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记者索赔3000万，甚至还申请了财产保全，引得全国媒体一片喧哗；紧接着，放弃告记者而改告报社，索赔1元。富士康的这个游戏玩得恰到好处，让人叹服。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反过来想想，富士康为什么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允许的范畴内活动活动筋骨？当然可以啦，本来就是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记者为什么不能当被告呢？既然大家出来混，道上的规矩还是要遵循的。你要声张你的正义，我也要表达我的情绪。大家都说说，最后就会有一个民主的东西出来。看看现在那些知名的学者专家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专门让人脸红的样本，还自以为得计。

     从这个也许不算恰当的个案上头，我们可以反观专制特别是话语上的专制，已经使得中国大陆的学者们基本上丧失了参与讨论的权力。每个人都是一个闭合的专制中心，在他这里，他认定的道理都是不容质疑和辩驳的。

     而且，这种所谓的“围剿”，往往还有一个很大的帽子，如此如此，国将不国……云云。可能嘛？当然不可能，不过是搏弈而已，何必非要弄得人家不能开口说话呢？

     如果非要找出些借鉴的东西来，我想，还是那句话，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长此下去，民主才可能在我们这块贫瘠的土壤上扎下根来。

 

 

 

     胡因梦的前半生自传让我大开眼界，这样的女子大概只有两个去处可以找寻了，一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像一些人回忆中的林徽因，像小说中写到的K；再则就是我们的宝岛台湾了。

     在她这本写尽生命前46年的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中，敞开了一个灵异女子自在自为的一段生命。就像序中写的那样，“廓然无圣是自传真正的精髓”，何谓‘廓然无圣“？清明的人生境界，个体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和自在……

      然而，事实很糟糕。胡说：“七年后的台湾社会仍然陷落在‘谁对谁错’的较量里，仍然不关怀个体在世界上的福祉与真相，这一点，透过各种形式的媒体便可轻易得知。”台湾如此，大陆的情形也差不多。

     自传满纸都是青春的情性记忆，以及中年的顿悟。对于男人而言，读这样一本书，确实是一件比较紧张的事情。因为，整个社会上尽管都在竭力渲染“爱”，譬如像今天，居然还是什么“闰七夕”，中国情人节，云云；其实，大家奉行的都还是“性”。性能力以及对这种能力的夸张，远远超过了“爱的能力”。

     当然，后来的胡因梦注意力也大大转移了，转移到克氏理论，转移到环保上边了。这是另外一种“廓然无圣”了。

 

     是的，一个人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就着次第延展的路灯，脚下是踩下去咯吱作响的促织，我神思飘荡。

     这里是柏乡，一个据说有着3000年历史的小县。这个县有一个十几年的老典型，柏乡粮库主任尚金锁。此人的不简单表现在对于实用技术的超常钻研上，撮其要者，一是发明了堆码粮食的“通风垛”，也就是他收来的粮食不用专门晾晒或烘干，只要按照含水量码垛起来，就会自然风干；再者，是集多年数据调查，编制出《粮食保管一年早知道》，在他绘制的数据表上，每一天都有据可查。

     我常常想，在某一个专门的领域，应该会有绝世高人，大概尚就是这样的高人。“通风垛”的发明，完全是才情所致，只要看过粮仓的人就会知道，粮食的储存保鲜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多么繁重的劳动负担。“通风垛”大大减轻了个体的劳动量，还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

     而“早知道”则完全是耐力的体现，在整整六年的时间里，尚每日要提取数据，进行比对，这才形成了这样基本准确的图示，非有异乎寻常的努力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努力也体现出大平原人民的勤奋和忍耐。

     粮食向来是国本所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得夸张一些，尚某种程度上承接了袁隆平的成就——一个生产，一个保管。

