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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9 道德不足以缓解北京交通 奥林匹克临近，北京的交通却一如既往的拥堵、紊乱。看来，“我为奥运做奉献”之类的道德教条，在我们这个嗜好警车的地方，未必管用。也是，只要哇五、哇五几声，就能够万事大吉，何必费那个事。
而那些能够与垄断沾一点边的爷们，都在使劲忽悠，小脚色赚小钱，大脚色赚大钱，实在没多少辙的，也以奥运的名义，把祖上传下来的几间沾染了故都风貌的破房子租金抬高点。
一般百姓、外地进京者，就只能奉献啦。好在有一宗，外来者既然能够在北京呆下去，大都属于四面八方的人尖子，智商、情商什么的远远高出当地最高水平，奉献一下子，既能迎合北京人，又能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还好。
只是计较了半天，北京的交通依旧纷乱如麻。不知道，主事者又没有好办法。前一段海外学者薛涌撰文建议提高二环路内的停车费，以经济杠杆制约城市核心区的拥堵。结果，被老牌报纸北京晚报评论员苏文洋抢白了一顿。
苏文洋说，自己有一个比薛涌更馊的主意，那就是车辆都不准进入二环路内，在二环外修建大量停车场，车人到此一律下车，换乘公交或者干脆步行进城。
当然，这样的口舌之争只能是打乱仗，不可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相信论争的双方都不会当个事，北京的交通，已经到了不能仅仅是说的地步了。
不能仅仅说，并不意味着不能说。在我这个不长不短需要进京转一圈的外地人看来，没有哪一个城市的交通不能解决。只不过，大家都装傻而已。
北京已经是偌大中国的核心了，即便没有奥会，每日里的交通流量如果换算成电信的上网流量，也稳赚不赔。更何况，在这样明知会堵成一个疙瘩的情况下，再锦上添花落下来一个奥会，想来神仙都没有办法。
退一步讲，这个会只能是北京办，那为什么不做一些分流的设计呢？一方面，北京城内体育设施过分闲置，另一方面，周边城市体育设施严重匮乏。这样的自私自利，还在抱怨交通不畅，真真无法可想。
July 28 一夜风雨打落槐花无数 如果说对眼下这个城市还有些情意的话，也就是那满街满巷的槐树了。
确切地说，是槐花。 昨夜一场风雨，槐花坠落无数，一粒粒淡黄，几乎铺满了我生活的小街道路面。稍稍盯一下，能体会到一种毛茸茸的质感。当然，还有清香之气，一直在低空氤氲。
我常常教育自己，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于是，我的瞩望也能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城市的那一端，每一粒槐花都对应着一声轻轻的叹息吧？甚至，走在小道上，我能听见喧嚣中槐花坠落的声音。
于是，我也反思，为什么以前竟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些细微的自然之物？大概，表面上的忙碌之外，无非是心境的极度荒凉、单调、仓促罢了。
走出这些荒凉、单调，还有仓促，同样需要一些勇气的。寂寞让你如此心情安静，可闹腾呢？
行人多了，槐花也就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对了，打落槐花无数，似乎应该说成：打落槐花无算，才够味。 July 27 路径多样性无妨和谐社会 “当前投资增幅仍处高位，货币信贷增长仍然偏快，贸易顺差仍在扩大，结构调整仍然滞后，节能减排形势相当严峻，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问题亟待解决。”(新华网北京7月26日电)
这是中央对近来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判断，话语很概括，高度的浓缩。但是，其间的每一句话敷衍开来，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一个焦点：经济的增长依然严重以来投资的拉动，内需不足既是高投资的因，也是果；再一个焦点：经济增长方式依然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点刹，似乎很难刹住一轮轮的污染冲动；还有，承认了目前的通胀苗头，居民消费品价格涨幅扩大。
实际上，今年一直以来，不少学者就不断提醒，中国经济强大增长背后存在着同样大的隐忧。只不过，享受了20多年高增长的人们，并不愿正视这个问题而已。大致说来，这里边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无非是长期乐观的自然延续，不愿意相信繁华之后可能露头的萧条；另一种情况则是，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内部，分别存在着分散的、不同发展阶段的、非共振的众多次经济体，这些次经济体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既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难题，也是经济危机的天然减震。 论者往往痛心疾首于中国区域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认为毛驴车、马车、三马车、轿车等共存于马路上的景观是中国社会相对落后的表征。他们也开出了很多药方，希望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让全体国民共享现代化的成果。包括我自己，每每行走在中国北部、西部的农村时，痛心于那里的贫困，“我的眼里为什么总是泪水？”“哀民生之多艰，独怆然而涕下。” 这固然是很真实的心理感受，千百年来，中国社会也正在这种感时伤世的传统中，一点点前行；反过来，这种情怀也一点点润泽着中国人的心灵。 只是很少人想到，这些挥之不去的阴影的存在，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多样性，也使得整个国家庞大的经济体成为一种“并联”结构，而非彼此呼应密切的“串联”。其相互之间并不很强的关联性，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一道道防火墙，阻滞了经济疾病的迅速蔓延。这样的情形，在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已经有所体现，为什么中国比东南亚诸国、比特区香港更有承受的能力？