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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游牧青藏游牧青藏 □涂涂 青藏高原的光影和情色，伴随着《天路》的歌声：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冈，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会飘荡至每一个向往她的人的心里。长长的、孤独的、幸福的钢轨，就那样静静地向远方延伸，延伸。从一段光影，到另外一段光影；从一个情色，到另外一个情色。 荒原、河流、雪山、湖泊，大自然最为原生态的样式，就那么不经意地进入人的视野。并且以无言的坚忍长时间的铺陈、渲染，极尽夸张之能事，她的博大，可以让世界上最孤独的灵魂自由自在，独步高原，在长久的沉默中品位无言的丰富。 藏族著名歌者亚东唱道：牵着太阳，放牧着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些外来者看来，歌词想象的诡异和精神的飞扬，或许直接秉承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神韵。这样的“放牧”，在高原上行走过的人几乎都能体会得到。 王洛宾、陈丹青、还是马原、马丽华，或者是海子、李娜，这些游牧青藏的歌者，一直以来，以其个人的记忆叠加起一般公众对于青藏高原的印象。“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海子的悲情浩浩荡荡，涌来，散去。
那样的孤高、那样的宁静、那样的心灵感应，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呈现得淋漓尽致。我想，或许正是在这块人与天的距离最为切近的高原，人与人、心与心、心与物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融通。 我曾经平躺在青藏公路旁边的荒原上。阳光很好，天色湛蓝，遥远的天边，有一串规则的小黑点在游移，那是青藏公路上的运输车队，常年累月的“游牧者”。我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并移动，是为这片沉默了亿万年的高原增添了些许生命的动静呢，还是干脆更增其寂静和安详？荒原上长长的钢轨，就是永不重合的自然与人力的平衡。 都是可能的。7月1日以后的“游牧者”，则是一条笔直或者稍显弯曲的线条。青藏高原上列车的移动，将可能拖着这块寂静的高原一点点活泛起来，“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我固然不希望像那个时代的诗人讴歌的那样：“汽笛的嘶鸣唤醒了沉睡的荒原”，但我同样愿意高原一 样能够融入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天路穿越世界屋脊。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不是会有大批外边的人涌入高原，沿着青藏铁路，游牧青藏高原，感受生命的悸动，体验自然的亲切；殊不知，“游牧高原”的意味，根本上应该是双向的。那一条笔直或者稍显弯曲的线条，同样扩大了高原人的生 命活动半径。
有人这样描述：“5月。当雄草原。一列火车开来，这是青藏铁路在试车。公路上，几个身着绛红色长衣的喇嘛，停住了脚步，向着火车张望。望着两条锃亮的钢轨向着拉萨方向伸去，我总觉得这其中蕴含着超过表面的意义。”那么。又是什么意义？国家意志的象征。 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成亲，在路上整整走了3年；上个世纪中叶，慕生忠将军率领解放军修建了青藏公路，汽车开进了拉萨；而现在，青藏铁路的开通，其最为伟大的价值，恐怕在于将世界屋脊与当代社会的距离拉近。“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游牧青藏。从格尔木到拉萨，这条只有一对钢轨的铁路，注定引领着人们驶入一个新的时间和空间。 ○海子《日记》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惟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惟一的，最后的，草原。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惟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惟一的，最后的，草原。 6月27日 全国人民都不能忘记唐山全国人民都不能忘记唐山
唐山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无私无畏的人民、是顽强不屈的人民，是能忍受千辛万苦、战胜各种困难的人民。这样的人民是中华民族的缩影。有了这样的人民，我们将无敌于天下。
——迟浩田 30年岁月滑过，许多的记忆都已经随风飘逝。只有那个炎热的夏季，那个夏季满眼的废墟，那些废墟上一具具排列的尸体，以及一座城市的自然浩劫，将长久留存在记忆里，存留在历史中。 将军说，那时我47岁，正值人生的壮年，还是满头黑发，现在已是白发苍苍。这些年来，总忘不了唐山。那些事情好象就发生在昨天。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死难者，不只河北人民、全国人民都不能忘记唐山。 将军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过坚苦卓绝、残酷壮烈的战争，将军曾经是手握兵符的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将军说，我没见过一次死难那么多的人，一座城市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是受伤的人，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一派劫后状态……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段悲壮的历史。 那一年，将军在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任上的时候，在山西接见新入伍的大学生兵员，得知这就是当年抗震救灾副总指挥的迟浩田上将时，一名学生兵突然从队伍中冲了出来，抱住将军喊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唐山地震孤儿，是您率领的十万大军救了唐山人。
将军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此时我落泪了。唐山的孤儿在转运到外地之前，大部分被收养在部队营地。有的连队平均三个战士照看一个孩子。在执行任务的军车驾驶室里，时常能看到随车的孤儿们，他们身裹着军大衣，手里捧着苹果。亲人解放军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批幸存下来的孤儿，后来分散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他们是唐山的种子。
“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这是将军今年母亲节的时候在《人民日报》撰文中的自我认同，在我们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将军的这种平易、谦和以及对唐山人民的款款深情。
“唐山地震牺牲的乡亲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英雄的唐山人民万岁！向河北人民致敬。”将军竖起钢笔，专注的、一笔一画的写下了这样的话语，看得出来，这些话语在将军是不假思索，应该在心中酝酿很久了。1976年夏季那60多个日日夜夜，注定将成为将军最为重要的心灵底色之一。他的深情、他的怀念、他的激动，都与这块土地已经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息息相关。 6月26日 大事件成为媒体热追的焦点 一个唐山大地震，一个青藏铁路，都是近期媒体追捧的热点。唐山大地震是往过去使劲追溯，有时，不免堕入片面的反思；青藏铁路则是猎奇，花样百出的新鲜让小康迷梦中的记者生发出几多优越和自负，然后，自做主张的告诉世人，藏民说了，他们认为他们很幸福。
