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号了——他奶奶的，新闻八股的写作几乎让我忘记了“几号几号”，只剩下了一个“日”字，日。30号，该走的都出去溜达了，遇到的人都机械地问：五一往哪里去呀？

 

 

 

 

 

 

 

      今天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20周年纪念日。

 

阅读日了，你阅读了没有？

看着电视里“阅读中国”的孩子们读经的声音，我有些恍惚还是惶惑？媒体前两天刚刚说了，在与台湾那位连战会面时，我们又有一位大学校长出丑了：厦门大学副校长把黉宫念白了。

按说，念白一个字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问题在于当念白成为大学校长们前赴后继的专业时，任何的辩白就显得苍白了。

于是，只能逼着小小童子读经。

其实，我是很支持童子读经的。扪心自问，大体上可以搜罗出这样一些原因：传承什么什么；自己觉得那是好东西；可以培养孩子对于语言的敏感；云云。但我也越来越发现，大人们把童子读经弄得有些不着调了。比如“阅读秀”、“变相奥数班”等等。

笼统地说现在中国人阅读率下降的数据，我付不起那责任，也不感兴趣。我更关心一个个个体自己的生命质量。

或许，这是我们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一个基本点。

学校的事、孩子的事成为社会热点，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笔记14
华揽洪：重建中国并非梦想
□涂涂
   

      与高鼻梁、蓝眼睛的华新民比起来，她的父亲、法籍建筑师华揽洪在当代中国的知名度显然要小一些。
   

      华新民因为对当代北京大规模拆迁的质疑，成为古都风貌的坚定捍卫者；而华揽洪，则以其北京市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的经历（第一总建筑师是梁思成），成为重建中国的30年历程的参与和见证者。刚刚出版的三联版《重建中国》一书，记载了华揽洪重建中国的梦想和努力。父女两代人，一部中国建国以来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历史。
   

      与坊间厚古薄今论调不尽相同的是，华揽洪真实还原了1949—1979这30年的建设情状。鉴于其成书主要面向法国读者，所以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在如何看待前苏联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新中国30年重建实践方面，《重建中国》提供给我们一种更为平和的陈述。
   

      涉及到与苏联的论争时，华揽洪指出，前苏联顾问带来的追求高大对称、奢侈用地的思路，给中国当时的城建带来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而且，这种形式主义的追求一旦与一些市政府和部委领导人的盲目热情结合起来，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比如“大屋顶的故事”，面对部分建筑师和苏联专家共同支持的大屋顶“民族形式”，华揽洪并没有退缩。他批评道，如果说给任何建筑加上一个传统屋顶就算具有民族特征了，简单固然简单，但又是何等简陋！他还从建筑艺术方面分析，和梁架构件和装饰细部一样，大屋顶只是中国最优良建筑传统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因素比较含蓄，同时又更为巧妙和丰富，特别是由木结构建筑体系或建在庭院和花园布局共同体现出来的独特空间组织。
   

      但同时，也为我们留存了真实的历史文档。“总之，不管什么原因，尽管时间很短，苏联顾问的影响还是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新规划上刻下了烙印。”
    

      此外，华揽洪实事求是的描述了新中国重建的努力和成就，诚恳、平实，令人信服。客观地说，建国城市规划30年到底有没有成就，成就在哪里？在坊间流行的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公允的意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1949年，中国统一了，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成为我们的地盘，然而，建国之初，中国面临的凋敝令人难以置信，然后呢？是啊，然后呢？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改变国家工业的地理分布”、“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扩展和创建小城市”……考察彼时政府提出的几个方针，我们可以约略勾勒出那个历史的真实。第一、第二个方针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平衡问题，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能一概否定；而第三个方针则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并未得到认真贯彻，其后果一直绵亘到现在，直接影响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乡村的衰微、人口众多的负累，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考察彼时城市规划的前提和语境，舍此，所有从今天观念眼光出发的讨论都是一种虚妄的正确。
   

