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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dubna 春天就这么过去了 窗外喜雨，淅沥声清晰可闻，细碎而不夸张。4月30日的夜晚，这个城市的春天大概就这么过去了。当南方的熏风浩浩荡荡地压倒北方的罡风、乍暖还寒时节，我都忙乎了些什么呢？
读了若干书。新的、旧的，半新不旧的。细细研读一过的，粗略翻检大概的。读来倾心、心事多多的，远看眉目尚可、阅览之下面目可憎者，都有。不过，总的说来，心得多于见识——我已经心浮气燥得很啦。
走了若干路。衡水湖、廊坊市等等。这些观瞻当然能养养“浩然之气”，不过，因为行走的地理长度不够长，一切只是票友的路数，仅仅是那么一个意思。
写了若干字。因为心境的缘故，也因为无所指向，这些文字仓促得很。与以往的雕琢经营比起来，差很多。但也有些长处，比如，不再那么功利得急于印刷在纸媒上了。能说出来，就很好了。
饮了若干酒。杯中的岁月并不长久，那些谀词都是醉鬼自己说出来的。不过，每每看见一个人笑眉笑眼地抱着一个酒瓶子从专卖店出来，步履轻盈的去往酒店时，我都很高兴的减速让道。快乐是很难装出来、装得出的。
四月春风就要过去了，明天就是那个神经的黄金粥开熬了。我的春天也要过去了，我明显感到自己步子的缓慢，不是为了流连风景，只是因为，我认为，前边似乎没有什么太着急的事情了。
29 dubna 官僚的梦呓和狂想 全国亿万中小学生，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开展不同形式的体育锻炼——这是国家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全面启动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里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全国的亿万中小学生都在今日10时至11时开展一个小时的体育运动。
这样的只有在梦境中出现的事情，竟然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并且以各种大帽子作为由头，堂皇的招摇过市，大概算得上天下奇闻了。上述几个官僚机构能做此想，让人无法可想。是想以人数众多造势甚大吸引人吗？还是想以此验证部门的号召力？或者干脆就是形成一种氛围给更高一级的首长看样子？
如此揣测，可能有些不太地道。毕竟从总的潮流看，还是倡导阳光、倡导体育的嘛。可问题或许正在于此，我们确实应该发展群众体育，体育也确实应该从娃娃抓起，中国的崛起体育应该首当其冲——这些概念都没有错。我强调的是，即便一个好的意思，也应该通过好的表达方式体现。
中国的事情之所以复杂，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地区的差别大。因此，所有的施政都应该从这个前提出发，盖莫能外。倡导体育精神，一样也要从这个差别性入手，必须先尊重，后有方略。不分胡子眉毛一把抓，一刀切，不说胡来，也是在哗众取宠。
当然，这些部门层级众多的官僚之所以弄出这么一个主意，不能简单的以哗众取宠来论断。我想，是不是以大为美的传统思维在当代的自然延续呢？因为这种思维在最近的“大奥运”、“大国”等狂想症里多有发明，三个部门只是心领神会、反应及时罢了。
如果真的想倡导阳光体育的话，完全不必做这些表面文章，弄块破招牌乱忽悠，还以为是真的为那些下一代忧心忡忡。不如认真考虑一下目前教育体制中的体育问题，想的长远一点，从制度化层面设计一下，云云，如此，即便不用发那个通知、文件，全国亿万中小学生也会欢呼雀跃的。孩子嘛，天性本来就是好动的。
28 dubna 自己还是别人替我们读一种叫做原著的文本 在我看来，这些日子里，关于易中天、于丹等等的争论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是否读原著的问题。是自己去一页一页翻阅呢？还是让那些学问厚实的人先读了再反刍给我们呢？
大家争来争去，无非就是在争执如何对待原著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说严重也很严重。好比某某红头文件的“解释权”一样，掌握在某一方的手里总归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在古代，专门解经的人有“五经博士”什么的，于个人而言，那是一个要职；于国家而言，则关涉到意识形态。
现在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对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仍是不能轻易放松的。哪怕是曾经的帝国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很多论者吵吵老长时间，就是不点破这一点，说明心里就是有鬼，至少是有忌讳。
在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新书《丧家狗》的研讨会上，很多论者赞赏其笔锋的同时，对于其所采用“丧家狗”来解读论语的做法有所微词。尽管论语文中也确实有“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样的句子，但是，作为正经的解经之作，大人先生们对于李零如此的奚落，肯定还是不爽的。
传统文献某种意义上，确实具有一种“文字拜物教”的功用，几千年流播下来，基本上是不容戏弄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价值评判，绝不是什么先进落后的区分。它是一个个具体的学者用个人的学术生命累积起来的。
这也是易中天、于丹等先生的解读遭到强力、持久狙击的根源所在。这种争执，总体上看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与两位人物的学术大体无涉。或者说，两位的旧学问在当今应该还是好的。在这个时候，大家的讨论实际上都已经离开了原著，离开了我们真正捍卫的传统文化。
所以，当我看到钱理群先生强调的读原著的意见时，才觉得，这样的倡导才是根本。“……传播经典以后是一个桥梁的作用，要引导他读原著，如果不读经典只读别人的解释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钱理群追问：“我听说很多书发行量很大，但是同时在发行的时候是不是发行了上百万本的论语原著？”显然没有。而那些反对于丹的先生们有没有倡导读原著呢？好象也没有。这样，大家在争夺解释权、乱逞意气的时候，真正的原著反而冷落了。
回到原著。这个办法尽管笨些，但实在。你所获得的信息是完全经由自己的头脑的，而不仅仅是一堆别人的感想加上凌乱的概念的拼贴物。如果其间有些什么国学大师要超度你，也不过是一帮欺世盗名之徒罢了。 27 dubna 我们是个空间贪婪的民族 午后的阳光浑浑的披洒在城墙上，有些懒洋洋的味道。这城墙，已经修整完毕的地方，青砖整饬，缝隙清晰，只是缺乏些沧桑的意味。倒是北墙尚在汤汤水水施工修补的段落，残留了、遗落了太多的历史信息。城墙顶部坚硬的白灰浆、中间夯土层的弹洞和风窍，间或，胡乱生长着的荆棘、青草、槐树什么的，也吸引了很多的目光。
有风自北方来，空气中有些湿湿的味道。那是环城百米宽护城河水的气息，再往地理远处看，是整个永年洼数不清的池塘传递来的鱼水气息。那么，追溯到历史深处，则是广府城上千年的沉重和厚实。此间人喜好说“夏王”，说永年是夏王都城，算起来永年广府也是故都啦。夏王者何？造反起兵的窦建德——能算得上一个政权么？
永年广府古城浩瀚的环城水系让人羡慕，特别是在当今干旱的华北平原，能够有如此玉带缠腰，简直就是绝美的风景了。再早些时候，这一圈缺乏整理的护城河苍茫之中，更有诸多野趣，芦苇飘摇，野鸭凫水，城墙破败，一见之下，即惊为绝色。于是，好事者、好利者纷纷合奏保护的曲子。还以此与平遥古城类比，如何如何。