仅仅是中央政府的坚强决心吗？我以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经济区域、时期上的“非同步”，从而，减小了震荡，缓冲了狂澜。 指出这一点，并非就意味着我希望中国经济一直这样落后下去，而是考虑到“多样性”的重要。以为我们在发展的路径上多一些思路，而不是一味的单打一、沿着一个发展模式走到黑。我特别欣赏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不跟”。此老说的“不跟”，并不是跟上级政府作梗，而是认真审视自己情况后的“不跟风”。全国大呼隆分产到户，他们没有跟；全国一夜之间企业改制，他们没有跟；全国都在进行股权分置，他们也没有跟…… 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应该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强调的“统一”应该是思想的、观念的、改善民生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发展模式的整齐划一。 July 26 涨价联盟不过是跟着政府学样罢了 市场一分散，诸多“主体”就开始感觉到势单力薄，暂时又没有能力一统山河，于是就琢磨出一种替代品：价格联盟，试图以此假实体达到真垄断的目的。 新近发生的“方便面联盟”、五大电力公司集体知会发改委要求涨价等等事件，大体上都是这样一种情形。
消息一出来，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也就出来了。很多痛恨垄断的论者，从其文章看，激愤地甚至声音都变了调调。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局面呢？涨价联盟如此强势的表达，又将民生置于何处呢？更多的人沉默着，实际上，在许多比涨价还要重要的事件上，一般民众除了沉默，还能有什么法子呢？
追逐利益，应该是企业的基本冲动，这个道理简单明了，就如同正常男女之间的冲动一样。一旦冲动没有了，这个企业也就不再成其为企业了。去向嘛，要么解散拉倒；要么生意大了，摇身一变成了政府，发文画圈，坐地收钱。解散的例子就像失去了性功能的男子一样，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了”，可以不提。
说说生意大了的企业。生意大了，玩意也应该大，怎么可能反而也会没有冲动了呢？我想，当一个企业必须在丛林中挣扎，左冲右突的时候，应该是其精神最为健忘的时候，疲劳而快乐，艰难但积极。此时此地，这个企业是健康的。一旦取得垄断地位，除了自我感觉超级好之外，一切都那么回事了。累积既久，冲动自然消失。
退一步讲，不需要费心打理市场的企业，就其实际地位而言，与全能的政府没有什么差别了。经营一旦出现问题，就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那里；推出新产品，往往以行政方式往下推广；发现竞争者的苗头，动用行政力量打压；企业的门口，挂起政府保护的牌子，就像古代那个“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碑一样……
这样的企业，还能称为一个企业吗？举例说，西边的那个三峡旅游公司，中国的电力公司们，各市的支柱企业等等。而政府，也乐得提供这种帮助，以此提升地方的经济实力。顺便，或许能缩短官员们的升迁时间。于是，中国的企业们，都在积极的向政府学习，并争取成为政府、二政府的机会。 July 24 新闻有边界，假新闻也有 新闻的边界，因时、因地、因人，各各不同；假新闻也有边界，一样因时、因地、因人，各各不同。能够操作新闻的人，未必能够操作假新闻。比如，这一次的北京包子问题，我理解最深刻的一点，大概就是边界问题。
新闻的发生可能会拓展其空间，而假新闻的发生往往却是在使其空间变得逼仄、边界变得窘迫。日子难过啊。那个《南方周末》为什么20多年坚持不批评广州？大概与其“了解中国”有关罢。 July 23 “自杀讨薪”评论中流露出的虚妄 在多次向开发商索要工钱未果后，河北省景县一个包工头曹某服毒自杀，家属将其尸体抬到开发商家中抗议——这是新闻刚刚发生时的形态。紧随着新闻的，则是大量的评论。内容五花八门，归拢一下，不外乎指责、惋惜、愤怒等等。
也有反弹琵琶的，说，“自杀性讨薪不是维权”，认为这种把希望寄托于“青天”和“媒体”，不惜以自杀来引起关注的想法，即使值得同情，也绝对不能鼓励。
这样的老调子这两年时有耳闻，说辞大体上与事发后政府部门向上级汇报材料中的口吻一样，都在强调要理性维权，要爱惜生命，要“依靠法律和制度来最终解决欠债还钱”。
问题是，在回到法律和制度的轨道之前，这些铤而走险的人们实际上已经尝试过法律和制度的途径了。法律和制度不仅没有帮助他们纾解怨恨，甚至还成为他们维权的障碍——在生活中往往没有谈判权利的劳工，基本上并不掌握对自己有利、法律显然更注重的证据。
劳工们难道真的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想想看，一个人能够从忍辱负重走到死亡的边缘，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希望，怎么可能轻易赴死？而这，又与理性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的一些学者，每每在面对社会生活的时候，强做解人，胡批乱评。这样的人如果一旦有制定公共政策的机会，往往会弄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前些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之所以是失败的，与这些大人先生的理性不无关系吧。 July 22 新江苏新人文 这里是我江苏之行的一点感受，应该是真实的、不虚妄的、个人化的经验。以塞北之贫瘠置身江南之膏腴，自我评价，我倒是没有刘姥姥的心思，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么认为。南北之差异，粗粗说来已经有近两千年了，现在人们的一些感慨，无非是重复古人的喟叹而已。所以，没必要。
我更关心的是，经济的日新月异如果将江南赖以成为江南的文脉切断的话，一切就真的不可说了。而我走马观花的一圈，确实感觉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或许，用不了，多少年，江南真的只存在于文本中、记忆里、想像中。实际上，现在的江南已经迥异于历史上的江南了。