一个多月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接触唐山大地震，从浅浅的表象，到深深的内质，大体上感觉到在一点点接近核心。但是，越是了解多了，越觉得发言的困难。面对着几十万人口的瞬间夭亡，以及几十年岁月的日夜折磨，我恍惚间觉得，说，还是不说，或者说说什么，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与人的内心相比，简单的表态，实在过于轻巧。尽管，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表态，并且在这样的表态中也感觉到了一种自足和快乐。
唐山大地震一晃眼已经30年了，30年来，我们确实不知道普通百姓是如何过去的，但是从公开出版物上，我们看到了挥泪的决绝，我们看到了唐山人民建设新唐山的风采，我们也看到了众声喧哗中，市民心语的缺失。只是有人说了，唐山人因为死亡过于惨痛，不愿意开口了。
果真如此吗？为什么不愿开口？其间有没有因为厌恶官样话语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我们现在的工作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这种腻烦减少到最小，进而让他们真的开口述说。事实上，在我们与普通市民接触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感觉到他们的表达愿望。
那么，就说吧。
6月25日 细节中的历史韵味一、1976年8月，中央领导人慰问唐山大地震受灾人民的消息传到山东某医院后，正在医院养伤的唐山伤员心情激动，夜不能寐，对着北斗星说道：北斗星亮晶晶，人民心热乎乎。
二、天塌地陷之后，解放军星夜驰援，从废墟中扒出了许多市民，他们出来时大都激动地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三、数十万生灵顷刻殒命，唐山瞬间成为不折不扣的死亡之城。诸多亲历者都说，唐山没有哭声。稍后，倒是有两次痛哭：9月9日毛主席去世，许多唐山人哭得昏厥过去；再就是10月份以后，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的解放军要撤退，唐山人举城含泪。仅此而已。
四、男人被压在倒塌的屋子下边，腰椎受伤，医生已经说了，就这样了，动不了了。女人不死心，坚持刺激男人神经的痛点，半年之后，奇迹出现，男人站了起来——这样的事情很多，每听到一件，往往感慨一次。
五、一个重组家庭，旧楼，空气通透，很是阳光的样子。男人刚刚从西藏自驾游回来，女人则一脸自豪地摆弄着儿子在乌克兰工作时的照片。儿子是男人的，女人说这个孩子跟她很亲。我们希望看到一些儿子的幼时照片，没有了。出来的时候，男人悄悄说，刚开始结合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很僵，女人一把火把儿子小时侯的照片全烧了。
六、从唐山转移出来的伤员被送到了山东，又很快分散了下去。山东老区人民把照顾当年八路军伤员的办法全使出来了。老乡送来的鸡蛋吃不完，就只吃蛋青，把蛋黄晒干制成蛋粉。等到回唐的时候，一些伤员竟然带了几十斤的蛋粉。
七、伤员太多，必须转移。后来统计显示，辽宁接收了19000多人，山东、河南接收了14000多人……而医疗水平最高的北京、天津、上海则基本没有接收伤员，只有少量投亲的，与全国轰轰烈烈的救治唐山伤员的气氛甚是不协调。何故？北京是政治中心，伤员涌入有传播疫情的可能；上海是经济中心，且路途遥远，故只派来了医术精良的医疗队，帮了唐山人的大忙；天津本身也是灾区。 6月23日 理想的新闻与新闻理想理想的新闻与新闻理想
一、这样说话并不是故意追求一种“理想”的拗口，也不是希望二者在多数情况下的同步和融合。实在是因为真的不愿意唐突了理想、曲解了新闻。以我品质并不算高的一年实践，并不能论说的很清楚。但这样的话题，大概是每一个有志于调查新闻的记者绕不过去的。
二、何谓“新闻理想”？大概说来，新闻理想就是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用自己的文本方式，追求第一时间真实报道事实，追求真实报道事实的权利。进而，通过这种追求，来逐渐影响我们所能影响到的人或事，乃至社会环境。
——这个概念的阐释是我抄来的，但经过了我的过滤。其中最为关键的我以为是“追求真实报道事实的权利”，这个权利不存在，其他所有的东西则都谈不上。
我尊敬为理想而献身的人，但我更愿意通过自身对形势的分析，设法努力完成工作，或者说，比较切近地接近目标。这中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理想一般而言是美丽的，而哪怕一点点的务实都会因为带有了尘世的尘埃而显得滞重。正是这份滞重，才产生了诸多关于新闻理想的慨叹。慨叹原本理想的新闻被打了折扣，以至于新闻理想似乎也被折扣了。
不过，如果不是故意世故的话，为了一点点推进我们的事业，我个人觉得，一定程度上的滞重和折扣未必是不可原谅的。有成就的记者一定是入世很深的记者，或者说，我们未必认可某些世俗通行的规矩，我们也无意助长这种接近于陋规的规矩。我们只是希望，在推进我们事业的过程中，能够做的更多一些、做得更长一些。 三、何谓“理想的新闻”？是秉承新闻理想制作出来的新闻？还是在与现实搏弈之后显露出来的新闻？或者干脆就是能够折射出时代走向、文明方向的新闻？这个问题大抵因时而异。“时势造新闻”嘛？或许就是这样。日常工作中，也往往有同行慨叹坚持的不易和现实的挤压，进而开始怀念邵飘萍、范长江云云。我们的工作有这样的高标，往往会使我们的精神有所皈依，思想有所依傍；但是，也可能落入另外一种境地，在追慕先贤中渐渐淡化先贤的生存环境，只剩下锋利和坚韧了。
由此，我们说，在不同的环境中实现各自的一定程度的新闻理想，这已经是一种极其务实的态度，也就是“大实话”。
更何况，从中国目前的新闻界看，尚存在一个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区别。一般的规律是越往上走，操作新闻的自由度或者说空间就越大一些。到地市报一级，基本上就很少转圜余地了。
四、我们有一个不定期版块“新闻调查”，开辟了一年多了。尽管在设计之初就预料到将可能会非常艰难，但一年多的运作还是让我们感觉到理想与现实差距的巨大。
挤压来自这样几个方面：商业的、政治的、人情的以及由于以上几个原因综合作用后产生的自身心理拘谨。
政治方面的禁忌不说也罢，笼统而言，这些禁忌对于一家地方党报领导下的都市生活类报纸而言，很少有破门的机会。
比如定州血案，因为其涉及到黑恶势力勾结地方政权对于无辜农民的无情打击，我们这个级别的媒体只能三缄其口。尽管我们还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地区恶性事件发生之前，呈现出来的种种恶行。比如这个地方比较普遍的黑砖窑仍在大量骗去外地民工做“包身工”，在我们看来，定州出事也是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怨愤的极端化表现，冷酷一点说，叫做“高峰体验”。
再比如邢台矿难，动态可以报，救援可以大报特报，但不能追问为什么。这样的说与不说，大体上没有质的差别。还有城市拆迁对于市民利益的损害、国企改制对于国有资产变相的掠夺等等题目，基本上不能正面去动。孙大午出事的时候，我们前往采访，在采访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孙大午的农村实验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只是还没有采访结束，就接到上边电话，停止采访。
与政治因素比起来，商业对于调查记者的困扰更为持久，也更为无孔不入，破解的办法相比较而言也更为稀少。首先是大客户的利益不容侵犯，通讯汽车房产大百货，这些都是商业化时代媒体广告的来源，得罪不得；其次是和职能部门关系密切的企业动不得，密如蛛网的关系往往让记者感觉到自己的不合时宜。
