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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无事看庙 那雨水的细线，从高耸的檐角铺洒下来，落在院落中的荒草上，很有些浩茫的意味。
我来看庙。注意，是看庙。我不愿唐突了佛祖，可我真的不愿礼佛。宁可站得远远的，让心头的崇敬一点点升腾。
庙叫净觉寺，号称京东第一，今年刚刚晋身国保的。当地一位“法相庄严”的老先生专门给我们讲解，远远看过去，颇有些出世的味道。
庙很小，却精致得无以复加。砖雕、石雕、木雕，彩绘、梁柱、碑刻……都是不可多见的精品。据说，这是皇家寺院，所以可以有龙门、蟠龙石柱。
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细讲究，在这个只有三进的小庙里尽显无遗。这还不算，我一直纳罕的是，这样一座庙宇，究竟是如何在大破四旧的狂澜中存留下来的？
庙宇坐落在两条小河沟的交叉处，也算风水宝地了。佛当年结庐在此，大概也是颇费了一番心事的。
大家都说，今天出来逢雨，是个好兆头。 7月28日 凌晨3点42分的冰凉 这是一个凉爽的前夜，更是一个冰凉的凌晨。姑娘们大都双臂纠缠，在冰凉的空气以及同样冰凉的情绪中立着。
与30年前那个夜晚的闷热记忆相比，这是一个难得的天气。郁积已久的情绪，也在一点点消逝在风中、在偶尔飘落的几滴雨水上。
凌晨3点许，没有汽笛长鸣，也没有时间刻度的显示，不过，广场上许多人都在看着自己的时间。或许，只有这种形式的自己的时间，才是每一个草根民众最为准确的时间。42分，悲戚的声气忽然拔高，随着戟指夜空的纪念碑一起，抬高，又滑落。“战友，安——息！”
这是一批来自沈阳的老兵，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50多岁了，30多年前，他们的营地就在纪念碑广场一带，地震让他们失去了500多战友。今天，他们这些幸存者每人穿着一件大背心回来祭奠亡灵。背心上印着“同一个生日”的字样。那么大岁数的老男人，就那样哇哇大哭。
广场边的马路上，一拨老年人长跑队也在“三、二、一”的号令声中，出发了。
我站在纪念碑的一个角落，远远的，望着这些人间相，恍惚、漂移。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稍顷，转到纪念碑后，热闹的人群后面，一个单薄的小姑娘长跪不起，高大的纪念碑，就那么一个瘦小的人影。静静的，没有哭声，也没有喧扰，更没有记者大哥的晃来晃去。但是，悲凉之雾笼罩了偌大一片空间。
4时许，慢慢地，天一点点亮了。或许，在那个血腥的早晨，这个时间已经能够看得清鲜血的颜色了。
7月27日 为什么都爱说“记录” 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落、空间地点，记录。记录这个城市日日流动的最普通的人生，割麦、喂马；记录这块土地上蕴藏已久的激情和冲动，当然，也可能会有些根本看不出到底有哪些文化史价值的无目的举动……
我们记录下这些真实的影像，或许，若干年以后，这些影像就是历史的真实面目。穿透这些影像，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这时、这里曾经发生过些什么？
——这也仅仅是为什么“记录”的原因之一。我们的记录，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大家不曾明说的意义，那就是为历史留下丰富而芜杂的底稿，作为一种影像的证词，一起进入历史。我们以往所谓的宏大记忆中，遗漏的实在太多了，有时候，这种遗漏还可能以另外一种扭曲的方式体现。
于是，我们纷纷记录。
问题是，如果叙述历史的权利仍然垄断在少数几个人那里，诠释历史的思路仍然停留在某一种史观的地步，我们的记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颠覆正统的叙述呢？
你看看这两年所谓的重写文学史、重写历史等等说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这种变迁？不乐观得很。 7月26日 幻灭总是望着低矮楼房的屋顶，有时候清新
有时候，
却感觉到活在其中的无奈和沉重
有乏味的热水器
有丑陋的透气孔
还有使劲伸展到三楼楼顶之上的绿绿树丛
还好，
这里不是华北大平原
那里的乡亲，有事没事
总爱爬上高高的屋顶
这个城市的个子不高
于是，一些对于外国一知半解的记者先生说了
这是一个长不高的城市
这是一个残缺的城市
这是一个……
而城市依然按照自己的逻辑一往无前
只是在近几年，才稍稍拔了拔节
其实，高就“外国”吗
眼神迷离
不知道在屋顶的前边是什么
是大海
还是另外一个城市的另外的乏味的屋顶
我的凝望空洞而苍茫
就像这个时代报纸网络上流行的话语一样
空洞而苍茫
是那回事又不是那回事
幻灭吗
可通体上下并没有丝毫的贵族气息
我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家
更重要的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晃荡的眼神和
一样晃荡的人生
在文字中可能很有些漂泊意味
甚至还能读出些苍凉的况味
但当你面对内心的时候
谁解悲凉
7月25日 解密与无密可解7月24日，云南盐津县公布"7.22"地震20名死亡人员名单，20名死难者一个不少：