新江苏、新人文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三月江南，固然是经典的水墨画；七月的江南，则沉浸在一派茫茫无边的雨雾里，草非草、花非花、树非树，一切风景人物，都不免是梅雨季节里浸淫的模糊意象。
就这样，在南方的豪雨中，2007年7月7日—11日，我参加了“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全国都市报晚报看江苏采风活动，目睹了苏北、苏中和苏南一些代表城市发展的实绩以及和谐的诉求。短短数天的实地踏访，以往模糊的印象渐渐轮廓清晰起来。
早在2004年，社会学家、江苏吴江人费孝通老先生论述到不同文明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论断，应该也适合于描述我们所看到的江苏各地城乡和谐发展、和而不同的现实图景。
与此间正在倾力打造的南京河西新城、南京软件园，以及“中国第三”的名爵汽车城相比，南京大学边上的这家先锋书店，大概可以看作是南京的一处文化地标了。这是一处安静、不张扬，却压抑不住万丈雄心的文化世界。什么样的雄心和张扬呢？大概就是挟江南古都无限风韵而生发出来的文化上的自信罢。
这家书店的选址绝无仅有的别致，一个L型的地下停车场，就是承载这个精神世界的粗砺载体。长长的坡道、醒目的进出方向标记都传递给人一种特别的现代信息。 文化，就存身其间。这不仅是文化真实的存在状态，甚至还有一些隐喻的意思。
而书店墙壁上一张张东西方智慧世界的人物头像，更像是一个全球文化图景的微缩，细细品味，甚至有些政治波普的味道。知识是权力，也是权利，在这个独特的世界里，这些头像才是隐藏幕后、运筹一切的主宰。
书店里边空间极为宽敞，书挤压人的那种情形，在这里并不存在。你可以轻松地找到坐具，软的沙发和硬的木凳。这种空间上的自由，在挤压心灵成为了习惯的今天，已经不多见了。
我转悠的时间不是很长，但马上就被它的姿态震惊、被它的气势吸引。当然，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句店训：大地上的异乡人。
这是一句值得玩味的话。谁是异乡人？在哪一片大地上？是江南水乡田和水各半的青葱大地呢？还是北方广袤无垠的华北大平原？是那个叫做钱晓华的书店老板？还是每一个光顾这里的读书人？
有一部小说就叫做《大地上的异乡人》，作者怪怪的一个名字：儒帅哲师，据说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游牧诗学云云，说“生命”、“存在”、“家园”，乃是诗意贫困时代、也就是当下，我们应思的事情。气魄大得很。
2007年7月7日，六朝故都、文化重镇、抗战名城南京，从一家日本人投资的酒店楼上眺望四下里万家灯火，我发现，每一个个体大概都是“异乡人”。历史的幽暗，放大了文化的信心；市街的热闹，照见了内心的渴望；而老城的深沉，则越发让人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扬州：找回文化的广陵 那个2500年前随着邗沟的通达而崛起的邗城，那个堆砌了盛唐无数繁华旧事无数诗词章句无数文采风流的广陵，那个盐商竞豪逐奢家家瘦马夜夜笙歌的扬州，还能找得回来吗？
“富而好礼”。现在的扬州，更愿意表达这个曾经的繁华旧地几千年来累积起来的文化遗存，更愿意向世人宣扬他们获得的2006年联合国人居奖。顺便，才介绍一下其在经济上的奇迹。
7月8日，扬州市委书记向媒体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些年，经济崛起的扬州开始着重保护已经千疮百孔的老城，并且不惮其烦地提出了一个口号：“保护与利用、改造与复兴扬州老城”。下边办事的人认为，作为标语这个口号显然是过于冗长了，问是不是可以改为“旧城改造”？这位市委书记断然否定，认为在对待旧城的问题上，只能这样提，必须这样提，这不仅是一个提法，更是一种理念。
实际上，穿越岁月的隧道，我们已经破坏了多少空间和时间上的老城？即便主人热情推荐给我们的扬州盐商卢氏老宅，也早已成为一个空壳化的标本。颇不宁静的安顿在大运河的旁边，轩敞的厅堂，不间歇地迎接着一拨一拨的食客。那些连绵的店铺、桅杆林立的河道等，都成为远去的风景。
也因此，扬州现在强调保全老城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样态以及古城历史文脉，应该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从这座城池最著名的瘦西湖看，可知保存文化延续性的艰难。
瘦西湖原本是一处帝王、官员、巨贾乃至文士聚集的地方，自然风光之外，更多的是附加其上的人文色彩。“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人们带着文化想象来了，也走了。泛舟湖上，但见繁花夹岸，绿波荡漾，亭台轩榭，时有过眼，历史场景，已成陈迹。
扬州的此种情状，也是全国所有文化旅游地共同的宿命。好在当地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径，那就是保护古城和改善现居民的人居环境。一古一今，双管齐下，或可相得益彰。
■淮安：总理故里和谐城管 苏北平原上的古淮阴，历史上曾是长枪大戟扬威的古战场、汉将韩信的老家；也曾是运河中段漕粮集散和驳运枢纽。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总督、河道总督都驻节这里，经济人文极数百年之盛。
而今，运河之滨的这座城市，更愿意强调“总理故里”这张温馨的城市名片。
2002年，淮阴地区改名淮安市，原淮安市则成为新淮安市下边的一个区：楚州区。从此，有着2200年历史的古淮阴，就像那个东方的庞贝古城泗水一样，成为一个消失了的地名。
我以此咨询当地人士，一名普通的导游诚恳地说，其实当地人没有外边的人那么在意淮阴。为什么？在当地人意识中，伴随着古淮阴的，往往是贫困的代名词，改成淮安，总理故里，这块牌子提气。
于是，我们就在当地干部的热情引导下，拜谒总理故居。
总理的故居很紧凑，大大小小33间房子，很精致，功能分区也清晰。历史的痕迹，打在那个在这里生活了12年的少年身上，也给后来的拜访者以悠长的系念和想象。
很多的人走过来，又走过去，大家都在认真的谛听和遐想。在这个所有人都接受的伟人面前，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思考一下。
似乎，总理的平和也使得这座城市的城管与众不同，火气没有大家习见的那样大。我们听说，今年9月，第二届全国城市管理经验交流现场会将在淮安举行，届时，全国100多个城市将到淮安学习这里的“和谐城管”。