　　我们固然希望“让历史告诉未来”，批评过去岁月那些荒唐的做法，但首先要认清历史，并给予合适的评价。
   

　　与《城记》比较，《重建中国》有历史文档的平和，也少了许多愤激的火气。这正是当代诸多非虚拟讨论城市的著作所欠缺的。

 

 

2006/4/18

 

      夤夜读刘庆邦的《红煤》，今晨4时许，差可读完后记。然后安睡。

      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到处流露出世故的故事：一个农村青年为了能够进城，费尽心机，及至刚刚有了那么一回事，却又仓皇逃离了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故事原型在洋大人那里有于连，在我们这里有陕西路遥的孙少平，二者都是经典的文学形象，就目前宋长玉所达到的人性深度和精致程度而言，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当然，我们可以说，宋长玉身上呈现出来的是当代社会转型期的人情和人性、变化社会中的道德失范，其中城乡二元冲突的激烈程度更甚。但这一样不能使得宋长玉走得更远。

      与前边两位比起来，宋长玉更为不堪。此君充满心计、野心勃勃，按说，作为一个鸿沟中挣扎的这来自土地上的精英，应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些美的东西，人情也好，人性也罢，也就是说，应该能呈现出鲜亮的闪光。社会可以混乱，道德可以沉沦，历史可以出现逆动，但真正的人决不可以仅仅呈现出丑陋的一面。那样的话，注定行之不远。

      宋长玉往上流社会前进的努力，手段如何，虽然不必要做道德的分析，但这个人物身上并不能承载太多的文化意义。这跟读多少书没有什么关系，关键在于作家自身的观念意识以及这种观念意识对于人物的灌输。现在从眼前的《红煤》看来，大抵是令人失望的。

      刘庆邦的经历他自己也叨叨过了，和书中的宋长玉相仿，只不过他成了一名作家，而宋长玉则成为了在世俗社会中更为成功的矿老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动时代，刘却并没有给予笔下的宋注入更多的东西，只是仓促的让他成为自己白日梦的代表，进行了一段粗糙的表演。完了就完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从这个意义上，我冒昧地说一句，刘庆邦进城多年，依然在城乡接合部晃悠——这样的判断，与小说最后的结局倒是一致的。

      熬眼费神了。

      沙尘飞扬，北京下土了。这是今天新浪和搜狐的重要新闻，也将是关心环境的先生女士们长久说道的话题。

      ”沙尘如雪盖京华，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诗意的、浪漫的句子让飞到京华的土，也颇有些不凡起来。

      不过，现实显然要比流行的话语沉重得多，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和渤海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浮尘天气，经估算沙尘影响面积约为30.4万平方公里。受上游沙尘暴的影响，今天北京又是阴沉沉的浮尘天气。有报道称昨晚的尘降是20克每平方米，全北京市大约有30多万吨，范围很大。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称，目前尚未发布上述消息，具体尘降的总量一、两天内才能测出。

      北京下土，沙尘暴的治理或许会受到格外的重视。尽管以往一些环境先知总在呼吁保护环境，但如果没有感同身受，上峰需要对付的事情又那么多，沙尘的治理显然并不靠前。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沙尘袭击了北京，然后，北京和国家各个部门很是重视了一番，总理也去往坝上高原视察，民间团体也组织北京市民义务植树，媒体纷纷寻踪沙尘暴……

      这一回，沙尘的形势尽管不一定赶得上上次猛烈，但鉴于人们对于环境质量需求的提高，其愤怒指数想来会更高一些。你看，几乎所有的新闻图片都用私家轿车来做参照物：”遭沙尘夜袭，十七日初睁惺忪睡眼的北京人发现他们的清晨再次如黄昏般灰暗。该市私车车主出门时看到，他们的爱车被一层薄雪般的黄土覆盖，这是在前六次沙尘来袭时未有的景象。 ‘我的车今早被镀金了，刚洗完开出去没多久又镀了一层。连柳树都成了金柳了。’”

      对于一个以轿车为基本生活参照物的社会，大概很难容忍如此肆虐的沙尘，而这样一个人群的意见、情绪，其对政府决策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此番的沙尘不是喜雨、胜似喜雨啊。

