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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不幸的茅 一个平素做了许多善举的老人，因为说了一些看上去似乎有些乖张的话，就成了网民案板上的鱼肉。这样的事情，不免让人回想起那个疯狂的年代。讲理是没有用的，已经进入大批判状态的个别精英，还有无数的自认为利益受损者，往往会嗅到一丝血腥就开始暴怒，扔石头、吐唾沫。 狠话接踵而至，豪言次第而来。往往，这种批判是建立在“我是穷人代言者”的道德优越之上的。
我也曾经拜访过茅在三里河的家，那一次，谈的是中国的能源问题和山西小额贷款实验，对于他的中国不用担忧能源危机的论述，我也并非全部赞同，但我非常赞同老人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深度，以及他踏实践行的可贵努力。中国的文人学者，往往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他者”的位置上，说好听点是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说不好听点，无非就是大言炎炎而已。怎么做、做什么，并不在关心范围。
茅一边说，一边做。做的事情有些能够佐证说的话，有些则不能完全佐证。至于说的一些话，往往出于各种时事背景，遭到攻击。其间有不符合大众口味的观点，比如这一次的穷人富人就比较刺激，还有不用保护耕地的说法，同样属于此类；也有一些话语因为他目标的庞大被拿来当作了靶子。很多时候，批评一个人的言论，当然比不上批评这个人、批评这个人的动机来得痛快。这个，我们也是有“传统”的。
我们都是网络的受益者，当然不能妄下“网络暴政”的判词，但我们似乎应该警惕这种非理性的大批判风气。只攻一点，不及其余；汪洋恣肆，言不及义；深文周纳，构陷罪状……或者说，只要出现了与说话最狠者不和谐的声音，必群起而攻之。这样的情形让所有的案板肉只有接受批判的份，根本不可能有平等的对话与讨论。这算什么样的民主和自由呢？让人担忧的是，一个对象刚过去，群众很快又在寻找下一个批判对象了。
August 28 被操纵的北京一日游 黑导忽悠，景点配合，旅行社合谋，成千上万的晋京观光者在破费钱财的同时，也对北京产生了诸多不平：这就是首善之区的旅游秩序？这个“北京一日游”到底什么人是幕后推手？即便不以2008运动会作为由头，难道不应该维护广大观光者的合法权益吗？（《新京报》2007/08/28《北京非法一日游10年治理未根除》）
我们每每感慨于北京的飞速发展，也每每为这种发展欢欣鼓舞，以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崛起的最典型表征。相信有这种感受的人很多，特别是，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的时候，一个我们“自己的”北京越发具有了象征意义。北京的每一点变化，我们都会认为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进步的集中体现而加以认同。
然而，这些年来，北京屡屡发生一些让我们不愿相信的恶劣事件，这些事件让我们觉得现在的北京是不是缺乏一个积极主动的纠偏机制，以正本清源，以继往开来？比如北京在旧城改造中并没有主动遏止改造的破坏性，使得一个充满历史感的城市正在失去其历史感，而成为全球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实验场。
再就是勇敢的媒体报道的北京一日游。实际上，这个一日游坑害游客由来已久，只不过很多人都装糊涂而已。外地的媒体即使报道了也声音太低，无伤大雅；本地的媒体往往更多的关注那些积极正面的事件。于是，这样一件恶劣的真正影响北京声誉北京形象的事件，也就能在管理者口口声声的治理过程中，存在10年之久，愈演愈烈。
前边说过，我是无比热爱我们共同的北京的。黑导游一日购物游的当，我也是上过的，当时也抗争过，但是面对一车“沉默的大多数”以及凶神恶煞般的导游，也只能妥协。对于无助的个体而言，这样的妥协符合经济人理性的选择，但并不能掩盖管理部门多年来的缺位和失职，也不能以“没有执法权”来作为秩序失范的借口。
我们现在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操纵了“北京一日游”？报道大篇幅提及“北京游客集散中心”的运行无力，没有能一统市场，其力所不能及的市场空间遂被占领，所以才使得黑票提泛滥成灾。言下之意，似乎是如果这个“集散中心”名至实归，那北京的一日游市场就天下太平了。
这个说法很有些开错了药方的意味。黑票提、黑导游猖獗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失范、市场失序，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在这么多年的运行中都没有建立起一种规则、秩序，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维护这个秩序良性运行的制度。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市场主体之一的“北京游客集散中心”上，显然是不合适的。