2005年我们调查了一个广告做得很猛烈的补铅的调查，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意想不到的纠缠，我们惊讶地发现，仅仅北京一个名叫某某宝的补铅产品，居然能够调动那么多的社会资源。与他们的长袖善舞比起来，记者的力量很有限。尽管最后我们的长篇调查发出来了，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我们也悲哀地发现，这个产品的广告做的更猛烈了，当然，主要是在电视台。
大家都在说，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商品化的经济社会，只是这个社会不只是提供给我们种种生活的便利，还有掣肘。调查记者的举动，一般而言，肯定会触动一些利益、一些利益团体，以及与利益团体相关的各色人等。破关不仅需要勇气、需要二百五的精神，也需要必要的谨慎。
人情的因素，越是在小地方越是呈现出紧密的特性，记者如果还生活在这个圈子，完全免俗是不可能的。
2005年，我们做过一个关于河北一些县份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一中”的调查，即所谓“一中大迁建现象”。这个报道后来在国内一些刊物也发表了，还有一些中央媒体也介入了采访。今年，教育部官员还专门就这一现象表态，要求各地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不要一窝蜂再建设高标准的一中。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但在报道采访完毕即将见报的时候，作为案例的那个县找来了“上边”。而“上边”在暗示领导关注的情况下，更反复强调人情。权衡之下，鉴于我们对新闻事实的认定，牺牲了人情，含糊了上边，才勉强出笼。
其他因为人情而被化解的调查就更多了。
种种因素综合作业之下，调查记者的队伍本身也就越来越分化、流失，就像鲁迅所说的大革命之后旧时同伴散尽：高就的高就、沉沦的沉沦了。就连鲁迅先生自己，不也抄了两年古碑帖么！坚持之难，显而易见。
正因为艰难，我们才有讨论的必要。才可能在夹缝之中，寻求一些新的突破。比如合作、比如迂回、比如有限报道等等。
我们这一级媒体的优势在于和我们生活的这一块土地有着很紧密的关系，拥有良好的新闻资源，这是我们与外界合作的前提，事实上，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成功的合作。
有些时候，本地不甚好做，我们也做一些异地采访，比如山西矿难、衡阳大火、开县井喷、芜湖的红顶商人、河北与山东交界地区的污染争议等等。不过，这样的迂回，难度越来越大。那么，我们也尝试另外一种迂回，即选择一些现象进行报道，这样，尽管新闻的冲击力减弱，但毕竟还是能揭示出一些问题。
当然，如果阻力实在太大，我们可以有限报道，等待时机较为合适的时候，抛出深度调查。这样的等待有时候一样有意义。因为。我们在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嘛。
6月22日 也说语文\国文兰台笔记18
在6月21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587期上，一篇《语文丢失了什么》，让高考后的中国教育界多了些许反思的色彩，中国语文教育再次遭受抨击。特别是，当这种抨击以高考试题比较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悲哀密如丛莽，归路在哪里？ “‘国文’‘国文’，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即开启童蒙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它给我们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烙在我们情感和意识的深处，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 ” 小的时候，一本《王老师教作文》翻来翻去，最后的结果，大致从技术层面掌握了被正统接受的作文格式。当时觉得也没啥，作文就是那么一个套子罢。谁善于套，谁就会游刃有余。如果能够加上一些个人化的小情感点缀一下，基本上就能够在课堂上作范文朗读了。那个时候，我常常沉湎于自己构造的虚假的情感满足中，还以为自己创造了世界。 及至自己也开始了传道授业，才发现，那个套子颇有害人的嫌疑。也就是说，文字构造的虚拟世界虚假虚浮虚伪，它甚至影响到了人对现实世界的体认。这个时期，一个辽宁老师魏书生的探索传达出一些新鲜的信息。但是，深入了解魏老师之后发现，依然是带着镣铐的舞蹈。魏老师固然希望传达出一些人文教育的信息，但是长久蒙昧的教育界实际上早已经自动放弃了努力，传统割断了，新学扭曲了，只剩下从一开始就不成熟的新语文的变态折腾。 在我执教的有限时间里，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努力，比如强调朗读、扩大阅读范围什么的。我知道，这一切也就是尽心尽力而已。更何况，我本人同样是糟糕的语文教育的受害者。后来就进入了新闻界，我天真的以为，这个喇叭可能会更好的传道。 去年的2月，我组织了一个关于母语的报道，还自撰了一篇倡议，我以为，那里边虽然为了被当下意识形态接受，而填充了一些比较大的话语，但总体气氛是和谐平实的。谨录如次： 《关爱我们共同的母语》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母语的包裹中。关爱母语，往小里说，有助于人们顺畅地交流和自由地表达；往大里说，则关系到民族认同和文化接续的宏大话题。 我们深情地凝望美丽的、充盈着浓浓人文气息的母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诗人余光中的诗句为汉语蕴涵的人文精神做了生动的注解。千年以降，中华民族以汉语认识世界、接纳客体，并不断丰富完善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孔子的汉语、李白的汉语、苏东坡的汉语、鲁迅的汉语，沈从文的汉语……中华文字列队而来，曾经和正在给予我们多少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陶冶！ 我们也同样殷切地关注着母语表情达意的工具价值。按照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设定，“交流表达”能力是一个劳动者的核心技能。其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其自身吸纳信息和沟通外界的成效。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较严重的冷落母语的情形。无论是汉语的人文性还是工具性，在目前的社会没有受到应有的关切。可能我们习焉不察，可能我们顾此失彼，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汉语曾经的魅力正在逐渐消退。新八股文体的质木无文、套话连篇；部分网络语言的粗俗失范；工具理性对于语文教育的扭曲等等，都在提醒人们要关爱母语。 我们不一定赞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张，但我们同样不赞同对汉语的冷落、唐突甚至践踏。 我们郑重呼吁：在社会层面，提倡说普通话、写规范汉字，杜绝不正当的说法和写法；在管理层面，有关方面应该将汉语能力列为一种评价制度，实事求是，规范要求；在文字使用频繁的一些行业，比如新闻、司法、经济、教育等领域，提倡规范使用汉语。 我们相信，越是在开放、发展的大语境下，母语的天空越是自由开阔。
这些年来，我每每努力做一些呵护传统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让我感到身心爽快。比如经典诵读。我一向以为，“经典诵读”的提法应该比“读经”准确，能够勾勒出我们的努力所在。很简单，从字面上就可以发现二者的差异：“经典诵读”语义重心在“读”，在于诵读的过程；而“读经”的重心则是“经”，是浩繁的程式化几千年的经书。发现二者的差异，也就了然了现在社会上关于经典的不同心态。像那个峨冠博带、后来干脆跑进一个山洞静修的蒋庆先生，生生地把一件正常的事情弄得魔怔了。不是说不能静修，也不是说不能模仿历史上的某一个大儒，问题在于，不能把个人的选择作为“政教合一”的理想提出来。 说了这么多，牢骚固然有，但不应该抹杀个人的努力。我以为，只要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情况可能会慢慢改变——这也是传统的意思。也是一个人成为君子的前提。