      君不见，在张家口、内蒙等生态脆弱地区，多年来缺乏对土地的反哺，一味的掠夺式汲取，已经使得这些地区的土地承载力达到了极限。尤为可怕的是，被裹胁上了现代化战车的农民，尽管明明知道这种土地使用方式的危害，却也欲罢不能了。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自外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和变动着的社会。

      君不见，官方高调提倡的退耕还林、还草，因为现实操作性的缺乏，到最后，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景。

      君不见，区域经济的差异，也使得农民在保护环境上怨气冲天。比如，以相邻县份论，北京的延庆与河北的怀来、昌平与赤城、密云与滦平等等，承担差不多 的环境责任，而因为经济实力的差距，其所受到的补偿不可同日而语。

      …………

      北京为什么不能落下些尘土？这些来自西北的尘土带来了生态告急的讯息，也带来了一个沉甸甸的问号：生态涵养地区与生态受益地区的利益，到底在哪里得到完满的接合？

 

 

 

 

 

 

 

 

      大平原上，近处是黄灿灿的菜花，然后是青青的麦子，远处，错落参差像烟雾一样的杨树。时候尚早，杨树的叶子没有完全舒展，整体呈现出嫩黄的颜色，望过去，自有一种怯生生的青翠。
      这是临漳，濒临漳河水的平原福地，古称邺城的所在。与以往习见的北国山河不同，这里的平坦是一种无所顾及的纷纷攘攘，平静中，包裹不住躁动的情热。
      河渠纵横，其间既可见自然造化之功，更能看到千百年来人力在这块土地上的努力。与肆虐的漳河水搏斗的故事流传了多少年，直到现在，依然是此间人外出时鲜亮的名片。远者如西门豹治邺，“战国时候，魏王派西门豹去做邺令。西门豹到了邺县，看到那里人烟稀少，满眼荒凉，就找了一些老百姓问是怎么回事儿……”故事一般都这么开头。近者就是河北河南两地百姓的水争问题了，有一个笑话说，恁厉害的河南人，楞是让河北邯郸的老乡给打回去了，双方甚至动用了土枪土炮。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一个叫做称勾的镇子，看到一个个号称“大酒店”的牌子下，污浊的桌子时，我们很担心这一天的午餐可能会变成误餐。好容易在镇子南边找到一家虽然也标着“大酒店”，但看上去还算干净的饭馆，在电脑桌充作餐桌前，坐定。经过一阵叽里呱啦的方言交流，一盘炒辣子豆腐，一盘花生米腐竹，两大碗西红柿鸡蛋面，我们居然吃到了近日难得的一顿饱餐。
      店家是一对夫妻，搭话间叨叨着镇政府里的吃喝欠账：本来没有几张桌子的小饭店，我们敬爱的政府已经吃掉了3万多元了。
      一下子就能想起来的，还有曹操，随着这些年中华盛世的一点点临近，追念往昔光荣岁月，也就越来越成为必做的功课。三台遗址，也开始吸引知道或者不知道者的目光。

      我们艰难跋涉从磁县穿过乡间小道，再从河堤上来到三台的时候，才发现临漳的道路如此发达，杨树夹道，黄花满眼，端的是好景致。也就愈发感慨县与县之间的隔膜：磁县北朝墓群与三台遗址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二者基本无法连通。
      三台仅余一台，据说名金凤台，并不是人们从“铜雀春深锁二娇”中所熟知的铜雀台。平原上隆起的体形巨大的夯土堆，漳河大堤下的老旧故事。
      现在人把土台子圈了一个大院，修了一些拙劣无比的当代古建筑，说庙不像庙，说宫不似宫，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与浩荡历史极不相称的伪文化累积。
      院子里正在加紧施工，新塑造的一个身量巨大的曹操石像已经伫立在土台前院子的中央。头上还蒙了一块红布，据说，这红布要等到4月25日开光时才能扯下来。
      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只能证明了当其政者的粗陋和蒙昧。就这样的破烂玩意，怎么能够承载心雄万夫的曹操横槊赋诗？
      离金凤台不远的地方，沿河堤路边的农户都在大兴土木，修建一种类似走廊一样的有些古色古香的东西，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在修庙。一问，才知道这是当地为迎接4月25日全省文明生态村现场会，而加紧施工兴建的新农村。无话。
      倒是村里的孩子们的话引起了兴趣：“漳河早几天就放水了。”小心翼翼上桥，透过残缺的桥栏杆，桥下昏黄一片，漫漶而来，漫漶而去。这就是淋漓了千年之久的漳河？雨季还没有到，水是上游岳城水库放下来的。沿途灌溉之外，这些含沙量极大的水流动越来越缓慢，水量也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淤积为丰腴的沙土地。到那个时候，沿河老乡就可以在河道种植花生了。干旱的平原河道，会容忍两岸的乡亲们完成一个从种到收的完整过程。缺水固然缺水，河堤一点不马虎。从高高崛起的两道河堤遥望河滩，竟是一派祥和的农事景象，“××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想起曾给了那位诗人大名的现代诗歌《漳河水》，遂在这里抄上一段：