仅仅在几年前，淮安和许多城市一样，城建费用的90%用于大街大路大广场等“面子工程”。2002年以来，淮安市眼睛向下，注意细节，贴近居民做文章，把近90%的城建费用于城郊结合部、居民区、生活大院等人群聚集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淮安市城管把流动摊点、沿街洗车点集合起来，设置多个夜间大排挡和小吃广场；设立多个疏导菜场，提供摊位2200多个；分区域、分地段、定时段设立一些不收费、不上税的跳蚤市场，以及10多个洗车超市。
政府还筹资给城区特困户和下岗失业人员统一制作了3000辆人力三轮车；统一制作了600多辆便民修理车、水果车、修鞋车，免费发放给需要从业的人员……
据说，现在的淮安街头，已看不到城管人员巡查的身影了。这样的“缺失”是一种令人欣慰的缺失。
■江阴：“不城不乡”华西村
7月10日，来到著名的江阴华西村。华西村确实是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不土不洋、不城不乡。集体经济的壮大，让他们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随意搭建自己的家园。世界各地微缩景观、各地名桥、塔群宾馆、中央五大书记雕像、曲阳制造的狮子像神道石像生一样摆满了路两边……
已经80岁的老书记吴仁宝很健谈，很容易沉浸在自己表达的激情里。话语中渗透着民间智慧与政治敏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一口吴语，手势张扬，宁可使用翻译也不说普通话。
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一句话，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华西幸福的三条标准是: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这三条一条也不能缺。
他说，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近几年来，上级政府批准给我的奖金，累计有5000多万元，我全部留给了集体。钱多了不是好事，子女们就会盼着你早死来分遗产。有本事自己挣去。
他说，当好一个村干部，我们要始终做到“两手抓”，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要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做一名干部，只要“两头”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
他说，华西和我吴仁宝要的就是不土不洋。而且这不土不洋就是一个形式，专门对付官僚主义。如果当初我把塔建得特别洋气，就会有领导指着我鼻子问我搞那些洋气干什么？反过来同样道理:我把塔建得太土了，人家又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再富也是农民，就是土。所以，我干脆来了个不土不洋。
他说，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
华西村会议中心旁边，是13栋单体别墅，据说，这些别墅是华西村接待贵宾的总统套房。一条笔直的乡间小路，宽度只容一车通行，将会议中心与别墅隔开。小路两侧密植着高大的水杉林，吴仁宝的奔驰600就随意停放在小路上。
■苏州：一个城市的再造
早早就成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的苏州，到底有几个呢？
多年的教化，大家可能更认同那个软软的吴地苏州，小桥流水，翰墨飘香。城市街巷中偶尔掠过的一个人，或许是一个家学渊源的读书人；那些小巧的女子，大都有着水乡人的灵秀和清爽；而城市，似乎一直应该保存着一幅古老的面容。
这样的图景，如今在苏州，大抵只能算得上一种奢侈的文化想象。那个一头连接苏州的繁华商业区阊门，一头连着虎丘镇和虎丘山的山塘街，原本随意的穿行，如今也在门票的阻隔下，变得支离破碎。火眼金睛的守门人，就像此间著名的山塘狸猫一般，常常将那些试图蒙混过关的外地人截住，卖票。
这样的门票拦截，多少让人有些感慨，这可是原生态的城市老街啊。苏州城的千年密码，大抵都保存在那一座座老桥的栏杆上，保存在临河人家窗台上随意放置的一盆花草上，保存在老字号混沌、苏州评弹的抑扬声韵里……
经济建设的一日千里，让这座几千年的古城在保存旧貌和更新再造之间踯躅徘徊。直到，那些古老的流风遗韵一点点散去。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真切地感觉到，我们这个城市不能没有窄小的街道、飘摇的店招、拱起来的桥洞，以及缓慢移动的游船。其间的进退、攻守，一言难尽。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如今的老苏州之外，一个新苏州已经崛起。这就是以金鸡湖为核心，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制造的苏州工业园。苏州工业园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重要的合作项目，这个庞大的造城计划，在经历了十三年的艰苦磨合之后，终于成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
也由此，古老的苏州越发显现出值得保护的价值。在山塘街，大体上可以寻觅到那些曾经在经典里熟悉了多次的景象。黛瓦、白墙、老桥、古宅……这些丰富的文化元素共同成就了一段历史的记忆。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苏州城区蓝藻开始爆发的时候，河道里的水已经变成了暗绿的颜色，倒是没有闻到什么臭味，一眼望过去，“小桥流水”的格调依然让人沉醉。
我没有本事回到过去，不知道韦应物、白居易、苏东坡的苏州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我眼下的苏州老城山塘街、苏州新城工业园，呈现给我一个多姿多彩的双面苏州。
■昆山：全国第一县
这个毗邻苏州的县级市，在人们的感觉中，更像是上海的一个卫星城：从凌晨5时开始，每隔一小时即有一班车发往上海的虹桥机场和埔东机场；市民对于海派文化的普遍认同；其经济与大上海声息相同的脉动……