或者说，如果有一个很明确的秩序，以及对秩序的维护制度，“集散中心”和个体旅行社一样可以同台竞争，说到底，那些个体的旅行社等等，也都是政府允许经营的合法市场主体。如果我们依然按照习惯了的垄断思路，希望有一个庞大的主体一统市场，只能滋生新的问题。
所以，目前北京一日游市场呈现出来的乱象，依然在于市场规则的缺失以及维护市场规则者的缺位。政府管理者应该努力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秩序，并督促各个市场主体正常的、合法的、高效的运转。而不是指望每年一次、几次的执法风暴来解决难题。特别要警惕的是，执法的个别末端不要被黑恶势力拉拢、“绑架”。
我们也相信，北京能够解决这些小小的麻烦，只要努力认真的去做，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August 27 对救助的展览无助社会公正 现在社会上的很多救助、爱心，往往是政府没有对其国民尽到责任后衍生的怪现象。因为其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产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完全做到公平和公正，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更谈不上。
这两天的热点是受助大学生不感恩，因此“施主”就断然取消了对这些学生的救助，此举引发诸多评论，认为不应强求回报，只要尽一份心就功德圆满了；然而，记者接着报出受助学生之一的母亲居然是城建局的副局长，副局长的女儿怎么可能比大多数城市市民的女儿更贫困呢？贫困生到底是怎样遴选出来的？
所以说，中国目前的事情大都是一团乱麻，很多细节纠缠在一起，扯都扯不清，恐怕神仙都没有办法。动机的问题、程序的问题、结果的问题，表面呈现出来的结果和实际运行的潜规则……这些事体岂是一个单纯的爱心救助所能承载的？载不动，许多愁。
或曰，既然我们不能改变现状，那就做一点算一点喽！是这样么？我想没那么简单。做事肯定是要做的，但不能沉迷在表象里边而忘记了最根本的推动。希望工程忽悠了那么多年，固然解决了不少孩子的上学问题，可同时，又有更多的孩子失学了；而国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一出台，这些问题大体上就基本解决了。
我们的媒体往往在企业利益的裹挟下，热衷于企业助学的宣传，以为自己真的在发掘社会爱心资源，并进行有效的整合。其实，这种事情一样属于“微观真实”而宏观不真实的例子罢。媒体如果依然具有“社会公器”这个价值的话，还是应该着力在推动政府善治上努力，而不是总在品咂分一杯羹的小趣味。
这样表达，并不意味着就不主张民间的社会的善事，而是不能被这些分散的零碎的善事遮住了眼睛。民间有举动，而政府有响应才是所有努力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信心。做不到这一点，只能在一叶彰目中，愈行愈远。
August 26 政治波普 这是一处高大轩敞的房子，在大工业如“铁西区”的年代，是剧院一类的建筑。直到现在，门楣上好象还有五角星，只是在岁月的淘洗下，有些模糊了。舞台还在，在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想必上边遗落了不少洪亮的发言，真诚的表态，抑或有些曼妙女子舞出一些曼妙或者未必曼妙的线条。大概是那样的吧。
仅仅在十年以前，这样的场景我也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存身的那个工厂就有若干个这样高大轩敞的去处，每每，我们的书记在上边发一些当时已经没有人听的洪亮的话语，比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把××建设成为企业的新经济增长点而奋斗”云云，这里的××就是我供职的单位。那话，听起来恍若隔世。
讲话之外，每年也有几次职工联欢，很多仍然对企业怀有深情的老男人女人歌之舞之，也算热闹。至于外边来的慰问团，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建国初？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企业是中国黑色冶金行业的焦点和热点。书记讲话声音底气足，职工往往也报以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后来的光景就越发不济了。
话说回来，我来到的是眼下居住的这个城市的一处老房子。老房子里边已经改成了一个美术馆，经常展览一些当代比较新锐的艺术作品。我看到的就是一组属于那个红色时代的摄影作品，摄影家叫田太权，展览主题叫“印痕”——很容易读成“饮恨”。据说，片子曾经在北京798艺术基地展览过。那里也是大片的高大轩敞。
