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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1 普洱的慌乱 不知道眼下的普洱风要刮到什么时候？在人们狂躁的眼睛里，可惜了思茅、可惜了酽酽的普洱茶。所谓“卿本佳人，奈何作贼”？抑或这原本就是商品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
那些志在扒粪的记者发现，现在的普洱茶烘干采用的是烘干机，只需要5、6分钟，就完成了原先可能旷日持久的“晒青毛茶”过程。
据说，茶农制作晒青茶，先“杀青”。用2尺4的铁锅，一次投叶2000克左右，低温闷炒至叶质柔软透清香，随即出锅摊凉。
再“揉捻”。用手工在簸箕、篾笆上揉捻搓条，揉成茶条后，抖散粘结的茶叶团块，薄摊在日光下晒至五成干；待茶条湿胚颜色由黄绿色转为黑绿色时，手工进行第二次复揉，复揉后抖散粘结的茶叶团块，抖直茶条。
“干燥”，继续在日光下晒至足干。足干后的晒青毛茶即可储藏或销售，也可进行“渥堆发酵”而转变为普洱熟茶。——这样的传统工艺本身已经成为茶叶的一部分，而现在，都速成了。
实际上，普洱茶的慌乱自从那个思茅市易名就已经开始了。根据经验，这样的慌乱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日崩溃。而崩溃能否回归到本来的普洱茶，也不好说。
进一步说，普洱茶的慌乱也是地方政府的慌乱，慌不择路、饥不择食、茫茫然、昏昏然不知所之。仓促间抓住一根稻草就以为掌握了整个世界。 这样的慌乱，又岂独“普洱市”为然？名单可以开列出长长一串：黄山市、茅台镇；祭祀飘渺的鬼魂的那些河南、陕西、河北城市…… May 30 为长城拉票流露出的焦虑心态 5月28日，中国长城学会在八达岭长城公开拉票，鼓励更多市民和游客在“新七大奇迹”投票截止日期(2007年7月7日零时)前投票。该学会人士对于现在长城票数跌出前七表示震惊，并分析说，“这个投票都是用网络进行的，而中国的电脑还不普及，造成了部分人无法参与。”（5月29日《北京晨报》）
一个所谓的“新七大奇迹”评选，为什么会惹得人们这样焦急？即便中国的万里长城不幸而落选，就能抹杀掉长城的雄伟和壮观了么？为什么总有人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煽动中国人的“大国情绪”？这样的努力，真的是为了我们的长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国家吗？
我查了一下，据说现在得票位于前十的十个“准奇迹”，它们分别是：
希腊雅典卫城
墨西哥奇琴伊查金字塔
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
法国埃菲尔铁塔
中国万里长城
秘鲁印加马丘遗址
约旦佩特拉古城
智利复活节岛巨像
英国史前巨石阵
印度泰姬陵
我的学问在接触到西方的时候，往往会茫茫然、昏昏然，缺乏一种时空的准确定位。但是，对于这个名单，大体上还是能够看得明白的。换句话表达，我以为，从这个名单里拿出任意七个，都堪称是世界七大奇迹——即便不包括我们的亲爱的父亲一般的手足一般的文化背景一般的伟大的长城。
我当然不是有着“世界大同”理想的国际主义战士，我只是一个文化的小小看客。原先，我也天真的以为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岁月流淌，马齿徒增，才发现，中国的就在世界中间，中国之外，尚有同样广阔的时间和同样伟大的空间。获得这一点认识的震撼丝毫不亚于我第一次站在金山岭长城上受到的震撼。
既然我们参加了评选这样的一场游戏，就不应该太强调主办方的信用。我想，在诸如选举这样的或大或小的游戏上，西方显然比我们更擅长，也更讲究规则。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焦虑，我以为，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于伟大祖国传统文化的刻骨深爱；另一方面，大概还是弱者心态作祟、国内思维延续了。
先说国内思维。长期以来，我们的选举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特别是一些社会公益或者商业类的评选，大抵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搏弈和利益分肥。其间与其说是“黑幕”，还不如说是“白幕”，相关各方具有很强的操作和控制，大家对此也心照不宣。在对待新七大奇迹评选的问题上，我们显然“套用”了我们的国内经验。
再说弱者心态。鉴于我们近现代遭受的国家、民族屈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每每听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呐喊，我们都是热泪盈眶。这种记忆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珍贵的东西，值得长久记取。但问题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受侮辱、遭损害的记忆中，还应该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参与当今的世界事务。
当前，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大国意识”、“大国心态”，已经成为当下的一个时代话题。这种“大国意识”如果强调的是这个大国对于世界的责任、对于其国民的责任的话，当然值得提倡。如果更多的强调一种体面、一种形象，我以为还值得商榷。
在长城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应该想方设法推动全体国民、各级政府保护好这一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我们的焦虑，应该首先焦虑能不能改变万里长城日益遭到国内利益集团蚕食的命运，应该首先焦虑这个伟大的建筑能不能在我们手中传递下去，应该首先焦虑它能不能发扬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能产生的凝聚民族的价值。
至于说长城到今年七月七日评选结果揭晓的时候，是否如愿当选“新七大奇迹”，倒真的应该坦然、泰然、自然处之了。 May 29 士 要不要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士”，是一个麻烦。很难做。这些年读书重点就是上个世纪的文化人、政治人的命运遭际，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做稳了“士”的人很少、很难，有时候是前后左右的为难。
成功的也有，一般有这么几种情况：英年早逝，人格没有机会经历大变迁的大折磨，因而得以保全令名；一生趑趄，徘徊在苦难的边缘，不过外人没有看出来其心志是否动摇，也算功德圆满；遇合甚好，得享大名。
至于不成功的，把以上情况翻转过来就是了：寿则多辱；心摇影移；所遇不淑。以这几种情况对照我们面临的现实，可知，真正成为一名“士”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尤为重要的是，不想成为“士”，却有着诸多的诱惑。
我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弘毅”的人，至多也就是一个有些血气之勇的人，而子路，在夫子那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我倒是喜欢曾点的“暮春出游”，不过，如果生涯太过寂寞，也似乎缺了点什么。
剩下的，大概就是孟子半是吹牛、半是认真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了。这是一句流传千古的好听、好读、好理解的话，但不好掌握。也只能把标准内敛在自己的心里，修习到哪一个层次就算哪一个层次吧。
我喜欢的作家张炜曾强烈抨击当前商品化对精神的侵袭，认为这是一个精神平均化的时期，“卖掉一切”的时期，他的招致了很多攻击。其实，难道仅仅是现在才商品化、平均化吗？对“士”的考验，从来都是一致的。