除了高耸的城墙以外，平遥凭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城市之为城市最为根本的要素罢，经济之市。平遥曾经是山西这个“海内最富”之地的金融中心，山西票号的集大成者，特别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有相对完成的物质形态存在。人们纷拥而来观看的，是一座古代城池曾经发达的经济精神，满足的是对于财富的古代想象。
广府又凭什么呢？夏王窦建德大概是靠不住的，过分宣扬此公，没准儿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价值。在大唐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阴影下，这些造反者黯然无光。此外就是太极拳了，这里是著名的杨氏太极的发祥地，太极拳在民间有着极为丰厚的传统。当地目前也在极力强调这一点，动辄搞万人太极表演什么的。
其实，印象中，有一个场景挥之不去。有年秋后，平原上冬麦未绿，草木有些萧条的时候。早晨时分，气候清冽，自然也清新。透过丛丛飘摇的芦苇，我看到，有些残破的广府城墙上、城墙根，一个个舞动太极的人。那样的随意挥洒，那样的自在自为，应该是太极拳真正的精髓所在罢。
及至后来在电视上看到永年县太极拳大会组织了十余万人列队练太极，那种感觉和味道就全然不同了。整饬固然是一种美，但那是一种经过阉割或者过滤的美。远不如东东西西、自由自在的美来得真实和持久。大国广场阅兵，强调的是没有个性的整体印象，而让人休闲旅游的地方，人们大概不会需要这样的整体印象。
然而，事情还在继续糟糕下去。比如此番的造访，我就惊讶地发现，原先那些堪称古城标签的飘摇芦苇竟然被清理得干净彻底，半河芦苇半河水的景象，只剩下宽阔如大江般的河水了。宽阔中，当地开发者还放置了若干红红绿绿的游船。北方城市独一无二的护城河景观，与人民公园的人工湖泊没有二致。
而城墙的破败和沧桑，也正在泥水匠的研磨下，一点点、一段段消失。继之而起的，是一派崭新的形象，准备着衣冠待客了。至于城内，目前的拥挤和逼仄没有任何改观，建筑不像建筑，街道不像街道，基本上很难进入。不知道，这里边的整修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台湾建筑师登琨艳说，我们是个空间贪婪的民族。这些年来，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多少是有一些，只是保护下来的，永远只是少数。多数的历史建筑就在经济车轮碾过的时候烟消云散了。如果只有断裂的一个个片段，是不足以作为城市的记忆的。登琨艳的说法，适用于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改造、文化再造。
那一日，从广府城墙上下来，东门瓮城墙体上居然保留了一棵小小的槐树，那是多少年前一株不起眼的小树苗吧。穿城而过，城里没有太极，只有廉价的商品和喧嚣的尘土，十里八乡的乡亲，从四个城门进来，购置了自家需要的农资农具日用杂货，依次扬长去也。汉风、唐韵，或者说人民公社时期的气味，都没有了。
26 dubna 中国企业海外扩张遭遇“新殖民”疑虑 河南中原油田地质调查处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地4月24日遭分裂组织袭击，100多名埃塞军人在与200多武装人员激战50分钟后不敌，袭击造成中方9人死亡，1人轻伤，7人被绑架，65名当地雇员被杀。另有18名中国工人还在等待政府军队救援。武装人员还抢走了8辆轿车、1辆面包车以及20多辆重型汽车，并焚毁设备。
这个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很能激发我们的义愤，紧接着就是民族情绪。然而，情况往往与设想的不一样。对方并不是西方大国，而是与我们一向友善的非洲兄弟。再往后，就有消息说，这是当地某种力量对于中国的石油需求的一种抗击。那么，中国的石油需求能算得上是海外新殖民吗？
综观近日媒体报道，大家的话语中都隐隐然有些针对“殖民”质疑的意味。新华社的消息说，中原石油是我国第一家“走出去”的石油企业，在海外拓展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遭到如此袭击还是第一次。这个结实的潜台词大概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是殖民者。
那么，我们的公司“不远万里”去干什么了？难道是去援助那里的原住民吗？显然不是，中国公司从事的乃是满足这个庞大国家日益增长的对于能源的无止境的需求。当年我们那样宣传大庆，因为大庆生产的是中国工业的血液；今天，我们的公司走出去的意义丝毫不比大庆小，工业血液之外，石油如今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了。
这样，一旦我们的利益与当地人民利益产生冲突，麻烦是必然的。据介绍，制造这起恶性事件的，是一个叫做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此前该组织已经放出风来，威胁说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公司进入欧加登地区进行石油开发活动。去年，该组织还表示任何有利于埃政府的在欧加登地区的投资都“不能被容忍”。
对此，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说，“中原油田去当地搞项目，是属于和平建设。他们都是非常无辜的。而且中国公司在国外的项目一般都是采用本土化的方式，比如雇佣当地的工人，为当地解决就业问题等等。而且中原石油勘探局在别的许多国家也有项目，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东方早报》）
教授的话显然有些牵强，基本上属于那种道理正确，但这个“正确”的道理并不能解释问题。对方抗击的是石油开发，我们强调的是石油开发过程中对于当地利益的照顾，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形而下地说，以强奸来类比，可能比较容易说明问题。是啊，你再小心也没用啊，不是我想要的。
不管怎么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参与世界事务的增多，像这样的事件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发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商务部的报告显示，到2005年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达一万多家，有数十万中国工人和管理人员在异国他乡工作生活。
麻烦刚刚开始。或许，这里边需要中国和多边的相互适应。其中，耐心最重要，其次是技巧，当然，基础是实力。至于是否“新殖民”的认定，我觉得倒是没有必要煞费苦心去从词语上解释，如果中国因素的事实不改变，说多少其实是不管用的。即便殖民，只要双赢，也没什么啊。
为什么大家对于“殖民”都讳莫如深？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曾经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近百年的殖民，往事历历在目，不敢释怀啊。不过，如果不能克服“受害者心理”的暗示，相信我们总会在大的危机事件面前一再进退失据，而缺乏一种稳健的、有担当的大国风范。
24 dubna 中国农行行长杨明生为何不引咎辞职中国农行行长杨明生为何不引咎辞职？