作品的背景多是重庆那处红卫兵墓地，主体多是年轻的姑娘。殇，什么的。比如，埋在红像章里边洁白的身子；比如，迭加在墓碑上的人体的轮廓等等。像很多的波普艺术那样，里边不免有些裸露的女体，年青的、美丽的、让人不免多看几眼的女体。当然，在暗淡潮湿的墓地背景下，这些女体具有了另外的意义。
转悠了一会儿，甚至还坐了一会儿，试图进入那个时代的情境，感受创作者的心智。很难，我的脑子却始终在想象我原先很熟悉的那些礼堂，想象曾经发生的那些事体，眼前的曼妙和阴郁，始终让我保持了一种疏离感。历史？政治？艺术？记忆？都有一些，似乎更多的是无边的茫然和隔膜。于是，离去。
顺便交代一句，找到这里，缘于几个老同志的反映——这个城市聚集了无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离退休干部，其间不乏有责任感的老同志。老同志说，那个那个什么地方在展览裸体，不象话。就找来了。一问，工作人员说，警察叔叔刚刚来过。看来，这个似乎无关的事件，才真正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误读和错位。
August 25 放逐与自我放逐 耽于书本的人往往不免产生畸零感。那情状，大致和清晨时分酒醒的感受差不多。被放逐的感觉。
有时候， 这种放逐来自内心。那种波涛汹涌，同样是不会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我想，有没有一种办法收集一下人的这种潜思冥想的能量？相信那种能量收集起来应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惜，往往潮来潮去，退了。
忙碌的人忙于事功，岑寂者是这个时代边缘化的存在，有没有、多不多，无伤大雅。这是很公平的一种处置。
为什么要看一些嘴和一些脸呢？我在翻检旧书的当儿，忽然觉得，当年我在摩挲这些还是新书的书的时候，总是特别在意那些嘴和那些脸的，这么些年过去了，又能怎样呢？书在，我在，其余都随风飘散。
雪山苍凉，把人的梦境连带着白雪皑皑。那里是放逐的地方吗？ August 24 大片森林 脚掌下是松软的一层，发红的松针、松塔，腐烂成黑色的松针、松塔，正在腐烂的松针、松塔。这一层，专业术语叫腐殖质。在塞罕坝，由腐殖质构成的腐殖层有20公分厚，最底层的，早已经形成为肥沃的黑土。黑土下边，则是已经被固定了几十年的漫漫白沙。
现在很少看得到这样的“生态截面”了。能看到的，则是在40多年的时间里，腐殖层在内蒙古高原前缘塞罕坝67万公顷的林地和草地里的累积与延展。一年一年、一片一片，前头落下的慢慢发黑、腐烂，后头的相跟着，一层层积淀起一种呵护森林的生命厚度。
腐殖层上边，站立塞罕坝人引以自豪的大片森林。从卫星云图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北京的北部、河北与内蒙古交界的高原上、内蒙古浑达善克沙漠的南边，蔓延着大片苍翠的绿色。这些卫兵一般“有根”的大片森林，成为农牧分野地带最重要的生态屏障。
塞罕坝历史上水草丰美，森林茂密，三百年前清王朝在此设有“木兰围场”，是为皇家猎苑。但自1863年清政府开围放垦以来，百年的开荒、砍伐以及山火破坏，到解放初年，这里已经是白沙弥天、林木稀疏的茫茫荒原。林地荒芜，气候恶劣，沙化面积扩大，造林成活率低。
恢复旧时林阙遂成为一代人的梦想。历史定格在公元1962年，那一年，塞罕坝机械林场肇建；那一年，成为几代塞罕坝人“光荣和梦想”的艰难起点。不能不提及一位叫做刘琨的决策者，此前一年，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总局长的刘琨骑马大范围勘察高原，希望找到森林在高原上存活的铁证。
刘琨骑着马走了好几天，在坝上一个叫红松洼的地方，惊喜地发现了一棵树龄在百年以上的落叶松。有一棵松，就可能有一片林；有一片林，就可能有大片森林。一棵松，成为塞罕坝67万公顷人工森林的发端。8月初，我们穿过茫茫森林、在无边的草原上，看到了这棵落叶松。
一棵松，就那么孤零零的一棵松，静静地站立在坝上高原。过去的200年的时空里，西边的风、南边的雨，头顶上的雷电，可能会让它的日子变得很艰难，但都挺了下来。这棵清末民初人类戕害大自然行动中的孑遗，给后来造林者以极大的信心。一棵松，也被人们称为“功臣树‘。
随后，大批知识分子来到荒原，一些有着光荣经历的老革命和专业人员来到荒原。茫茫荒原上再次出现人类的活动，不过，这一次不是行围打猎，不是滥砍滥伐，而是收拾旧山河。当年第一代造林者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从那些依然健在的老人的叙述中，我们约略可以体会到一些；但原汁原味的“情境还原”，怕是做不到了。
毕业于东北林学院的技术员、后来曾担任林场副场长的李信说：年轻人，没啥活动，白天上山劳动，回来后基本上就呆在宿舍里。太闷了，就喊上两声，唱两句，敲敲洗脸盆子。年届七旬、依然腰板笔直的原总场副场长赵 说，现在的人很难再像那个时代的人那么吃苦了。应该尽快把凝聚了一代人、几代人的塞罕坝精神传承下去。