张炜本人却是极为安静的，他在亲手操持的万松浦书院的一次讲话中说，书院的人对真理的爱，对世事的关切，在文化上深沉的使命感责任感，是最为重要的。在当代，具有了这些品质，也就堪堪一“士”了。
May 28 贵州茅台一次失败的“变脸” 川剧变脸向来名气很大，转瞬之间就实现了“陌生化”，此脸非彼脸了。那个厚道的山西导演贾樟柯，在同样厚道的《三峡好人》里，也加入了变脸的元素，结果却被人指为不合适。指责者认为，变脸作为一种艺术，是很讲究仪式的，不会像流行歌曲一样自己娱乐。
同样，前不久贵州省的茅台变脸，一样受到“仓促”的指责。茅台总经理乔洪在任上被发现问题，贵州省匆匆忙忙把他平调到省国资委任副主任，“徐图处理”。不料，事情来得太猛烈、太急迫，以致于等不及乔把国资委副主任的椅子坐热了再处理，结果，媒体报的、公众理解的，都是“茅台前老总”如何如何。贵州白忙乎了。
与川剧变脸一样，政治舞台上的变脸，也讲究一定的仪式，讲究分寸时机的把握。太随意、太仓促，往往只能让人看了笑话。茅台的股票那样高高扬起，民众对于它的关心已经达到了纤毫必致的地步，政府换老总说换就换了，而且是在已经有传言被双规的情况下，以为人民都是傻蛋么？
我们一贯接受的教育，大体上就是政治尤其是我们的政治是神圣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一般人很少有机会了解更深层的政治运作，也就是这几年反腐文学、反腐报道的流行，让人们窥见了一点皮毛。不过，有了这一点皮毛我们约略可以揣测其他的那些龌龊。然后，我们说，呵，政治运作大体上都是那样。
乔洪事件本来很简单的一个贪贿案件，这么一运作，原本以为神鬼不知，可被启蒙了的民众把这个事件看了个底儿漏。实在是失败啊。往下怎么走，那些惯于玩幕后推手的人现在讳莫如深，可能在酝酿新的玩法，不知道吸取了这一次失败的教训没有？
May 27 猪肉政治 猪肉价格有些飘，媒体很快跟上炒炒，是不是那些市民马上就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啦？这样的涨幅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落？甚至，我们亲爱的总理5月26日也在西安亲切地询问90岁老人孔秋霞：“最近肉价涨了，还吃得起吗？”
一个猪肉问题，显然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为了叙述的方便，简称“猪肉政治”。当前，猪肉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猪肉昂贵、老百姓吃不吃得起的问题。进一步讲，这里所说的老百姓，主要指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们。
大家如此认知是如此自然，几乎不用特别说明，此前几次猪肉事件也大率如此。这样，我们的讨论也就自然的忽略掉了另外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称呼有时候也叫老百姓，但为了区别与城市里的老百姓，姑且称为农民兄弟。
我们忽略了什么呢？农民兄弟也要吃猪肉，虽然吃得不很多，肉价一挺，是不是就吃得就更少了？农民兄弟作为猪肉的生产环节，是不是这次涨价的获利者？在猪肉价格的问题上，为什么大家总是习惯性的首先考虑市民？
这些问题，尽管常常被忽略，大概也应该算做“猪肉政治”的范畴。往往，我们看到大人物下乡，问道农民兄弟时，习惯性的话语是：“粮食还够吃吗？”好象农民那么喜欢吃素、特别在于从植物食品中获取营养似的。
以我的浅见，农民兄弟好象也愿意吃肉，猪肉价格的疯长，让他们把吃猪肉的节奏更加放缓了。可是，这些事实在领导那里，大概不是当务之急。反正猪肉于农民而言，只是打打牙祭，算不得基本人权，少些，也不打紧。
一个猪肉问题，清晰地折射出中国当今社会阶层的实际状况。可以说，胜过多少雄辩的权威的貌似忧虑的文章。真实往往存在于细节之中，而细节的政治，往往是全局政治的集中显现，其成色并不逊于庙堂政治。
大国经济最基本的支撑靠什么？大手笔之外，正是一个个尘沙般的民众对于这个国家的信心，才真正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大厦最有力的支撑。这些分散的尘沙，只应该有年龄样貌的区分，并不应该有城乡高下尊卑之界域。
哎，那一头头游逛的猪，再不能像王小波笔下那头那样特立独行了。从它出栏伊始，就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城里的叫“菜篮子”，以日常为主，可能影响稳定；农村的叫“过节”，偶尔为之而已，没有也一样过节。
May 26 晨读论语 有没有在一个酒醒了的清晨，思绪明灭之间，翻读几页《论语》？这样的情形，恍惚间，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以现在的中年情肠，很难再有彼时的明净和清亮了。
在盛载了3年青春的铁道边的那个中学里，铺展开的高大轩敞的苏式平房，随意点染却似乎无处不在的丁香树，广阔的可以躺在上边看星星的沙土大操场。还有，围墙边上繁忙的京张铁路，呼哧、呼哧、轰隆隆、轰隆隆……
那个时候的读书，情怀壮阔得很，似乎也有一双一直延伸到时间、空间远处、深处的慧眼，和着汉字的跳宕，闪烁跳跃，风景绵绵不绝。我可能会觉得，上天是如此眷顾一个勤奋的阅读者，把那么大一扇窗为他打开。
今宵酒醒何处？如何即为酒醒？为何总是醉意？杯中岁月多长？恍惚朦胧的人生，大概是经不起如此再三再四追问的。每一次追问，都是自我的一次谢罪。谢罪的次数多了，也就冲淡了，就是一场春梦了。于是，《论语》。
夫子或者说夫子的的弟子，那些款款的直率的话语，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从容流泻下来，并无半点障碍。“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这样的句子，只要心境正常的人，大抵都能看得明白，理解得得体，甚至，从骨子里觉得舒服、自在，“夫子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还要什么解读？于丹？算了吧；李零？算了吧；保安？保重吧。自行其是吧。
我们大家都老实回到原著，在每一个清晨，和着刚刚张开知觉、一点点点亮生命的节奏，用自己的眼睛和，和夫子对视。即便曾经酽酽浓酒，也可以在晓风残月的情境里，暂时回归。
May 25 秩序是多么让人留恋啊 冀派内画大师王习三23日刚刚隆重纪念了自己从艺50周年，并指定了自己的儿子王自勇为内画传人。衡水市迎宾馆门楣上，鲜红的条幅依然鲜红着，内画馆弟子们祝寿的作品也热闹的歌颂着。一切看上去风平浪静，内画艺术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性发展时期。
但大概这也只是表面的平静而已。衡水内画的另外一位大师张汝财，也有诸多不平。王习三的纪念活动中，人们并不能看到张大师的身影。像这样，两位大师保持相当的距离已经好多年了。其间是非对错，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旁人大概很难强作解人，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在内画上倾注的心血越深，双方的积怨大概就越深。
其实，对于一门古老而又青春的艺术来说，是一个领袖、还是两个领袖，其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只要大家都能抛开细节，承认各自的现实，着眼于艺术本身，“双峰对峙”也没什么不好。争来争去，大家可能会发现，最终受到伤害的可能还是艺术本身。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同一艺术的争斗，大家都绷得紧紧的，各擅胜场，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门艺术的发展。这方面的成功事例很多。但也有一个担心，那就是，争斗归争斗，只是大家都应该把筹码下在艺术本身上，而不是试图借助外力、特别是行政权力。
艺术一样需要秩序，这种秩序往往是经过多少年磨砺才自然形成的秩序，其合法性来源是艺术价值在人心中的分量。如果我们不适当的使行政力量介入了这种争斗，很可能会在消灭艺术内部出现流派的可能性的同时，为权力博得粗暴、简单的声名。