      漳河水，水流长，
      漳河边上有三个姑娘：
      一个荷荷一个苓苓，
      一个名叫紫金英。
      河边杨树根连根，
      姓名不同却心连心。
      低声拉话高声笑，
      好说个心事又好羞。
      荷荷想配个“抓心丹”，
      苓苓想许个“如意郎”，
      紫金英想嫁个“好到头”1

                 ——阮章竞（《人民文学》1950年第6期）

      三个姑娘当年面临的问题大抵早已不存，今天的漳河人民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官员大吃大喝、上级花样翻新、环境恶化严重、资源整合乏力……解决之道难乎其难，及如我们这些人，也就是溜达来说说，然后就没词了。

 

 

      据报道，北京服装学院人体工程研究所6年来对中国近3000位女性身体变化抽样监测得出的结果，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中国女性的身高平均增长了0.5cm，胸围也扩大了将近1cm。监测结果显示，中国女性的身材逐渐趋向S形。报道说，目前女性身材发生的变化是由于目前人们饮食营养均衡，现代女性运动增多等因素造成。

 

      ——胸围问题是个好问题。尽管我不怎么相信这项所谓调查的真实性，但对于消息透露出来的潜台词还是同意并由衷赞赏的：伟大的女性，你们的丰腴，大概是这个风风雨雨的社会最大的福音了。

      尽管我不愿意浮想联翩，还是想起束胸的女人；想起枯黄干瘪的、如同秋后大田里残留的干粮一样随风晃荡的女性。那是什么时候的光景呢？似乎就在童年少年的记忆中。

 

      还有耻感。小的时候，偶尔目光所及，那些大奶子女人肆无忌惮的目光扫射，往往让人无地自容，似乎她们的没有来由的高耸，就是我们垂头丧气的原由。于是，就有耻感，就有了逃窜的愿望。那个地方怎么就那个样子呢。

 

      等到渐渐觉得美丽的时候，我思维的好时光基本也就过去了。生活的压力，并没有给我的青春期太多的遐想时光。而读书所得，总归只是一种模糊的“颜如玉”的表面感。

 

      这些年，很是迷恋上那些清朝、民国时候的老照片。透过影象的沧桑，我总是感觉到那里边女性的单薄和忧郁。美则美矣，却往往是衣服架子般的逛逛荡荡。这1厘米的表述，让我明白了那是一种残缺的美。相比较而言，西方古代人物画中的女子，却是那么的丰腴、雍容。

 

      1厘米的政治学。1厘米的社会学。1厘米的文化学。

 

      说来颇有些悲戚：我们的先人并不是不知道丰腴的好处，你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都不约而同的把胖娃娃当作大肆表现的主角。“白白胖胖”、“肥肥嫩嫩”……即使在减肥成为时尚的今天，都依然是美好的词汇。

 

      现在好了，我们的女子也开始使用大号内衣啦！其欣喜为何如？

　　

 