4月23日下午，中国农业银行通报邯郸农行盗窃案处理决定，责令农行河北省分行行长瞿建耀引咎辞职；对主管会计工作的副行长邓振国、主管保卫工作的纪委书记徐跃生予以免职；邯郸分行现金管理中心在岗员工下岗接受审查。（新华社4月23日消息） 应该说，这是邯郸农行盗窃案发生以来社会期盼已久的问责消息。事发之前，没有发现征兆；事发过程中，没有及时明察；事发之后，更没有马上报案，偌大一座金山居然被人大模大样地搬了个干净，领导者焉能没有责任？但是，就5100万金库现金失窃的严重程度而言，这样的处置结果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其问责的层次也显得过于“基层”了些。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系统的最高责任人，系统内出现这样“捅破天”的疏漏，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杨明生为什么不引咎辞职？
首先，邯郸5100万现金失窃决非偶然，而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了该系统管理的混乱。
盗窃案甫发，许多人都认为是农业银行机构制度不健全导致了案件发生。可是，当我们将矛头指向规章制度的时候，却发现，仅仅就具体的制度管理条文而言，这家银行并不比其他银行少。真正酿成这起惊天大案的，不是规则的缺失，而是人们对规则的淡漠。 4月23日，在作出处理农行河北分行负责人决定时，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纪委书记韩仲琦承认，尽管邯郸分行金库由农行外包给保安公司全程守库押运，双方签署了合同协议，但外包管理后，邯郸分行严重放松安全警惕，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且涉案人员主要系农行内部员工。
韩仲琦进一步反思道：“这一案件虽然发生在基层行，但却折射出我们在系统管理上还存在不少漏洞和问题，尤其是在对基层机构的管理上控制乏力,抓制度执行不到位,在管理模式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制度建设跟进不够,对要害岗位员工的教育管理以及日常行为的监督不力。”
可见，这样的事件居然能够发生，实际上是该分行、甚至该系统长期形成的粗放管理结出的毒瘤。仅仅马后炮式的事后归结出这样那样的原因，完全于事无补。或者说，这种马后炮本身就是该系统管理混乱的一种表征。不错，事情出在基层，基层行当然是直接的责任人，但系统最高领导者难辞其疚。
其次，系统内发生重大事故，高级领导人引咎辞职有例可循。
2005年12月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事件发生后，国家环保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当月，解振华向党中央、国务院申请辞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职务。
解振华的请辞在当时即震惊全国，甚至对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现在也让人记忆犹新。我们且不论在那起污染事故中具体的责任厘定，仅仅就一个领导人的担当而言，解振华的勇气值得赞赏。
邯郸农行盗窃案的性质，就目前所披露的情况看，其恶劣程度无论如何估量都不过分，作为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委书记的杨明生，完全适用《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的有关辞职的规定：“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连续或者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第十五条）
此外，我不清楚农行的领导人算不算公务员，如果算的话，依据《公务员法》第十三章第八十二条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现在，中国农行河北省分行行长的去职，显然是践行了《公务员》的相关规定，“责令辞去领导职务”；那么，作为更高一级的责任人，中国农行行长难道就不应该有所担当，为系统内出现的惊天丑闻负责吗？
实际上，早在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就出台了《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实行领导人员失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制度。规定明确，建行领导人员严重失职，导致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问题，具有以下情形的应当引咎辞职： 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涉及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的；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挫伤员工积极性的。 建行如此，农行可以借鉴了。
第三，最高领导不引咎辞职，不能够表达农行整顿行风、消除疑虑的真诚。
一般论者以为，正处于股改、上市关键时期的农行，如此先发制人，严厉处置下属分行领导，是在“向外界显示自身的纠错能力”。但是，如果真的要展现行业的纠错能力，其处置的程度似乎还不算严厉。某种程度上讲，此举倒更多让人感觉到一丝“舍卒保车”的仓促。道理很简单，即便是问责，也绝不仅仅是上问下责，而是上问上责、自我问责。
如果中国农行行长真的很在乎系统的发展壮大、健康运行，并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潜在的股民面前，那不妨真的壮士断腕，挥手离去。或许，杨行长的主动请辞，真能洗刷掉邯郸案件带给系统的巨大耻辱，真正显示问责和洗心革面的决心。
我们知道，引咎辞职制度实际上是责任人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一种举动，它能够有效地填补承担法律责任与不负责任之间的空白，有利于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个“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国家，没有制度强力的约束，指望一个官员主动请辞，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如果我们真正内心坦荡，有着呵护行业发展的良好愿望，主动请辞未必不是一个上策。一家成熟的商业银行，应该有这种真诚。
23 dubna 半为苍生半美人？ 97岁的文怀沙在郑州大谈女人，大谈自己理解的文化意义上的女人。仅仅从记者的描述看，已经颇有些风流自赏的意味。“想当年，我也是风流倜傥的美少年，如今，我只能用我青年时代写的一句诗来形容：老来犹剩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2007/04/23《东方今报》）
