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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8 假的猖獗,真老虎哪里去了 周老虎花边新闻不断,听说以此为题材的新闻话剧都要开拍了;吴老虎也不逊色,整个事件波折不断,喜剧效果极强,尤为可贵的是,这两个事件是如此的雅俗共赏,以致于人们甚至能从地方政府处置这两只老虎的差别中发掘出执政能力的差异。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跑着跑着,就显示出力度的不同了。
感谢这个被某些评论者认为是“欺世盗名”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总会有很多很多的喜剧闹剧以正剧的方式上演。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民,往往还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就已经被装进了一个预先设置的彀中了。在这种情况下,义愤填膺的批评其实不过是人家娱乐化的一个因子而已,只要你能参与便是他们的成功。
在娱乐老虎的奔跑中,大家齐心协力要做的,不过是证伪那两只老虎而已。真的老虎都到哪里去了?往往不再有人追问。
还在丛林中吗?从中国山林现有情况看,这种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早在2001年,国家林业局不就明确表示,我国已经不大可能存在野外生存的老虎群落了。特别是,原始森林的消失,已经使得山林生物链彻底断裂,而处于生物链顶端的老虎,显然不能独善其身。至于说生态环境的好转,不过是浅层次的好转而已,不可能好到“恢复”。
除此之外,剩下的老虎大概就是指那些盘旋在动物园、马戏团里的大型猫科动物了。这些大猫是不是本真意义上的森林之王,不问可知。它们不再长啸,也失去了野外生存的能力,不过是生活在笼子里的神态夸张的宠物罢了。
去年曾经在吴桥杂技大世界见到过一只庞大的老虎,在驯兽师鞭影下,那只斑斓大虫畏葸地在铁圈里兜圈子,与游客合影,并且根本 不在意好事者骑到它的身上做出武松打虎的姿态。我当时在想,这样的老虎还是老虎吗?
这样说来,所谓的真的老虎,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了。所有的批评揭露指责假老虎,似乎是在维护真老虎,而维护的结果,大概就是那只已经不存在了的老虎。希望和绝望,在纷乱中灭灭生生。
March 27 官员作为如何才能避免政治做秀 俞可平在首部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和谐社会与政府创新》的发布会上强调,政府创新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勿搞政治秀。政府创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就不是简单的劳民伤财,就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2008年3月27日《南方都市报》)
在一个社会生活越来越呈现出某种程度娱乐化表征的时代,政府官员的作为也越来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怎样的作为是为人民服务、增加百姓的生活福利,怎样的作为却是假为人民服务之名、行哗众取宠之实?这里边应该很有讲究,也颇有慎思明辨的必要。二者的界线,就是政府创新与政治做秀的界线。
在坚决反对政治秀之前,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秀”,即英文“show”(表演)的音译,很多国家的政治人物其实并不十分排斥这样的表演。其中有些人甚至将其视为公众人物亲近选民、表达某种姿态的手段。在美国的大选之年,我们每每能够看到这样的表演。应该承认,这些表演并不都是令人生厌的。
问题于是出现。为什么发生在西方政治人物那里的政治秀,我们多数能够以平常心看待,而轮到我们的官员偶而做秀,我们就会每每大生反感呢?
先来归拢一下我们的政府官员的作为。2004年8月,贫困山区四川省万源市以红头文件形式摊派票款,集巨资2000万元请明星演唱;2005年,济南市规定,从当年6月1日起,凡寄往三级党委、人大、政府、纪委及市、县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和法院、检察院反映问题的信件,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注明“群众来信”,将一律免贴邮票;2008年3月,继河南鹿邑22日举办了祭老子大典之后,甘肃临洮也要筹资8000万元建设老子纪念园……
巨资请明星演唱是为了弘扬老区的红色文化,群众来信免费是为了疏浚群众信访的渠道,而地方政府争夺老子资源也能体现地方对于先贤的重视——看上去,这些作为都有着很宏大的时代背景,似乎也能够起到亲民、爱民、为民的作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认为这些作为不免流露出政治做秀的痕迹呢?
其一,政府作为应该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为人民服务。悉心照料在乡老红军、老八路,以及老劳模,发掘保护好当地红色遗址,也是弘扬老区文化的一个思路,而且,这样的做法更得民心、顺民意;疏浚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不是大家拿不出贴邮票的八毛钱,更重要的是公仆应该有耐心有时间倾听民众的呼声。
其二,政府作为固然需要创新,但更需要甄别区分,为政当首先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决不是制造新鲜的噱头就能够搪塞的。关于历史人物的争夺,在我们这个老大国家里有着层出不穷的资源和做法。争夺黄帝、争夺老子、争夺孙子……理直气壮的发扬传统文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小盘算和小设计呢?难道只有大兴土木才是祭奠先人的不二法门?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民对于带领他们前进并有效组织社会秩序的政府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一方面是政府的财力日渐丰厚,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施政空间日渐宽阔,如何在丰厚和宽阔之间把握好作为,是今日政府创新的研究课题。
不论怎么作为,我想,我们的政府既然是人民政府,既然是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花朵,那就必须充分考虑这块土地的逻辑。创新发展一定要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现状、公民素质,以及宏观社会政治环境的具体要求出发,而不是动辄搞形象工程,盲目做秀。
March 26 眼看着着急,就是没办法 这样的情形真是最大的麻烦啦。不破不立,何时破?何时立?何人知道?