6月20日 民生的幸福是城市崛起的根基新唐山新人文精神系列评论之三 民生幸福是城市崛起的根基 □本报评论员 张家五姐弟的生活很忙碌，也充实。这么多年过来了，他们作为受到关注的幸存者，想来，大抵是不太喜欢外界的过分搅扰的。生活嘛，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日常的、平淡的、琐碎的过程，用心的过日子。当然，也因为钱钢的记录，让世人通过这个特殊的家庭了解到灾难中的唐山市民，触摸到一般平头百姓无法躲避的生活，并藉此感受他们的情感。（见6月20日本报报道《张家五姐弟：感谢社会感谢解放军》） 本报记者记者的还原式访问，成为平时忙忙的五个姐弟聚集一起的美好借口，他们的幸福，我们能看到、也能感觉到。而且，这种身心洋溢出来的幸福还有着浓烈的气味，很是能够感染他者。我们由此认为，民生的幸福是一座城市人文精神在“气味”上的体现，是一座城市崛起的根基所在。 市民的繁忙扰攘在使得城市繁忙扰攘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的繁荣。现代城市的标志之一就是市民生活的多样性，或曰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出发，城市应该有一种宽容的胸怀、开放的气度，应该能够让生活其间的人在遵守秩序的前提下，享受自由的、有选择的，当然也是有尊严的生活。 唐山这个渤海湾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城市，尽管已经引领了上百年的风骚，并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引领风骚；但在向当代城市迈进的过程中，似乎更应该注重调动普通市民的积极性。大工业因其恢弘的气势和规模优势，固然可以提升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但长远看，每一个小小的个体的共同努力，将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动力。这方面成功的典范数不胜数，即便在河北各市，一样有成功的“小狗”经济。 贫富差距的相对缩小不仅能够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也促进了城市的和谐。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日前在一个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这种分配不均和不公平，已经造成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不高，以及民生幸福感的下降。一个健康发展的城市应该能够尽量缩小贫富差距，至少应该能够创造公平的竞争起点，给人民一个自由竞逐的制度环境。 就省内而言，唐山的工农业发展比较平衡，市民生活一向富足，似乎并不存在和谐不和谐的问题。但是，近几年来，由于资源性经济的强力推进，在一些局部地方已经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苗头。如不加以注意，可能将会影响到城市的和谐发展。当然，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也正因为这样的苗头，唐山市正在花大力气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希望通过第三产业的拉动，破解一下单纯依靠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着眼于民生的决策，将使得城市真正立体起来。 城市存在的意义在于民生的幸福。我们的记者在寻找当年钱钢曾经采写过的这一个人物群体过程中，一点点进入他们的生活，逐渐感觉到接触到了一个城市普通市民的回忆和愿景。那种踏实的、家常日用的、平凡的生活样态，其实正是一座城市最为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一座城市的核心和内质。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言，城市建设固然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并不唯一。 唐山市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更拥有经过大地震灾难摧残的坚忍的民众，特别是后者，属于独一无二的垄断性人文资源。在新一轮渤海湾乃至沿海城市发展竞逐中，如能恰到好处的调动民众的热情，满足民众对于生活幸福的要求，可以想见，唐山必将焕发出强劲的爆发力和持久的耐力。 现在全市上下都在用心用力的装扮这座灾难洗礼过的城市，在路南区一个叫做赵庄的社区，我们看到每一家楼道都粉刷一新，社区路边一个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论的水池，还养着若干莲花，墙壁上“赵庄一景”几个字焕发出难得的神采。这就是日常的生活的幸福，可能很细微，但对生活在它周围的市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 最是寻常巷陌温情的幸福，最是底层民众对于幸福的感知，将铺垫起城市崛起的坚实根基。 6月19日 我看着麦苗青了又黄了 田野再难得连接成片了。高速公路、厂房还有居民楼群，把田野分割成一个个孤岛。放眼望不出去，我的视线里没有平野漠漠，再多的遐想，也只能在伪善的绿化带稍稍注目。我知道，那样的绿色并不是绿色生命本来的样子，而是一种人类自身装点生活的藻饰。
于是，黄黄的麦子就格外的悦人耳目。那柔软、平滑，略带些毛茸茸的感觉，让人放松。
从那个不甚寒冷的冬天开始，紧接着是返青的春天，然后就好象是一夜之间的金黄。而我的心境，似乎也经历了万水千山的裂变。至为艰难的大概还在于，我还不能表露这种痛楚，或者说，即使有所表露，也并不能得到任何同情和宽慰。
就在无望的大海中游荡吧。
春天的时候，我蹲在新乐市城市边缘的麦地里，看青苗的拔节，那样的青春活力，让久困的人感到无限的轻松。我记得，那段日子是我最为快乐的时光，我的生活中终于也有了类似青草而不是霉变的味道。
努力了30多年，以前总想着做这个那个，到头来，其实最想做回的，还是自己。麦苗青了，又黄了，根根茎茎完成了一个轮回，也在轮回中得到片刻的喘息。
那一次，我问，想不想到割完麦子的麦地里打两个滚儿？那样身心的全部放下的感觉，在我，已经很遥远、很苍老了。
10几岁的时候，每每在野外山坡上呆到夕阳西下，带着一身青草和牲口毛的气息，深一脚浅一脚的踅摸回远处那个热闹的村落。20多年后，我每每想起那段无辜的年月，每每为那样的无辜而喟叹。在人堆里混了这么多年，越来越没有出息，“好好的一个仁义孩子，毁了。”愚夫愚妇的三言两语，往往就是一个生命的判词。
青苗绿了，又黄了。我的生命曾经绿过否？我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就像一片黄叶？
“何草不黄”，也只能凭一苇之所如，纵万顷之鳞波了！ 6月17日 饮酒 一日忙忙，烦乱不宁，忽有老友呼饮酒，乐。我不烦人，人不劳我，彼此所用心用力者，唯扬脖耳。
人到了每日抚着肚腩的时候，乐事不多，正该勉力挖掘也。
饮完归去，众警察却在路口堵截。是啊是啊，这条街道灯红酒绿，正是好猎场。
停车，还是在路当间，没事，有警察的地方就有堵车。一个黑乎乎的类似遥控器的玩意伸过来：“请呼气”。连呼两次，那个大帽檐低着帽檐瞅手中的罚款依据，奇怪的样子：“偶？怎么回事？”
走吧。还摆摆手，不胜沮丧的样子。
扬长而去，哈哈，“怎么回事？”老子今天喝的是无醇。于是，再呼两口。 6月15日 记忆中的高原一
覆雪的安固里淖，平平展展仰在冬天的坝上。风大，淖边的村庄有些积木的样子，远远的，摆在那里。看不见人的活动，几家屋顶上，有隐约的烟。或许，男人们正在喝着似乎永远没有散场的酒吧。
二
一道道望不到边的山峦，对应着飘到天边的信天游——信天游是电影里电视里的影象，我确乎没有亲见。不过，走在两腿黄黄的土地上，我也确乎能够听到那样丝丝缕缕直入心里的歌哭。
三
总是看不到山顶的形状，云遮雾罩间，蟠曲缠绕。从一侧山顶直下怒江峡谷，然后又盘旋而上，上下之间，红土地裸露，呈现出几何分布的壮美。有一个山头，圆圆的，红红的，全部锥面都被开垦了。