秩序是多么让人留恋啊。但这种秩序最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权力抹平的。艺术家之间的不同，往往正是一门艺术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和最大的机遇。一方面，内斗可能是流派成熟的前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行业迷茫无所适从的根由。在王习三和张汝财的事情上，我们期待一个更好的结局。
May 24 “企业利益高于一切”的可笑逻辑 上个月25日，位于唐钢集团宣钢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故，事故造成该公司动力厂4名员工受伤，部分厂房窗户受损，玻璃被炸碎。——本来是一起小小不言的事故，炸了也就炸了，报了也就报了，没什么新鲜和不新鲜的。然而，在偏僻的塞北已经被宠坏了的企业并不如此理解。
爆炸当日，听说了我们的记者已经采访了此事件的消息后，公司宣传部一领导即对我们说，这么大一企业，不要报了。云云。因我曾在宣钢下属的一个矿山服务有年，似乎对企业更应该负有一份责任。我试图说清楚新闻报道与事件的关系，未果。次日，消息见报。
很快，单位最高首长就接到宣钢党委的函，主要意思就是爆炸事故影响了“这么大一个企业”的声誉，函中还罗列了该公司历年来安全生产方面、对地方经济拉动方面的成绩。这些话语，当年我在企业的时候，也是张口就来，根本不用打一个停。也就是企业八股而已。
爆也爆了，报也报了，告也告了。本以为此事到此也就拉倒了，不料，昨晚在百度吧又看到了网友贴上来的《宣钢报》社论《企业利益高于一切》，一读之下，堪称奇文。保存在这里，以为一个文本的存档。
近日，我公司某厂发生事故，在情况不明之下，消息通过某种渠道“不胫而走”，被某媒体“大肆渲染”，一时间负面效应接二连三，破坏了宣钢的良好社会形象。
我们并不是要掩盖事件真相，因为所谓的“事件真相”并不像某些媒体投下的“重磅炸弹”那样.宣钢一向注重安全生产，视安全为企业的生命，曾多次获得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宣钢一向以维护职工利益为最高宗旨，全力为职工的安康保驾护航。当然，安全无小事，正因为安全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才丝毫不敢怠慢，安全活动和安全教育长年不断，以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 在我们“感叹”现代传媒传播速度迅速的同时，更加“感叹”消息流通的“畅通”，当千里之外的某媒体在最短时间内获悉消息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消息的传播是否通过了正常的渠道；在传播消息时，是否从事故的正常角度出发。我们不是指责消息传播者的出发点，只是好心往往也会办错事。你认为是一些无伤大雅的言语，有时会被扭曲变形，甚至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当今，一个负面的消息传播带来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一起事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维护宣钢的形象和利益是我们每一名宣钢人的职责。企业利益高于一切！这句话也许不甚完美，也许很多人认为它和“以人为本”维护职工根本利益的理念发生了冲突。我们不是要职工唯命是从，而是要职工树立大局观念，控制个人情绪或者是利益的驱动，时刻想到“我是宣钢的主人，我的言行代表宣钢的形象”。不管我们处于何种地位环境，持有何种不同观点，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永远息息相关一脉相连。企业利益受到伤害，我们生存的平台就会遭到破坏。 这里所讲的“企业利益高于一切”，就是要明确阐释一个合格员工的责任意识和正确思想出发点的问题。一个优秀的企业员工，良好的工作态度，过硬的劳动技能只是衡量其素质的一个方面。在重大问题上分辨是非，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的能力，权衡利弊的敏锐思维，更是一个员工高素质的体现。企业健全的规章制度是有章可循的，越是突发事件越要遵循章法办事，这样可以有效遏制事件的蔓延，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媒体不是事故的求援队，而企业是家，作为家庭一员的职工，企业才是你最安全最保障的依靠。
几代宣钢人为了企业的发展无私奉献，呕心沥血，经过了多少次艰险困苦的奋斗，多少次坎坷艰辛的磨砺，多少次凤凰涅磐欲火重生般考验，才有今天来之不易的成果。那些努力和奋发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今天的稳定和谐与富裕吗？“以人为本”是为了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让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同步攀升。宣钢是一个维系数万人生存的家园，那钢那材从我们手中产出又反哺我们，让生活充满了阳光，让日子红红火火。没有我们这些建设者，就没有宣钢的兴旺发达，宣钢人的生存将受到威胁。爱宣钢！每一名宣钢人都要把那份对宣钢的挚爱写入生命，以企业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众手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也是对个人利益的最好维护。
企业利益高于一切，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重。让我们为了宣钢永保和谐的声音，去共同维护我们的家园吧。
文章很动情，甚至有些久违了的“语重心长”。当然，也不乏温厚的“警告”。但是，其对于现代社会传播信息的陌生，更是显而易见的；其对于上边强调和谐强调发展的精神，也是隔膜的。也正是因为这些陌生和隔膜，再加上一点老大自尊的架子，才会呈现出我们面前这样一出让人发笑的活报剧。
May 23 各写各的，世界就大美了 很多中国人，自己本身写得不怎么样，但却在竭力维护一个圈子，比如“中国文学”。只要有人一表达出对这个大大的圈子的不同意见，立马狂吠起来。尽管自己不过是这个“中国文学”大概念中的一个小小角色。比如前一阵儿，大家对于汉学家顾彬的批评的激烈反应，就有些太过冲动了。
这样的冲动，让我想起了去年、前年河南人民对于所谓“妖魔化”河南的强烈反击。好事者还以极高的效率弄出一本书，罗列了诸多河南籍贯的出色人才，以此证明自己的“不孬”。河南媒体还开辟专栏，要重塑河南人形象。前两天，又把一个自诩平生就爱美女的老先生文怀沙弄过去，97岁的文先生颤颤巍巍的说，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娘！唉，殊不知，闹剧、戏噱，或者说恶作剧，是不能正儿八经的驳斥和辩论的，你不理它不就完了吗？再说，大家拿河南人作弄一下，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嘲，并无太大的恶意。总得有个说道的不是。
回到中国文学，一帮小文人，聚集在一起，唧唧喳喳，以为自己就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人家一批评中国文学就以为在攻击自己的清白，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呢？我们的小文人、小作家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埋下头去生活、去写作，而是总要回应不该自己回应的事情呢？
人家说，中国文学没什么，你自己拿出来些什么摆弄摆弄嘛。按照社会学家的分析，中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或者叫社会转型期，其间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记录，太多的心情值得感发，太多的价值值得衡量。如果我们真的为历史负责，为文学负责，为中国人的人心负责，早该深深的沉潜下去，而不是总在寻找观念，并在观念中幸福得生活。
古清生批评中国文学时说：“这么些年来，中国文坛却已经连新时期文学那丁点反思精神都没有了，文人们都心安理得地加入混世队伍……在中国文坛晃来晃去的一个个都像当年的杨朔先生，聪明又机巧地选择着局部性的美丽或时段在努力而小心翼翼地书写。”古清生先生还算客气，类比的对象好歹还是杨朔，其实，中国文学的不堪，又岂能仅仅比附杨朔？