2、唐天会女32岁豆沙镇石门村新迎组 3、吴勇强男32岁豆沙镇石门村兴隆组 4、蒙世忠男55岁大关吉利乡 5、赵正友男69岁豆沙镇石门村茶园小组 6、李秀云男73岁豆沙镇石门村街子组 7、唐健琴女11岁豆沙镇石门村新迎组 8、徐泽良女53岁豆沙镇石门村田湾组 9、许安花女36岁水麻 高速公路20标段(浙江人) 10、许玲飞女34岁水麻高速公路20标段(浙江人) 11、闫广时男30岁水麻高速公路23村段(河南人) 12、唐流超男28岁豆沙镇石门村木乡组 13、咎章印男30岁水麻高速公路23标段(河南人) 14、余秀芬女40岁昭通市昭阳区启文街59号 15、林选芝女69岁豆沙镇银厂村银厂坝组 16、陈元冬男30岁豆沙镇石缸村田坝组 17、李晓芬女71岁豆沙镇黑喜村仰天窝组 18、何家玉男40岁豆沙镇石门村灯台组 19、李二妹女8岁豆沙镇银厂村银厂坝组 20、袁广士男40岁水麻高速公路23标段(浙江人)
与此同时，这两天网上比较热的一个题目就是，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何要在3年后才向社会公布？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回忆道：
1979年11月17日-22日在大连召开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很快写好“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稿件，送给大会秘书长(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审核。为了说服他同意发这篇稿件，我陈述了几条理由：一、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三年多，伤亡人数至今没公布，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再不公布将更加被动；二、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三、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新闻是从地震会议上获悉的，报道出去比较自然，不需要官方在事隔几年后向外界特别宣布。我的道理基本上说服了秘书长，但他有点犹豫，问“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我看得出，他是想把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的负责人。我说，一定要今天发，因为新闻讲时效，不能发“昨日”新闻或几天后新闻。我还补充说，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我终于说服了他，他就在稿件上签了字。我立即通过电话把稿件传给总社对外部。报道发出后当然成为一则爆炸性的大新闻。 现在看来，事件似乎是在一种比较偶然的情势之下发生的。一位有责任感的记者在一个特别的机会，做了一件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但在当时，已经是了不得的事件了。当然，事情也就仅此而已，关于一个个的个体的名字，基本上没有可能一一公布了。
我一向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逻辑运作和理解，不然，根本无法想象。在一个公布死亡人数都比较困难的社会氛围和政治环境中，把目光落在一个个的个体死难者身上，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思路也并不是从唐山大地震开始的，历史历历在目，本不用多说的，远者长平之战坑杀40万赵卒，近者南京大屠杀死难30万同胞，留给我们的都是一团模糊的印象，都是浓得化不开的悲凉和愤怒，人呢？大体上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不及时公开，并不是习惯上所说的保密的原因，而仍然是历史的惯性使然。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人数呢？此前无此惯例可以援引啊。
现在好了，云南盐津一个20人死者大名单，让我们把对于地震残酷的印象聚焦在一个个的人身上，这应该是历史性的跨越。更为令人深思的是，一旦我们发现，公布名单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之后，我们的沮丧无以复加。
我想，既然唐山大地震死难人数可以在3年之后公布，那么为什么不能在30年之后，公布24万亡灵的姓名呢？不仅可以，而且意义深远。这样一件在政府属于举手之劳的事情，在社会可是功德无量的大事件。要说展示唐山的新成就新风采，这个应该是吧。
7月24日 告诉世界些什么 一个全世界都闻名的震城，在浩劫过去30个年头的时候，希望给世界一个精彩的亮相，这，原本就是值得我们格外理解的。毕竟，城市的心情和一户一家的心情并不差许多。
于是，就有了以展示新唐山成就为主的抗震纪念馆，就有了30年伟大成就展览，就有了在7月28日、也就是死掉24万市民的那个晚上，搞一个文艺晚会的创意。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这个城市据说化了很是不少的钱，可至今，也没有一面墙壁能够把24万生灵的姓名一一镌刻上去。在唐山的新成就中，水泥可是一项大宗成就呢！也正因为政府总其事者的缺位，才使得一家企业的有偿纪念地震墙事件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其实，撇开意气，从稍员远一些的地方看，企业的过错并不是像大家攻击得那么罪大恶极。