     2006年8月21日
     雨是秋雨，已然没有了夏日落雨的豪气。只是淅淅沥沥地，一直下，把一个早晨弄得不上不下，不知道干什么。
     昨晚又见天培。笑笑的，说到了木心、王蒙，还有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极力推荐之下，要不看看。好在根据经验，海外华文，一般是不会让我们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的。
     我问起了留学的问题，天培说，不止多伦多，小城市也常常看到吾同胞的身影。我说：黄祸吧？笑。
回来后瞄了一眼《暗算》，正看到那个风姿绰约的听风者黄依依讲述：坐了三个月的轮船，看到远方那一抹绿色的时候，我知道，那就是我的祖国。那个时候的归国者，想来也是十分辛苦。浩淼无际的太平洋上颠簸近百日，虽说或许能遇上个把香艳的事情，但烦闷却是必然的。现在好了，一飞就了。留学的品位大概也就在这快餐式的飞飞中，一点点降低了。
按说，中国人的“家国之思”最为顽固，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会不会有些变化。我想，即使变，也应该与我们承平日久，祖国的概念淡漠有关罢。
     比如先不说国，说家，此刻，我正在等待秋雨安歇，好让我回到千里之外的故土。没有办法的事情，想起来就温暖的地方，是故园。那里的一个个山包、一道道道路，包括四时呈现出来的山野轮廓，都永久存储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一日，在桥西图书批发市场， 我一眼看见一本《乡痛 在城市的深处》，当时就觉得心里受到猛烈的撞击，一经翻检，情不能自已。这是一本生活在城市里的乡村子弟写下的愤懑文集，其间弥漫着悲凉和绝望的情绪。
     我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批作家笔下的乡村，沈从文、萧红、茅盾等等。两厢对照，我甚至觉得当代人的绝望来得更浓烈、更持久。鲁迅说：苍茫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而这些当代城市精英的文字却大多是这样的题目：哀山乡赋——我的故乡记忆与现实；闰土，在城里；回到家乡，看到荒凉；农村：被背叛的记忆；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或许就是目前我们的乡村现实之一种罢。真实与否，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些作者心目中，那是浸透了血泪的记忆，焉能怀疑其真实性？特别是，在城市这个庞大的参照物比较之下，情绪的发泄大概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了。

 

起来就是这样，淡淡的，没有什么表情的天空。

随意在院子里走了两圈，气息畅通，手脚还算活络。因为雨湿，梧桐有些低垂。

木心说，去德国寻找空气中的音乐，结果发现没有空气，只有音乐。一笑。这个精致的人。

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大致上讲，也是没有空气的，上下四方六面体里边流动的，是非而已。

 