那些所谓的作家们其实也是在书写底层的，这一点，古先生有些冤枉了他们，我想，他们欠缺的只是“人心”而已。谢有顺有一个演讲〈人心的省悟〉讲述的就是这种作家“空心化”现象。他说，“在那些声嘶力竭的底层书写中，真正的底层本来就处于沉默之中，现在又形成了固定的底层关怀模式，谁还会对那些在街边洗澡和睡觉的底层劳动者投去关注的目光呢？很多作家关注的不过是观念上的底层，不过是媒体报道出来的那个底层罢了，他们的底层叙事，和身边真实存在的民工或上访者，其实没有一丝关系。李敬泽有一次说，现在的作家写的底层，除了‘小姐’写得比较真实以外，其他的，都面目可疑。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文学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时确实是令人伤心的。”
“书写灵魂在一个时代所面对的遭遇和磨难”的情形，在眼下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国作家集体丧失人心、丧失精神追求的现象？各种原因之外，我想，文学独立性的丧失，大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作协体制下的宣传思想战线，地方政府为了点缀政绩而进行的文化工程，乃至作家供养制等等，都使得中国文学可资调动的社会资源，都倾斜到了刺激作家堕落的一面，再加上很多作家本身就是名利场上的热心人，一拍若干合，现状也只能如此了。
王蒙在自传里曾说，不知道几个二流文人聚到一起能写出什么？文学本来就是一个人躲在一边的寂寞劳动。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各写各的，这个世界包括中国的文学世界，真的就臻于大美啦。
May 22 “人人有房住”从来都是筹码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会长杨慎日前对媒体表示，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不应当误解为人人会拥有房屋产权。这位先生接着分析：1980年城镇人口是1.9亿，2006年末是5.7亿。与此同时， 26年间一共新建城市住宅86亿平方米，是改革开放前30年总和的12.6倍。“按照90平方米一套来计算，也只是解决了9770万家庭的住宅面积。”（2007年5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
也就是说，房改将近20年以后（从1998年房改算起），沉迷于房地产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人们，终于开始回归理性，发现地产上升指数的后面，还有绝大多数的被他们称为“模糊人群”的住房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些年的努力，也只是“主要着力点是面对房价高如何将房价压下来，结果是高端按不下去，低端上不来。”这样反向努力的结果，就把住房难塑造成一个大大的、怨声载道的民生难题。 尽管呼吁的发泄的不平的大都是一些低端人士，未必是房地产炫富显贵的广告锁定的目标群体，但是，因为怨声载道，因为最高层政府的明确表态，因为事情已经到了必须有一个了断的坎上，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人人有房住”的口号。及至5月19日，国家建设部长都开始大声疾呼：让每一个公民都有房子住。这样明确的目标设定击中了大多数人的心酸和愤怒，因之也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在我看来，情形远远没有口号那么乐观。“口号即现实”的中国幼稚病，似乎又出现了反复的征兆。“人人有房住”从来都是说事的一个筹码，说了也就说了，大抵是没有什么人为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语负责的。早在1998年城镇住房改革之初，大家一样都得到了“人人有房住”的坚实承诺，彼时的欢欣鼓舞、热血沸腾、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犹在眼前。新人新政策，老人老办法，我们搞房改就是为了让所有人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呀呀！ 后来的情况大家感同身受，清楚得很，也痛切得很。市场化了的房地产就像段子里边被女郎摸了胯的毛驴一样，兴奋难抑，一路绝尘，正常的公民追得气喘吁吁，还是没有办法追得上。追不上也不能放弃，在一个已经实际上没了选择的住房市场，每一个公民只能硬撑着。于是就出现了“房奴”，也出现了四老供两小买房的怪诞。这个时候，“人人有房住”只能是已经获得财富者的招徕广告了。 住房改革20年回头看，所谓的“人人有房住”，似乎更像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嘲笑着当年欢呼的人们。只是人性健忘，20年前的那根草绳，如今已经真的成了左右逢源的蛇了。从建设部官员重提“人人有房住”而得到的全民欢呼，就可以得知，善良的人们是多么容易满足，多么容易轻信许诺，也是多么容易沉迷在自己设定的口号的魔力里。 要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目标，必须明确政策的导向，需要在目前住房分类供应的大框架下，进一步细化多层次的住房保障政策。具体分析，一是住房分类供应，二是多层次保障。此外，还需要切实落实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政策。 问题难在谁具体去操作这些事情，让政策设计和善良的愿望，包括口号什么的，真正在地上为人民建造起一个天国来。 仅仅依靠喊口号而满足民众的愿望，只能激起民众更大的怨气。当前之计，应该是切实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指向，而不是让房价在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驱使下，继续狂奔。 May 21 何某人又该准备“和 谐”的论文啦 院士云者，想来大概总应该是其所研究领域内的顶级高手。不佞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的间歇，却看到一名院士对北京一家媒体女记者的手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印象中，此公的研究领域好象与手相隔很远。于是，我的笑模样的眼前，就出现了沈从文《八骏图》的情景。
后来，在一次次的论战中，又听说了著名的反伪科学斗士何院士曾有雄文论证量子力学与N个代表的关系，一直没有见到，直到前两日，偶尔飘来一朵云，才看了个端倪。说句实话，我向来对什么什么斗士之类剑拔弩张的称呼不感冒。以为自己是个什么角色？鲁迅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早已经不是那么回事啦。文革武斗思维，应该抛之弃之，规之避之了。
闲话少扯，且看何院士、何斗士“荷戟独彷徨”情境下制作出来的著名雄文：
【论文题名】 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 --纪念普朗克创立量子论100周年
【英文题名】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ntum Mechanics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 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lanch Quantum Theory 【作 者】 何 祚 庥 【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80 【 名】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 卷 期】 2001 Vol.1 No.1 【关 键 词】 量子力学;科技创新;评价标准 【摘 要】 通过量子力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原子能、计算机、光纤通讯、激光技术的理论基础，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的科学性，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三 个 代 表" 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 看上去，那应该是2001年以前炮制的论文了，彼时情景，此文发布，当贴切得紧，甚至可以称为思想领域的一大收获。然世易时移，忽忽焉又过去了六个年头，时代的关键词已然发生很大变化，一脉相承之外，尚有很大创新出现，院士、斗士，能无新作乎？