半为苍生半美人？“半美人”大概不难理解，文老先生一生爱美，不说举世无匹，也是世所罕见。他曾经自鸣得意地说，自己一生爱过9个女人，每一个都爱得认真不重复。“我告诉你，我现在最小的女朋友今年二十八岁，比翁帆年纪还小。她给我老婆七百万，要买她和我离婚。” 那么，苍生这一半指得是什么呢？除了年轻时候文学青年的经历之外，秦城监狱应该算一项，文化编纂也算一项，大概还是很重要的一项，媒体称其为“国学大师”，盖源于此吧。2005年，主编的大型系列丛书《隋唐文明》首发，全书100卷。正在编纂《商周文明》、《秦汉文明》和《魏晋南北朝文明》，加起来也是100卷。 文怀沙表示，之所以主编这些书，就是要对封建王朝，尤其是清编《四库全书》中对古代文献的篡改和歪曲进行系统的纠正。他说：“《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亲自指挥下，以纪晓岚为首的一帮奴才们，对中国古籍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清剿，今天，我就是要以最广大的人民性去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这些隐隐然与纪晓岚比肩、甚至还要高明的期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的狂妄和不知深浅。尤其是其所评价纪晓岚的语言，更是滥俗、无知，清一色的文革大批判语言。“奴才”、“清剿”云云，这样的文字居然出自一个自命、他命的“国学大师”口中，实在不堪得很。这算得上什么“半为苍生”呢？ 看得出，这样的“国学大师”，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前人付出的巨大努力，没有表现出最基本的尊重，这样的人主编出来的东西，能信任么？“极高明而道中庸”，不是说凡事都要中庸，而是要知道高山仰之的道理，大家都在努力，并不是你一个人在解民倒悬。 我翻检了介绍此公的一些文字，总觉得有过分渲染其对于女人的爱恋的一面。大家也都不是傻子，这样的事情，真的有老人家说的那么美好吗？他说：“我的每一次也都和初恋一样。我是干净的。有时间你可以查查我的情书，我对每个我所爱的女人说过的话没有一句是重复的。不像有些人技术老道，玩弄女人，就像翻版印刷一样。” 哎，国学大师。事情弄到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是媒体的无知，还是大师的堕落，或者干脆就是文化一直在昏昏欲睡？更为搞笑的是，河南那位记者先生似乎是为了印证文老先生分量足够，竟然引用了钱钟书先生评价文的话作结，“你是一块石头——是试金石！你名怀沙，眼中却不揉一粒沙子。”无法可想。
22 dubna 远的关心与近的关切 远的，譬如美国校园枪击案，为那些死掉的灵魂祈祷；伊拉克动辄上百的平民遭到枪杀，等等。近的，本地物价水平，朋友的生老病死，等等。一般而言，我们都是生活在近的关切中的芸芸众生，而一旦能够有了远的关心，则表明你的生活可能发生了些类似于超越之类的东西。
不过，远近也可能通融，比如李方在论述美国案件的时候，专门说到人性的问题。在人性这个基本的概念上，大概人们都能归拢到一堆儿。当然，也有可能专门有那么一群，生来就是关心远的。这些群落，真的有，伪的也有，大体上说，伪的可能要多一些。
还有，某些远的关心实际上就是很切近的关切。在这个意义上，物理上的距离倒并不重要了。比如，一句遥远的问候，可能，就会让你即时感觉到岁月的跨越。从前，我曾经嘲笑过北京一些无聊妇女的“远程关怀”，因为她们聚集在一起商量救治流浪猫和狗的问题。现在想来，远程未必就那么不合时宜。 21 dubna 很多人 韩少功有一个别致的文章，《很多人》，按照原创的观点，这个文章只有一句话属于韩少功：“读八溪峒华子家的家谱一段：”然后，就全部是家谱的实录：“……吴贞，幽州范阳人，任福州刺史，生一子，思道。吴思道，居杭州钱塘县宿松里，卒期失考，葬余杭拳山。生二子，公谨，济明……”
后边是长长的抄录，一直抄到1986年。“生三女”这样的记录也开始登上族谱，才完了。很多人，很好玩。
韩少功是在说家谱么？好象是，又好象不是。家谱是什么？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在研究者眼中，它首先是一种文献，据说还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
那个名气大大的梁启超先生，早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
他还说：“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盛业固然是盛业，大概梁启超先生也想不到，吾国后来蔓延到社会生活每一个边边角角的文化大革命，把家谱这种盛行民间的文本几乎消灭殆尽。
偶或还有一些，大概只存在于个别显赫之家，孔、孟什么的，再就是山野深处，散佚着、藏掖着的一些文本了。这些年，王振忠先生收集了一些徽商的家谱，这些记录一个家族、一个个个体的文字，在王振忠笔下多有发明，倒真的印证了梁启超当年的断语。
梁启超说：“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这样的努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葛兆光先生在多有争议的《中国思想史》中，似乎已经接续上了。在葛先生看来，列队而来的精英和经典之外，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似乎才是真正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
家谱正是这样的“一般的知识和信仰”。就像韩少功说的那样，家谱其实就是很多人、好多人。就是很多人、好多人的活动，一个熙熙攘攘的社会。这些基本上三代以上即很难有机会“聚首”的人，在家谱里，形成了一个长长的温馨的时间链条。血脉，血缘的脉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姓家谱是一树葳蕤的很多人的聚合；一地、一国呢？陕西黄帝陵每年的祭祀，是不是就是一种勾画民族血脉的努力呢？山西大槐树络绎不绝的寻根之旅，同样是这样的意思。一柱香、若干叩首，那是对祖先的认可、也是一个个游离的分子入伙的必要仪式。 如此，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轻慢这样的祭祀，更不应该以现代的、西方的、科学的观念，来约束、匡正、取缔我们民族固有的一些基本民间仪式。“全盘西化”得到的结果，甚至比“全盘复古”还不堪。当然，现在社会上有些寻踪传统的人其实是在故弄玄虚。 很多人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都是这很多人中间的一个环节。一般意义上讲，我们都不应该掉链子。
20 dubna 邯郸农行盗案是不是意味着某种信任的彻底断裂？ 邯郸农行盗案是不是意味着某种信任的彻底断裂？两个看库的人，或者再加上几个相关的人，就能轻松地把金库里的5000多万元现金，一捆一捆地搬弄出来。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够仅仅止于抢新闻、或者是看热闹么？
这个事件刚刚报出来的时候，网上再度出现了让人绝望的一边倒的言论：几乎没有人对两位邯郸好汉的强盗行经做出哪怕一点点的批评，倒是一片叫好的声音。随着事件内幕的不断见光，想来那些叫好会消弭了吧？
何者？因为这样只有在想象中才可能出现的场景，居然出现在真实世界，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感？旧时有看银库的库兵也夹带，但那只是在身体的某个隐秘孔道里塞些银子，其体量远不及当代这两位“库兵”也。
19 dubna 生命、自由的诸多问题 4月16日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难32人，自杀凶手一人，共33人；4月18日，中国铁岭一民营钢厂钢包脱落，死难32人，伤6人。这都是让人无限伤感的事情，如此密集发生在地球的不同地方，人们很自然联想到生命、自由等一些很大的词汇。
据说，美国枪击案是该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事件之一。事发之后，举国震惊，总统表态，国会降半旗哀悼；中国此番的灾难却远远不够级别，无论死人的数量、地位，都那样，也就没有什么降旗的事。“这事也降，国旗就升不上去喽。”
我注意到美国枪案的几个细节，可谓耐人寻味。其一，校方通知全校师生的方式。该韩国人杀了两人后，学校并没有以我们熟悉的大喇叭方式把全校动员起来，而是以电邮的方式通知大家，目的是不愿以此偶发事件惊扰学校正常的生活和教学秩序。尽管此条被讥为迂腐，但其小心翼翼呵护个体自由的努力，依然让人深思。