那位大北京都市圈的规划者吴良镛先生也对唐山的纪念方式有些微词，并且从规划者的角度提出委婉的批评。一、废墟问题。新唐山的规划中，确实有留下大片废墟的设计，可惜，专家撤走之后，地方官员就把废墟全部抹掉了；二、展馆问题。成就太多，反而不易于展示成就了。
只是，专家的话历来都是春风过耳。中听的、符合官员心意的，勉强听听，没准还会大大表彰一下，以表示对于专家意见的重视。不中听的，干脆就当没听见。
30年走过的唐山，到底要告诉世界些什么？
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还是一个名为地震城市、实则毫无瓜葛的工业城市？至于那些人，很简单，总会一茬茬老去的。到当事人消失殆尽的时候，大概就更能随意涂抹了。
有谁在深夜游荡在寂静的街巷，为那些死去的亡灵招魂？
有谁知道应该把祭奠的纸钱撒到应该撒落的地界儿、让哀思有所依托？
有谁能贴切地感受到来自上边的温馨的关怀而不是警车的狂乱和警笛的乱狂？
我在728的前夜，想起1976年那个凄风苦雨的夏天，一个6岁的小男孩刚刚领略到的惶恐和无助。躲在防震棚里，在父母的警告和紧张气氛的感染下，我甚至都不敢随意说和笑。现在想起来，我的局促也仅仅是几个月而已，可这个叫做唐山的城市，有多少人在多少个年头里，不能快意地歌与哭了！
在预先设定的框架里，让你悲，让你喜，你的表情因此带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面具色彩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能一点不认同主流的价值标准，而是在主流之外，应该给民间的思想一个顺畅的渠道。说吧。
唐山要告诉世界什么？一个新人文的唐山就足够了。 7月23日 愚民比瞒报更恶劣 资兴水患，死者良多。仅仅把乡民的死归咎于自然灾害的无常，大抵是不公平的。多少年来，除了收费和结扎罚款，我们的基层政权已经基本上远远离开一个个的乡民了。
没有人告诉他们，跟着大水后边的，还有可怕的泥石流。也没有人哪怕事先采取一点点预防的措施，让灾难的程度约略减轻一些。总理忙忙的，也赶了去，于是，那些官僚们，就跟着过去了，办法和主意都有了。
资兴的蒙昧，很让我惦念河北定州的乡村建设学校。从晏阳初到温铁军，这些温文坚韧的知识分子，孤独的行走在开发民智的乡间小道上，他们那瘦销的身影，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别样的印记。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几十年断断续续的努力，才培育出一个地方爱整事的人民。前一阶段弄得沸沸扬扬的定州血案，那些以死相拼、捍卫自己可怜的一点点权益的农民，焉知没有几代知识分子的血性在里边？
湖南这几年文化上面的情况应该不是很理想，可怜了那个“惟楚有材”了！更为要命的是，精英之外的普通民众，所接受的文教与全国大多数省份情况大体差不多，也就是靠着历史的老本在口头上炫耀而已。
我们总在追搠某一位教育部长的责任，仔细想来，整个国家的抡才大典、道德教化，岂独一个小小的教育部门所能左右？
还有目下讨论热烈的香港大学与北大清华一流二流的争执，真真滑稽。最为让人恼火的是，北北大和清清华还比赛着展览自家收揽的多少多少高考状元，仅此一端，便不入流品，近乎下流了。
学者杨东平又在讨论声浪中提出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命题，可能吗？且不说“教授”有多少成了“教兽”，就说在大学这样一个利益链条环环相扣的名利场中，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改变？利益格局不改变，指望他们来开启民智，也就是天方夜谈了。
还是那句话，神仙也没办法。 一个人的根性 有根性大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个“根性”不是个性，也不是人性，而是一个人在纷乱的社会中逐步形成的对于外物的比较稳定的看法。有一个大家说烂了的词语，应该说接近根性，那就是世界观。
根性与社会教化有关，也与个人的知识程度、智商阅历等等有关。
在中国这个主流价值观覆盖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国家，一个人的根性很难形成。很多价值判断、是非标准都是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的。
大概只能从遥远的传统中去寻觅根性了。 7月22日 房价为什么不能纳入消费指数房价为什么不能纳入消费指数
7月21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表示，不能直接把商品房价格纳入居民消费居住类商品价格里去，在此君看来，商品住宅是一个很特殊的商品，它既具有消费功能，而更多地具有投资功能。 这样的观点让为房价所苦的人义愤填膺，指责的声浪在网上掀起。官员的素质是不是出了问题，统计局的人是不是SB，成了讨论问题的焦点。