      北向15公里，古城正定。如果我更有文化一些，可能还会说“真定”。当然啦，而今也就是个正定。

      古城的元素约略还存在，塔啊，寺啊，城墙啊，特别是有新修的一条复古街道，南大街。与保定的西大街比起来，两条复古的街道情况大致差不多，但保定的西大街好歹还有些活气，崭新的前脸背后，还有古色古香的老人；而正定的南大街则萧条得多。

      萧条的古老城池前端，是一个叫做长乐门的地方。这是正定的南门，“三关雄镇”的字样依稀可见，瓮城的形状也可以辨别出来，就连城根蹲着的老人，这一次与上一次大体也差不多。我很喜欢流连于此，想象着早些时候人们从南边涉水进城的景象。

      所涉之水为滹沱河，在长乐门南边1公里的样子。那时没有桥，每年勉强搭起的浮桥，总会被大水冲走好多次，于是，渡河便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及至既渡，一下子来到高高的大城跟前时，那种感受想来是很深刻的。

      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河道里也早已断流，正定与其南边的石家庄另有雄伟大桥相连，长乐门前方的河道只有一条破旧的小道，成为躲避收费站的汽车经行的选择。不过，可能是出于增加城市湿度的考虑吧，一部分河道又蓄了水，人来人往的，情景倒也宜人。

      这样，沿着107国道北向15公里，来到古城正定，吃完大骨头，再经过长乐门出城，穿越滹沱河，在水波潋滟间稍事停留，回返。

      倒也能得其所哉。

“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大家读着就猜出来了，这是王小波的文字，《沉默的大多数》。李银河说，四月是个残酷的季节，不错，今年的4月11日，那个叫做王小波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9年了。九年来，没有了王小波的世界，依旧热热闹闹，众声喧哗；九年来，沉默的大多数依旧沉默，多少匆匆过客抢夺了过度的话语权……

 

我常常想，王小波要是活着，会怎样？这个问题其实是不能假设的，就像我们不能假设“鲁迅如果不是那么英年早逝的话如何如何”一样。当然，王小波可能会比鲁迅略略幸运些，比较自由的说话大抵是没有问题的。或者，现在如果活着的王小波会是一个不错的博客。

 

我不愿也不喜欢做谁谁的走狗。我想，即使王小波活着，也不大喜欢人家做某人的走狗罢。这个人最大的价值，在我以为，就是在于发现个体的价值、尊重个体的意志、成就个体的选择。中国人啊，毕竟是书生，总是习惯了匍匐的姿态。

 

王小波是一个叙述的天才，看似絮絮叨叨的话语，往往让人沮丧得后脊背发凉。

 

——值此日子，权做纪念吧。为那个瘦瘦的早逝者，也为心思日见苍老的自己。

最怕深夜醒来。

往事近忧像这个城市里的雾瘴一样，很快浸透了我的身心。

下沉的感觉。

我喜欢这样的安静和无所事事，

更多的是恐惧，

恐惧直面自己时的光裸无依傍，

恐惧生命之海的漫无边际，

恐惧一个人面对内心时的纯净。

窗外偶尔响起扫街的哗啦哗啦声，

这个城市，总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化的节奏，

包括人的内心，

也可能在这样程式化的游荡中获得片刻安宁和澄净，

只是，混沌如我，

再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品味了。

 

 

我包裹许多东西，包括内心，

到最后却发现，

再也很难像早些那样观看这个人人都在看的世界了。

为了沉沉眠去，

豪饮，

世界遂在微醺的眼神中璀璨出迷人的情致，

我还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买醉，

只是希望平凡的日子增添一抹亮色，或者，和这都市的夜一起狂欢？

最初的沉睡很快散去，

深夜醒来时发现，

一切都没有改变，

一切都需要面对，

包括深夜里的思绪，

包括深夜里的心跳。

      雪落在这个悲伤的时节。阴霾一点点浸透了我，望着苍黄的天底下，一个个萧索的村落，我不知道应该现出再见家园的喜悦，还是沿着鲁迅先生几十年前为我们设定的情境坠落下去？

 

      4月飘雪，上一次见到已经是2004年的光景了。那一年，我一个人乘车上坝，平野漠漠中，挟着白毛风，大雪来了，只打个盹的工夫，高原上已是一派茫茫。乘坐的车辆也形单影只，“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那情形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记。及至汽车从那个草原上著名的大湖边上掠过，看到大湖一望无际的平展和延伸时，我失语了。