外面真热闹啊,可惜我不能去搀和。或者准确的说,即便能够搀和,又能怎样。
人的生活,哪怕是极其庸常的生活,也是需要支点的。
看了几天黄仁宇的学术自传,有些明白症结所在,有时又不免糊涂。这个糊涂就是:明白了又能怎样?
大历史?应该是大失败、大悲哀。至于说从中觅得点滴生计的,那又是另外一种色调了。
老乡端着酒杯问我,看你怎么那么疲惫?我打哈哈。谁能不疲惫?老乡倒算一个,问题是靠酒精支撑的精神还是精神吗?
说到了,我还是惜生的。其中最夸张的一个举动就是今天居然六点半跑到体检中心门口,等着人家上班来查体。
更可笑的是,我非常非常希望人家说,你没什么事,很好,很好。人家说了,我很放心的样子。
回来的路上,一切又如同惯常了。
March 25 而今而后,无处话凄凉 东坡故里的一项地方性举措,公务员每人至少要背10首东坡诗,不期然也成为公民发言的靶子,这样的事情足以成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某种程度上荒谬性的佐证。苏子何辜,需要后来的官和吏以行政命令的粗暴方式获取认同?公务员何辜,需要在发展经济运转政府的闲暇以死记硬背的方式温暖忙乱的心灵?(3月26日四川新闻网)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传承从来没有这般粗暴。即便在文风盛行、文人普遍受到优待的宋朝,苏东坡的推广也从没有依靠什么行政命令,官绅吏民人等,人人诵读多少多少篇目。一个高昂的、忧郁的、豪迈的、低回的、激越的、惆怅的心灵,大抵,是不需要这样的坚硬普及。苏子的广为人知,更多是靠着一个个清澈的温润的心灵在传承。当然,有宋一代较为发达的印刷技术,也为这种传播提供了足可依赖的技术支持。
进一步讲,中国人对文化人的选择,同样有着浓郁的文化特色。身份为政府官员的苏子以诗词传世,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从中可以约略看出中国人在对待政治治理中的人文旨趣,也就是说,文化上的、道德上的优势完全可以成为官员立身的根本。文化的苏子与行政的苏子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人文的濡染和行政的训练二者并行不悖,并不存在以诵读强化人文素养的事情。
这也是在今人看来,很多古代“公务员”表现出儒雅风流的原因。我们可以羡慕这样的儒雅风流,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官员队伍的缺乏风雅,但试图以行政命令的刚性来弥补源头上的人文缺失,显然是开错了药方。
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大半来自各个大学,大学教育的人文缺失由来已久,仔细追踪下去,还可以讨论中小学教育的人文缺失、整个社会的人文缺失。在一个普遍人文缺失的社会,单纯要求公务员死记硬背古人诗词,很难培养出博大的温润的厚重的心灵。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讨论该不该诵读苏东坡的诗歌,而在于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文环境、我们怎样去营造这样一个人文环境?
很多批评者都在强调少数人的自由,在我看来,任何自由都不能逃脱环境的影响,个人的自由选择并非万事可以拿来一套的鞋套。政府不是不能倡导恢复风雅,而公务员也不是不应该熟悉一下古人的文化,双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的传承跟前止步。毕竟在我们这块厚实的土地上,曾经风雅;而且,风雅似乎也总是强过风尘,公务员们公余背背诗词,总是对其他娱乐的一种调剂。 透过这件事情,我真正忧虑的,其实还是文化治国的老调重弹。眉山市东坡区的干部会不会背诵其诗词,真的会影响当地的招商引资吗?这是一个很令人怀疑的借口,因为这个借口,我们对文化的行政和行政的文化产生了双重的疑虑。我们认为,行政官员文化上、道德上的一点点文饰,美哉、壮哉,却不能遮蔽其在技术上、管理上的粗疏空洞。
说到底,我们患的还是口号治国的病症。就在刚才,我睡眼朦胧的看了一眼动作电影频道,上边正在演《红灯照》,那些男女正在大师兄的带领下念念有词:神拳一出,刀枪不入……难道,我们可爱的干部们念着: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就能招商引资了吗?