这里是全国百强县（市）的第一名，2006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932亿元，财政收入151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01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508元。
这里还是思想家顾炎武、文学家归有光，以及当代“电脑大王”王安教授的故乡。7月11日，候车的闲暇中，偶尔发现，河渠对面的一处小院落门楣上，居然挂着“王安旧居”的牌匾！
行程止于昆山，从我们的观感看，大上海的气息声息可闻。早有论者指出，上海的崛起不仅仅是自身的崛起，其周边江浙的城市群也随之昂起了高高的头颅，这个论断，大体上是贴切的。可见，大城市的周边，不应该仅仅是环状贫困带的窘迫，也应该是在大城市带动下的“美美与共”的和谐图景。 July 19 涎水或者泪水 暑热，心思飘忽，不能静心做事。方知“心如止水”、“波澜不惊”都是谎言。在这样的谎言里，大家生活了多少年，并且一直打算这样生活下去。甚至，“止水”说辞，差不多成了一种固有的文化姿态。就像古竹器上的“包浆”一样，摩挲日久，说法本身也成为一种独立的东西，具有自己的“规范”和“品格”了。
还好，阴郁了好久的日子今天有些放晴，天空一下子退得那么渺远，颜色也淘洗得那么蓝，很让人产生些家园之思。不过，这种情绪刚刚露头，马上感觉到它的虚伪：我们注定不应该拥有所谓的故乡，注定应该在现代化的裹挟下随波逐流，注定成为一群生活在异乡游移不定的边缘者。与此同步，所有的情感，也在复制和克隆的语境下，苍白而惨淡。
那是7月10日，江阴海澜集团总部所在的小镇上，总裁周先生畅谈企业发展的前景，语调平和、信心满满。我随意翻看企业内刊《海澜人》，一篇《煎饼的味道》吸引我看了下去。文章叙述了一件吃煎饼的事情，说自己很喜欢、很想吃母亲亲手摊的煎饼，简单朴素，没有什么大的波折，我甚至以为这或许又是一篇励志的文摘体散文了。但，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我的母亲，现在和太阳月亮们生活在了天上，即使人世间有千万面鏊子，于我，不过是一些空空的蝉蜕。我再也吃不上母亲摊的煎饼了。这样写着的时候，我的脸上，已经流出三尺长的涎水，或者泪水。”
在长江边上，一个生长着大批外来工的企业里，梅雨腻歪中，我这样读着，感觉到自己差不多也已经满眼泪水了。作者署名的前边，有一个“山东”的字样，大概，这是一个外省来海澜打工的青年。像这样的青年，在这个年产值100亿元的纺织服装企业，有1万多名。他们和他们的周总一样，编织着各自的梦想。只是在闲暇的时候，思想一下那个遥远的、千里之外的、荒芜了的家园。
这种梦想，应该是这个时代最为灿烂的也最为辛酸的典型图景。很可能，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将成为其间晃悠的一个。就想那幅《清明上河图》一般，看画的人，就是画中人物罢。这样想着的时候，恰巧听到了周杰伦的《千里之外》，特殊的含混的声音中，只有熟悉的旋律在头顶上缠绕。我想，刚刚凝聚了一些的认真的思绪，总是逃脱不了娱乐化的命运。这也是一味真实吧。
July 18 故事 董桥浸淫文物日久，很多物件都能说出一段故事来，加之本人又特别擅长说部，他的故事便带有了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幽深的那一抹意韵了。
老物件都有故事，人也一样，马齿渐增之后，不免总是回望。回望身后那隐隐约约的曲折，回望水珠击打地面的清脆，回望那一掠而过的优雅。
过去了，还天真地以为，那就是故事。怎么说才会明白，那其实只是故事的一个躯壳，有些故事的影子，但不是故事。很多人，早早的，已经没有故事了。
董桥说，里头的故事就不必细说了！ July 17 清流 华北之大，大概只有小五台山能看到这样清亮的山泉水了。不过，以我的悲观的判断，这水也活泼不了几年了。随着山上的大兴土木，以及各方风雅者的麇集，说不准哪一天，又剩下一沟一沟的鹅卵石啦。
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造访过这块因为特殊原因造就的禁地。那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生在搞穿越的时候，被困在山里，当地的警察叔叔和官员大爷们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才把这些个北大清华的未来大人物们弄了出来。
那个时候，我还傻傻的以为，这些孩子们是吃饱了撑的，因为自己的荒唐，麻烦了打搅了腻歪了这么多的人。当然，还有山中的鸟兽。后来，撑着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小五台不断传出学生们被困的消息。
大凡好景致，总是不乏一拨拨糟践的人。古人讲寄情山水，笑傲江湖，这种风气直到毛的时候大体上还体现十分明显，那个 北国风光 真正是震古烁今的大手笔。而那个柳 亚子就差的远了，居然把昆明湖当成了苏州园林。
再往后，更是一螃蟹不如一螃蟹了。山水之清秀在尘世的污浊面前，如同水墨画一般清淡、藐远了。即便亲近，也是姿态大于心灵、标榜多于爱慕了。或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小五台山就更没有办法了。
沿着小五台山一条开发了的山沟进山，身边是清流急湍，但山石光滑，几乎没有一点屏蔽和遮掩，水景之难于护持，显而易见。“北方九寨沟”？亦难矣。
July 11 读书虚火 一本杂志引起关注，换不换主编，其实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已。一个主编再合适，能一直赖在位子上么？《读书》之乱，无非还是知识分子之间的意气之争，“新左派”、“不好读”云云，大概是为了辨识方便、批判方便而贴上的标签罢了。