是啊，身为院士，忝列庙堂，当然要辛苦些，不过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下一步，该准备新论文啦。尽管此前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咀嚼类文章，但分量明显不够，大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引申、延续、论证，如果能从什么量子力学，或者说别的跨学科学问引申、延续、论证下，就更完满啦。
想想看，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 爱 珍虽然当选美国院士，可她楞不是中国院士，这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中国院士的“含金量”楞是比某国高。假使她的“分子束外延”也能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如愿戴上院士的桂冠？
May 20 中国文化的姓名 吴思先生在为吴方《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一书再版所做的序中，提到了“中国文化的姓名”问题。是啊，孩子那么早出生，还早熟，算下来都起码都5000多岁了，可后世学者们还在琢磨着叫阿毛（猫）合适还是阿狗得体，中国文化真正是博大精深、变幻莫测、尾大不掉啊。
吴思说，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吴方似乎在可以回避“封建文化”这个比较主流的概念，为此，吴方煞费苦心地提炼出“强制性文化”、“专制秩序”、“文化专制主义”、“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乃至“古代的军国主义”等等说法，这么多说法杂陈再现，并无一公认的“核心概念”。
吴思接着说，假如吴方没有那么早（1995年）去世，“命名的危机”或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纾解。自己会建议他使用自己发明的概念：官家主义。“在这个概念里，我们既可以看到皇权，也可以看到各衙门的部门利益，还可以发现官吏们的个人私利。这三者既合作又争夺，形成各自的地盘，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立法定规。官家概念的多义性，使我们既能确认整体特征，又能拆解内部结构。”
官家主义果然厉害，其超强的概括力，在这个概念甫一提出，即漫漶开来，霸道的占领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记得大约是2005年北京的一个什么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吴思阐述他的关于官家主义的发见，当时确有心神豁亮的感觉，幽暗的历史隧道似乎一下子有了一种闪亮，杂花生树，美不胜收。想想看，这个“官家主义”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中性词汇，既有历史经验的积淀，更有超强的解释现实的能力，甚至，还不无开启未来的些许价值……
“一名之立，旬日踯躅”，而名既立，就像古代行过冠礼的男子一般，往往具有了自足的生命，可以纵横天下了。我想，其后应该做的事情大致应该有这么几项。
解读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化。你可能会发现，鲁迅先生归纳出来的“吃人”尽管描述了官家主义的部分作为，但毕竟不能全部概括官家主义的作为。“吃人”之外，尚有“育人”、“美人”之类的作为，这样，我们在叙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我们的文化态度的时候，怕不会落入偏激一路。
解释当下我们日日存活却日日困惑的文化现实。这个问题更为紧要，历史已然如此，现实生活中的人将何以自处？说明亮一点那就是，发掘官家文化中积极的因子，抑制其消极、落后的一面，最后，像费孝通说的那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说阴暗些，则是现实的面对原本就是暴力集团的任何官家主义。
至于未来的事情，不好说了。以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早熟的、有着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体系而言，亘古绵长、继往开来几乎是一定的。多少学者从上上个世纪就开始宣告中华文化的衰落和即将消亡，也不过说说而已。每当危机难以度过，系统崩溃一段之后，自会重新启动、自我修复。也算奇迹。
吴方先生壮年时皓首穷经，孜孜典籍，试图寻找出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其文用吴思“偷懒”的话评价，“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目不暇接。”当然，这里的山阴也应该是古代的山阴，现在的山阴已然在大工业、小作坊的合力下，难得“杂花生树、草长萤飞”了。
尽管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诸如“官家主义”一样的核心概念，但能够展示中国文化的“目不暇接”，本身已经是难得的丰富和多元了。而这种丰富、多元，乃是历来的研究者所最为稀缺的思想资源。大家都吠声吠影的吵吵百家、百花，其最为钟爱的永远是自家那一朵，进而，为了给自家那一朵腾地儿，就把别的什么百花铲刈了。
May 19 唐山地震遗址公园未必在意是否世界首个唐山地震遗址公园未必在意是否世界首个 在唐山大地震31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有消息传来，唐山市将在四十公顷原地震遗址上建设世界首个以“纪念”为主题的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那个消息还说，以公园概念设计方案征集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竞赛活动，也于即日展开。（中新社2007年5月18日消息《唐山欲建首个地震遗址纪念公园》）
仔细阅读了这个消息，弄明白了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震后反思、舆论呼吁，乃至近些年民众愿望的井喷、商业力量的试探，唐山市政府终于决定顺应民意，要搞一个遗址纪念地啦！这样的建设，当真的能够“让历史告诉未来”。 不过，也有弄不明白的地方：所谓的“世界首个”到底是什么概念？是世界第一个地震纪念遗址吗？好象不是。即便在国内，早在2002年初，重庆黔江小南海地震遗迹就已经成为我国首个地震地质公园。主持其事者可能会强调唐山“这一个”如何如何与其他的不一样，问题是，“世界首个”就真的那么重要么？相对于每年7·28前后唐山满城街巷都是百姓在为死难者烧纸的烟火而言，到底是市民寄托哀思的哪怕是平平常常的场所重要，还是建设一个“世界第一”重要？
唐山市规划局发布消息的官员说得好，建设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主要目的在于“延续生命的记忆”，关注百姓的情感需求，为今人“创造和谐安全的生活环境”。既然主要目的在于对生命记忆的延续，在于“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那么，“世界首个”什么的，实在不应该是决策者最先考虑的事情了。难道唐山大地震的纪念公园，也要考虑与死伤人数的“世界第一”相称吗？这样的比附当然是荒谬的，不能也不会成为决策者的潜在意识。