应不应该和易中天过不去
□涂涂
     盛世论史，说起来似乎是想当然的事，不需要条分缕析“说说清楚”。不过，也不尽然，当年钱穆先生研究历史的年代，却是风雨如磐、金瓯残缺。可见，论史风气之盛，大抵与盛衰无关，而与文化的转型、传统的传承颇有些瓜葛。当然，盛世的文化心态更从容、文化人格更自信，也就更能经由历史的记忆抵达向往中的真实。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与传承的节点上，有人用以形容经济转型的“拐点”，一样可以借用过来。精英层面和民众层面的文化心理，都有着或显或隐的焦虑，消弭焦虑至为有效的办法，向前看之外，就是回望我们无比丰厚的历史资源。我们庆幸现在社会上越来越浓郁的文化氛围，这是重建民族自信的重要根基。
     这实际上也构成了易中天们风行宇内的部分背景。历史本身就是曾经进行的政治，我们在现世中经常回望过去，或可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齐家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丢掉了本国固有文化；我们已经给后代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山河(环境污染————作者注)，不能再把绵亘五千年的文化丢掉了！”
     综合易中天先生受欢迎的情形，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基本的印象：获得广泛声誉的主要渠道是电视，而后电视带动了图书市场的持续走高；最广泛的支持者是普通民众，而后才是知识界；最受追捧的诠释对象是人民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历史小说中人物，而后才是较为深广的传统社会分析、文化心理阐释。等等。这些看似破碎的印象告诉我们，人民需要历史，人民需要书斋学者对历史的叙述。
     参照前几年热闹的“余秋雨现象”，我们会发现易中天先生的红火与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通过影响最广大民众的文化选择，进而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人格；他们都是在民众需要传统文化、需要历史自信的时候，提供了这种文化这种自信的人物；他们的文化传播都有效地借助了电视这个现代传媒，也都因此得到“电视明星”的攻讦。
     余秋雨先生属于那种文化人格极为坚韧的学者，多年来“荷戟独彷徨”，却矢志不渝，一直风尘仆仆地行走在人类文化的现场。他在解释遭受攻讦的原因时，这样说：“卖弄自己在文化细节上的叮咬狠劲，会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留下一个有学问的假象，其实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由虚假而衰败的一个主因。当文化失去了整体大道的控制，被蠢虫所控制，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这样的文化人，我真觉得是太低效，生命的低效带来文化实际的低效。”（《借我一生》）
     我理解，余秋雨先生当然不认为自己不应该修正自己在“文化细节”上的错讹，但对他来说，着眼于人类文化“整体大道”的修复似乎更为紧迫。这既是顺应文化传承的内在呼唤，也是塑造当代民众整体文化人格的必然要求。
     易中天先生“误打误撞”由文入史遭到追捧，本来已经足够引起门阀森严者的白眼了；偏偏又获得了令一帮学棍们眼热心跳的巨额经济收入，“暴得大名”，兼以大利，围剿声起，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样，攻讦还是从“细节”、“硬伤”入手，进而试图从整体上颠覆其向公众宣讲的资格。
     或许，易中天先生的史学研究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察目前攻击最为激烈的葛红兵教授言论，似乎只是对其表述历史的辅助方式感兴趣，只是对易中天先生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更感兴趣。基本上无视易中天先生在揭橥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上的努力，基本上不理会易中天先生“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叙述历史的智慧。
     ——这样的深文周纳，在中国历史上往往被归类为“构陷”，曾经屡试不爽、每每奏效的。但易中天先生的幸运之处在于，经历了之前余秋雨先生的风风雨雨之后，一般民众已经能够更为理性地看待他的大红大紫了。更何况，他的努力确实做到了“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升了文化品位。
     我们不应该和易中天先生过不去。每个人都在叙述自己心中的历史，表述方式只是去往历史的隧道而已。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跋里边写道：“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你顶多只能散乱地见到些秦砖汉瓦，依稀听得鼓击钟鸣。然而人性却相通，正如今日之苍穹，正是当年之星空。”经由人性，然后抵达历史深处，其对后来者的启迪是全方位的。
     我们不应该和易中天先生过不去。吾国吾民有着深厚的说史传统，我们固然不必讳言易中天们叙述中出现的细节不真实，但我们更不应该因为这种细节的不真实而整体上断言其论当休。道理不言自明， 不断的指出错讹、克服错讹，正是文化演进的必由之路。更何况就目前一般民众的文化需求而言，易中天们的工作善莫大焉。当年的《三国演义》，不就是对《三国志》及相关历史的重述么？
     易中天先生还说：“伟大的时代必定具有历史感，伟大的人物也必定具有历史感。”因了“历史感”的蛊惑，我们且搁置无聊的争执，进入丰厚的历史记忆当中去。

 

 

 

2006/8/14

 

 

 

 

 

 

 

还好，还好，一席终了。

我原先是想说一些诸如总结的话，诸如感谢各位的话，诸如今后我们继续努力云云的话。

但我没说。我想，如果那样做了的话，我大概就是酿造不良气氛的罪魁祸首了。

我们有不快么我们有愤懑么我们有伤心么

当然，但更重要的，

我们不应该把别人的有心无心之过借过来惩罚自己。

快乐地生活，然后才谈得上发展。

2003年，也是一个热热的夏季，我付出了一颗大大的门牙的代价，

现在想来，是有些刻意了。

还好，我不是狼，不然，一只失掉了门牙的老狼，

基本上就与这个花花世界绝缘了。

我说，今天人齐了，还多了一位编外的，走了一位编外的（本不应该走的）。

我说，今天我结帐，谁也不要张罗了。

我说，以后我们还要常聚。

看得出来，气氛不是特别高涨，但好象没有特别的伤情，

而这，正是我希望的。

我想，只要平静地过了这一段，或许会有新的转机。

我想，别人不会总是把把糊的。

我想，虽然我的门牙大概是不会再长出来了，但剩下的绝不会再丢失了。

这个很破但能够容纳我的城市里，不会再有我满街筒子找牙的身影了。
散了，各自回去。

天依然闷热，但还是能睡踏实的。

 

和三周年一起散去的，

是一种共同的情绪。

而情绪，

在一个组织的犬牙交错中，

一般而言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只有在独守夜色的时候，

和着秋虫、映着微弱的月轮，

咀嚼。

 