我属于那种“喜欢”读书、但未必在行的读书人，从1990年开始，基本上连续把这将近20年的《读书》都看过了。可能是感觉比较愚钝的缘故，竟然没有读出1996年以来的读书味道与以往的已经大大不同了。其时，正是学者汪晖、黄平帮办读书的开始。 然而，这种变化却是连汪黄本人都承认的，汪晖说：“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黄平说，问题的重要让编者不忍丢下那些晦涩的文本。两位主编都在强调“问题意识”，也就是读书开始全面转向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表态。 这种表态让1996年以后的读书屡遭非议，人们甚至不惮烦的抬出了陈翰伯、陈原、范用三老，外加一位沈昌文，以为读书已经衰落的佐证。挑剔其思想的执于一端，批评其文字的晦涩冗长。在我们这个向有美文癖好的国度，这样的意见可谓针针见血。 回想我的阅读历程，愤怒和喜悦似乎都没有现在呈现出来的媒体真实那么强烈。甚至，我一度还比较欣喜地发现，每一个大问题，读书几乎都涉及到了，她的解说一般而言，往往能够给我提供一个极为开阔的思考空间，这样的入世的读书有什么不好的呢？ 生活在一个大变局的社会，读书一样应该记录时代的流变，而知识分子，特别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依然躲在阁楼上，把玩自己的情趣。我想，这一点，现在一些以人类历史、以世界文明为使命的知识分子应该更明白啊。 可以说，十几年来的读书，大体上还是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大合唱的。尽管可能有些方面的意见过于明朗、集中，以致于影响了公共平台的发声效果，但总体上还不是论者批评的那样，成为一本帮派刊物。文章俱在，说谎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此番汪黄去职，或可看作读书对一段时间以来知识界抨击的一种回应。我们认为，这种退避的回应，完全符合学术界的惯例，甚至也是老一辈读书人身上才会有的古风。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内里的原委曲折会一点点呈现在世人面前 July 10 几个苏州 早早就成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的苏州，到底有几个呢？
多少年的教化，大家可能更认同那个软软的吴地苏州，小桥流水，翰墨飘香。城市街巷中偶尔掠过的一个人，或许是一个家学渊源的读书人；那些小巧的女子，哪一个都有着水乡人的灵秀和清爽；而城市，似乎一直应该保存着一幅古老的面容从临水人家的窗前流过……
这样的图景，如今在苏州，大抵只能算得上一种奢侈的文化想象。那个一头连接苏州的繁华商业区阊门，一头连着虎丘镇和虎丘山的山塘街，原本随意的穿行，如今也在门票的阻隔下，变得支离破碎。火眼金睛的守门人，就像此间著名的山塘狸猫一般，常常将那些试图蒙混过关的外地人截住，卖票。
这样的门票拦截，多少让人有些感慨，这可是原生态的城市老街啊。苏州城的千年密码，大抵都保存在那一座座老桥的栏杆上，保存在临河人家窗台上随意放置的一盆花草上，保存在老字号混沌、苏州评弹的抑扬声韵里……如果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态、居民的生活方式演变为一种旅游展示，距离“标本化”也就不远了。
经济建设的一日千里，让这座几千年的古城在保存旧貌和更新再造之间踯躅徘徊。直到，那些古老的流风遗韵一点点散去。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真切地感觉到，我们这个城市不能没有窄小的街道、飘摇的店招、拱起来的桥洞，以及缓慢移动的游船。其间的进退、攻守，一言难尽。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如今的老苏州之外，一个新苏州已经出现。这就是以金鸡湖为核心，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制造的苏州工业园。这个庞大的造城计划，在经历了十三年的艰苦磨合之后，终于成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城市群落是如此让人振奋，以致于很多人都忘记了居然是以园林著称的苏州。
由此，古老的苏州越发显现出值得保护的价值。在山塘街，大体上可以寻觅到那些曾经在经典里熟悉了多次的景象。黛瓦、白墙、老桥、古宅……这些丰富的文化元素共同成就了一段历史的记忆。行走其间，恍惚间思维都停歇了下来，暂时品味老苏州曾经的繁华旧梦。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苏州城区蓝藻开始爆发的时候，河道里的水已经变成了暗绿的颜色，倒是没有闻到什么臭味，但一眼望过去，那“小桥流水”的格调早已经打了折扣。我没有本事回到过去，不知道韦应物、白居易、苏东坡的苏州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这不是我想象中的苏州。
事实上，不仅是苏州，那些可怜的老城，大抵都在新与旧的边缘来回折腾。像苏州这样，另外辟出一个新城的情况，已经算得上是幸运的啦。不信，你看看北京。
July 07 七月七日，在南京 即便在南京，七月七日也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闷热的梅雨季节，让城市上空永远雾重云低；肆意倾泄的豪雨，把城市和乡村浇得纤尘不染，却又制造出滚滚洪水，翻腾在大街上，一任汽车像轮船一样游弋而过。
该冲刷掉的，大概都冲刷掉了。泥土、杂物，历史、以及沉积在历史深处的悲伤和愤懑，都似乎在连天雨线中，一起消失得干干净净。顺着长江逝水，奔腾远去。70年前那个悲伤的日子，一样毫不例外、毫无挂碍。
搜罗一过，只看到南京一些社科院、纪念馆的学者们开了个座谈会，说是纪念，不过应景而已。学者们提出，应该提高抗战纪念日的纪念规格，“最好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国家级别，世界影响。”云云。也就说说。
纪念级别的事，很不好说。不过，南京城确实没有表达出过度的激动，即使那部叫做《南京》的纪实电影的刺激，也没能让这个日益庞大的城市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岁月沧桑，日子的累积并不意味着仇恨的累积。
七月七日，南京像往日一样正常。地铁线工程的建设照样热火；河西新城规模宏大；太湖水污染事件，依然是各级领导最为头疼的事情。省委书记在太湖表态，宁可牺牲一些GDP也要让百姓喝上干净的水。
现世的事情永远是最重要的。即便是在193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对于卢沟桥当日发生的事件，也没有特别渲染。真正的全国动员——包括首都动员，是稍后一些的的事情了。那时，抗战才成为当务之急。
当时，这个城市里习惯了王权更迭的市民大概不会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卢沟桥点燃的战事就把一个首都烧了个烈火朝天。或者说，即便恐惧又能如何呢？普天之下，还能找到一块儿清净的和平之地么？