塞罕坝人至今感念一位真正的“老革命”，他叫王尚海，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现在，林海里还有一片“王尚海纪念林”。这片300多亩的落叶松是塞罕坝人工种植成功的最早一片林子，40多年过去，当年白沙蔽天中的幼小树苗，如今已经蔚然成为高大的、一棵棵排列在一起的森林。人类毁掉了大片森林，人类又造出大片森林。
塞罕坝森林的崛起，当然是一代代塞罕坝人的辛劳，但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那就是从1960年代即开始以群体的身份参加造林的周边农村的大批农民。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并不在册的农民往往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不为人所知了。我们一样应该为他们致敬。
有人说，如果那时在全国推广塞罕坝的造林经验，那么，中国现在的生态状况就会好得多。这样的评述往往让人感慨万千，同样的语境，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再继续学习当时创业者的精神，那么，眼前这大片森林是不是一样可能存在隐患？
走进林子，湿润和静谧，立刻包裹了每一个人。雨水落下来，滋养着这片林子，而后，成为河流的源头滋养着山川大地。人类创造出这样一个小环境，由此营造出来的沉静之美，很快又征服了人类。林子里草花灿烂，像每一位造访的人盛开；当然，也向那些艰难竭蹶的老人们盛开、致敬。 August 22 误读将从根本上革了文化的命 我们痛切地发现，之前几十年“革”文化之命的折腾，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恶劣的后果。清华大学校长读不下一首篆体写就的诗，李白被描画成一个古惑崽，司马相如包了二奶卓文君，诸葛亮则成了一个两面三刀、心口不一、首鼠两端的最虚伪男人……
这些文化事件的主角，基本上是建国以后接受教育、在革命的熔炉里炼过的人。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缺乏对于文化的基本的认知。他们可能都有着很好的学历，但未必就有与之对应的文化；他们可能一直在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但缺乏对于人类文化、文明的敬畏。
文化对于这些人而言，只不过是混饭的器具、升官的阶梯、欲望的凭借罢了。国人一般会强调十年文革，其实，细说起来，文化的命被革掉的时间段落又何止十年？文革之前的那些岁月，一样是文化被放逐的年代，只是，很多事情纠缠在一起，大家有些忌讳，不愿多说了。
但其所产生的恶果正在一点点呈现，从一种可以预见的前景来看，无厘头的荒诞的文化事件将来可能会更多出现。这些人总是要发出声音的，尤其是那些现在从事文化事业的人，更要顽强表达自己浅薄的文化见解。当这种文化见解与权力结缘、与市场合流的时候，文化也就只能被粗暴的阉割了。
这种流毒什么时间能够清除干净，我并不十分乐观。原因很简单，这些成长与那个年代的人不退出舞台，便总会不断制造出希奇古怪的东西来。而指望新生力量荡涤这股浊流，往往又面临着不堪承受之重。文脉中断了那么些年，接续的艰难可以想见。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坊间很热闹的读经运动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正本清源，把经典放在众人面前。既然是尝试，那就一点一点从头开始把光线打进来嘛。有了一些光亮，慢慢的就会多起来；整个屋子都比较亮堂了，那些阴暗角落的大人先生差不多也就很难谣言惑众了。
August 21 大海/人海/心海 那个混沌的、红红的、浮凸的太阳几乎是一瞬间跳了出来。从海平面雾瘴的天空中，从小儿女单手造作的烘托中，从你平静的茫然的深邃的无所事事的思绪中。
这个太阳唤醒了大海，以往的沉静，渐渐地被赋予了人的色彩。包括所谓的这个“大海醒了”的判词，一样带有浓重的人文痕迹。醒了的其实不是大海，而是你我沉睡了好久的心境。
哗啦啦、哗啦的无休止的冲刷，似乎那冲刷的不是明沙、海岸线的轮廓，而是人的对于大自然力量的忍受耐心。每一次退却残留下的碎片，大概都让好好的想法变成了碎片。
人海中，瘦削的华族女子中，多了很多的大胖子，那是俄罗斯女子还有不知什么民族的女子。透过泳衣包裹着的世界大同的图景，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怕是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
太阳越来越高，海面上空便神清气爽起来，那些挨挨挤挤的人，便格外鲜艳起来，大海的风景，也越来越让位于人海的风景了。这个时候，大抵顾不上什么心情了。 August 20 杨慎的眼里为什么没有房奴 在2007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建设部原副部长杨慎直言目前房价高的原因是由于人民群众住房需求量增长，住房消费同我们城市化进程成正比的，他并不同意时下房奴一说。 （《新京报》8月19日）