那样的话,苏东坡,我想,这个写在中国大地上的传统知识人、行政官员,可真的是“无处话凄凉”了。 March 21 秀场 王宝强今年被推荐为邢台市的政协委员,一样乐呵呵地坐在一排一排的人中间,参政了。不知道这样的人物到底算是文化界别呢,还是农民界别?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农民、农民工界别。
会看多了,触觉就会麻木,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愿意往深里想了。以前曾经有过的刺痛感、疼痛感,现在很陌生了。多么淳朴的一个孩儿,在外边名气那么大,回来做个政协委员,也是家乡的光荣。
顺带着,由王宝强想到了游子与家乡的关系,那可真是一种紧张的搏弈啊。家乡在什么情况下才对游子张开温暖的怀抱?冷暖自知。想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少林小子每每在邢台倒车回南和乡下的老家时,那心境当是凄凉的紧呐。
在北京盘桓期间,得空转了转湖广会馆。知道这个在北京的异地会馆当时确实是游子的家,但即便是游子,区别也是大大的,比如曾国藩与一般屡试不第者,同一个戏楼的屋顶下,实际上也是咫尺天涯。
前边的样子对于离家在外的人而言,是学习的榜样,更是无时不在的鞭子。到了,出人头地就成了金科玉律。这可真是让人难办的事情。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功,那些徘徊在乡间小路的郁郁的人,有多少曾经也雄心万丈?
断断续续翻阅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看那些做惯了游民的人,差不多都是且把他乡做故乡的。那样也好,在外边游逛,偶而疲惫的时候,可能会在醉眼朦胧中想见家乡的面影,想过了,也就等于回过了。继续游逛。
March 20 拉萨、拉萨 张庆黎说,西藏的天变不了。话茬子很硬,咄咄逼人,有很强的针对性。想起此前韩方明博士的话语,颇有感怀,同样的话,还是可能寻觅到合适的方式的。
韩说:优美圣洁的自然环境,并不见得能够荡净人们心灵中的污垢。是仇恨还是博爱,是现实还是理想,端赖人自性的修行,德学的修养,并非依赖一个优美的无人声嘈杂的地方。这样的说法,显然大气得多。
韩方明是张家口坝上尚义人,此君出身北京大学,却有一个号:坝上鞭羊子,意思就是赶羊的孩子。可见其对于家乡草原的依恋。不过,这些年的坝上也不用怎么鞭羊了,都圈养了。乡亲们更热衷于种植错季蔬菜。
回到西藏。不必说什么地缘政治学,也不必扯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前者玄,后者远,最切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了那块美丽的高原呢?怎么可能让遥远的熟悉的梦中常常出现的拉萨布达拉离我们远去了呢?
事态还在进展中,但仅仅披露出来的那些乱象,已经足够让我们惊悸了。那么多武警战士充当了不还手的活体靶子,无论各方怎么发展,总归,他们是最可怜的人……
但愿不要扩散。我们实在乱不起了。现在的事情已经都让人伤神的了。一任又一任的总 理,在每年的记者见面会上慷慨悲壮的情状,让人动容,也让人揪心。地雷阵……生死以……祖宗不足法……
开春了,拉萨的春天却是血腥的,为什么春天这样躁动呢?当局说,事态已经基本平息。好熟悉的语调。最好是真的平息。无论天灾,无论人祸,最好不要欲盖弥彰,那就真的像电影里说的那样,麻烦进了家了。
March 16 思想季 每年的全国两会都是一次思想激荡、观点交锋的大会,情绪与理性、激越与沉稳、个体与群体、地方与中央、民意与政策、呼吁与落实……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话语,在这里聚合成意见的盛宴。
这里列出的,只是记者在本次全国两会上获得的一些零星印象,我们的目光更多的集中在一些闪亮的点上:那些为民请命的代表委员,那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提案议案,以及那些犀利的风趣的沉痛的激动的甚至是愤怒的话语。
我们知道,这些话语、这些意见不过是已经表达出来的民意。在它们的背后,其实还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现实。一个思想季的风云激荡,既是一年来民意的总迸发,同时也是新一年新思路的破题。我们从这里得到情绪的纾解,我们也会产生更多的期待,期待我们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期待民生的幸福再多一点更多一点,期待个体的自由越来越被包容和尊重。 当然,意见的表达与政策层面的操作又有很大区别,如何把二者协调起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说:“我认为一个好的议案,要能从一般的情感呼吁到情绪呼应,最后进入理性操作,既理想又务实。”
在这里,周洪宇“既理想又务实”的态度值得我们赞赏。从2003年议案《关于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应全免费》,到2006年政府对教育投入应尽快占GDP4%,周洪宇的建言应和和全国一般民众的教育诉求,也切实推动了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早下决心,个人意志和国家利益在这里融合在一起。
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利益分化的日渐加大,代言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从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社会集团出发主张利益。今年两会期间富豪张茵建议取消无固定劳动合同等提案,就引发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我们认为,尽管如何主张、主张什么是张茵们的权利,但作为一个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是应该有着起码的代言职责的。不然,三个农民工代表何以代表两亿农民工的利益?