那么，从我们的常识出发，统计局的人员到底是不是SB呢？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检讨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新闻发言人到底说了些什么？郑京平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是用来反映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变动水平。居住类价格主要包括房租、水电、购买商品房贷款的利息、物业管理、房屋装修，这些都是居民消费所要支付的。而商品房价格不能纳入居民消费价格，因为商品住宅是一个很特殊商品，它既具有消费功能，而更多的又具有投资功能。
也就是说，统计局统计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并不包括居民购房的大宗支出，而只是计算一些因为购房才发生的辅助性支出。不包括的原因，是这种支出可能具有投资性质。而在统计局的统计标准中，消费和投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那么，郑发言人说这番话的语境又是什么呢？一是此君明确说出来的，就是媒体舆论，“有些媒体或者有些文章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放在一起比，这样比是不合适的”；还有呢，大概不便说出来，那就是统计局粉饰大好局面的信心和决心。按照我们统计局大人先生们关着门推测出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繁荣水平，是不应该得出普通百姓生活压力大的结论的，而现在大家都认为自己生活压力大，这样的结论在统计局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所以，谁能说中国的统计部门不懂得社会学和政治学呢？尽管这两个学科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就被从形式上消灭了，但它还是以潜在的形态存在了下来，并不时露露峥嵘。
顺着发言人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这样编写一条新闻：
本报讯（记者 不是SB）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不能直接把教育费用纳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范畴里去，因为教育投入是一个很特殊的商品，它既具有消费功能，而更多地具有投资功能。
…… 发言人解释，有些媒体或者有些文章把居民教育支出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放在一起比，这样比是不合适的。因为生活负担和生活压力可以来自多个方面，教育支出加大、物价上涨可能只是生活压力和生活负担的一个方面。…… 置身当下社会，纷乱如麻，S不S都不好说了。 7月21日 马悦然的无奈 马悦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大概和那个叫做夏志清的先生差不多，都属于“判官”一类的握有权柄的人物。当年沈从文的重新“出土”，固然有历史的理性逻辑其作用，但夏志清的推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原本书写着中国最底层小人物命运悲欢的作家，非得出口转内销一圈，才获得比较普遍的认可，这样的例子，可以算得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自信心丧失殆尽的典范了。
——不独器物为然，在生产出李白杜甫的文化中国层面上，我们也频频向太平洋那边张望。有的时候，甚至这种张望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获取认可的姿态。比如后边的所谓先锋作家之流，把彼岸的东西改头换面，居然也敢亮起旗帜了。
夏志清之后，瑞典老头马悦然遭到的热捧更为持久和炽热。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吾国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里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人。我们总是用国内评委会的规矩去揣测人家的规矩，也因为这种类比，我们总是把国内评奖竞争的那一套办法移植到瑞典去，结果搞得老头疲惫不堪。
南方一家报纸今日的消息说，老马“现在每个月至少会收到15封信，给我寄稿子，要我把书稿翻译成瑞典文、出版，给他们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更有甚者，我们可爱的一些中国作家，在国内用中文写完作品后，就找人翻译成英文，以取得西方世界“同情式的了解”，一不留神就成为了诺奖得主了！
早些时候，我读过山西作家；李锐的《寂静的高纬度》，很是欣赏文中对于老马的叙述，觉得那个寒冷的高纬度国家居然还有中华文化的知音，颇有中华文化播布四夷的自豪。当时年轻，竟然没有读出纸面后边的东西来。及至李锐因此遭到国内同样希望获得诺奖作家的攻讦时，才有所会心、也有所灰心。
鲁迅说，中国的登龙术花样繁多，信然。
还是这为老马，这么多年被心热的中国作家包围着，竟然就没有改变性格，真是奇迹。你看他说到文学作品时，张口就批评了中国的国策：