其二，没有因为枪案借机禁枪。他们说，持有枪支是公民的自由，不能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就限制了全体国民的某种自由。因为，凶恶的是持枪者，而不是工具。我马上想到，如果我们这里也发生这样的事件，民间不仅没有了枪，大概连烧火棍都会被掠走。
其三，老师堵门让学生先走，而自己却做了靶子。尽管那位教授是以色列人，但丝毫不影响其所得到的尊敬。处变不乱，慷慨赴死，这样原本是我中华核心价值的东西，在一个西方人那里得到了完美的践行。于是，有论者就生气地说，当年克拉玛依大火的时候，我们的小学生们听到的却是“让领导先走”的慈祥声音。
其四，美国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很快就表态说，深表震惊和悲痛，还有“恐惧”！紧接着，这位一向被认为很土的总统又说，“他和联邦政府愿为处理善后事宜提供一切帮助。”这样的表态在我们这里看来，似乎并不“过瘾”：出了事，政府应该是全面的管理，“全靠领导了啊”。
目前，事情还在善后中，我们国家的好多论者已经开始替美国、或者是人类反思了。我想，在共同的悲痛之外，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这个事件中所折射出的点滴带有明显文化标签的细节。道理很简单，宏论容易抒发，细节难以企及。从一个臣民社会走到一个公民社会，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实现的。
举几个例子即可了然。我们的火车哪怕都改名“和谐号”，也掩盖不了服务差、票价高的弊病；铁岭那家国有改民营的钢铁企业出现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此中国人死难，根据《国旗法》，应该不应该也降半旗哀悼呢？ 18 dubna 甘肃文化墙想遮挡什么、遮挡了什么 甘肃永靖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县，全县贫困面10％，个别乡镇的贫困面更是达到70％以上。新华社记者近日在永靖县采访时发现，这个县部分公路两边，砌了9处、总长度2公里多的高墙，用来挡住农民破旧的房屋和院落，村庄看上去鲜亮整洁。（新华网兰州4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的这个发现其实并不新鲜，只不过，很多人司空见惯，已经没有兴趣再叨叨而已。与吾国诸多浩大的面子工程比起来，大西北这个贫困县的这个举动还算是节省的，左不过就是一堵砖墙而已，即便拆掉，那砖还是可以再度使用的。之所以被高度关注，原因大概是其间反差实在太大的缘故罢。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注意到，官员还是有些解释的，“建墙是为了美化村容！”由于当地村民的房子比较破旧，因此用墙来挡一挡，这是“新农村建设”中探索出来的做法。也就是说，政府倡导建起的这堵断断续续两公里长的墙体，是想用来遮挡现实的、暂时还无法改变的沿路农村贫困状况的。 那么，我们接着要问，这样的遮挡实质上又遮挡了什么？其一，遮挡了大墙后边当地百姓艰难的民生了吗？好象没有。报道说了，此地地瘠干旱，村民基本上靠天吃饭，很多人家里缺粮，如果没有壮劳力出去打工，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持。一堵簇新的墙体，实难掩盖当地生民整体的贫困现状。 其二，是想通过暂时的大墙遮挡一下官员改变民生的努力吗？好象也不是。一个显见的例子就是，目前仁和村九社绝大多数耕地无法灌溉，部分农户已经弃耕。而公益设施、通往九社的仅有2公里的水渠损坏了几年，政府一直没有维修，村民只好自己挖渠引水灌溉，但由于渠道没有衬砌，水流不到地头全部渗入地下。 如此看来，当地官员这样一番折腾或许只剩下一种解释，那就是，此间民生实在艰难、而官员又实在无意解决民生，遂出此奇想，试图以绵亘的长墙掩盖自己治理地方的不力。俗话说的“猫盖屎”、“遮丑”而已。此法与城市管理者在“创卫”时，驱赶所有摆摊设点、甚至关闭沿街门店，以保持“卫生”的行径如出一辙。 论者吴祚来曾论述中国人特有之“场面美学”，认为场面美学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建筑方式来实现，大广场，豪华的政府办公楼，景观大道等等；还有就是通过举办大活动，造成大场面，炒作地方影响力。在我看来，似乎还应补充一点，越是贫困的地方，对“场面美学”的演绎越是到位。永靖县的实践不就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时候，我们的各级各地官员能够把功夫真正做到实处，譬如说仁和村那条2公里长的水渠上，我们这块土地土地上的生民就真的有福了，而那堵有形的长墙也真的不用费时费力修建了。这就像那个康熙大帝不修长城的用意一样，因为，说到底，民心才可能是捍卫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至为坚固也至为华美的浩荡长墙。
17 dubna 仅仅是石雕高于自由女神是不够的 河南人在黄河之滨弄了一个巨像，黄帝和炎帝，两个人站在那里，身高达到106米。媒体在宣传的时候，还形象地比附了一下：说这个东西比美国的自由女神还要高8米，比俄罗斯母亲像高两米。18日，那个同样很大的中央电视台还要全球直播仪式。
我不知道河南的官员做这件事情的心理动机是怎样的，除了明面上说的“弘扬传统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凝聚民族精神”等等大话之外，到底是什么驱动着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行动起来，愣是在平原上造出这样一个举世没有的“大神”？
按照我对于官场的粗浅理解，肯定会有些“动机”是潜藏在已经说出来的那些理由下面的。或许，这些理由恰恰才是真正的推动力量。比如说，某地大兴土木建设政府办公衙门，可能仅仅是因为县长的大舅子正操持着一个建筑公司；新郑狂建21公里长的祖龙，只是为了某些风水方面的考量。等等。
那么，我们试着设想一下，河南制造“二帝巨像”背后的沟沟回回。一者，低地效应？河南曾为旧中原，进入当代以后，沦落风尘，成为中部的锅底，所以总想着“中部崛起”。像荷兰人一样，因为地处低地，所以都是“郁郁涧底松”，使劲往高长。
再者，见贤思齐？修建了一个物化的远古帝王雕像，体量和高度均超越了当今世界的顶级国度，美国和俄罗斯。一般的看法是，这两个国家都是自由经济的典范，是发达的西方国家。河南人如此超越，难道是想以此来证明我们向人家学习民主和自由的决心？
第三，好大喜功？从现实的种种迹象看，这个设想大概最接近实际情况。我们回想一下前事不远的大跃进时期，河南官员为了放卫星，饿死老乡上千万。即便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地方也是过于注重表面功夫，而不是切实解决民生、牵系民生。祖龙事件、二帝事件，都是这种思路的实践罢了。
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在清明前夕，到陕西黄陵县观礼黄帝陵祭祀，那个仪式极度豪华的排场和当地百姓艰难的民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的郑州二帝大典又会怎么样呢？请来了连战，能够附带着把台湾对于传统文化真正的尊重移植过来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雕像高于自由女神，短时间看来，也仅仅是物理上的高度，至于在文化宽容、经济发达、精神自由、幸福指数等等方面，我想，其间的差距大概不可以以米来计算罢。从这个意义上讲，河南人的造神运动大致只有一个结果，成为官员和人民渐行渐远的标志，成为自由和民主渐行渐远的标志，成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标志。