四
摸天是不可能的，但当你仰躺在青藏公路上，望远处点点黑点的挪移，一定会感觉到宇宙的不可思议的辽阔。极度的安静。并不伟岸的昆仑山。各色莫名其妙独上高原环保的人——你不来其实就是最大的环保。
7月1日，人类最后一块儿荒原也通火车了。这个现代工业的怪物，可能会使得高原立即成为小资伪小资麇集的沙龙。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流吧。
小结：与大自然的亲近，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知识构成。或者说，人原本应该这样从大自然中一点点长大，只不过，出于某种切近的需要，异化了而已。
还有性灵。今人读唐诗，意思不难，难在人与物的两厢融合，难在凭空想象自然的南辕北辙，难在心灵上早已蒙上的腻腻猪油。
我总是想起一个个高原。想起在高原上行走的日子。想起我在城市里奔波的种种辛苦。想起努力克制的所谓“不如归去”的矫情。
我说，也就是偶尔归去吧。当活着本身已经成为目的的时候，一切反而简单了。事功、立言、做人，该怎样就怎样吧。
6月14日 阳光穿叶,诚好景致也兰台笔记18
昨夜昏昏，辰起见阳光穿叶，小径洒金，清新之气充盈，心中始有生气。此中情境，在平原城市殊为难得也。
忽忆昨晚刘健宏君在德国兴奋的语气，韩国队逆转，二比一战胜了多哥，亚洲胜利云云，一时奇怪，君其何故如此狂放欤？吾中华球队固然没有露面，然热情似不应简单转移至韩国矣。依此思路，若多哥球队与外星人作法，君亦欢呼地球人的胜利乎？
一笑。
偶翻《读书》，翻到舒芜记述父亲方孝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重印的事体，有石破天惊之感。当然，我的叙述可能要为事体的效果打些折扣。
舒芜说，父亲书中尽管客观，仍不免流露出一己的审美倾向，比如通过晏殊谈如何写富贵诗的个案，以及讥评郊寒岛瘦之诗如何“刻画穷况，未免太过”，表达个人对于写富贵和怨穷苦的意见。晏殊自诩善写富贵气象，“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且说：“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如果舒芜仅仅剔抉出乃父的审美情趣，也就不值得细说了。眼目还在后边。宗尚“和平富贵”、“清华高贵”的方孝岳先生在晚年的自寿诗中，却全无屡屡提调舒芜作诗能够“回中晚而为初盛”的富贵清华。
为惜流光重此辰，高秋黄菊一时新
无边风雨成孤啸，何处江山结比邻
老去心情云赴壑，鬓边消息火传薪
唯余片石罗浮在，清供窗前作主宾
——1946年《五十自寿》
西风又作撼窗鸣，尚着残蝉向晚晴
时节不随人意尽，黄花空笑白头盈
朋曾自写徙徙态，邂逅谁为昔昔行
剩有宵来邻笛感，放怀同办酒杯倾
——1956年《六十自寿》
舒芜说，撼窗西风之中，一只残蝉断续嘶鸣，更是凄厉之声。末了竟要在”山阳邻笛“声中倾杯放怀，简直是黑色幽默，哪里有一点自寿的欢乐？
只要看看自己为寿的年代，那样的风雨飘摇，实在不能让老人发出初唐盛唐的金玉之音了。尽管老人更喜欢太平年代的“溶溶月”和“淡淡风”，但已经不可得了。时代的狂风巨澜，投影在个体的生命上，往往是阴影大于光亮的。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说，基本上没有办法逃避这种狂暴和凋零。
舒芜说父亲其实也是自况，在一个没有了阳光穿叶的乱离之秋，个体情致很难摆脱时代的制约，并非个人品德实在是身如飘萍的缘故。看来，已经84岁高龄的舒芜，终其一生都在辩白以及曲折的辩白中度过了——这又是时代对于人的生命的制约了。
文章终了，舒芜追问道：“此书（指《中国文学批评》）第三次问世，作者自己的审美倾向（指宗尚”清华富贵“），会不会与今天举国主流正在高唱的某种声音有巧合之处呢？”
这样的追问，照例是没有答案的。所谓“拈花微笑”，如此而已。
八十年代的历史划痕兰台笔记17
查建英的访谈录《八十年代》把人的怀念扯了出来。
这本书中，阿城、陈丹青、陈平原、田壮壮等大块头和一个叫做查建英的不见经传的主持人一起出现，顺手也就把一个现在看来应该属于“英雄时代”的年代，放在了我们面前。
相对于当年的名满天下，这些人的影响已经是大大式微了，但这样说并不等于我认同某些人所说的“边缘化”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或者说时代精神。在那个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处于启蒙阶段的年代，这些人是当然的精神领袖，理想、命运、国家、民族……类似的大词与时代是契合的、与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气质也是契合的。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谈那个年代的文学时，说：“我觉得八十年代的文学、学术、艺术等，是一个整体。包括寻根文学、第五代导演、文化热，在精神上有共通性。做的是不同的事情，但互相呼应，同气相求。共同拥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还有就是有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
音乐人刘索拉说：“八十年代的开放给新一代的文化人多出一种幻觉，就是受世界级的邀请，得世界级的奖，变成世界级的人，于是人生的意义得到了最大的夸张。比如，诺贝尔奖曾使多少现代文人都睡不着觉？但在鲁迅的时代，这并不是文人生活和创作的准则。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要当英雄，结果赶上了一个名人时代。英雄和名人不是一回事，英雄是把一条命给豁出去就算了，名人是把一条命给拧巴拧巴放进史册里。我记得曾有作家说，我和谁谁谁在一起做了什么，糟了，这下子要传遍全世界了。有人为了自己的名字紧张一辈子，一举手一投足，以为全世界就盯着他/她一个人。”
对话的口述史方式本身，或许正是为了留下一些模糊或者清晰的划痕，以重现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甚至也有些反思。访谈者自己说，书中虽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却没有变成一个“怀旧项目”，大多数谈话者没有简单地将80年代浪漫化，尽管他们那时年轻气盛、出道成名。
但是，引导访谈的人的“不怀旧”，那个“旧”就能够自动消失么？
浓浓的“闲坐说玄宗”的氛围，让人觉着，历史、那一页，真的翻过去了。 6月12日 老乡崔护想起一位河北老乡的句子。品读。 题都城南庄 人面桃花相映红。 桃花依旧笑春风。 想来其所惦念的不过是长安女子的惊鸿一瞥，只不过，在落寞人的心中，那样美好的意象已经在日思夜想中放大了。 常常想，如果崔护在进士及第，“一日看遍长安花”的境地下，还有可能如此做断肠人行走天涯的举动么？世事难料，很多遭遇原本就是说不清，也无须说清的罢。中国文人的蕴藉之深、之曲，大概也并非我这样愚钝的人所能察觉的。 某人一款国产手机，铃声为碎玻璃的声音，静静的夜空下，破裂的声音破空而来，我感觉到，它一定划破了些什么。 又看到同名的歌词：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映相红，今年春归寻芳踪，桃花依然笑春风，此门此景难相忘，此恨此忧空惆怅。此门此景难相忘难相忘。 人面不知何处去，花开花落在梦中，人面不知何处去，花开花落在梦中。” 其实，四句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演绎重复如此多。或许，这就是诗的年代与散文的年代的区别所在吧。 6月10日 非物质文化：人类回望过去的眼神 河北省搞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省博，因为一向自诩有些文化，或者说，对于文化有些责任感，又或者说，自己认为自己对于文化有些想法。总之，去看了。
展览是全景式的。基本上是成就展，比如秦皇岛市文化局开了一个保护工作会议，也要把照片郑重地贴上去。还有一些实物，不仔细看也就漏过去了。