思想的季节盛开的不一定都是理性的花朵,而情绪化的表达未必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产生观点的交锋,但我们应该能够捍卫表达观点的权利。这一点,在今年的两会应该是做到了。西方媒体说“中国的政治变得好玩了”,意味深长之余,相信大家都别有会心。 March 15 中国骑兵 无意之中,就着电子版,读完了小说《中国骑兵》。很辛苦,当然,也有些清爽的感觉。抗战烽烟甫起,红军逐鹿华北,旌旗飘飘中,一支骑兵部队马刀闪亮。小说从南宫县一个饭店小伙计破题,描摹出这支部队的成长史。
毕竟是轻松的阅读,点击之中,很多文字就掠过去了。不能说没有新的感受,但更多的还是对于往昔阅读经验的唤醒。在我生命的早期,曾经阅读过大量类似题材的小说、传记、回忆录什么的,印象中这些文字都差不多。
日本鬼子的暴虐,汉奸的寡鲜廉耻,八路军的神勇顽强……你可以说这样的描写是类型化、脸谱化,但在叙述那一段历史的时候,谁又能真正脱开这样的类型化和脸谱化呢?应该说,那样的定性其实是历史记忆的一种沉淀。
我曾经长时间的沉迷于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仔细揣摩书中的字句,直把小说家言当作了现实社会的描写,以致于多年之后踏上冀中平原的时候,觉得田野房舍、农人习俗是那样熟悉,恍惚在哪里见过一样。
还看过一部现在已经叫不上名字的革命题材小说,里边有一个八路军骑兵刘杰,这个小伙子机灵勇敢,常常骑着一匹大黑马咯噔咯噔闯进我的梦境。久了,小说记忆影响了现实判断,我竟然非要认为小说中的刘杰就是解放后北京市委副书记刘杰。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我们最需要文学的光亮温暖的时候,接触到的偏偏都是革命的太阳,一灼再灼,没有起皮就不错了。这实际上也形成了后来我对于所谓革命作家的基本态度,尊重,但已经爱戴不起来了。
前一段时间浩然去世的时候,我读到了很多人的怀念文章。本来嘛,一个老人去世了,大家表达一下哀悼,不仅应该而且必要,但总不能把所有的老人作家都说成是文学巨匠吧!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呢!我们起码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底线吧。
中国人向来讲恕道,而且往往弄到没有原则的地步,这样的事情我们实在是所见多多。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有是非的,文化也是忆旧的。如同我眼下阅读《中国骑兵》所获得的阅读快感一样,我知道,早年的记忆又复活了。
这种复活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只不过,依然是一种阅读快感而已,如果我们不恰当地夸大了这种感觉,事情又走到另一面了。
March 13 颐和园的水面还是很清澈的 颐和园的水面还是很清澈的。蓝天之下,从西堤向佛香阁方向望过去,水波浩淼、拍岸有声呢。
西堤的柳树很招摇,飘着长长柔柔的柳梢,就那样,有一搭没一搭的晃荡着。据说,这些老柳树还是乾隆年间的古物,已然是垂垂老矣。往往是粗壮的黑黑的看上去干枯的树干上,生发着稀疏的细碎的柳梢。
人多。洋人也多。原本是为了寻觅一些青草的味道,却总是被强烈的香水混合气体袭扰。哪里是真正的野外呢?
不过,园子里边的自然趣味还是不少。宫殿区之外,湖区西侧、南侧,一派山水画的意味,裸露的土、石随处可见。这些年,中国人管理院子的水平大概是真的长进了。你看那湖岸,也能够弄得犬牙差互,毛毛糙糙了。
这样一汪昆明湖的清凉、清凉、清澈,长居于此,倒是真的能够修得“风物长宜放眼量”呢。 March 12 不就建个文化城么,值得大惊小怪? 山东济宁九龙山张罗着弄个什么中华文化标志城,城还没有个影子,人们的声音已经纷乱如麻,争执得不可开交了。要建的一方拉了据说是69名院士做门面,反对一方则联系了12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强烈反对,大家的话语都很大,都上升到了国家意志、中华民族等等题目上头,端的是吓人得很。
先说建城方,其所依托的力量除了一个上海学者葛剑雄还能够与文化有些关联之外,其余的69名院士不过是华丽的外衣罢了。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的态度对于一个文化项目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即便有,也不过是工程技术方面的,而不应该承载文化的功能。毕竟,中华文化标志城还不是三峡工程,也不是神六神七。
而就是这位葛剑雄先生,也不过是一位历史学者,其造诣所及似乎并不是普泛的大文化范畴。不过,平心而论,他提出的文化副都概念并非大谬,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上的高度集中也确是事实。既然北京恢复到文化中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北京之外另择一处副中心未尝不可。这样的设想不是虚妄,而是现实选择。
至于反对一方,则主要集中在孔孟文化不足以表征中华文化,儒家之外,尚有百家;齐鲁之外,更有形形色色的次文化,区区一个济宁,何来代表性?再一个理由就是新建的这个城耗资巨大,需要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扶持。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用钱,等着国家意志的阳光普照,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做这样花哨的事情呢?
