闹的，很好。大家都说，这是民意的大会，这是民主的大会。自由的空气、宽松的氛围。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自说自话的话语。超女也可以进政协、政协委员大谈大运河申遗云云。
可见，我们这种形式的集中，既可能生长出人人畅所欲言的民主，也可能生长出变异了的集权，以变态的形式表达出来，可悲的是，还自以为是为民代言、为民请命。 March 12 巴院士为何只谈公益不谈医德 3月11日，在本次全国两会全体会议上，巴德年委员代表9位两院院士委员做联合发言，词锋直指政府财政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的逐年减少，认为“淡忘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忽略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政府没有兑现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向世界宣布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2007年3月11日《中国网》
巴德年院士列出一组数据佐证自己的观点：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年以后只剩下15%左右。与之相反，让老百姓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年为28.46%，1995年为46.40%，2000年以后竟一直接近60%。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当然赢得了与会委员的热烈掌声，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说，巴院士发言完毕后，卫生部副部长还主动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赞同他的观点。或许，大家都肯定地认为，导致目前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
是啊，把目前一地鸡毛般的医疗卫生现状，通通归结到政府投入不足上边，自然解气得很：政府没有建立起普遍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政府在财政投入上不仅没有增加、反倒逐年减少在公共卫生上的支出；政府的少量投入造成了目前的看病难、看病贵……只是，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这种把所有关注的焦点都指向政府投入的思路，应该是一种转移矛盾的做法。单纯地看巴院士“加大政府投入”的观点，没有任何不妥，岂只没有不妥，简直就是沉痛之言，它道出了这些年来中国医疗卫生改革失败的真正病症；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将其视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药方呢？显然不合适。
或者说，还是缺乏一条清晰的链条，将二者连接起来。毋庸讳言，现下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固然有政府投入不足、医疗卫生公益性较差的原因；但目前整个医卫行业公益精神的缺乏，则直接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了社会上比比皆是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全面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的药方，在现实中具有多大的可操作性；那些看似庞大的增量财政收入，到底有多少可以支配；每一件民生建议都指望从政府财政多分一些的想法，到底能不能实现？我们更关心，作为救死扶伤主要力量的医卫行业、医疗系统，在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能不能多一些深刻的自省精神、多一些公益精神？
年高德劭的巴德年院士几十年来一直为人民的健康奔走努力，这些努力给汲汲于病魔和安康之间的人们以很大的鼓励。此番联合发言的其他几位院士，情况大体也与巴院士相类。特别是那位令人尊敬的钟南山院士，其敢言、直言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楷模。
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些医卫行业的泰斗级人物，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现在社会上无处不在的医疗乱象，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崇高的医德正在欲望的泥淖中日渐陷落，似乎也不打算利用他们行业内的强大影响力春风化雨、唤回医卫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公益精神。
不仅没有自省的意思，甚至在听到外界对于医德沦落的批评声音时，院士们还会愤然出面，喊冤叫屈。前两天，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在提交大会的发言中，认为“看病难”的最根本原因，是医护人员“欲望无穷”。钟南山直陈其“逻辑错误，结论荒谬”，并表示教育能够政府倾斜支持，为什么医疗卫生不能倾斜？
任玉岭的批评可能有些情绪化的成分，但钟南山的反驳不仅不能敉平人们的愤怒，反而更加激化了原本十分对立的医患关系。当前之计，在政府投入加大这股“远水”，暂时很难“解渴”解决所有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的时候，医卫行业的公益精神、自省意识，或许不失为缓解困顿的路径之一。
而医卫行业从业人员的公益精神、自省意识，请先从行业的顶级人物，譬如院士什么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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