房价高是因为需求旺盛，消费增长，这样的说法很符合理性的经济学考量，由此产生的大批贷款购房者，当然应该为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责，这样说来，也就不存在什么房奴了。这大概就是杨慎的逻辑了。
杨慎的逻辑估计会让很多人生气，尤其是那些贷了大笔银行款的住房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可能会疑惑，我们的前建设部副部长怎么能够这样说话呢？他为什么对房奴这个说法这样反感呢？
其实，只要翻检一下此公以往说法，就会发现，无条件的力挺房地产，为“房地产商说话”是其一贯的路数，非堵这一次为然。“对于目前的房价上涨，杨慎认为，是由市场化招标后土地价格的攀升、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以及中国城市场化进程加快三方面引起的。房价上涨合乎规律。”（《上海青年报》2004年12月13日）
“杨慎不看好目前的经济适用房，他认为政府可以采取货币补偿的办法，没有必要专门建立适用经济房。”《东方早报》2005年8月26日）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杨慎日前在出席第二届中国(广州)国际商业地产博览会时表示，今年内不会把房屋的预售条件改为现房预售，从全局来说，也不会有打压或限制房地产发展的政策文件出台，房价过度下降，对全局没有好处。”（浙商网2005年10月11日）
老先生为行业说话的热情能够持续这么多年，让人感动。其勇于对公众普遍抨击的房价高、房奴现象“拨乱反正”，也属于不同于流俗的行为。但如果总是在公众情绪激烈的时候，发出一些不合实际的声音，恐怕就要让人猜测起说话的动机了。
杨慎为什么眼里没有房奴？是真的没有吗？这个问题只要从银行提供的住房信贷数据就可以确定，不必讨论；那么，是没有看到还是视而不见？以杨慎对行业的深入研究，不可能没有看到，也就是说，对于房奴现象，此老最大的可能就是视而不见。
为什么视而不见？一则担心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杨慎说：“从1980年开始到2006年26年，盖了88.6亿平方米。解决了1亿1千1百万户家庭住房问题。如按照90平方米计算，解决了9430万的住宅，所以我们住房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再则担心影响我们的社会形象，杨慎说：“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断增长，我们的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的住房需求量不断提高，房价也不断的上涨。住房消费同我们城市化的进程是成正比的”。
在这样的伟大成就下边，小民百姓的住房难、还贷压力大、住房焦虑等等问题，只能忽略不提，或者根本上就属于可以自己克服而不应该拿出来给成就抹黑的小小不言了。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的房子正在在这样一种宏大的语境下，忽忽悠悠的一个劲往上蹿的。那些借口发展的人尽管身处要津，但并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发言，而是完全站在行业的角度，让住房这样一件关系到人民基本福祉的产品成为最大的摇钱树。
更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言论往往能够影响主流政策安排，及至人们终于发现，到如今房价问题已经尾大不掉、难于治理了，当初的种种情况才露出真切的面容。
August 18 为什么总有人就教材问题制造冲突 教材的事情总能让很多人着急上火，先是去年的“狼牙山五壮士”出局事件，认为没有了舍身一跳，也就不要共和国的奋斗史了；现在又出现了“金庸赶跑了鲁迅”的事件，尤其恶劣的是，有好事者还画了漫画，得意洋洋的金庸入主，阴郁沮丧的鲁迅离去……哎。
为什么总是有人在教材问题上制造这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呢？只要平心静气地看看那些教材编辑者的夫子自道，好象也能解释通顺，原来鲁迅并没有被赶走，只不过，增加了金庸的一些文字而已。问题是，既然大家都喜欢金庸，金庸使用的又是比较规范的汉语言，选进来一些作为教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都是读着鲁迅先生长大的，他身上那些不良的气质似乎并没有太多影响我们，倒是那种直截和敏锐使我们受益非浅。而金庸，这些年来疯长的行情后面，也是有着厚实的文化底蕴支撑的，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个别力挺金庸人的浅薄而鄙薄他啊。