理由义正词严,很有些为中华其他文化鸣不平的意味。其实不然,想想看,儒家之外、孔孟之余,中华文化哪有一个的代表性可以与之比拟?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机构叫孔子学院,为什么没有其他什么子来主张意见?进一步讲,千年以降,所谓的儒家文化实际上也是在融合、吸收其他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其标签意义是否定不了的。
此外,盛世修礼乐,兹事体大,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国力极大增强,已经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这大概是批评者都会认可的事实。自古治国,均讲究文治武功,某种程度上,文治的效用一点不输于武功,因为其所具有的凝聚人心、增强信心、维护统一方面的软实力绝对强大。
明了这些,我觉得,大家或者都能够心平气和些,济宁市长也不必铁嘴钢牙,人家越反对你越坚持建设,完全没有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而反对者似乎也不必动辄国计民生、多元一体,试看历朝历代,哪个少得了标志性的文化建筑?如果没有这些浩大工程,哪来的曲阜三孔?哪来的中华世纪坛?哪来的国家大剧院?
说到底,不就建个文化城么,值得大惊小怪!
March 11 上学难上学贵究竟谁说了算 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接受访问时很清楚地表达:现在老百姓所反映的“上学难、上学贵”的论调是不对的,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也没有过“上学贵”,我国也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人民网》3月11日)
我们且不要对这样的论调生气着急,也不要试图弄清楚我们现在到底存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白,该副省长有没有资格评价上学难、上学贵?或者说,谁有资格来评说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该副省长列举了一些数据。他说,过去五年教育上全国财政的投入是以前五年的1.26倍,仅只免除学杂费一项吉林农村232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吉林省就投入了3.2亿,国家投入了5.4亿。
这样的投入就能够认为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上学贵?如果不是口误,大概就是睁眼说瞎话了。与一项工程投入动辄数十亿上百亿比起来,五年给230多万学生投入8个多亿,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能够有多少呢?这还不算这些钱在行走中的损耗。
该省长之所以能够这样信口雌黄,除了常识性缺乏之外,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以往在教育上的投入实在太可怜了,稍微有一点增加就会沾沾自喜,以为给予了人民很多,你们应该知足了,不要总是乱嚷嚷胡勒勒。
这位省长大人还解释道,因为所有的学生与家长,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都希望能享受到最优质的教学条件。但好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说“上好学难、上好学贵”。也就是说,你们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就不要挑了。
赤裸裸的表白让我们明白,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千疮百孔。而真正有资格评价他所享受到的教育公共服务的百姓,就是在这样的指责中失语、失望。想来,这样的判断如何能够让我们信服?这样的官员如何能够让我们信任?
March 10 家国情怀 从府学胡同文天祥祠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向外张望,可以看到外边既高且远的天空。当年被囚于此的文天祥,张望的是同一片蔚蓝吗?那个时候,天空肯定比现在更蓝,也更高远。他应该能够时常回想起南方潮湿的夜里金戈铁马的冰冷。
一切都过去了,大宋丞相已成陈迹,听着院子外边大路上的怒马奔腾,他还会想着设法挽救那个已经癌变无可救药的小朝廷么?那个朝廷到底是那些具体的皇帝和臣僚呢?还是一个笼统的自小及长就接受的家国概念?
很难贸然揣测天地正气聚于一身的文先生的真实想法,从岭南海丰的九坡岭被执,到辗转零丁洋、韶关、江西、湖南,以及中原大地,一直来到大都,文天祥不可能看不到这个他抵抗的政权已经根深蒂固,尽管他可能会本能的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也因为这种长途游历式的千里流徙,让他在绝望中,愈加坚定了舍身成仁的决心。那应该是一种透明的坚硬,绝决的温润。或者是一种放下。所以,在绝笔中他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成仁取义,落字成钉。古往今来,难得看到这样的清澈文字。回想到其面对忽必烈的亲自劝降而不动心思,大概也就明白所以了。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家国。他告诉忽必烈什么了呢?他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我想,忽必烈应该是听明白了,所以痛快下刀。
中国人的家国观念,说坚定就坚定,说固执大概也算得上。家即国,国即家,家国一体,认定了,就无可移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个时候是那样,现在如何,应该一样。父母坟头的草,国家的万里山河,一样入梦,一样牵着人走回去。
March 09 个人利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上升为国家利益 张茵说,签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能会影响企业发展;有人指责,张茵的说法代表了她作为企业主的个人利益。张茵又说,政协委员最重要的职责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讲真话。自己讲真话了,所以代表国家利益。
问题就有些麻烦了。那么,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个人利益才上升为国家利益呢?