这段时间，我在翻译山西作家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连说两遍书名，语气轻柔)。译本在瑞典马上就要出了。这部小说，写的是山西北部山村的农民在“文革”时候的生活，他是用农民的语言来写作，非常动人。在1973、1974年，他们穷得要命，吃的都是土豆。这不仅是物质上的痛苦，精神上也有一种痛苦。(语气突然变得愤慨)中国要是没有办法把农民问题解决好，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注：助手陈文芬说，马悦然前年去了作家李锐插队时呆过的山西邸加河村，目睹了当地一些农民的现状)。
或许，老马的这些话真的能够部分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怎么？可能性不大？不会吧，不为别的，只为了那魂牵梦绕的诺奖情结，也得把农民那点事整整啊。
老马还说，中国是他的乡愁，看看人家，一个外国人，住在比加拿大离中国还远的地方，还天天乡愁，比较起来，我们那些无耻的作家们，差距真是太大了。想来老马也未必满意呵。
7月19日 灾难就是灾难 唐山大地震过去已经整整30个年头了，30年来，每每想起那些在地震中死难的人，都会感觉到天灾对于生命的残酷和暴戾。很多时候，这座城市震前震后的景象交错出现在记忆之中，整饬与毁灭、平静与错乱、希望与无望，在一瞬间完成了一次轮回转换。
24万生灵的消殒，16万人的重伤，几乎所有家庭、所有幸存者的心理创痛，让唐山这个仅有百年历史的工业城市负重前行。那是怎样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悲情！那是怎样一种绝境之中对于阳光的期盼！那又是怎样一种足以让人沉默的苦痛！长歌当哭，应该在痛定之后，10年、20年、30年了，唐山人民对于那场浩劫的记忆是否已经“痛定”？在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纪念那个震惊全世界的历史事件？
灾难就是灾难。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天地之间充塞着巨大的悲恸，这种悲恸是如此强烈，一时之间让唐山人忘记了哭泣。灰蒙蒙的城市天空下，到处是房屋坍塌扬起的尘埃，到处是扭曲的、折断的水泥预制板，到处是哀鸣呼号的伤者和横七竖八的死者。城市陷入了空前的绝望之中，人们开始传播“天塌地陷”的传言，活着的人们甚至开始扶携着往山上逃难，也有人爬上铁路的道轨，因为他们认为，长长的、向远方延伸的道轨，大概不会轻易陷入地底。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惨痛场景了。城市以及城市里生活的上百万人，一下子被卡住了生命的咽喉，那种窒息而亡的痛苦再也不可以复制了。场景还原也好、情景重现也罢，都只能是一次想象的探索。无视这样的人间悲惨，或者回避这样的悲惨，都不是历史的态度。现在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文学作品中部分地感受到彼时彼地的情境，而更多的地震亲历者也开始以他们个人化的叙述，修补历史的面孔。这些来自民间的记忆，将使得我们对于灾难的触觉清晰而真切。
人性的闪光是灾难中最为鲜亮的色彩。正因为灾难的狂暴与肆虐，才激发起人性中最为坚忍的一面。唐山人在举世罕见的大灾难面前，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据统计，地震中获救的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在救援大军到达之前，自救互救脱险的。就个人而言，他们坚持自己的生命，设法延长生存的时间，即使在意识模糊的生死关头，也坚信会有人来解救；就群体而言，他们能够将生命的韧性演绎得出神入化，开滦井下万名矿工的空前大撤退，普通百姓震后一个多月的共产主义生活，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城自为战、户自为战、人自为战，这样的话语用在唐山大地震的自救上，非常贴切。而所有这些抗争的核心，则是人性的伟力。当地震甫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尚未修复的时候，人性中邪恶的一部分能量确有释放，但很快就被正义的力量抑制。而正义力量的来源，就是根植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是非对错。当时人们表现出来的互救意识、集体观念，即使在多少年以后依然让人动容。
精神的力量是唐山成功的“软实力”。《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曾盛赞唐山人直面灾难时的从容和坚忍，他说：“……地震对我个人来说，深层次的认识是不能忘记唐山人的镇定、从容、举重若轻和强大的忍耐力。”“从灾难中走过的唐山人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他们的核心价值，他们有他们的精神风范。”钱钢的判断可谓中肯，这里同时也涉及到一种叫做“软实力”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精神力量、看不见的力量。正因为有这种力量，唐山才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下，坚强地站立起来。