 

      那个大湖就是安固里淖。方圆达到9万平方公里的坝上高原最大的内陆湖，也是当年契丹、元朝军队饮马射猎的好去处。在洁白的雪花的覆盖下，安固里淖静静地伏在那里，沉默中积蓄着即将到来的春潮涌动。

 

      那一次，我写了一篇《坝上寻淖》的文章，大意讲坝上曾经是一个淖泊遍地、水草丰美的所在，但近些年来，很多像草原的眼睛一样美丽的淖一个个消失了。现在想来，那个文章真是有点悼词的意思了。很快，安固里淖干涸的消息就传来了。

 

      今年的4月， 我没有上坝。在我生活了一些年头的山城，我调查了一件套取国有资产的事情。说是“套取”而不是“流失”，大概是为了强调当其事者的主观努力罢了。这样的主动予取予收，在我看来，还将是所谓流失的主要形式。简单说就是他娘的合起伙来从公家的库房里往外搬东西。在这个事件中，几乎不用什么智商就可以明明白白。

 

      抽空到母亲的坟上磕了头、上了香。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母亲的坟头已安卧3年时间，彼时的黄土堆，早已墓草青青了。我去的时节尚早，只能约略觅到星星点点的青草。

 

      除了落雪，就是漫天的黄沙。乡村和城市都罩在朦胧的灰黄之中，不知道哪里是头哪里是尾，只觉得这样的弥漫颇有点后现代的意味。荒谬？解构？反讽？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寓言？

 

      在这样的灰黄之中试图寻找什么沙尘源头，基本上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诅咒的锋芒应该指向何处？山川河流、沟谷平原，大抵都是人心贪痴的受害者，而人心，现在的一般论者又更多倾向于指责直接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在他们的油嘴猾舌中，最直接与土地发生关系者往往就是环境最大破坏者，口诛笔伐，堪称随心所欲。前几日，看央视那个戴眼睛的哥哥访问京城著名的女环保主义者，那个女士说到环境遭到破坏时，居然泪流得稀里哗啦。可笑！是不是走在水泥路面上的人都以为老乡最不讲环保？！还“一个人的环保”？

 

      这些总是标榜西方如何如何的先生女士们，恰恰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轻轻宕开了。西方早就把影响环保的矛头指向了城市里那些物欲横流的大人先生们了，正是城市的这种需求，造就了对于土地的过分盘剥；同时，这些所谓“上流人士”的消费习性还总是被精心包装，成为整个社会向往的“时尚”，其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竞相攀比。

 

      比如，坝上草原沙化、淖泊消失，直接原因是过度放牧、超量取水；间接原因则是城市里嗜吃羊肉的时尚以及对“绿色蔬菜”的无限度需求。

 

      白洋淀水污染，直接原因是附近企业排污；间接原因则是城市化生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已经成为一种衡量的标尺，没有谁能够无动于衷的守着菏塘月色过活了。

 

      ……　　　……

 

      很多问题都这样似是而非的叙述着，久了，大家张口就来：老百姓环保意识差。于是就教育，教育了20多年，回头一看，基本没有效果——盖因为一开始就开错了药方也。

 

      这么多年了，主流好象从来没有尊重过土地上的人民。由此酿下的后果自然是上下分层愈来愈清晰，隔膜愈来愈深，通达愈来愈不易。而沙尘暴也就愈来愈猛烈，横扫萧索的荒村，以及畸形繁华的城市。

笔记13
水岚少年詹庆良的如是我闻
□涂涂
      

      2001年2月，历史学者王振忠在大上海的旧书摊觅得薄薄一册《詹庆良本日记》。泛黄的纸页，流泻的是徽州婺源水岚村少年詹庆良1949年的情怀和梦想。2001年，王振忠随凤凰卫视剧组去婺源寻访水岚村，结果在村口遇见的第一个老人就是日记的主人，“我叫詹庆良。”
       