我想,第一种情况,个人利益的主张恰好与国家利益契合;再一种情况,只能是自己认为自己代表的就是国家利益了。或者说,叫国家利益臆想症。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代表国家利益,很多人也在国家利益的名目下,剥夺着别人的个人利益。还有很多人,明明知道自己主张的不过是个人利益,却偏偏以为自己是在代表国家利益。
著名的某经济类报纸在社论中明确支持张茵,认为政协制度的存在就在于承认社会分层的多元化,承认在求大同的前提下可以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这是张茵的合法权利。这种观点以多元化掩盖个人利益的诉求,并将之上升到公民的合法权利上,概念随意转换,大概就属于典型的国家利益臆想症。
March 08 北京的水,河北的泪 3月的天,惠风和畅,草和树都在释放生命的活力。沿着后海转悠了一大圈儿,水面既开阔,风行水上,居然还漾起一些或大或小的波折,韵味十足。难怪林毅夫与夫人联袂接待记者时说:“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这样的早春时节,到郊外去,看地上的小草一棵一棵冒出来,树上的柳叶慢慢变绿,还有一些不怕冷的花争先恐后地怒放。”
水边很有些热闹,钓鱼儿的,冬泳的,凝神拍野鸭子的,摆姿势留影的,是安静中的那种热闹。不消说,这样的闹很吸引人。岸边那些关着门的酒吧,像卸了妆的妇人,有满足,也有些疲倦,依稀中还残存着一些风韵。是啊,夜色中的风情仅凭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 大家都是为了那一潭水来的,那是北京城为数不多的算得上浩大的水面。水有些浑浊,靠近岸边的地方湖底蓬蓬勃勃的生长着水藻,那些很有些神秘的水藻,随着轻风飘摇。摇动着,摇动着,死水似乎就能在摇动中活泼起来了。 据说,后海水面34公顷,这样的水面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当然可以称为“海”了。不过,这依然是现代人的直观理解。作为一处700年以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水域,“海”应该是“海子”的意思,也就是湖泊。 那个时候的北京,水多得很。南边有水势浩大、不驯服的永定河;西北边一带则是广阔的沼泽地带,后来清朝修建的大批园林,依托的也是那大片沼泽;东边有高粱河,再往东就接上通州张家湾大运河了……宽泛地说,北京也算得上一座水城呢! 眼下的北京,700年以前的海子早已经不存在了,后海的浩瀚和飘渺,不过是人为制造的景象罢了。水,都是从周边的水库大老远辛辛苦苦引过来的。而水库的水,则是上游河北、山西人民含辛茹苦节省下来的。或者说,河北的水润泽着北京人的城市想象。 走完后海走到西海,绕到德胜门城楼下面,顺着北护城河往东,一直走到安定门。这一段的护城河里,居然也是水波荡漾,只是因为流动性差的缘故,水质更见其差,可以称得上污浊了。在那一河筒子污浊中,冬泳的人一边噗噗喷着水,一边缓缓游着。 想起前一阵儿经过官厅水库看到那一浅碟子水的感觉,那已经明显少得可怜的水,怎么可能安慰北京人碧波荡漾的思念呢?还有河北的岗南水库,几乎每一次的造访,都会为水库的死水和大坝下边的荒凉感叹。这样的呵护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北京人的城市想象,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这两年,地方发展加快,周边城市乡村的水也越来越紧张,以前的无条件调拨越来越不那么顺当了。河北和北京之间,也可以使用“水争”这样的说法了。争执归争执,在地方官员的表态上,区别还是明显的,河北说,4月份,3亿立方的清水就将流入北京;即便在奥运会后,河北依然有能力供水北京。而北京一位副市长则说,北京用水还是能够立足于自给的,就是紧张点。
北京的水,河北的泪。或者说,谁也不知道是谁的水、谁的泪。 March 07 游春的话也是人话 据说是抱着两个篮球泅过台湾海峡投奔大陆的林毅夫,3月7日与夫人联袂亮相时,很认真的说:“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这样的早春时节,到郊外去,看地上的小草一棵一棵冒出来,树上的柳叶慢慢变绿,还有一些不怕冷的花争先恐后地怒放。”
这样细致的游春话语,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很妥帖的样子。“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那个放浪形骸的杜少卿,趁着酒兴,牵了娘子的手,一路迤俪而去,路人直看得两眼灼灼。
这是《儒林外史》的故实,虚虚实实间,不只灼了小说中人的眼,也灼了千年以降读书人的眼。再往上追,大概就是孔子与弟子春日里郊外踏青春游的事了。“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可见,林毅夫接续的,居然是中国古老的文人传统。仅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产生好感了。而且,这样的赞美,与那些人们听得吐酸水的“杜鹃吐艳”、“水仙飘香”的八股比起来,层次差得老了。为什么?人话和非人话的区别而已。
我们日常话语系统中的“人话缺失”症状,已经持续很久了。很多时候,人们已经麻木了,就当一阵风掠过算了。那些原本没有经过心灵的话语何以能够进入受众的心灵?指望通过不断的叙述获得的强化印象,说到底是一种妄想症、一个专制梦!