展览的亮点是四个穿着草编裙子的姑娘，那么年轻，那么温和的笑容。黄色的草裙在青春的身体上似乎也有了生命。不过，我以恶意揣测，注意姑娘的人恐怕远胜于注意她们身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这大概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尴尬，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所谓文化，只能是标本式的展示工具了。姑娘身上点缀的，只是文化的一点藻饰，并非文化主体。我们大家感兴趣的，也只是装点了别样风味的当代时髦女郎。
还有魏县土布，花色暗淡的窄幅土布，若是用做装饰，尚能体现出一点返朴归真的意思，但若是真的铺在身下、穿在身上，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铁凝《笨花》中多次写道用本地短绒的棉花“笨花”纺织的土布衣服，用做文学意象，当然神采飞扬，可人们再也走不回那个粗硬的壳了。
故去时代的各种零散物件，琳琅满目，一件件摆放在眼前，我丝毫没有感觉到那种生活场景的复原，也没有感觉到这样丰富灿烂的文化是如何的启迪我的心智。我只是觉得，这样的抽取实际上是一种血腥的残忍。我们把往昔生活的所有都丢弃了，只是抽取了其间几根肋骨，作为牺牲，献给当代被物欲填充得满满的人们。
保护的说法，在明白人那里，其实也就是一种无奈的说辞而已。江河日下，风采不再。几多好心人勉力为之，大家所做的其实都是心照不宣的工作。他们的努力，无非也就是留住当代人回望过去生活的眼神而已。
这或许就是“保持文化连续性血脉”、“蕴涵民族强烈认同感”的意思吧。
但无论如何维系，其原生态生活环境的消逝，注定是无可挽回的了。 6月8日 邱明君的“潜在政绩”可能触动哪些“潜规则”“潜在政绩”如何避免成为“潜规则”
□涂涂
似乎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官员考绩开始注重“潜在政绩”了。四川省三台县委书记邱明君主政三台多年，三台县财政收入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但是，这没有影响邱明君的升迁。原因据说是他主政期间，没有对政府11个亿的欠债采取拖的办法，而是用5年时间还完这些债务，还投入1.6亿对三台县的国企进行彻底改制，给下一任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工业底子。新的考核体系认为，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执政思路使邱明君的潜在政绩浮出水面。（见6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6月2日《成都商报》）
这里所谓的“新的考核体系”，指的是中组部拟借鉴的官员考绩绵阳经验。其主要特点是，把不能量化的、诸如环境、公共服务等考评项目整合到民意调查中去，用民意调查的方式来反观政绩。这些无法量化的“潜在政绩”，成了官员升迁的新的指挥棒。
如果我们不考虑事物方方面面的相关性，这样的政绩考察的确是对以往单纯注重“显性政绩”的一次反拨，有望建立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新官场生态圈，其所透露出来的政治清明的信息，让关心吏治的有识之士欣喜不已。
可问题恰恰出在这个“相关性”上面。官员政绩历来都是整个中国社会运转的枢机所在，传统社会的情形不用多说，从倡导礼制的孔子开始，几千年的文化累积造就了中国有别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官场文化。在这种官场文化的主导下，整个经济社会的几乎全部资源，都围绕着这个庞大的“场”流动。有形，似乎又无形，所谓“千钧系于一发”的说法，应该不过分。
与之相联系，尽管当代中国的官员都是“人民公仆”，与传统社会所说的“官”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就其调动经济社会资源的职责和能力而言，就其在社会生活中应该起到和能够起到的作用而言，二者仍有一定程度的接近。
这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传统社会官员们面临的政绩、政声，以及升迁难题、为官潜规则，邱明君这样的当代官员一样会遇到。而且，鉴于当代更为发达的经济、政治关系，这种难题可能会更难于破解。
邱明君是一位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其权力固然很大，但掣肘想来应该不少，11亿元的债务、千头万绪的遗留工作，都可能影响他的判断和决策。如何衔接前任、填平“亏空”、平衡新旧各方面利益关系，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潜在政绩”所能囊括的。重重压力之下，勉力维持已属相当不易，更何况尚有开辟新局面的自我以及他人期许！
从现在媒体披露的资料看，邱明君抛掉了“新官不理旧账”、“有粉擦在脸上”、“我走之后那管洪水滔天”之类的“官场潜规则”，走了一条稳定发展、继往开来的几乎注定不能凸显政绩的路子。这样的努力，在一个日益浮躁、争奇斗艳、争相抢眼的现代官场，不能说是西西弗斯式的劳而无功，也更多是道德意义上的操守坚持。坚持之难，显而易见；若说作为普泛意义上的推广，难上加难。
可见，廓清片面追求“显性政绩”的风气，还“潜在政绩”以正常的、公允的评价，除了官员考绩、升迁评价等方方面面制度的配套以外，还需要取得社会各个层面普遍的一种认可，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上层。也就是说，仅仅有民意是远远不够的，民意可能会对部分官员的仕途产生影响；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更多决定官员命运的依然是官意。
邱明君是幸运的，他的“潜在政绩”得到了各方面认可，实践了“政声人去后”的雅言；邱明君也是孤独的，而这种原本应该很正常的政治生态，或许在我们越来越明晰的执政思路中，越来越值得期待。
6月7日 理想中的狼性狼 性
下午，我的朋友来电话，说城里有事，今晚不回来了，并委托我把院子里的狼看好，千万别跑掉，说是明天早晨，有一个客户要看狼，他一再嘱咐我，现在狼价上来了，不能低于五位数。我满口答应着，请他放心。
放下电话，我又到院子里，围着狼转了一圈。这是一条雪白的狼，身上一根杂毛也没有。自从上午被朋友捕获后，它的情绪一直不稳定，四肢不停地抽动，总想挣脱捆绑的绳子，我看它也是白费劲，因为我刚才检查时，看到它手脚被捆得很牢固，甚至脚脖子上因用力过大，有的地方狼毛已脱落，鲜红的血丝，已从皮下渗了出来，染红了周围的毛，也染红了周围的绳子。听着它那断断续续的长嚎，看着它那无奈的眼神，我心中涌出一股怜悯之情。不过，朋友的重托，我是不会忘记的。
晚饭，我桌子上放着一只万里香烧鸡，半壶老酒和两个烧饼，我看着这些，不知怎么搞的，想吃，却咽不下去。我站了起来，拿着烧鸡，送到了狼面前。狼看着我，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可没想到，它竟像人一样摇了摇头，继续仰起脖子，长嚎起来。它的声音是那么凄凉，那么无助，能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为之心颤。
我无话可说，也说不出来，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便回到屋里闷头大睡了。
天快亮了，我不知狼什么时候停止了呼唤，先是感觉四处静悄悄的，心想，狼折腾了一宿，也可能睡着了吧。又过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莫非狼跑了……想到这里，我急忙披上大衣，趿拉着鞋向屋外跑去，刹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两只乳白色的小狼，毛茸茸的，正偎依在母狼的怀里，贪婪地吃着奶呢。其中一只稍微大点的，还睁开了一只湛蓝色的大眼睛，一边吃奶，一边看着我。狼妈妈虽然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可它还是艰难地歪着脖子，伸出长长的舌头，为那只小点的狼宝宝，梳着肩膀上的乳毛。
看到此时此景，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身不由己地为狼解开了绳子。整个松绑的过程，狼妈妈始终看着我，没有动，也没有叫。当我把绳子扔到一边时，心里如释重负。我想，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对眼前的情景无动于衷。