16 dubna 《出师表》易去，奏折情结难弃 盛世多大言，有时候，不免言过其实。但正因为其“大”，往往能够博得名声。李世民端详着一棵大树问：这棵树？宇文世及：远望亭亭如华盖，近观枝叶纷披，高可及天……李世民说：魏征常要我远离佞臣，我不知道谁是佞臣，现在看来，你就是。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宇文的回答很有些“政治正确”的味道，话语也很“大”：何谓华盖呀？帝王脑袋后边那个花哨的东西呗；帝王是何人耶？上天之子呗！
这样“正确”的“大话”，在心思缜密的唐太宗跟前没有奏效，宇文世及因之倒霉，被免去职务，优游林下去也。但“大话”其实是不绝如缕，越是盛世，越是花样叠出。比如，前两天西安我党校的一名退休教授（不知道，教授退休后，还可不可以继续称为教授？）说，《出师表》主张战争，不和谐；强调愚忠，不科学，所以，为了让下一代免疫，应该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去。
高论引来很多人的认真狙击，这些可爱的人们告诉这位党校教授，语文教育是真善美的教育，中华文化精神价值的嬗变和传承也在其中，以及文法教育与思想教育的区别，等等。这些说法都很好，基本上厘清了以往大家习焉不察的一些概念。大家在争论中，共同进步，共襄教育大业，还不知不觉维护了言论自由的理念，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情呀。
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我惊讶地注意到，这位教授所陈述的理由是如此的贴近现实，不仅拿古人的文章来比附当代的主流价值，更表达出以今日流行价值“斧正”传统文化的意图。现在国家强调“和谐发展”，就有人跳出来说，《出师表》这样的文章不利于形成科学的军事观，甚至不利于形成“止战息兵”的观念；明天要是强调应该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桃花源记》也删掉呢？
这个也怕误导下一代，那个也怕毒害青少年，七删八删，我们的花朵们能够接受到的，大概只剩下无色无味至纯至正的标准读物，其结果，亦可以预见得到。
过去在极左思潮猖獗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传统文化遗产被彻底否定，中国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系统的破坏。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前年连战访问大陆，其优雅的风度、良好的修养深深折服了大陆人民，而我们大陆最牛的清华大学，其校长连一首诗都读不下来，在世界华人面前大大出了一丑。
另外一个例子则有关原台北“文化局长”龙应台，这些年来，龙应台以《文化是什么》、《紫藤庐与星巴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台湾》等一系列雄文震惊大陆知识界，这些文章既有着宽阔的国际视野，更显示了作者深湛的国学根底，遍观国内学者，无人望其项背。想来会有人不服气，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也许这些人的“不服气”本身，正是其狭隘、短视、自大的表征。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在那个偏僻的海岛上竟然蔚为大观，在我们这里反倒日渐衰微，不断产生畸变，总是有人出一些排毒的馊主意呢？根源就在于中国读书人心中，大都有一个“奏折情结”，有一根“政治正确”的弦。每每到一个比较繁荣、讲求文化的时代，这种情结就开始露头，并葳蕤蓬勃起来。而其包装就是忧国忧民的姿态，政治正确的表达。
所以，我以为，一篇《出师表》易去，而游动在中国知识界的“奏折情结”不会轻易剔除。因为，即便是这些主张删文的人，也并没有读懂《出师表》；没有理解了诸葛亮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没有理解了刘勰所说：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陆游所写：《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文天祥所云：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我们说，这样的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人的精神，怎么能用一个简单的“愚忠”来作为判词呢？
文化教育的繁荣，离不开对于教材的审慎遴选；国家千秋万代的教化，更不能没有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但同时我们应该记取的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一定要警惕图解和比附，历史的看待历史，而不是以今绳古，更不是简单粗暴。至于，一些别有所图的倡议者，当不在论者关心的范围了。 12 dubna 谁能出塞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看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看着风沙呼啸过大地/看着黄河岸啊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出塞曲》 ）
这几日，连着看〈贞观之治〉，很为其间洋溢的边塞气息感染——或者说，不完全是边塞气息，应该还有些廓大的悲凉之气？透过那些人物不驯服的眼神，我有些回到唐朝的感觉。这种不驯服，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无休止的探索和无休止的突破。像这样能够表达出内心的电视剧，很少见了。
于是，就想起了人家推荐的这些文字。难得那个蒙古后裔的奇女子，能够如此写意地描画出“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都说好文字自然天成，想来是没有错的。每一群字的后面，都或立或卧着一个个的人生。一个牵动一个，整个世界，经验的、现实的，便连成一片。
和所有的身体健康的人一样，我一直向往边塞的情调，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仅仅是想一想就足以快慰平生的了，而事实上，我确实曾经不止一次体会过那种情绪。正因为有所体察，我才深深知道，那绝不仅仅是热血少年理解的豪情。那是一种低回的情绪，就像蒙古长调一般牵动人的情肠。
而那个一般认为“骑马荣归故乡”的大唐，如果可以用格调来说，似乎一样可比长调。李世民喜欢〈破阵乐〉，只是，那乐，听起来豪壮之余，更平添了诸多清愁。大唐亦然，在草原部落猎猎旗帜的觊觎下，开放中，也会掠过丝丝忧虑。
谁能出塞？也只是探头而已。天可汗与草原部落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多思想，一个只管往前冲，而思想总是让人容易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反思自己的行为。譬如现在，我们中间的大多数，所有的豪情不过是一点点出塞之思罢。闪念而过，灵光的，甚至不留下什么痕迹就消亡在茫茫的时间黑洞中了。
11 dubna 专家一说门槛，公众就笑了 促狭的记者弄来一点茶水，晃晃悠悠端着送到若干家三甲N甲医院，硬是要做尿检；而我们医疗战线可爱的战士们不畏艰难，硬是给它做出了个ABC！这个超强的故事无论顺着哪个方向思想，都一样的意味深长。用时评家的话说，就是“有话头”。
大家笑得东倒西歪之际，偏偏那个倒霉的卫生部出来正经八百地说：医疗机构的检验是针对比较有特有指向的检验品来测试，有一些只通过设备本身进行的检测。如果是设计为对尿液进行检验的仪器，而放进去的是茶水，这个仪器并没有首先鉴定是不是尿液的程序，它就会直接把样本作为尿液来化验。