那位在两人合影中崇拜的望着丈夫的林太陈云英特意辩诬:当年林毅夫游到大陆并没有抱着两个篮球,那样,“无论是对对岸的管理者还是毅夫都是个讽刺。”陈太接着说:“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林毅夫插话:“尤其是两个篮球。”
March 06 地坛 这样一片森森柏林,既阻挡了外面的万丈红尘,却也被灯红酒绿的喧嚣市声挤压的愈见窘迫。大年已经过去好久了,地坛庙会大门外的售票棚子还没有拆,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等明年大年的时候再用呢,还是因为要办一个空前绝后的奥运会而忙得忘了。总之,就那么很丑陋的戳着。
大红门里边的夜色还是安静的,一簇簇柏树肃立着,整整齐齐的,或者说,规规矩矩的。没有人的路面上,一个人的脚步就显得格外响亮。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最喜欢一个人在空旷处行走,并且在行走的时候胡思乱想而不担心会被车蹭着。很多时候,这样的胡思乱想也有澡雪精神的味道。
六七年前在北京的时候,常常来这个坛转悠,或者说,一个寂寞的人往往为寻找到排遣寂寞的去处而快乐着。与现在比起来,我还是喜欢那个时候的地坛。至少可以看到树底下很多的裸露的土地,一般来说,一块随意的散漫的不修边幅的场地,往往要比一个同样品质的人可爱得多。
很难说那个时候的造访地坛不是受了《我与地坛》的影响。“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且看见自己的身影。”
这样不温不火的叙述摇曳出来的魅力,很能够把一个漂泊的人拽进园子里边,然后以园子自身无与伦比的沉静和博大抚慰这些人的心灵。我常常是走到地坛附近,就不自觉的进去溜达一会儿,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像一个孤魂野鬼一般无可援手,转悠中,等着自己的情绪平和下来,离开。
“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史铁生这样说着,我恍惚感觉他就静静地呆在某一棵古柏的下边,你分不清他和树的区别。
这样的空间当然会生长出哲学的追问,即如像我这样的人,往往不免在无边的空旷中,生出一些家园或者溢出家园的思绪,更何况彼时苦闷的史铁生!他追问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是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救赎的。大多数人,都不过是懵懂的过客罢了。惟其懵懂,所以能够自我救赎。所以,史铁生说:“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March 05 “解散科学院”怎样变成了假新闻 据说——现在只能用“据说”——据说,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曾经表述过这样一个意思:在争夺科研项目方面,两大科学院和高校,已经形成不良竞争。在部分项目的争取上,高校明显处于劣势。实际上,高校在这些项目上的科研实力,可能比两大科学院更有优势。由此带来的后果很明显:由于互相争夺项目,科研机构各自为政。科研能力难以拧成一条绳,甚至相互抵消,难以形成我国的科研核心竞争力。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表述,似乎还是可以被接受、认可,或者至少是能够被容忍的。但偏偏另外一个委员——也是据说——潘复生委员直截了当的说,干脆解散两大科学院,将其与国防科工委、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委进行合并,成立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管理全国科研机构。 可以想见这样一条消息产生的冲击波有多么汹涌,特别是,当这轮冲击波与网友的情绪遭遇之后,影响就远远超出一个提案所能涵盖的了。于是,当事委员出来辟谣了,是记者和媒体搞错了,报道失实,报纸道歉。当然,顺理成章的,这个道歉的鞠躬,那两个“无辜”的科学院和工程院也遥遥受领了。 可疑问依然存在,仅仅凭当事人的否认,就能够认定“解散科学院”是假新闻了吗?那个重庆大学校长在3月5日的公开辟谣中这样表述:“我特别想强调自己的观点是:用一种有效的机制对中科院和高等学校的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包括人力、设备、人才培养资源等进行优化配置,以便在当前有限的科教投入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竞争和科技资源的浪费,实现各方面资源共享,让这些机构能共同为提高我国的科技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充当主力军和生力军,才是最必要和最重要的。” 