再看看狼妈妈，两眼早已湿润了，它先是轻轻地站了起来，然后又“呼”地跪下了，鼻子挨着地，一直不肯抬起头来。两只小狼在我们周围，无忧无虑地嬉戏着，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慢慢地蹲下，用右手抚摸着狼的头，接着向远方指了指，轻轻地说：“走吧……走吧……”
狼妈妈知道我的意思，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领着两个小宝宝，在我身边依依不舍地站了很久很久，然后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院子，渐渐地消失在茫茫的雪原里。
这时，天已经亮了。我望着寂静的院子，等朋友回来，真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交待。
——这是我的朋友、专心画狼的贺俊鸿先生在某文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字，之所以这样说，实在是因为根据我对于文学体例的认知，不知道把它看作日记、小说，还是诗。有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文中高扬着理想主义的精神。
贺俊鸿先生目前仍供职于渤海边上一个叫做南堡的地方，那里有辽阔的像大海一样的盐场，据说，如果不是自动控制产能，这里的盐场产量可以做到世界第一。因为物理视野的开阔，使得人的心理空间相应开阔起来，思维，也由此自由驰骋。
在早些写过的一个文章里，我曾经反复表达过一个“人狼合一”的意思。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中狼的存在绝不是孤立的，它是个体意志最为切近的对应物。“狼生孤独”、“行者无涯”、“怀念狼”云云，都是文化学的、社会学的，而非生物学的。
贺俊鸿先生在近来的画作中，开始注重出现一个叫做“落潮湾”的地域名称，这个极易引发想象的地名，对于他的狼来说，应该能够起到至为关键的托举作用。
不过，说狼就说狼，如果因为现实世界的不尽如人意，而完全把情感投注到狼世界，进而，甚至得出人不如狼的意思，大概又有些越界了。我来自北方的山区，我知道那里的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区别就在于，自然的世界是不加掩饰的残暴，而人的世界呢？大概属于粉饰下的温情脉脉的残暴和恶毒罢。人们的向往狼世界，或许正源于此。
当此情境，我们是退回到自然，还是能够尽力改变一下社会呢？两边都很难，甚至改变云云比退回还要繁难，这样，优游林下，赞美纯真的动物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哎，万劫不复的人性啊。
另，贺俊鸿先生的巡回狼展6月16日在京开幕，闹起来了。下边列举几幅，悦人耳目罢。
想家了 想家了。
沉重的生活在貌似平静中折磨着人的性子，倦了的时候，便有了家园的思念——这不是很没有出息的表现么？
20多年紧张行走，现在发现，很多个时候，还不如歇歇。原来自己所以为的努力，其实只是在焦虑驱使下的盲目奔波——于个体整个的生存境况改善并无大益。
家是什么？这样愚蠢的问题在我居然还需要好好想想。或许，就是一种放松身心的地方吧——这样的理解往往太过格式化。试想想，哪个的家能够抵挡物理的狂暴和心理的肆虐呢？
6月6日 地震实物承载并传承地震精神“新唐山新人文精神”系列评论之二
地震实物承载并传承地震精神
□涂涂
一个晴好的黄昏，河北理工大学地震遗址，两束鲜花静静地摆放在粗砺的水泥堆积物跟前。正在撤换护栏的工人师傅说，鲜花是当天下午一对老年人敬献的，从装束和随从的年青军人看，两位老人应该是军人出身。老人献了花，绕遗址走了一圈后离去。工人师傅说，这些天，总有外边的人到地震遗址跟前转悠。
洁白的百合、粉嫩的康乃馨似乎一度柔化了废墟的断壁残垣，或者，更衬托出那建筑物的残缺扭曲和呲牙咧嘴？
我们知道，这处面积不大、仅有两栋楼房大小面积的地震遗址，如今已经成为唐山大地震所存不多的几处遗留物代表，成为定格那个特定时空最典型的客观对应物。很多人来到这里，既为纪念，也为了让记忆重回那个残酷的时刻。或者可以说，地震实物以其物理的存在，无言地诠释了诸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所谓大美无言、大象无形。人们通过这些残缺的建筑，得以深入到彼时受难者的心灵，悉心体察他们的悲苦和上进。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地震景观只是一种极为局部的地震废墟。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你从灰尘和瓦砾中直起腰身的时候，面对满目创痍，那又是怎样一种心境？
这些年来，唐山从一片废墟瓦砾中崛起，世人多津津乐道其震惊世界的成就，殊不知，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源于一种正视灾难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尽管无声无息，但是它确实蕴藏在普通的、最广大的唐山民众中间。那些蹬着三轮的汉子，那些巷道里行走的矿工，那些居民楼下摇着轮椅的大妈，那些粗声大嗓吆喝生意的下岗职工……地震毁掉了他们的家园，也毁掉了他们寄托在家园之上的梦想。但正所谓希望从绝望处升起，这些普通人的筚路蓝缕般的努力，让一个新唐山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这里，我们强调地震实物的精神价值，强调蕴涵在民间的力量，并不是要刻意推崇什么。恰恰因为民间蕴藏的这种努力建设的冲动，成为唐山政府层面可以引领的力量之基。而这，也应该是新唐山新人文精神值得期许的前提之一。
我们认为，而今存留的以标本形态存在的地震遗址，实在是唐山最为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是丑陋的，它又是神采飞扬的；它是沉默的，它又是蕴藉无穷的；它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混凝土钢筋废弃物，它又是民众虽经历百般柔折犹不气馁的象征物。
一位“老开滦”曾告诉本报记者，地震资源属于唐山独一无二的核心资源，同样，蕴藏在民众中间的人的精神更是值得发掘的文化资源。现在，唐山的震后残垣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取代，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居民一样，唐山人也在为生计忙碌。但是，每当面对仅存的地震遗址，唐山人能无感怀乎？
据说，幼蝉的蝉蜕是一种脱壳过程，浑身扭动着，瘦弱的腿不停伸屈，很痛苦的样子——但终于把旧壳淘汰，赢得一对新翅膀。这样的新生过程对于唐山这座城市也是如此，唐山的辉煌离不开民众的刚毅坚卓，正是这种“贴着地面行走”的草根民众的努力，让唐山铸就了现代化的基石，蝉蜕的翅膀也从残垣断壁渐次展开。
6月5日 民间的感恩让唐山与众不同 唐山大地震30年面影⑦
“新唐山新人文精神”系列评论之一
民间的感恩让唐山与众不同 □涂涂 6月3日，8位“骑行万里谢恩”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在武汉受到市民热情的回应。而在此前，一个名叫张晓东的唐山市民也曾单车南下河南洛阳，向地震时热情救助过唐山人的洛阳人民深情谢恩。 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市民，他们可能每日辛劳奔波在谋生的途路上，他们也可能对于整个唐山的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但是，他们依然试图以自身的微弱的举动，诠释一个城市对于那场灾难的理解，表达一个城市最底层人民对于援助者的款款心曲。此情此景，令人动容。 任何大的灾难，最终还是落到一个个的生命个体之上。鲜活的、强壮的，还是勉力维持的，都是真实的存在，都将直接承受灾难带来的身体和心灵伤害。