猝临大难，唐山人从最初的震惊中逐渐恢复理性。遂在此后的日子里，焕发出旁人无法想象的精神力量。一名运送伤员的司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持把满载伤员的卡车开到临时医院，最终牺牲在方向盘上。一名普通的看守所干警，在墙倒屋塌的情况下，与其他干警一起，稳定了200多名在押犯人的情绪，并安全转移至新的地点。震后那一排排望不到头的低矮防震简易房，并没有阻遏唐山人前进的脚步，反倒激发出他们创造新生活的巨大热情。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叙述往事，也是在书写历史。我们为懵懂之中死难的24万亡灵祈祷，我们也为那些幸存者日夜经受的心理折磨祈祷。我们希望所有的死者安息，我们也忠心祝福所有的亲历者、幸存者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往往喜欢在逢十的时候进行格外隆重的祭奠，这种祭奠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心理的舒缓疗治，也是新阶段的一个起点。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些东西该放手了。但更为重要的是，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时刻铭记在心，常记常新，不可磨灭。
灾难不能忘记，灾难中的人表现出来的人性人情，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精神风范，我们应该永志在心，不能忘记。 7月18日 家园荒芜堆在一起混走的人群，
光秃秃的山坡，
不知谁家的妹子，叫卖着看不出颜色的凉粉。
警察，警察在干什么呢？
和一个过路的司机拉话，那个司机
就在马路中央随便一停，探出了脑袋。
城南大桥的桥头，
一张张黧黑的面孔紧盯着有没有光鲜者过来，
然后像波浪一样涌动
夸张自己的体力和实在
他们是居住在城市和城市边缘的农民
他们代表了这座城市未来的部分影像
他们不愿意再种地了，
国家补贴的几块钱被化肥和农药的涨价弄没了。
于是，我的乡亲们，扔下土地和房屋
裸身进城。
城外省道上，排列着固定不动的煤栈，
还有游动着的运输车辆，
一串串像火车皮一样流过，
路边的电线秆子和树干上，
写着代人要账的电话号码，只要拨过去，
就会引来一车小平头，
民间的信用就在这样的暴力中
暂时维持。
城市曾经有一圈城墙，后来就废弃了
所谓废弃，就是成为重点保护的文物。
现在有人正在兴建新的老城门，
说，这就是古城文化，
说，古城人不能不爱古城，
说，你们爱古城不能光嘴上热爱，
就拿钱了。
亲戚和朋友们大都买了房子，
房子的地理和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
都在一个叫做开发区怪物里边。
我们的可爱的开发区，大半成了房地产的开发区。
亲戚和朋友的土地被高速公路占了，七扣八扣的补偿款，
再加上一生的辛苦，
在城市换了一点硬硬的平米数。
亲戚和朋友们买了房子，逢人便问：
你买房子了吗 我想多走走，又怕多走走，
在衙门里公干的朋友，总会摆上一桌子的荤素，
临了，还会说：上一件白酒。
我曾经很飘飘于肚子里装填民脂民膏的感觉，
我还天真的想过，即使我不装也总会有人装的，
我替他们装。
当然，我开始有些腻烦了。
算了吧，在我这个日见荒芜的家园，
我的性灵也日见荒芜了。
大城市一天天文明，
在她的边缘，我分明嗅到了腐朽的气息
我想抗争，
却不知道力量来自何处，更何况
我本身也不知道我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
被甩出轨道。
7月14日 肖寒曾经吃不饱 还是在开滦煤矿作党委书记的时候，肖寒常常苦于吃不饱。“最多的时候，我家里一共12口人。玉米面都不够吃，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后门’把孩子送到部队上。”
这样一来，肖寒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读过大学。这可能已经成为今日，老人最大的痛悔。
地震的时候，两个儿子被压在下面，所谓“压”，基本上也就没有救了。直到找出尸体，肖寒也没有去看过一眼。当时身为煤炭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他还兼任开滦的党委书记，救灾和恢复生产是他的铁律。
“后来，有人遇见我，说，你的两个孩子去世了？我说是。他又问，你又几个孩子？我说8个。问话的人就沉默了。真是没人性啊。”肖寒声音哽咽。
说来话长，出来的时候，一队威风的三轮车队拉着老外正在“胡同游”，哗，就掠过去了。肖寒说，说的不合适的地方，你们斟酌一下，啊！
30年过去，这位一直居住在鼓楼附近的老人念念不忘地震，不忘唐山。东北人说话，眼泪哗哗的。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家人正在切面条，老人是馆陶人，忘不了面食。 自然的暗示自然的暗示
昨日闷热，空气中好象有人细细地扎你一样，汗水就哗哗下来了。从脑门上蹦出来，穿过脸颊，腻腻的滑下来。
……
1976年7月28日之前，好象也是这样。热热的、闷闷的，人们进不了屋子，可在外边一样难受，然后就轰隆隆，“全平了，超平了”。
想着，天气就更闷热了。反复念着那篇今天看起来依然很贴切的纪念碑文：