在我看来，一个“世界首个”，大概传递出这样的一些让人担忧的信息。其一，作为一个京津唐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唐山信心满满的要怎样怎样，这种信心让大家对新唐山充满期待。同样，这个城市要建设的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大概希望更多的展示新唐山成就和前景。但问题是，如果建设思路主要是基于展示成就的考量，现有的纪念碑下的地震纪念馆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另起一个展示成就的地点。
其二，在这个“世界首个”的建设设想中，我没有看到将如何处置硕果仅存的9000多平方米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地震废墟。经过30多年的震后重建，唐山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崭新的城市，原来的满城废墟早已经被清理的清清爽爽。全城只有河北理工大学原图书馆楼、原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及原唐山十中等三处地震遗址具有可观性，2006年，这三处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中国仅有的几处地震遗址“国保”单位。如果新建的地震公园以“新”为主导思想，我担心，大规模的建设可能会破坏了遗址废墟的风貌。
我们为什么不能存留下一方稍稍具备规模的废墟———旨在教育后人、警醒他人的废墟？这或许是唐山大地震留给我们最大的遗憾之一。倘若唐山留下了大片地震废墟，将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和现实、情感和理性的交汇点，而今天的人们就有了一个活体的地震教育基地，这样的基地是任何高科技模拟都不能替代的。现在我们总在强调防震减灾，但这些凝聚着很多人智慧和心血的东西，很多时候说过去也就过去了，并不能留下特别的记忆。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地，活生生的现实将在使人脊背发凉的同时，深深植入人们的记忆。
当然，在较好保持了地震原貌的废墟上，当年唐山人民、全国人民的“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也会得到具象的体现，由此，新唐山的魂魄也将有所皈依。“十年重建、十年振兴、十年快速发展”，将更让人信服。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当年建设唐山的老照片时，依然会肃然起敬？因为影像的呈现使得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奋争。
这些硕果仅存的遗址，成为我们进入1976年唐山大地震仅有的、直观的通道。虽然有些逼仄，但毕竟是经由历史的眼睛审视过的通道。唐山没有必要去争什么首个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之类的说法，只要政府真的惦记着老百姓的惦记，悉心呵护好不容易存留下来的地震遗址，尽量还原当时的场景，那就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了。
May 18 陈，还是林？只是葬花吟 一个演员去世了，连带着，人们似乎感觉到那个角色的再一次灭灭生生。那可是中国人、准确说，中国的知识人心目中至为高洁的一个形象。轻易动不得。或者说，在中国，大家大概只有在两样事物上愿意大开口、吹大牛的，一是象棋，再一个，就是《红楼梦》。
大家都在悼念陈晓旭，连带着，把自己的心事也一块儿悼念了。而即使是陈，何尝不是在以自己的一生摹仿着一个女子呢！纠缠往复间，到底是陈，还是林？现实的人和艺术的人扭结在一起，注定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不是么？
陈的不幸，或许有用情过深的计较，不好说。幸或者不幸，都只是局外人便于归类的一种偷懒。至于当事人自己，多半没有想那么多。看看现在红楼选秀的热闹，真的希望那些水葱一样的女孩别太当真，入戏深，则无异饮鸩止渴。大众娱乐一番，也就够了。
无事忙忙，遂找出《葬花吟》，也算一种祭奠吧。陈，还是林？只是葬花吟。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莫，愁绪满怀无处诉。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把香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落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奴收葬，未卜奴身何日丧？
奴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奴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据说，甲戌本有批语说：“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憾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下批。”不能批，不批就是了。诗谶如此，夫复何言。
汪曾祺，一只南方的土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眼界大开，居然通读了凌宇编辑的《沈从文文集》，并且极其认真地撰写了长长的评论，自以为很懂、却只是略略窥见一点皮毛的样子。后来，看到的资料多了，才知道为了沈从文先生的研究，凌宇先生一度弄得颇为狼狈。这也算那一个时期特定的景观之一吧。
那个时期，文学上的争论往往会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甚至上升到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上。那个1930年代风靡一时的沈从文，既已雪藏有年，其可再提乎！即便偶尔提及，至多说说《中国服饰研究》一类的东西就可以了。他的审美取向，已被文艺总管先生判定为不健康啦。
然而，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80年，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发表，小说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怎么还有这样的小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一个出家四年的小和尚，飘摇着自在着，也摇曳着读者的心境。里边三师父还有这样的话语：“姐儿长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汪曾祺还自己解嘲：“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没有清规的和尚，寺院里的日子过得马马虎虎，和小英子的时间却清清爽爽，“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小英子的话，就像水面上掠过的风一般，吹过去，好象有过，好象又什么都没有了。
汪曾祺这个白头发的新作家就这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的清新、简练，让没有接受过沈从文一代大家熏陶的读者受到极大的审美冲击。原来我们的文字还可以这样漂亮、精致，摇曳醉人。而不仅仅是以往年代里的文字惊人，文字吓人，文字吃人。
往后的文学就真的百花开放起来了。因为“沈从文热”也热起来了，不仅恢复了大师的旗子，他的小说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里的席卷和扫荡。可惜的是，那都是旧社会的作品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同样被奉为宗师的汪曾祺，居然就是沈从文的学生。难怪。