对照前后两种说法,可以说大体意思并没有差别,但十分明显的是,后边的“辩诬”口气已经从批评两大科学院浪费科技资源,悄悄转移到“建设性”的让两大科学院整合资源、继续充当主力军上边来了!这样的补充说明让人无奈,也让人明了了到底是谁在说谎。 这也正是中国当下新闻的悲哀。只要当事人一反悔,媒体就得道歉了。而那个真正的出尔反尔、只图一时口舌之快的大学校长,竟成了一个被歪曲了意思的人。 March 04 胡同的衰落是一种宿命 穿着毛裤、满脸迷糊的男子和同样穿着毛裤、满脸迷糊的女人在胡同里唠着,鼓鼓囊囊的,不知是身体还是毛裤;脏乎乎的小男孩骑在小小的童车上,想往前走,一个男子,看着小孩往前走了一点,就用脚蹬童车前轮一下,小孩用脚蹬地,使劲往前,前进不得,仆倒在地;一个穿着全身蓝色公交制服的男子,怔怔的立在矮矮门楼前,也不知道在专注着什么……这是3月4日中午的阳光下,我在北京安定门钟鼓楼一带的胡同里随便看到的几个场景片段。
天气很好,很蓝很环保。这块北京市区现今最大的平房胡同保护区,在蓝天下懒洋洋的,疲塌塌的,甚至,还透着一股古意。偶尔,有一辆人力三轮缓缓移过,车上呆呆的坐着一个或者两个寻找旧都风韵的游人。刚刚三月,有北方的风,兜底儿吹过来,他们的膝盖上无例外的都覆着一块厚厚的鼓鼓囊囊的褥子。不知道,那一双双也可能是远涉重洋来到这里的眼睛,如何理解他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仅仅是寻觅到古意的欣喜吗?有没有掠过一丝忧虑?
忧虑什么呢?我想,胡同应该忧虑的,其实还不是大家都在讨论的可能被拆迁的命运。只要看看那些已经被拆迁的胡同上崛起的新城,以及新城上人们的欢欣鼓舞,以保护文化为己任者就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想想看,北京新文化地标国家大剧院下边,覆盖的是多少鲜活的旧城记忆!那些记忆以及附着在记忆上边的文化,而今安在哉?人们更多的惊诧或者震慑于其无与伦比的体量和气魄。说回来,我忧虑的,是亲眼看到的北京胡同日渐严重、无可挽回的衰落的命运。
所谓旧都风韵,正在于平展敷衍开来的灰色平房区。老北京的庞大躯体不是故宫,也不是长安街,更不是天坛地坛先农坛,而是大片大片条分缕析的胡同四合院居民区。这些区域的存在,才成为一直生长在北京人以及与北京发生过蛛丝马迹关联的人的真切记忆。那是一个个真切的生活面影拼接起来的烟火气。
有人用很唯美的笔调写道:“完美的一天,应该是睡到自然醒。随便吃点东西,出门,拦一辆出租车:南锣鼓巷。从巷子南口进去,晃晃悠悠,到文宇奶酪店。来一碗老北京传统的宫廷奶酪,再喝点橘子汽水。可选择的东西很多呢,还有什么草莓豆腐、杏仁儿豆腐、红豆双皮奶……都很不错。下午,找一家安静的店呆着。沙漏、喜鹊就好。看书,或者发呆,或者看伙计们做蛋糕。晃悠一整天,再回到家。每到这样的夜晚,心里总是有淡淡的满足感,还有些无名的惆怅。几米说的‘又寂寞、又美好’,大概就是这样吧!”
品味这些文字,你会发现,此君所描摹出来的情调、趣味,美好则美好亦,但纯然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恰恰缺乏老城之为老城的烟火气。其所欣赏的,乃是外在的、静观的、有些超越的一种味道,未必是真实生活在胡同四合院生态里边的人的真实心理和感受。这样的静观者越多,越是折射出这种胡同生活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老舍说:“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用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绿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轨。往里走略觉宽敞一些,可是两旁的墙更破碎一些。”这样的趣味,这样的情致,这样的平和纯正,现在看来,还能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得到? 任何一种具体的生活样态,都必须附着于活生生的人以及人与周边的扯不断的联系上,这种联系就像血脉一样,很难说清楚,但确实存在。现在的胡同四合院早已与现代大多数北京人的生活疏离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孤岛。这样的命运,说到底,已经完全异化了。 March 03 安定门小胡同的平房落架重修 老旧的围墙一拆掉,破四合院里面的乾坤一目了然。好窘迫的人生。这样的破房子都要落架重修,作啊。早知如此,不用说那么一大片一大片一大片的四合院说拆就拆了,还有那么庞大一圈城墙都拆了呢!
沿着北二环内侧的一片簇新的四合院房子,灰脊梁,活泼泼的,端坐在那里。每一家门口都挂起一个统一的牌子: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牌子当然遮掩不住人们的好奇,能够住在里边的人,该是怎样的阔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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