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不幸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发生地震。震中东经118度11分，北纬39度38分，震级7.8级，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11公里。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24万城乡居民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
记得那是2002年的时候，我来唐山，在广场上一诵之下，脊背发凉，神情为之一振，那可是怎样的惨烈啊。徘徊良久，不愿离去。我当时真的以为，我有些理解了我所看到的唐山以外的一张面孔了。
举凡历史，好文章大抵有两个类型。顺向的和逆向的，前者好理解，事情本身好，叙述的只能助益这种好，如《兰亭集序》、《醉翁亭记》等；后者则不免让人伤心，明人归有光的一些文字，大率如此，越好越让人不忍卒读。这个纪念碑文也一样，每每令人神伤。
忐忑入睡，夜半却见外边雷声大作，电光四射，若梦境耳。惊悸之下，辗转反侧，就当梦中遭遇吧。
或许这就是自然的暗示罢。 7月13日 什么时候距离自己最近 一个人什么时候距离自己的心最近？我想，大概是在距离上帝最近的时候，也就距离自己的心最近罢。
我不是宿命论者，不过，连续躺了几日之后，我似乎听到了某种来自天国的声音。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醉酒的时候。一样。
人其实还是很愿意和自己保持距离的。尤其是精神健全的时候，更是以各种借口不让自己有接触心的机会。
今天下午，一进入赵各庄矿的地界，我就警觉到一种熟悉的况味，这不就是我曾经生活了5年的那个矿山的翻版么！乱摆的菜滩，乱走的家属，还有乱玩的子弟……
连日恹恹，没有足够的力量抗拒这些东西，于是，这一切都蒙上了情感色彩。
那个在矿井下坚持了15天的李宝兴笑笑的，依然艰难的生活着。30年前，他是一名新鲜的共和国领导阶级之一员；30年后，沉重的生活让他变成了中年闰土。“记者来了一拨又一拨，我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
和李宝兴碰面，是在赵各庄矿矿史纪念馆前的一尊塑像前，那是此间一位名气很大、英年早逝的革命者，节振国。
而节振国，也早已成为这里的地标，“找展览馆？节振国吧！”
7月4日 文安震了 快中午12点的时候，我的椅子晃悠了片刻。站起来，又感觉不到了。下午1点多钟，一位兄弟短信告我：时间是11时56分，地点是文安，震级里氏5。1。
有些异样的感觉。
多少也因为我现在正在接触的唐山大地震选题。
黑色的、不可抗拒的、绝望的、恐惧的……地震。
恐怕，其对于人性的、人的心理的摧残，以及修复的艰难，应该是地震给予我们的最为重要的残留物，也是我们需要修补的长期的艰难的任务。
7月28日一天天逼近，惊悸或许还能袭上心头。某一个地方的灾难因为偶然的因缘或可躲避，而人生的整体性的悲剧命运、悲剧气氛，怕是永难回避罢。
文安震了。下午有消息说，省地震局昨天已经测到了这种动静，并上报省政府，只是没有公布而已。
我更不安的是我片刻间表露出来的不安。
甚至，还有一些要逃避的意思。
文安震了，我的心里也小小晃了一次。 7月3日 像忧虑三峡一样担心青藏 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原先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在现在的现实中，找到坚硬的支点。即便是高原冻土层那样，一点点呵气都可能软化的地方，我们的桩基都能探下去、探下去；即便是浩浩汤汤的江水，千万年来来经行大地畅通无阻，也能够给你扎上口，栓住、栓住。
有一个外国人的说法可以作为今天我们观察时事的参照。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廉·埃德加·盖洛在上个世纪初曾经走遍中国，据此公的评价，川人李冰的实际贡献远远高于中国传统认可的诸葛亮和李白，因为他的都江堰给人民带来了长久的益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英国徐霞客为“匠人”翻案的论断，越来越呈现出历史的卓见。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把三峡工程与都江堰放在一块考量的时候，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看三峡，想江堰”，不胜感慨，几多悲情。
我是在2002年的11月最后看了一眼长江三峡，那条即将遭遇“结扎”的大江。我悲哀地抚摩着峡口的巨大礁石，可怜的江、可怜的峡，我刚刚来，你们就要永远的离去、消失。奉节从此再难奉节了，精致的白帝城也在醒目的“175米高程”的指示牌下，颤抖。
顺江下行时，同行的兄弟一不小心删掉了几乎全部照片，极度的伤心让他一路无话。那是这个个体眼中三峡最后的面影啊。我无法解劝，不过，他的一不小心只不过是弄丢了一串影象，而我们的决策部门的一不小心，竟然就把一条奔流了亿万斯年的大江巨峡弄丢了。夫复何言。
三峡的事情大致也就如此了。青藏高原呢？我想，总归会有些不同罢。新建设当然应该有新起点，前边的惊世工程，应该是为后来者垫付了成本的。天路的通达，毕竟解决了困绕共和国几十年的国土的有效控制问题。