读《受戒》，接着是《大淖记事》，后来就看到了《七里茶坊》、《羊舍一夕》、《葡萄月令》、《沽源》……汪曾祺先生的这些小说的背景竟然都是张家口的风土人情。查知，此君1958年至1962年期间，以补划右派身份。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坝下农科所四年。边地朔风，漫天沙尘，当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铁凝后来著文称许汪的乐观，“我去沽源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亮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怎样的耐心和爱。”
当年，汪曾祺受命在沽源绘制马铃薯——当地称土豆，大致是取其土头土脑的意思吧——后来绘成《中国马铃薯图谱》。在一篇散文里，汪快乐地写道，自己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
这样的快乐生活不仅仅因为土豆，还有口蘑，汪同样也绘制了《中国口蘑图谱》。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作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铁凝说：“我又常想，一个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
铁凝以温婉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下放右派的苦难生涯，让我们也感觉到这个老人的快乐或者说制造快乐的热力。这其实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文学描述之外，尚有另外的真实的苦难记录。汪曾祺说：“我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随遇而安》）
他还说：“我在沽源，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是说不清。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可以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他又几句短诗写道：“风梳着莜麦沙沙地响/山药花翻滚着雪浪/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这就是俺们的坝上。”（山药，塞北指马铃薯，也叫土豆。）
以我生活塞外20余年的经历，吾乡虽非困住苏武、张骞的“绝塞”，但与南方人汪曾祺自小生活的高邮里下河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仅仅凭诗意化的文学描述，或者说事过境迁式的宽容和豁达，就真的以为如何如何，一样是不真实的。
很多人在抬举汪曾祺的过程中，不免走远。以为此老后来喜欢写吃，就以为是天生的美食家、高蹈者，也算误读。剥离了具体时代环境，大概误读就是常态了。事实上，像汪这样一个经历了大苦难的人，怎能高蹈？他在1987年2月17日写下的《马铃薯》一文中写道：
“中国的农民不知有没有一天也吃上罗宋汤和沙拉。也许即使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也不吃罗宋汤和沙拉，宁可在大烩菜里多加几块肥羊肉。不过也说不定。中国人过去是不喝啤酒的，现在北京郊区的农民喝啤酒已经习惯了。我希望中国农民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因为罗宋汤和沙拉是很好吃的。”
这是看似轻松实则沉痛的文字。好在，现在的中国农民能够吃上很多好吃的东西了。不止北京郊区，即便他下放的绝塞，农民喝啤酒也很习惯了。汪曾祺，这只偶然掉落在北方的南方土豆，大可宽慰了。民歌唱：“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土豆掉进了土豆窖，一窖土豆而已。
——汪曾祺1997年5月16日逝去，谨以此文纪念汪先生逝世十周年。
May 17 铁凝的落花流水 铁凝的婚事真的是个事儿，这么些年来，这样一个聪颖、美丽、大方的女子，关于她的婚事，一直被人关注。你可以说人们很无聊、窥视欲强过对人的隐私的尊重，可是，为什么不能对这样出色的人多些目光？
很多人就从她的小说里，去寻找铁凝的爱情。找来找去，只是找到了铁凝的柔软，却没有发现爱情。铁凝说：“爱情是无法言说的，所谓爱情就是当它到来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将落花流水。”
这回好了。铁凝的爱情来了，没有“找”就“等”来了，于是，一切一切都落花流水了。还有，夏榆的文章写得多好，叫做“一洗凡马”，或者说，夏榆也落花流水了。
《铁凝的婚事》 南方周末 2007-05-17 16:03:33 □本报记者 夏榆 发自北京 4月26日，铁凝和华生各自取了户口出门。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要赶在“五一 ”长假之前，到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
出发之前，铁凝从办公室出来，先回家换衣服。时间紧张，北京交通拥堵得 厉害，赶到婚姻登记处，那儿已经快下班了。去的时候没带糖，临时让司机去买
，把喜糖送出去以后还剩一些在车上，铁凝说：我们自己也吃一块糖吧。然后跟
华生、司机三个人一起吃了两块巧克力。
有人预先跟办理登记结婚的人打过招呼，告诉他们不要询问，也不要接受媒 体采访。登记处的人并不知道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是什么人，因为经常有公众人物
来办理结婚登记。他们只是静候在那里，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已临近下班时间，铁凝和华生出现时，登记处已经没有多少人。 婚姻登记的过程很正规，双方确认结婚意愿，填注表格。结婚证的工本费是9 元钱，铁凝和华生都没有零钱，铁凝跑出去跟司机借了10元钱。钱交了，结婚证
拿到手里。办事人员跟铁凝和华生握手，说：祝贺你们。
婚姻登记处在二楼，一楼是体育彩票出售处，很多人在围着购买体育彩票，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铁凝和华生，他们从那个办公楼里出来，穿过购买体育彩票的
人群上了车。
“我们上了车，铁凝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啊，我结婚了。”华生说。 其时，北京世纪坛，奥运圣火传递线路的公布仪式正在进行。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喜庆暗合了更大的喜庆。”铁凝说。 婚礼庆典从简是一开始就决定的，但朋友们有意见，说怎么也得有一个仪式 。
后来就确定宴请一些亲朋好友，范围不超过一桌。 领证以后，在与亲朋好友相聚时，铁凝和华生宣布了他们结婚的消息。 “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是我一生要跟他相依为命的人。”铁凝这样评介华 生。
铁凝喜欢“相依为命”这个词：“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无法言说的，所谓爱 情就是当它到来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将落花流水。”
铁凝和华生没有透露他们相识和相爱的时间，双方都否认了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就不正常。一个人在我们这样的年龄，有我们这样的阅历，能真 正开始一段情感之旅，不容易。在你没有遇见之前，你会觉得很困难，半辈子没
见过面或者不认识的两个人，生活习惯、爱好、感情，方方面面，多么复杂的事
情，你的本能会觉得沟通会很困难。但是这些都不是你能预设的，当你内心有你