这是一个忽略基本自然元素的时代，

城市虚伪的、千城一面式的庄严，

更多是瞬间的坚挺

而跟风的人们，也往往爆发出附和的快感。

以此，

作为一个城市参与世俗狂欢的依据。

在这场狂欢中，

大体上没有时间概念，

从发端到现在，

已经30年了。

 

我哀悼那逝去的好年华，

月白、风清，明澈的眼睛残存着攀登台阶的希望，

只是没有想到，

三年的时光，竟然就一晃而过。

直到提醒，

惊觉月到中天，明澈已是昨夜。

 

原先说上风上水上等好运气，

原先说看你看你就看你了，

原先说你年在少壮脚下明亮……

现在看，这些都是固执的表征啦

我只知道，

我的最能够迸发火花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者有多大区别？孤单是形式，而孤独则是最为本真的状态。作为群居的动物，人都害怕孤单，这一点大概源于生物学上的遗传，属于“生存之必然”；但是，通过文化的叠加，人的孤单很快蔓延成为一种情绪性的东西，或者说文化心理上的孤独。所以说，孤单是生物性的，而孤独是文化性的。

     那么，我的孤单孤独到底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性的？

     大概和大多数人一样，由孤单而孤独罢。有说我就是孤独的，还是抬举我了。尽管在少年时候，我确实认真地以为自己生来孤独，“狼生孤独”、“浪迹天涯”、“仗剑远游”云云，这些容易引人遐想的语词，几乎成了我实际生活的内容，等到一个人真的置身大荒，才发现，我只是一个孤单的影子，一缕风、一阵雨都可以把这个影子遮蔽。

     当然，年岁稍长，马齿徒增之后，也孤单、也孤独。特别是在酒醒之后的中夜，异常的安静和异常的清醒便会产生一种奇异的间离感：不止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此时此地的孤独，一言难以尽述。

     最是伤情的孤独，却是不可说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能够歌之咏之的情愫，其实只是一种轻微感冒，重症之下，惟有无言。而孤独的原子，亦列队排闼而来了。

 

 

     进了这家面馆，当桌子旁边吃着喝着的人一齐注目的时候，马上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童年家乡县城馆子里的闹腾？还是先前到北边乡镇采访时的一个场景？或者，干脆就是那一年在宁夏贺兰山下张贤亮西部影城看到的酒馆景象？

     面馆不大，五六张桌子，都是四根铁管支撑一块复合板的那种。每张桌子前差不多都围拢着人，还有袅袅上升的烟气。也有空桌子，但上边杯盘狼藉，红星二锅头直戳戳地竖着，已是空虚无物。烟气中，感觉有脸子转过来，张望。

     每一间菜馆都有一群忠实的客人，每一张桌子跟前都常常围拢着油油的面孔。当你试图透过烟气寻觅清晰的轮廓时，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大概算得上最为朦胧的地界。有人，有烟，有新鲜生活着的中国底层的坚韧的生灵。

     时间刚刚中午，坐在一拉动就刺拉刺拉嘹亮的铁腿凳子上，我好象已经在这里端坐了许多年。也喝烧酒，也抽劣质烟，也睁大血红的眼睛瞅瓶子里还有多少白酒。脚翘了起来，手舞动起来，而烟气，则在头顶萦绕。只是，怎么不见我的那些闹腾的同伴？

     上菜的小姑娘大概本身就是面馆主人吧，勤谨中，流露出一些不在乎。哗啦，碗里的面上桌了，摆到客人面前了，托盘里的卤却在水泥地上摔得粉身碎骨。小姑娘撅嘴离去，倒是一个中年妇女出来收拾残局。

     ……

     面馆里的人生，有人，有烟，有活气。

     面馆在鹿泉市（实际上也就是鹿泉县，太行山下，一个以出卖资源壮大经济的县级市），名“石娘面食馆”。

 

     某女要婚，某男正充作宝哥哥左右顾盼；某男总想着去桂林，某女已经从峨眉山上下来了；某女宣布生育了，某男看见小孩子就迈不开步伐了……这个矛盾的世界，尽管各有各的不尽兴、不如意，可末了，生活还在继续。

     就像此次唐山地震30周年的时候，一些媒体记者乐观地写下：灾难已成往事，生活还在继续，并天真地以为，这样的赠言唐山人肯定会照单全收。其实不然，这样的美好祝愿还是有些不切痛痒——有谁经受过全家没顶的悲剧？有谁亲眼看见家人一点点元气散尽而无力援手？有谁一觉醒来才发现置身于一个难以想象的死亡之场？