为什么要把金庸和鲁迅放在一起比较呢？这两位值得大家尊重的榜样，他们的文字一起成为学生们的“范式”，似乎也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教材是什么？药引子而已，各方面都选择一些，应该是没错的。想想那些专制年代里我们的大批判教材吧，现在至少有了自由讨论的空间了。
August 15 从容行走体现的是文化的追求 有论者欧游归来，很是羡慕人家老牌帝国主义国民的悠闲状态，说那里的人在路上很从容，“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此君认为，自由、浪漫的休闲方式，如果演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时尚，不仅仅需要社会成员“有钱”、“有时间”、“有休闲的欲望”，从根本上说，还需要社会有着合理的制度安排。（中国青年报8月14日《中国人何时能有在路上的浪漫从容》）
是啊。在路上，本来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情。社会制度安排对此作一些计较，不仅应该，而且必须这样设计。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其实并不缺乏行走、游走的传统，这些传统在过去的岁月里，曾经在许多人的脚下践行。只不过，在我们成功的成为一个大的组织之后，这些传统消弭了而已。
我们存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仔细想想便可了然。那就是，每个人尽量都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村庄或城市，还有，另一个人的旁边。每一个人尽量都在组织的掌握之中，组织会时时关怀你。流动基本上不是被鼓励，而是鼓励那些不流动的人歧视那些流动的人，当然啦，这一切操作比较巧妙，多年以来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了。
这些年来，尽管已经开始鼓励流动，但却是以发展旅游、拉动地方经济的名义，并没有考虑游走的传统以及人的天性。这样的提倡造成的结果是，在路上的人往往成为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上人的案板上的肉。风雅荡然无存，更不用说悠闲的状态了。
所以，我认为本质上讲，从容行走本身应该是一种文化的追求。我们的倡导应该还文化本来的面目，而不是用一种奉命旅游的律令取代另一种接受禁锢的律令。也就是说，让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游走的先决条件，应该也必须是开放中国人的原本自由的心灵。
有了自由的心灵，才有可能诗意的栖居或者浪漫的行走，而不是一脑门子官司和不合时宜。这样的国民走出国门之后，才可能是精神健康、自信乐观的国民，而不是总琢磨“在法国红磨坊看表演、在荷兰看‘橱窗女郎’”。从这个意义上讲，黄金周、带薪休假之类的具体制度安排，反倒是次要的了。
August 14 有些生命的暗哑呼唤，我们听不到 又是一起令人悲伤的死难事件，在端详湘西青山绿水的朦胧眼神中，在一个个模糊的远去了的背影后边。8月13日下午4时40分左右，湖南省凤凰县至贵州省铜仁地区大兴机场的二级公路堤溪段在建沱江大桥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确认造成14人死亡，22人受伤，65人失踪。（新华社8月14日电）
根据目前有限的消息，我们知道，这是一座二级公路上的在建大桥，长度仅仅为320米，桥宽12米，为4跨型石拱桥，如果没有这次轰然坍塌的意外，大桥将在今年8月底竣工通车。此外，我们还看到了救援，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应急反应，那一个个忙乱的身影，给惊慌的人们极大的安慰。
只是，眼下最最让我们牵挂的是那些殒命的、可能殒命的人们，面孔依然模糊。那些生命的尖利喊叫，我们听不到；那些生命的暗哑呼唤，我们也听不到。我们更看不到，哪怕是一张惊恐的脸孔、一只甩掉的鞋子。而到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个近来最为惨痛的事故已经发生一天了。
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软塌塌、像老蛇褪掉的皮一般垮塌的桥体，在山水之间，醒目地匍匐着；我们看到紧张的人群在全力以赴搜救遇险人员，抢救受伤人员；我们看到的，大都是与建桥一样宏大、热闹的场面，以及，我们非常习惯了的同样宏大的情绪。
在事故原因尚未明朗之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哀悼死者、祝福伤者，为那些失踪了的生命保有一线微茫的希望。我们希望，政府积极的施救能够挽救回更多的生命。我们更希望，媒体能够更多的发掘事件中的悲剧因子，而不要把一件原本悲恸的事故，再次演化成一个可歌可泣的救援事件。