      这样，徽州乡村少年和乡村老人的詹庆良，都清晰地站在了历史和地理的边缘。于是就有了《水岚村纪事：1949年》。
       

      现在来说《水岚村纪事：1949年》（三联书店2005年版），很有些陈旧的嫌疑：都说过去啦！可当此北方风起、麦菽青青时节，端详摄影家李玉祥拍摄的大量水岚村景致，很是安逸。何况，山村少年的1949年和历史学者的2001年，以及二者戏剧性的相遇，其间的时空纠缠与贯通，更让人惊艳之至。
       

      早在1996年，我曾阅读过王振忠先生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在那本遵循严格学术规范的专著中，王振忠考察了一个特殊区域的一群特殊商人群体的历史流变，得出徽商成功之“似属人为，实乃自然”的结论。在其后的研究中，王振忠对徽州地区的民间文书、契约、日记等历史文本着力甚多。在他看来，“这是了解婺源、徽州乃至传统中国下层民众日常生活情节的极佳史料。”
       

      或许也因为这种私人叙述的自然，《水岚村纪事：1949年》这本日记解读也就具有了多样化的阅读旨趣。书斋学者、市井百姓，都会有各自的心情微澜。
       

      一个山村少年的内心体验。1949年，社会巨变在即，这里却还在延续传统，詹庆良所读之书为《大学》、《中庸》，所习之技为大字、书信。其对外界的感知，也因为社会环境的限制，更多的在于抒发内心对于自然人事的认知，是谓“如是我闻”。
       

      十三四岁的少年，尽管刚刚读了三四年书，但内心中已经有了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既开启他的心智，也让人感受到生命之初的青春之美。“我想，春天的景象，是多么可爱呀：百花也都齐开了，百鸟也在枝头鸣叫着咧。可谓是春光明媚，柳歌桃笑，鸟列笙篁之时，吾辈岂可虚此良辰？当以寻花问柳，以慰无聊。”少年情怀，当有着莫名的兴奋，只知道花好柳逸，挪来凑趣，岂不知后人已经完全挪移了“花柳”本意了。
       

      一份正统历史之外的民间记录。14岁的少年，已经初知时事，也逐渐形成自己对社会人事的意见。评价尽管可能稚嫩，但却鲜活、生动。社会是什么？是少年詹庆良收拢笔底的文字，是少年詹庆良对于战乱、市场、民生的片言只语的认知：“今年比较旧年，生活大不相同。旧年粮食来路，有钱也有买处；今年交通闭市，有钱无处可办。不是新四军开仓发米救济，贫民定要饿死。”
       

      我们似乎习惯了“摧枯拉朽”的正统叙述，而长久冷落了这些民间本色的文本。王振忠的发掘，展示给我们去往历史深处的另外一条路径。这条路径曲折盘桓，却也景致宜人，颇有行山阴道上、杂花生树的美妙。历史和地理在一个小小的少年处交汇，文化的质感和层次也清晰可见。
       

      一次让历史和现实沟通的有益努力。2001年、2002年，王振忠两次寻访水岚村，彼时的水岚村，景色依然美丽，就像1949年詹庆良日记写到的那样：“不知不觉信步已到田里，只见油菜开的是金黄色，桃花红，树枝青，相映着非常美丽。”耕读传家的传统似乎还可以从村小学的标语处领略一二：沐浴晨曦想一想，今天该怎么努力？踏着夕阳问一声，今天进步了没有？
       

      不过，变化也一点点渗透。村里人家的墙上，已经贴上廉价的杨钰莹美人照，青年人纷纷外出打工去也。村长希望也能够开发开发旅游，带着王振忠去看瀑布的时候，却看到了村民乱排污水造成的环境恶化。经再三劝说，村长终于接受了订立乡规民约保护环境的建议……
       

      这样的民间记录，读来可见真人、真心，当然，也应该是真学问。

      爬完天桂山，正惊诧莫名其简陋粗鄙时，被山人告知爬错了，爬了个体户刚刚开发的“天桂南山”。

      回想上山前兀自疑惑，怎么一个山会有两个售票口呢！

      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告知我们？既然都吃天桂山这一张牌，为什么不明确告诉大家，这山是这山，彼山是彼山？