更何况，世界潮流下，我们没有理由硬要以环保的、文化的理由，让青藏高原一直“世外桃源”下去。尽管这样的理由很充分，很充足。一度，还成为一部分人毕生从事的工作。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特殊情势下的现实必然。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只剩下欢呼和歌咏了？也不尽然。我们认为，当欢呼的声浪刚刚平定以后，青藏铁路实际上给我们留下一个更为严峻的课题：我们如何面对铁路语境下的青藏高原？脉络畅通以后应该怎样调整高原内部以及高原和内地、高原与口岸的微循环？
这些都需要通盘考量，这也决不仅仅是正确的“官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铁路送去的，除了幸福和吉祥以外，肯定还有与之共同前往的其他内容。比如，文化的独特性、民族语言、生态的压力，还有水涨船高的当地官员对于GDP的追求——这后一点，其实也是我们最为担心的躲不开的咒语。
很好理解。“国家给咱们修了这么好的铁路，不发展说不过去吧？”这样在内地曾经并正在流行的金科玉律，一样可能在雪域高原上流行。而以当地的资源禀赋，能够快速兑换成钞票的，大概只有神秘的环境了。
我曾经深入可可西里腹地，亲眼目睹了人力对于这块最后的无人区的掠夺，采金、捞卤虫、猎杀藏羚羊等等行为，已经使得这个生态至为脆弱的地区千疮百孔。铁路的通行，将使得大批人流涌入，今后的情形将向何处去，并无把握。
我们当然相信官员的信誓旦旦，可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信誓旦旦只是一种承诺，比承诺更为重要的则是践诺。以我个人对于当下官员的践诺能力、践诺信誉的判断，并不是特别乐观。所以，当下应该格外提请有关各方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一个再次哭泣的高原。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境：火车通往拉萨，遗憾洒向沿途。 7月2日 三味书屋 曾经很奇怪，现在几乎是有些惊诧了：在长安街上，民族文化宫对面，竟然还能看到已经拆掉的平房凹进去成为绿地。因为完全是因为还有几间房子存在，这一块块绿地显得很不舒展，就想农家的菜园子一般，别有风致。没有被拆掉的房子裸露出班驳的墙皮，指示着已经拆掉房子的烟火气。几株歪脖树，也那么歪着，就像它在自家那已经不存在了的院子里那样。
几米之外，便是宽阔到像广场一样的长安街。白花花的马路，望不到头的钢铁壳子，豪华得让人眼晕的大楼。
在北京毁灭性的建设浪潮中，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块平面的房子的延展呢？尤其让人心神不定的还有，那家花江狗肉四合院门楼口赫然写着：本店自备车位，请到后院！据说，这就是京剧大师马连良的老宅，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树影婆娑的院子当中露天吃饭。马连良先生没有梅兰芳先生的运气，老宅没有弄成个故居什么的。不过，作为馆子，也可以称得上名气动京师，一样底气十足。
有名的三味书屋也消停得很，下午一点多，店堂只有我一个顾客，老板娘不知在忙着自己的什么事情，书们一排排站在那里。偶而，会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希望过来找个清净的地方读书：“读书？可以，二楼是个茶楼，很清净，不过是收费的，每位20元。”不过，一到有演讲的时候，这里就能汇集起北京城乃至中国众多的精英。
这种消停其实是很难得的。在长安街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段，能安生地支撑着这家书店，不说侥幸，也算得上撞大运了。事实上，拆迁的危险一刻都没有消停过。2003年的时候，有人这样写过：
“楼下的书的品种比起万圣书园、风入松之类真是少得可怜，很难让人想起三味书屋当年的兴盛。拆迁的事没定下来，让人心里没底儿，谁知道该进书还是撤书。店主是对老夫妇，因为仰慕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就把位于黄金地段的５００平方米小楼办成了文人书店，连男主人的胡须和发型，也颇有些像鲁迅。女主人当过２０多年右派，男主人下过７年大狱，平了反就出来开书店，算是冥顽不化的典型。”
2003年，正是城市拆迁表演最为热烈的时候，灰飞烟灭的好地儿多了；现在已经是2006年了，“和谐社会”了，悬而未决的三味书屋还在那儿戳着，大概还能戳一阵子吧。
哎。我打车掠过西客站的时候，看到两块巨大的广告牌，上边在推销一种“北京九城城门”的邮票，一排一列都是三张，三三得九，正好一个魔方的块数。转来转去，北京人只有从逼真的假东西上重温往昔的辉煌了。再瞄一眼车站那个可怜巴巴的小亭子，荒诞感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上心头、下眉头。好个营养不良啊，中国文化的营养不良，城市人文的营养不良，或者，干脆就是文化人格的整体性失明、堕落。
走过三味书屋，但愿我们的城市不要跨越三味书屋。就让它那么着，应该不碍谁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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