的情感标准，你等待，寻找，追求，然后你又确实被命运指引，有机缘相遇的时
候，你对爱情的预设和标准就都变活了。”华生说。
在此之前，铁凝和华生跟朋友有过一次旅行，在苏州的山塘街——苏州最古 老的街，铁凝和华生一起听评弹，听《杜十娘》，也听《太湖美》，但是真正打
动他们的，是根据陆游和唐琬的词改编的古曲《钗头凤》。
台上一男一女两个艺人，端庄、清雅和凛然，他们的吟唱深切哀婉。 两个心怀爱情的中年人，听着陆游和唐琬的爱情绝唱，听到“内心温湿柔润 ”。 “行政化”不应该注定是一个负面词汇 继陈丹青“不合作”之后，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也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合作”情绪。因为认为学校的过分行政化干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何向校方提出提前退休。论者多指责学校的“行政化”，有人还开出药方：让教授在保持教授身份的情况下，行使现在被行政官员所独揽的学术权力。
其实，我倒是认为，“行政化”不是、也不应该注定是一个负面词汇。大凡一个组织，当然要有行政，而且是高效、严密的行政。特别是在当今组织越来越庞大、情况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行政化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组织健康运转的中枢。轻易提出去掉行政化，只能使事情越来越乱。
为什么一些业务组织总是格外强调“行政化”可能戕害学术呢？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一者仍是权力之争，大学的运转到底是由处长、院长、校长主导，还是由教授主导？我想，大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越是重要，其行政主导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强，道理很简单，即便国家也是要强调可控性的。
再就是目前水平不高的行政化管理给了教授批评的口实，这一点尤其可能，正是这些比较愚笨的人的同样愚笨的管理，戕害了有个性的教授，也败坏了行政本身的声誉。大家现在说事动辄就是西南联大如何如何，其实仔细研究下，这个成功的大学神话成功的前提正是成功的管理，只不过，管理者往往化为无形而教授得到极大尊重而已。
这些事情查阅谢泳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文章以及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可知。还有一点，不知论者为什么不提，西南联大有些事情的成功，是教授挺身而出，和当政者强烈抗争乃至斗争取得的。比如联大院长集体加入国民党事件，冯默认了，而陈序经教授则强烈反抗。我以为，这种抗争是我们现在不应该沿用的。如果总有这样一种斗争意识，强调的却是现实利益，那永远谈不拢。
行政化绝对不是一个负面词汇，十九世纪初，福特流水线发明之后，影响了整个工业世界，行政化一样是对于“众人的治理”的高效手段。我一向认为，窒息大学精神的并不是行政化，而是大多数大学教授人文精神的沉沦。道理很简单，只要自己内心足够强大，完全可以成就许多事情而不是相反。
May 15 王蒙的一厘米哲学 文人向来多事，文人圈是非之多，也是别的什么圈难以比拟的。大家都有那么一点话语权，就都愿意表达表达。自我表达当然不够，就互相攻讦。闹得挺是个事的。前一阵儿，我看到广东的鄢烈山著文赞美季羡林，顺便，还捎着批了王蒙一下子。无非是世故、圆滑什么的……那一套。灯下研究《王蒙自传·大块文章》，发现王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很有意思。
他说：“我戏称我的特点是多了一厘米……我像一个界碑，这个界碑还有点发胖，多占了一些地方，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前后左右全都占了，前后左右都觉得王蒙通吃通赢或通“通”，或统统不完全入榫，统统不完全合铆合扣合辙，统统都可以遇险、可能找麻烦。”
这就是王蒙的“一厘米哲学”。也是他被视为滑头的主要根源。不过，他说得多好。再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损害他人的话，通吃通赢，未必就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这个人在中国的文学界这么多年一直保持新锐的创作，那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这样的埋头努力，比那些光嘴说、或者吃老本的“空头文学家”不知强多少倍。这样的实力，那就不仅仅是发胖一厘米的事儿。
May 14 俗文化不需要保护只需要尊重 北京说，要全面修缮整治前门大街了，“届时将恢复清末民初的建筑风貌，大街路面将换铺青白石路面，再现昔日御道风采，留存在老北京人记忆中的五牌楼、有轨电车（铛铛车）、广和查楼大戏台也将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应该算得上保护地方文化的福音了吧？还有。（《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14日）
又说，“前门大街是古都中轴线上最具京味和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和历史文化区域，是老北京市井风貌、史迹文物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直是北京建筑文化、商贾文化、市井文化、会馆文化、民俗文化、梨园文化最为发达的特色街区。”其实，扯这么悬乎，简单一个字就可以概括：俗。
要是说文化的话，前门一带的文化就是一俗文化。其特点也不深奥，底层化、参与性、芜杂性……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顽强的生命力。只要有生活着的人存在，那这种文化就会蓬勃生长。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郭德刚在哪火的，就在前门大街的茶肆里。
长久以来，前门大街就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聚集的地方；等而类之，那些没有发达的落魄人，其所暂时栖身的“天涯”，大致上也在这一带；更有点点香艳点点辛酸泪的戏子、娼妓，各色人等麇集的结果是这一地区的热闹非凡。众人皆曰“清明上河图”神采飞扬，如实展现了那一时代的样貌，其实，前门当年的热闹大类于此。
这些不入大人先生们法眼的俗文化，亘古以来一直那么繁衍着，似乎从来没有人说什么保护的话语。其所在历史上实际产生的效果，用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的说法就是，这些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理解、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
对于这些俗文化，我们采取的态度只要尊重就足够了。正儿八经的“保护”大可不必。我们目前的所谓保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太知道了。无非是花上很多的钱，把原本窄儿热闹的街道拓宽，建设一些新的旧建筑而已。这样的保护因为完全没有考虑到街区的文化生态，建成之日就是死亡之时。徒劳何益？
大概是去年的时候，前门一带老街区拆迁的时候，我在那里转悠了大半天。看着那些承载在几个世纪繁华旧梦的老房子变成了残垣断壁，伤感难以言表。我也有幸瞻仰了当代大家们新建的永定门，看着宽阔大马路上那个小小的完全不成比例的瓜皮帽一般的当代永定门，我觉得，如此这般重现老北京风采，只能是缘木求鱼。
我们什么时候不那么自信呢？动辄改造什么、重现什么，却恰恰忘记了最为根本的尊重什么、维护什么，须知，尊重和维护才是真正的保护。这方面，我们的前车之辙太多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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