唐山大地震毁灭了一座庞大的工业城市，数十万生命或湮没、或哀哀欲绝。尽管经过了30年的岁月淘洗，阴影很难完全散尽。至今，有的逃生者晚上拉上窗帘后，仍有心悸的表现。这样的心理折磨大概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些，只是问题的一端，或者说，灾难的“悲欣交集”中之“大悲”。“大悲”之外，更有无尽的“欣慰”在酝酿、生发。灾难的戕害不可抗拒，而人自身的求生努力，人与人的相互救助、相濡以沫，殊为难能可贵。
更有外来的救援，灾难甫至，唐山人民自救求生，当此生命紧要关头，来自全国各地的救助让危难中的人们绝处逢生。这同样是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即使在事隔10年、20年、30年之后，依然闪现出纯美的光芒。
唐山人民记着这一点，如果将这种记忆称之为感恩的话，这种感恩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同样也来自民间；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宏大叙事，同样也是这座城市市民的个体记忆。但有机缘巧合，即蓬勃展现。比如唐山人的自愿献血一直走高，比如唐山人的古道热肠等等。我们可以把这种来自民间朴素的情愫理解为感恩，但这又不是惯常意义上的感恩。正像一位地震幸存者所说的那样：那恩情，实际上是还不完、没法还的。
我们理解，源自唐山普通市民中的感恩，首先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大浩劫之后，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心存一份感动，进而每每能够主动帮助别人；同时，还应该包含另外一层意思：把自家的事情做好就是对恩人最好的回报，也即是所谓的“争气”。一个市民是如此，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我们认为，在建设新唐山的语境下，这后一种感恩，正是目前唐山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价值，也是新时代唐山的新人文精神的集中表现。猝临大难，顽强求生；面对废墟，不屈不挠。曾写作《唐山大地震》的记者钱钢日前来唐山签名售书时，盛赞唐山人直面灾难时的从容和坚忍，他说：“……地震对我个人来说，深层次的认识是不能忘记唐山人的镇定、从容、举重若轻和强大的忍耐力。”“从灾难中走过的唐山人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他们的核心价值，他们有他们的精神风范。”
我们现在着力推动的，正是这种力量的自觉与发掘。我们相信，当唐山能够把感恩升华为绵绵不绝的努力的时候，一个新唐山就诞生了。正像钱钢所说的：“……我们希望唐山能够珍惜自己的历史和核心价值，以自己历史里面蕴藏的核心价值作为自己软力量的根源，那唐山就一定是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座城市。”
6月3日 孝庄的陵寝为什么毁坏那么严重 前两天一则消息很让我不痛快，说宁夏西夏王陵封土坍塌严重，保护区管理处领导呼吁加强保护云云。西夏王陵我是造访过的，那大概是2000年的事情了。远远的，就看见那一堆堆挺立在贺兰山下的尖顶大土堆，就像一个个惊叹号似的，给人强烈的审美冲击。当时，我看到有些封土已经坍塌严重，随便问问的结果，堵心复叹息：曾经有一段时间，人民军队的空军把这些大土堆当作练习投弹的靶子。
历史的事情往往不好仔细算帐，一个时代也有着一个时代的历史理性。我们现在的社会认知都在朝向良性和谐的方向走着，这是好事，可具体到很多已经毁坏的文化标志上边，也只剩下缝缝补补的工作可做了。
那些硕大的直刺蓝天的大土堆，长久存活在我的心念中，那可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以后的修补，尽管可能延缓了其消亡的时间，但已经与西夏文明无关了。
接着，在遵化，看到了清东陵的孝庄皇太后陵寝——昭西陵，一个独立于东陵圈外、残破不堪的孤独坟茔。
据说，昭西陵的建筑规格是非常高的。
其一，重檐庑殿顶的隆恩殿。清代陵寝，无论是帝后陵，还是妃园寝，大殿都是歇山顶，只有单檐、重檐之分。唯独昭西陵的大殿是重檐庑殿顶的。庑殿顶是古建筑中最尊贵、最高级的形式。 其二，两重围墙。清代所有的陵寝只有一道围墙，唯独昭西陵有内外两道围墙。 其三，琉璃花门建在大殿之前。琉璃花门三座作为陵寝门，都建在大殿后，是后寝的门户，这是清代陵寝的传统规制。昭西陵的琉璃花门设在大殿前，为清代陵寝中的独例。 其四，神道碑亭。清代陵制，皇后陵是皇帝陵的附属陵寝，所以都建在皇帝陵的旁边，不建神道碑亭。而唯独昭西陵前设有神道碑亭。这一切都昭示着陵主高贵尊崇的身份。 但是，这样的规格，在我们这些偶然的造访者看来，实在只是纸上的荣耀了。大殿已经不存，高高的平台上，柱础尤在，而通天大柱早已随风飘散；围墙的确还是两道，只是被什么人野蛮地拆了两个大豁口，更加增添了此间的荒凉意味；玻璃花门上荒草萋萋，神道碑体摇摇欲坠。通观整个昭西陵，一派萧索荒凉的况味。
怎么会毁坏得这样严重呢？
翻检资料，我才发现，很难找到毁坏的原因。而关于这个陵寝的说法大抵是它为什么建在清东陵 的圈外，人们对于一个杰出的女政治家个人的兴味远远比了解谁毁坏一个陵寝要高。
有人研究后得出结论：昭西陵之所以建在清东陵风水墙外，一是遵照了孝庄文皇后的遗愿，不使其远离亲手抚育的子孙两代皇帝（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文皇后病重时，面谕康熙帝：“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心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二是表明昭西陵与东去千里的昭陵同属一个体系，建在陵区外以示与清东陵有所区别。所有的传闻均属野史，不足为信。
各种公开的资料都不愿或者忽略了毁陵的原因。终于，有人说了，“昭西陵是被破坏的最惨的，孝庄太后的陵墓处于整个陵园的外面，所以保护不够，看门人说是文革时期无政府状态，一个放牛的疯子用火烧了昭西陵，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个最外面的陵园也拆墙盖房，最终导致了昭西陵成为破坏最严重的陵园。”
还有一种说法,说1945年-1946年间日伪垮台之后出现的权力真空，使得大批当地百姓以及不法之徒涌进东陵，东陵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浩劫。世人只知道孙殿英，却往往不晓得跟随在孙殿英后边的，还有无数的芸芸众生。
这样的说法有多大的可信程度，我无从确证，但从各色人等对此的漠视和回避上，我感到了与西夏王陵同样的堵心。历史真的能够在厚厚的彩绘遮盖下，被遮蔽了吗？
在废墟上徘徊良久，我忽然生出另外一种担心，但愿当地主管部门不会想着修复昭西陵！既然已经这样了，如果能够适当保留下这种沧桑和残破，对于前来造访的人而言，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景陵前的被雷击的大碑亭正在修缮，据说保守估计也要花费4000万人民币。看着大碑亭身上密密麻麻的钢管支架，我觉得我的担心真不是多余的。
或许，对于孝庄昭西陵的修复将是第二次破坏?
按：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本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31年）三月初八日。1625年，年仅13岁，嫁给了清太宗皇太极为侧室福晋。皇太极死时，孝庄32岁，她六岁的儿子福临继承了皇位，改元顺治。她“母因子贵”晋封为皇太后，顺治死时年仅24岁，由8岁的康熙继承皇位。康熙尊自己的祖母为太皇太后。这位太皇太后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位幼主，为清初的繁荣和稳定立下汉马功劳，而史学家对其评价甚高，称她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深受各朝各帝的尊敬。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文皇太后病逝，终年活了七十五岁。葬入清东陵风水干墙外的昭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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