也有一种可能，这个城市见惯了朝代兴废，宗庙变迁的事情，逢此变局，无非是以平民的鲜血和女人的身体作为润滑剂。而被屠戮被驱使一旦成为一种常态，还有什么比及时行乐更要紧的？
当然，这些不过是我的无端猜测而已，而历史往往是来不及让人猜测的。等到我若干年前终于看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话语时，历史已经陌生得很了。
在这个70年后的七月七日，我在南京的寻常巷陌寻找王谢留迹处，却不经意发现了李香君的故居。只不过，在这个闹哄的世界里，认真谈论李香君，大概算得上一件奇怪的事情。而李香君，早已经枯瘦得成为一个符号了。
July 06 大地上的异乡人 如果没有对余杰的过分追捧的话，我想，这个叫做先锋的书店，真的可以看作是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了。或者说，即便有了余杰的抬举，先锋书店依然是一处安静、不张扬，却压抑不住万丈雄心的文化世界。
什么样的雄心和张扬呢？大概就是在文化上的霸气罢。
这家书店的选址绝无仅有的别致，一个L型的地下停车场，就是承载这个精神世界的粗砺载体。长长的坡道、醒目的进出方向标记都给人一种极为特别的感受。
而墙壁上一张张西方智慧世界的人物头像，像是一个全球文化图景的微缩，细细品味，甚至有些政治波普的味道。知识就是权利嘛。在这个独特的世界里，这些头像才是运筹一切的主宰。
书店里边空间极为宽敞，书挤压人的那种情形，在这里并不存在。你甚至可以轻松地找到坐具，软的沙发和硬的木凳。人在其间，完全不必像在北京三联书店那样，窘迫地直接坐在台阶上。这种空间上的自由，在挤压心灵成为了习惯的今天，已经不多见了。
我转悠的时间不是很长，但马上就被它的姿态震惊了。当然，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句类似座右铭、店训一样的话：大地上的异乡人。
这是一句值得玩味的话。谁是异乡人？在哪一片大地上？是江南水乡田和水各半的青葱大地呢？还是北方广袤的华北大平原那样的大地？是那个叫做钱晓华的书店老板？还是每一个光顾这里的读书人？
有一部小说就叫做《大地上的异乡人》，作者怪怪的一个名字：儒帅哲师，据说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游牧诗学云云，反正气魄大得很。说什么“生命”、“存在”、“家园”，乃是诗意贫困时代、也就是当下，我们应思的事情。
2007年的梅雨季节，六朝故都南京，从一家日本人投资的酒店楼上眺望四下里万家灯火，我发现，自己大概就是一个“异乡人”。市街的热闹，照见了内心的孤独；老城的深沉，越发让人的魂魄无所依归。
July 05 黑砖窑事件进入司法程序意味着大事已了 7月4日，美国独立日，山西黑砖窑事件终于落实到了具体的司法案件之上。我相信，这样的一次开庭会让山西乃至全国存在同样强迫劳动的地方的官员们长出一口气。终于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事件一旦从社会层面进入司法层面，马上就会干巴成一条条的条文。而充塞在人民中间的愤怒，也随之化为乌有。最起码，这种颇具破坏性的情绪不再可能冲撞我们的官员们现有的秩序了。
社会领域再大的事，一旦进入那个法庭，基本上属于小案一个，没什么要紧的了。我原先不是太了解这些事情，而且，还有些接受西方司法的影响，觉得在庄严的厅堂上唇枪舌剑是一件过瘾的事情。
及至后来和一个地方小官聊天时，才茅塞顿开。他说，打官司是最好的结局，走程序嘛。中国的事情，哪个是走程序走下来的？一进法庭，上边也不再使劲追查了。
至于山西全境、河南部分地区的黑砖窑，大不了先停着，等以后官司消停之后，再起炉灶而已。那些已经被黑了的窑工，谁会让他们闲着啊。再说，农村劳动力的无序涌动，这里不黑那里黑，无法可想。
July 04 江南 几下江南，每一次都用心地感受，结论是，江南还是在胸中好了。《中国国家地理》笨拙地做了一个专题“江南在哪里”，找来找去，乱糟糟的，还没有找到，费力不讨好。文化的事情，焉能够定性定量？
长居北地，骨子里都是塞北浩荡的长风，山川丘陵粗砺的线条，乃至平野漠漠的苍茫。即或有一些妩媚，也大抵是早春时分山野里那一抹一抹的未及消融的残雪，纤巧中仍流露出曾经的磅礴大气。
也由是，很难抵挡江南的旖旎和温婉，特别是细雨中似乎被浸透了的山野和空气，从远古来，把人的神思也恍惚不知带到了何处。至今难忘江西那个湿漉漉的小城宜春，想起来，就齿颊生香。更不用提那些精灵般的女子了。
这些天，偶尔发现了苏州大学王尧君的一本评论集子《脱去文化的外套》，王尧追忆的是文革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字绝佳，一无尘气。江南文士的心事浩茫，纸上的烟雨苍茫，把人的神思细细缠绕、松松紧紧。
我想，人和文怎么就统一得那么合适呢？如果我们的那个破文什么的坛多一些这样的评论文本，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弄文，也得有一些门槛，天纵英才固然不多见，可恁多笨伯吭哧吭哧打夯一般，也算吾国一景。
是啊是啊，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经典江南，我见过。只不过，这些年来，在人力的强行介入下，颇有些难以为继的意思。草是水藻，莺为流莺，慢慢的，江南真的找不到了。
或者说，江南本来就是一种旖旎的意象。她的气韵生动，往往得益于北方的罡风、大漠的浩瀚。仅仅是一地之美，不免失之于纤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罢。
江南从来都需要磨砺。庾信文章老始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一样是南北地气融通之故罢了。不过，这样的融通，于我而言，难矣哉。
July 03 教育部应该设计贫困生求助标准路径 贫困以及对贫困的展示，只要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没有伤害他人的利益，按说是不应受到谴责的。然而，7月2日，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却表示，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中新网7月2日）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看看王旭明是怎么说的。他说，“特别不提倡媒体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突然写出一个困难大学生前面吊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考上了某某学校，我没有办法上学’，然后呼吁社会捐助。”