     经历过了，才会有真的痛，才懂得如何尊重别人的痛，才知道怎样表达这种人己之间的大痛。

     很有一段时间，特别是辛苦觅食那几年，我以为自己已经没有眼泪，也不再会去表达流眼泪一类的举动。但人到中年后，我悲哀地发现，我的忧伤的泪水一直以来就在我的眼前。当它滑落甚至涌出的时候，我的诧异无以言表。

     我尊重我的眼泪，这样，还可以或多或少平复一下我的虚伪。尽管，如今我以不太在乎虚伪与否的问题了。眼泪滑落，就像汗水滑落一样，我都能听得到那液体发出的快感的呐喊，或者，撞击在衣服上、地面上的轰隆隆巨响。这样的响动，多少会让我有些清亮的感觉，复苏说不上，但至少是眉清目秀了许多。

     报纸还在郁闷着，就如同这座平原上的城市的天气一样。在我不情愿的浑身大汗中，做一些强迫性的缓解工作。

     难道，就这样真实地生活？当然。

 

 

     偶尔看到电视里斯琴格日勒排戏笑场的镜头，也笑了。是啊是啊，生活戏剧中，谁能不笑场呢？笑是缓解，笑是掩饰，笑是解构，笑还是建设……就笑。

     年青的时候，每临大事，往往手心出汗，心脏激跳，恨不能自己有三头六臂，整出来个朗朗乾坤。这个时候呈现出来的面相，想来肯定严肃地不成样子，以为真的天降斯人了。稍稍知晓一些人事，神态便能平和许多了，也激动，能觉到参与其事确乎“与有荣焉”，但毕竟已经羼杂了阿Q相、接近一些戏说的意味了。及至后来，每临大事，固然能勉力应对，严肃时也跟孙子似的，但竟也不时地“笑场”了。不知是事情见多而见怪不怪的原因，还是俗话说的人生观发生了挪移？

     沈宏非把自己的专栏集子名为《笑场》，大概这样的事件，真真算得上是一次严肃谈论中的笑场了。一笑场，整个情绪便都松弛了下来，没准儿，反倒能认真起来了。端详着这本打折书，我想象着自己何时能把偶尔客串的“笑场”固定下来，像沈宏非那样，不时笑他一笑。或者就像陈丹青评价沈君的那样：谈风月入手，谈风云。

     当然，这事儿，分寸不好把握。因为有前车之鉴，上世纪20年代章衣萍君一句“懒得摸女人屁股”的话语，经鲁迅先生转播，举国皆知章之乏味无聊。其实，该章此言是否由风月而风云且不论，其人绝对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

     举这个例子说事，主要是想强调，“笑场”是有风险的。一笑不合适，没准儿自己就可能成为全场最为可笑的那一个。

 

     直到夜阑席散，才发现，聚会已经完全笼罩在一派失败的情绪之中。无聊感、无力感、无味感、无谓感……形形色色的情绪，都有，就是没有一种积极的情绪。大家努力或者随意表达的，大都是这样一些浑茫茫的感知。

     我隐隐感到肯定是哪些地方不对头了。更为严重的是，好象，这样的失败情绪，在我们或众或寡的聚集中，已经很是有一段日子了，只不过昨日我并没有饮酒，得以比较超脱地观望而已。

     失败情绪笼罩聚会的结果，不知道其他人如何，反正我很不舒服。其实我准备前往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比较高远的，甚至还很有些期待。两三个钟点下来，就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不知道，满座高朋何以如此无法欢宴？

     那么，既然大家无法尽欢，为什么不改弦更张呢？

     我想，为了尽可能多的生活在良好的情绪当中，我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减少燕饮和聚集；二、尽量不要长久沉浸在坏情绪中间，哪怕是扯淡扯淡。

     席散，我的愤怒无法排遣，遂绕道石家庄的两个城市广场一转。看看别人的欢乐，增添一点自己的幸运。也是，在石家庄这样一个毫无历史文化韵味以及现代城市品格的地方，只能往人多的地方凑凑，既为取暖，更是寻求安全感的有效途径之一。

 

      翻检来几句老话，也算帮拳吧：

      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李颀）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李白）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李白）