      好在这个南山一路风景还算可以，我也是为了继续保持坚定的好心情，暂时不做计较了。

      想起一个叙述先前人家娶媳妇的事。相亲的时候，小伙子看到的是秀气的二姑娘，当然就答应得很快；等到花轿抬进门，盖头掀起来的时候，却是又老又丑的大丫头。只是事已至此，也是无可如何，好歹也是个姑娘。

      洗洗睡吧。

      天桂南山好歹也是一个山呀。

笔记12
古典名著每每让人心生邪念
□涂涂

      需要格外声明的是，我并无捍卫古典名著纯洁性的文化责任。只是陈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上下千余年、纵横几万里的古典名著，每每，让人心生邪念。她们的强大，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中的强大了。
       

      那是一些什么样的邪念呢？
       

      误读。几乎所有的古典名著都遭遇误读，譬如红楼梦。那位当代著名作家不是一头栽进红楼，考证出秦可卿其实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这样的红学研究可以评得上历史上最强红学研究成果了。
       

      也因为这项“成果”的奇崛，刘心武的研究招致众多红学研究者的反诘；而众多网友的参与，基本上使这个问题失去了平心静气讨论的可能，演变为“话语权”的暴力争夺。吵吵闹闹中，《红楼梦》的阅读体验、文本研究反而不再被人关注了。就这样，标新立异的研究者、自命不凡的学院派，还有乱哄哄只顾倾倒自家情绪的网民，合起伙来瓦解了《红楼梦》的艺术品格。
        

      此外，名著改写也使得这些经历千百年岁月淘洗的作品风采不再，像浙江少儿社的《幽默三国》之类的东西，号称“用幽默的笔触，以游戏的笔法改写著名的三国故事”，大胆则大胆，成功则未免说早了。很简单，“名著的价值不在于故事，而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学者张柠语）
       

      误植。这两天闹得坊间沸沸扬扬的金瓶梅遗址公园事件，很是让人开眼。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村以《金瓶梅》故事为文化背景，投资两千多万开发建设《金瓶梅》遗址公园。
       

      地方上兴建这座公园的依据，据说是源于当地学者的“研究发现”：《金瓶梅》的作者、主要人物原型、故事背景都源于徽州区西溪南村。而且，据说这样的“坐实”，暗合了人们喜欢寻找艺术形象对应物的潜意识。这大概是近些年来吾国吾民“坐实”经典的经典之举了。

      另有一种误植则与国学有关，国家昌盛，国学遂随之勃兴。读读《论语》，翻翻《楚辞》，领略一下那些英雄时代的伟大头脑，这本来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可是，闹着闹着，就出现一些小小岔子：仅仅读经不够了，要践行；仅仅峨冠博带又不够了，还希望把儒教定为国教。云云。
       

      古典名著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旗帜罢。作为“具有推崇价值的有名的作品”(《现代汉语词典》)，其价值在于典范语言的熏陶,在于心灵的滋养,在于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 你想想看，在我们这些蝇蝇营营的平凡人生中，这些高扬着的高贵旗帜，给我们以多少日常难以想象的亮色！为什么放着大道不走，非要那么邪性呢？

      先说误读，我们这个几千年不间断的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连续的文化传承，传承既已足够丰厚，倘若积累不足、学力不逮，再出机杼自然难上加难，偏偏又想露露小黑腿，于是只能跑偏、恶搞。
       

      再说误植，误植并非出自无知，恰恰相反，正因为明知道这样做的荒唐，才越发强词夺理。《金瓶梅》如此，金庸作品也如此，就在河北省的正定县，还修了一个妖魔鬼怪的“西游记城”。这种强梁，表面上看是文化的蒙昧，骨子里却是经济暴力下文化的蛮不讲理。
       

      大量的误读和误植，让古典名著的精神空间日益“碎片化”；而“碎片化”的现实每每让人生出更多的邪念，于是，我们只能守着残破的精神旗帜缅怀曾经的好时光。2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