这样说，归拢起来，大致有这样两层意思。首先，无论在什么时候，人的生命权都是和谐社会中至高无上的、优先的权利。其他的各种权利诸如发展权等，即使不是生命权派生出来的，也必须让位于这种权利。为什么山西黑砖窑事件能够引起全国人民普遍的愤怒和悲悯，我想，与那一个个衣衫褴褛的窑工形象不无关系。
只有把人的生命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生命的救援才能呈现出可歌可泣的一面。在刚刚过去的河南成功救援60多名遭遇透水的煤矿工人事件中，我们已经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当全部矿工全部生还、无一遇难的消息传来时，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沉浸在生命的失而复得的巨大喜悦之中。
其次，单纯就突发的恶性事故而言，查清事件真相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永远是主要矛盾或者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山西黑砖窑事件是这样，凤凰大桥垮塌事件一样不例外。尽管目前没有结论说，凤凰塌桥事件是一起责任事故，但数十条生命已经为我们一直以来致力于发展的社会敲响了警钟。
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候，我们渴望听到那些生命的暗哑呼唤，我们更渴望是政府和媒体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将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安抚群众情绪，消弭不良影响，推动真正的和谐发展。
August 13 城镇化让野三坡丧失野趣 以前只是听说，野三坡的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一见之下，仍感到莫名惊诧，到处是集中连片的大楼、小楼，依着山势，顺着河道，各种形状和体形，漫漶排开。著名景点百里峡入口处的一块还算平展的地方，居然建起了规模浩大的商业一条街。只不过，建起两年了，尽管这些两层楼的建筑窗明几净，依然无人租用。
我是从北京境内的一渡、二渡一路走上来的，那感觉让人很不是滋味。北京与河北，尽管都是山野农村，但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开发思路。北京方面讲究的是建筑的隐蔽性、分散性，更注重山光水色的烘托。一眼看去，基本上很少大片集中的建筑物，而是将建筑尽量掩映在自然之中，建筑的风格尽量服从自然风光。
一入河北界，则马上感觉到当地对于城市的渴望，以及在城市化冲动之下做出的拙劣的努力。稍微平缓一点的山谷，都会建上密集的建筑。基本上很少考虑建筑、人类的活动应该服从自然法则这些理念。这样的建设竞赛之下，野三坡距离“野”越来越远了。如果不说这里是三坡，那些村镇与河北任何一个地方的村镇没有区别。
这里曾经是中国比较早开发的景区，甚至还是最早的景区。也曾经是、正在是当地经济的支柱。那些乡亲自家建起的4层、5层住宅楼，很能说明问题。可问题是，随着城市市民游览趣味越来越趋向寻幽访胜、渴望自然随意，三坡这样的城市化倾向到底能为它带来什么？
为什么北京那边的十渡景区看上去野风不失？因为那已经是现代人最后的心理寄托了。城市化这些年来，人们正在逐渐认识到，仅仅有了挺拔的躯壳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要留一些空间给心灵。这应该是所有后发的以自然风光为主要促销手段的景区，值得警惕的事情。
August 12 15年，可以做什么、做了些什么 1992年至今，在这个所谓的“社会”上，存在了15年了。15年的光景，理论上是可以做许多事情的，只要回想一下少年时候的浩茫心事，就能知道个大概。胃口之大、思绪之飘忽，不可一世。
然而，又做了些什么呢？对于一些人而言，15年的时间很难缩短其本身已经落后了几代的距离。社会学家说，那叫代际贫困。这个概括很贴切，也并不是一种托词。在某些语境下，语词的贴切也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这种安定也只是暂时的安定，并不能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代际贫困。随着日益高涨的和谐声浪，敉平鸿沟的可能，大概是越来越微弱了。而今而后，惟有无边的平和了。
非常之人，生逢非常之时，才有非常之事。哪一个缺了，都是枉然。这两三年来，一直在注意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共和国英雄，这种感觉强烈得很。什么感觉？命运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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