      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酒味既泠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韩愈）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

 

 

 

 

 

 

     盛世修史，自古而然，于今更炽。昨日午后恹恹中，看到了央视的《影像志》，记录了一个民办教师的一段苦难生涯，尽管最后呈现出了类似大团圆的结局，但在我看来，仍然是无尽的悲怆和沧桑。

     片子好象叫《时间的重量》，说一位叫做余国江的乡村民办教师后半生的故事。故事发生地并不重要，如果按照西方报纸的选择习惯，或许就说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某地一个乡村小学……”“某地”也就是“中国”。

     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余国江教了20多年的小学，说起来还是个“民办教师”，每个月工资60元。在学校，他是一个身份边缘的教师，因为边缘，所以自卑——当然，这是外人感觉到的此在，有没有愤懑呢？记录片只负责记录，并不传递情绪。

     在农村，他又不是一个好农民，而是一个边缘的农民。是一个只是在去往学校路上的时候，才穿上那件蓝色制服的半拉子教师。余国江形容自己和别的公办教师的区别就是，别人可以整天穿着制服，而他，一回家就得换上和当地农民一样的黑棉袄。

     余国江的脸上沟壑纵横，没有在镜头跟前流露出一点点情绪。就那样叙述，语气没有任何起伏波荡。即便应记者要求，唱了一段流行歌曲，也一样不温不火。如果不是唐突，我甚至认为这个憨憨的农民有着堪与高仓健媲美的演技。

     当然，“大雁飞过饿（方言“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这首在摄录年代的流行歌曲，还是多少流露出一点这位民办教师的心事。他说，要是三四十岁，肯定不做这个营生了。这句话，部分地回答了一些人的疑惑：钱少，你可以不干呢！

     从择业成本上考量，余国江已经无法重新选择，在这个时时给人希望却又苦熬苦拼的职业上，他已经消耗了20多年的时间成本，一旦转业，这将是根本无法激活的沉没成本。而事实上，中国西部农村并没有多少职业可以让人选择。

     从个人情志上考量，余国江在20多年的职业训练中，已经把个人的情绪融入这个职业之中，所谓欲罢不能，并不是恋栈的托词。更何况，我们一向又有把教育职业神圣化的习惯，往往以奉献的口号搪塞劳动者正常的报酬要求。

     这样，我们叙述的理路似乎一点点清晰起来了。余国江的沉重并不是个性的沉重，而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忽略了这部分人的努力；余国江的没有表情也并不是激情的麻木，而是长久以来对于孤苦无助的生活的一种无奈认同。

     许多事情，只有放宽了视野、远远地看，才能更加清晰的呈现出所谓的历史感。而我也深深认同“影像志”的艰难努力。他们从事的实际上是重述历史的巨大命题。这个命题在当下中国注定是很难完成的。但，总是要开始做的。

     而且，在他们的努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寻求和正统叙事的步调一致。比如，余国江的最后竟然得到了县里指定给他的一个名额，在退休前转为公办教师。工资也从此前20多年的60块钱一个月，骤升为每月1040元。

     皆大欢喜的结局让我们对余国江的忧虑和愤懑减少了些许，但另外更为严峻的问题随之出现，是不是所有的民办教师都有余国江这样的最后的幸运？记录这种幸运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民办教师”这个群体的真实生存样态？那些一直坚持在上访的被拆撤的民办教师如何解释？

     大致是在2005年的样子，全国各省都宣布不再有民办教师这一称谓，那些每天一半时间穿黑棉袄一半时间穿制服的群体，最后都得到了我们制度的补偿了么？

     所以，我个人以为，“影像志”的迷恋者们先不要忙着自我标榜，“我们没有失忆。我和同事们是一群影像至上主义信徒”（陈晓卿《读库0602》）。太急着和主流的观念同步的结果，只能从根本上损害记录的成色。

     尽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历史感，每个人都不可能宣布自己记录的就是历史的真实，但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1925年冰心女士集句的龚自珍诗句，据说，这诗句在冰心客厅一直悬挂了74年。也就是说，龚自珍和冰心一直对峙观照了74载春秋。

     实际上，现在的学界确实有一些人已经在认真地记录，只不过在这个喧嚣的热闹场中，没有那么闹腾、没有许多标榜罢了。某种程度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学界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