话很难听懂，有些绕。但说破了简单明了，不要紧，卫生部的发言人接着就说白了：如果媒体这样策划新闻，那明天可能送检的是啤酒，后天则是酱油……无穷的液体源源而来，结果会怎样？于是，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很愤怒地说：这种做法不仅有悖媒体记者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而且不利于维持正常医疗秩序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专家一说门槛，公众就紧张；专家说着说着，通俗起来了，把真实意图说出来了，公众就笑了。呵，原来，在专家的理解中，和谐医患关系是这样构建起来的，怪不得总也建不起来。岂只建不起来，甚至根本看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先前坊间流传一个段子，说吾国新进一测智商的机器，灵验，测过的人均满意，及至某总被取笑的人大脑袋一伸进去，竟然死机了：对不起，您塞进来的是石头。人家哪个机器都懂得先识别“是什么”，然后再告诉你“怎么样”，为什么我们的白衣战士楞是给茶水做出了“有炎症了，尿路感染，挂盐水效果好”的结论？
在我看来，卫生主管部门的颟顸与医疗机构的昏庸，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难兄难弟而已，这么多年来，它们相互扶持着走过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即便是非典那样的可以称为国殇的难题，都对付过去了。他们大概这次还是这样认为，可以以专家的技术门槛忽悠老百姓，再次度过尴尬。
什么是记者最高的职业道德？还原真相，揭露一层层画皮之下丑陋的真实。从这个茶水发炎的案例看，我想，记者普派茶水的做法或许有待商榷，但程序上并未伤害第三者；而卫生主管部门毫无自省意识的护短行径，却将招致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发笑。你想想看，连是什么都整不清，还死不认帐，这都是什么事啊。 10 dubna 胡适的水的力量 “拿了报纸，我走到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这些最坚强的岩石，还是被柔弱的水征服了！
“就是这天早晨，我俯视那被水冲刷而成的峡谷，我开始体会到并不是水之弱终能胜强，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流水穿石。从感觉上说，这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
这是胡适先生口述自传的一段话语，“这一天”，指得是1915年5月6日。历史背景就是日本政府以武力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历史情绪则是举国震荡，青年学子尤其群情愤怒，呼吁不惜亡国亡种也要一战倭寇。而胡适，这个时候却依然沉静，竟然能够从异国的大峡谷的自然现象中，获得顿悟。
现在翻看一个世纪以前的这段公案，判断起来很费踌躇。在当时当然简单直截，“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蒋南翔后来说的这句名言，一样可以移植过来。胡适逆众人而行，被判为国贼，想来是当然的事情。可现在再评价，似乎就不能那么简单了。终其一生，胡适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国贼从何而来？
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是被放在火上烤的那一群。形势紧迫，非左即右，要么苦心读书，要么振臂呼号，想取中？怕是没有那个可能。悠悠千古，而系于几个纤弱的学子身上，也算是独特之文化现象了。 09 dubna 好多人都在做着王小波反对的事情 十年来，每到4月11日，王小波的忌日，很多人便热闹一回。有过从的说说交情，没交情的讲讲仰慕，实在不成，干脆就做门下走狗。喧闹之后，纪念的声浪水银泻地无影踪。今年是十年祭，根据中国文化人的习惯性思维，也根据中国政治文化的整数嗜好，估计更热闹。
想想看，我好象也读了先生的不少文字，其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篇章一读之下，真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可惜，当年读书求快、求多，没有多下些功夫精心研读，至于模仿老人家的文风，大概更谈不上了。这种懒惰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我至今还只是一只人、而做不成一位狗。哎，真是没办法呀。
要说一点也没有模仿，也不是事实。自从学习过先生那篇关于花剌子模国信使的文章后，我顿悟了自己这么多年没有进步的原因，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也开始注意只报喜不报忧啦。不过，又一个十年过去，王小波文中的预言却依然没有在我身上实现。看来，文人，即便像王这样的中西合壁的文人，一样是说说而已。
还有那个情爱的问题，尽管李银河先生就像一个新闻发言人一样，在为自己的丈夫做缺席发言，但是她真的能代表王小波吗？一会儿说，对于王小波裸体塑像没有什么意见；一会儿又说，小波笔下的情爱最干净……说得是不是有些多了？对于作家研究而言，难道还有什么超出文本的吗？
依据吾国个人成“学”的通例，估计现在已经有那么一门“王学”或者“波学”了吧。很好，有了“学”，在在旁边安置两尊像尉迟敬德和秦琼那样的神护法，大家顶礼膜拜，恭敬如仪，共襄造神的庄严以及“与有功焉”的欣悦，不亦快哉！
只是，那个叫做王小波的鬼，在那边，乐意吗？ 08 dubna 四八烈士的排名问题 61年前的今天，1946年4月8日，在黄河与吕梁山脉之间的山西兴县黑茶山，一架Ｃ－47运输机失事，机上搭乘的所有17人全部罹难。17人中间，有几位相当重要的中共领导人物，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他们的不幸也使得这个党甚至这个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是为“四八空难”。
当时，王若飞、秦邦宪是参加重庆国共和谈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而走出国民党监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则是搭乘飞机回延安的，飞机从重庆起飞，驾驶飞机的是美国飞虎队员，途中还在西安加油，结果却坠落在黄河之滨，留下了千古遗恨。 长久以来，这个事情一直让人们痛惜不已，抗战已然胜利，曙光就在前面，铁定的开国元勋转眼成了烈士。不过，大的历史叙述之外，流转的文字缝隙之中，细细查究起来，我发现，那些牺牲了的大人物，在排名的顺序上，还是颇有些周折的。
“四八”空难中我方人员有十三人：中共中央委员博古（秦邦宪）同志、王若飞同志，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叶挺同志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11岁），儿子叶阿九（3岁），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69岁，王若飞之舅父）等。
1946年4月19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与延安各界3万余人在东关飞机场隆重祭悼“四八”烈士，毛泽东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全国各地都对“四八”烈士也进行了沉痛的悼念，广泛地宣传他们的事迹与精神。此时的排名是，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