“相信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全国几百万、几千万大学生当中，这样的事可能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都不以为怪。关键是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媒体，要以宣传主流、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发生这样的问题要积极促进，给他们解决。”
王旭明，以及他所代言的某部，为什么不喜欢、不提倡胸前吊着一个牌子的贫困大学生？他自己说出来的理由是，这些真实的大学生求助只是极为个别的现象。在他的估算中，在全国只有几十个、几百个，相对于一千万高考考生而言，不是主流。媒体应该讲大局，宣传主流，没有必要以宣传个别为己任。这是第一层意思。
那么，王旭明还有没有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呢？
有的。从王旭明描摹出来的挂牌子求助的场景看，他是很不以这样的求助方式为然的。求助，还挂个牌子；挂个牌子，还有媒体大事渲染……悲情引起同情，同情产生愤怒，最后，矛头差不多都冲着教育部门来了！
更何况，这样的“展示”，难道仅仅是展示自身难以克服的贫困吗？好象不是，一个个贫困故事的叠加，一次次无奈情绪的聚集，让我们这样一个教育大国的教育主管部门颜面何存？此为另外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深意。
我们国家的贫困生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真的只有几十几百个吗？2006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布一份报告，这份名为《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的公益调查结论显示，2006年，有6成贫困高考生凑不齐学费。
报告称，包括生活费在内，平均每年每个贫困高考学生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支出在6780元左右，高于他们的平均家庭总收入4756元，超过2/3的家庭入不敷出。81％的家庭总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10.2％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达79.8％，只有4.7%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以内。
这份调查报告比较符合大众目前对于教育的一般感受，不知道，王旭明先生注意到这样的调查数据没有？或者说，掌一国之教育命脉的教育部，应该有自己的比较严谨的统计数据？但无论如何，王旭明先生随口估算出来的几十几百个贫困生的数据，实在是太随意、太情绪化、太缺乏同情心了。
无视中国存在大量贫困生的现状而信口开河，原因只能从维护教育部的“颜面”上寻找了。王旭明似乎天真的以为，只要媒体不再大肆报道贫困生求助的新闻，贫困的现实就暂时不存在了；中国教育千疮百孔的现实，也将随之被掩盖起来了。
他们为什么不能自由表达他们所遭遇到的困境呢？如果他们的这种表达有幸得到社会关注，则是我们这个社会应有的理性复归，这本来就是“和谐”的应有之义。
实际上，早在2003年7月，教育部就下发通知，要求各高等学校新学期开学一律设立“绿色通道”制度，确保新录取的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不允许任何高校以任何理由拒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如发生这类情况，要追究有关高校主要领导的责任。
这样的表态起码可以表明教育部对于中国贫困生的一个基本判断，其作为也显示了主管部门对于这种现状的求变努力。当然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因此，王旭明完全没有必要掩饰什么、甚至扭曲什么。
至于贫困生以什么样的方式求助的问题，除非教育部能够设计出一个标准的路径，颁行天下，一概照此办理，否则，挂个牌子的求助不会绝迹、也不可能绝迹。濒难之人，难道还不许嘴里冒几个泡泡？
表达从来都是一件需要争取的事情。而有些时候，这种争取可能会演变为一幕荒唐的滑稽戏。
July 02 谁的感受更重要一些 香港回归，气氛热烈，语调高度一致。尤其是我们这边的媒体，很是照顾大局。事关国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香港当地的媒体就不那么一致和规矩了。
他们说，即便是一个欢呼，官员们和普通的香港市民也不一样。官员的欢呼充满了主导者的成就感、自豪感：我们缔造了一个崭新的香港；而一般市民的感受则简单的多：还好，旧制度都留下来了。
这样的想法让我们习惯了一致的思维，暂时出现了一些短路。这可是国家大事啊。怎么可能没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
然而，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分就里的一致，只重表态、忽略事实的的结果，往往会妨害思想的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危险的随声附和。所谓“和而不同”，就看你是强调哪一端了。
谁的感受更重要些？一般而言，主导者当然更能代表一般民众的意愿并进行表达；但真正的有素质的民众，往往能够在一定时期集中发出自己的最强音。或者，这可以看作是他们的表达。
如果这种表达是以平和的方式进行的，事情尚可以挽救；反之，则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所以，宋朝的司马光先生才组织人力编撰了一部《资治通鉴》，以为缝缝补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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