在位于延安市区以北7公里的四八烈士陵园里，王若飞烈士墓居陵园中轴线顶端，处于陵园的核心地位。然后依次为“四、八”遇难烈士和在延安时期牺牲的重要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如秦邦宪、关向应、叶挺、张 浩、邓发、黄齐生、杨松、张思德、张寒晖等。
烈士陵园如此布局，反映了这些大人物在现实社会中对应的地位。也就是说，王若飞排名第一，当不用质疑。接下来的应该是谁？以党内地位论，秦邦宪、邓发虽均为中央委员，但秦邦宪一度曾任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排在邓发前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么，叶挺呢？
以影响论，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也不遑多让。毛泽东就曾当面称叶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排序，人民网2003年“历史上的今天”专栏中，四八烈士这样排列：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等。
而在2006年的解放日报《“四八”空难：六十年的怀念与记忆》中，则以秦邦宪、王若飞、叶挺、邓发顺序排列。文中对秦邦宪评价十分客观，指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为我国的独立自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在其领导全党工作期间犯有严重和错误，那也只是囿于客观原因，而后来他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
文章称秦邦宪（博古）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党卓有贡献的领袖与楷模”。这样的评判，应该是历史理性的回归。不藏恶，不掩善，历史就是历史，领袖就是领袖。而习惯排在前面的王若飞，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分量。只不过，在长期的陈陈相因中，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极致就是被放置到四八烈士陵园的中轴线顶端。
这些年来，我们的历史被拂去了很多尘埃，在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上老实了许多，十大元帅的名单上不再只有九个；艺术作品中，像瞿秋白等很多被抹去多年的人物又回来了；延安枣园里，也有了陈伯达的住所；对陈独秀，也不仅仅是指责和谩骂了……
历史往往有着超强的韧性，尽管有时候能够人为地选择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但最终，真实的信息还是能够从密封的暗箱中渗漏出来。与其劳而无功，还不如光明磊落。现实的政治清明，往往伴随着面对历史时态度的坦荡和诚实。反之亦然。
实际上，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些曾经有过辉煌也有过阴影的人物，至今依然落寞。梁衡先生曾雄文写秋白：《觅渡、觅渡，渡何处》，“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
在“成王败寇”的定势之下，“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大概只能是一种文人对于文人的喟叹罢。瞿秋白如此，陈独秀亦如此。历史信息的遗漏，不止四八烈士的排序为然。
06 dubna 龙应台有“仰德大道”，我们呢？ “走了多少人生歧路之后回头，才明白这个孕育了我们的价值结构是多么深的被儒家思想所渗透。”“我，原来一直在‘仰德大道’上成长。”龙应台，这位对中西文化理解颇深的社会批评家进而说：“如果YP和我是在‘自由’和‘真理’的校训而不是‘礼义廉耻’；的校训下培养出来的人，我们星期天那通电话的内容和基调，会是什么样的呢？”
那个星期天，她们在电话里讨论了一番台湾社会“沉沦”的大话题，并试图寻找出个体责任的边界，龙应台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不可不弘毅’的熏陶，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种深刻的责任感，责任感推动着社会进步。”（《财经》2007年第7期、4月2日出版）
敏感的龙应台能够从东西文化的差异中，发现其承接传统的影子所接受的基本教育的规定性、局限性：能够享受其大美大善，“士不可不弘毅”的责任感，当然也察觉到其过于追求道德而产生的良知牵扯。她的话语，娓娓道来，没有一丁点吓人的说教，也没有焦灼的指责，很让人对传统文化产生温和的好感。
龙应台能够一直在仰德大道上成长，并构筑起自己的文化背景，实在是她的幸运。更幸运的是，她同时还见识了西方的诸多价值、理念。在“礼义廉耻”的调理融合之下，这些“自由”、“真理”蓬勃生发。因此，她能够在世界眼光与人文关怀投射下，对华人世界作出犀利独到的种种评说。而我们，远远没有她的幸运。
我们一度完全抛弃了传统道德的润泽，硬性地被灌输了片面的某种文化理念。生吞活剥的后果便是什么都不相信、不信任、不认可，就像亨廷顿描述的那样：“笼罩在这些社会的互不信任的气氛，使得人们和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团体也是离心离德的。”其结果是导致社会信用链条的全面崩溃。表征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仍旧奉行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哲学，缺乏宽容、从容、兼容的气度。 即便有意识的恢复一些传统文化，也总是弄出极端偏狭的个例，片面放大传统中那些僵化的元素。而缺乏“博学笃行”、“慎思明辩”这些最为本真的精神特质。比如恢复汉服、排斥洋节什么的，除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本质上并不能起到“接续传统”、“慰安人心”的效用。
本来，这两年社会上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持续走高，也没什么不好，传统本来就与我们如影随形，无形无色，却又无处不在，很难抛得干净。我们的生活中，大到宇宙天地，经世治国，小到家常日用，愚夫愚妇，都须臾不可离开文化传统的滋养、影响。
文化是什么？龙应台说：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在我看来，龙应台这样的文化态度，无处不体现出温厚的端详、真诚的追求，以及不打折扣的责任感。一个中国人，身后能拖着这样长长的但丝毫不夸张的影子，坚定地行走在当代社会，顾盼间，那是怎样的沉静和自信呢！事实上，二十多年来，龙应台先生正是这样行走在中西文化之间的。
“仰德大道”产生了龙应台这样的兼具中西视野的文化人，而“斗争哲学”挤兑出来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观望近期来的诸多文化事件，可能会沮丧地发现，这哪里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传统啊。我们希望的，和我们所得到的，并不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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