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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大事件和小小的个体

 
     我们连着访问了生活在这所城市里的几位老红军,这些老者年纪轻的,也已经90多岁了。70年前,他们曾经是长长的征程中的一个;70年后,很多的年轻人请他们讲述那段难忘的日子。说呗!“那时侯,我还是一个红小鬼,差点变成了红小‘鬼’!”“每天跟着走,到底走向哪里,也不敢问。”
     望着这些受人尊敬的面孔,以及那份对于往昔岁月的虔诚的神情,我神思恍惚,竟然产生一些错觉。在那个发生了惊天大行动的特殊时刻,这些老者其实是一个个小小的个体,尽管不能说他们的存在是微不足道的,但若要说他们在其间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显然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那么,在大的历史事件和小小的个体之间,有没有一种互相融通的渠道?仅仅是简单的参与么?
     比如,历史地看,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反腐败高潮期,一个个大块头的人物纷纷倒台,CXT、CWG、CKJ、CLY……这些人物的显赫与消失几乎就在眼前,几十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肯定会大大书写一些东西,认为这是一个倡扬正义的黄金时期,而有幸生活在这个时候的人,也应该是神采飞扬、为某种理念的实现而欢呼的人。
     实际情况又如此呢?至少我感受不到这种气氛。大家的喜悦和激奋,可能被更多的愤怒所淹没。还有呢……
     由此我怀疑,历史文件是不是都具有“史”的真实性?湖南郴州市委副书记被抓之后,市民放鞭炮的情节是不是真实的生活写照?我们能不能痛快地表达我们的喜悦?
     今年7月28日凌晨3时许,当我站在唐山地震纪念碑广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只不过,理性不断在提醒我,周围的群众的情绪也不断在感染我,最后我也情不自禁了。我很相信我的纯良之心,但我也知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我的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只欢呼或者愤怒的手臂而已,而且,很多时候,我的愤怒的手臂,很有可能被理解成为欢呼。
     说回来,长征的老人在那个震惊世界的举动中,扮演的无非是一个个跟着走的战士而已,更多的,就不好揣测了。当然,仅仅如此,便已经足够了,毕竟,他们的个人的跟随性的行走,最后汇聚成为一股有意识、有理想的洪流。“融入”,“壮大”,“见证”。
     2006年9月26日的我,该如何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败大合唱呢?跟着喊,跟着表态,“上海人民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决定”。“融入”,“壮大”,“见证”。
     或许,这就足够了。

陈陈相因及时事拉杂

 
     多年之前的京华之陈出事后,海上之陈也出事了,说来振奋和沮丧大体是差不多的,陈陈相因,或许是老百姓的福祉了。
 
     又说,木子美征婚了,《南方周末》9月14日的报纸说,“以前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如今看来,女人若坏,男人也爱。推而广之,越坏越有人爱。”不知道这个文章为什么会这么弄,木子美不过是把做了的说出来而已,似乎还谈不上坏,你可以不喜欢,不过,最好不要把这种不喜欢放在报纸这个平台上。这个观念还是那句话,迂腐。前年有一个新华社记者在写李真的书中,大谈李真怎样被女人所误,什么“色字头上利刀锋”,云云,一样的可鄙的男权渗透。
 
      孔子有标准像么?原先或许没有,或许人言言殊,比如我就看见过温柔敦厚的造型,也看见过高眉棱深眼窝的样貌,盖大家都是从各地自身出发,塑造出心目中最为完美的孔夫子的。虽然有些乱,但乱得有情致。我曾经想,如果有心人或者那些决心吃定孔子的假道学,辛苦辛苦,把各地文庙里的孔子塑像集纳一下,让我们这些心向往之的后学瞻仰膜拜,倒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现在好了,有人希望统一,这真是近来最大的荒唐事。这件事情的恶劣,很让人想起全民膜拜标准像的闹剧。
     中国这么大,一个标准像怎么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孔子想象呢?
 
     涞源矿难的挖掘进行不下去了。原因是,目前的矿难又发生了新的生态变化,矿主和矿工的利益关系比以前更紧密了;政府和矿主的互为依仗也更紧密了。
 
    
  
    
 
    
9月24日

矿难都是一样的矿难采访也都是一样的

 
     消息:9月22日上午11时左右,涞源县涞钢矿山矿区运输道路内侧边坡发生岩体滑坡事故。截至9月23日下午17时,当地政府报告说,此次矿难伤亡人数初步统计为两死两伤。不过,据记者现场调查发现,实际受伤人数至少有4人之多。
     9月23日晚21时,负责现场调度指挥的涞源县丁副县长告诉记者,目前已知的两名死者分别是于海江(男,24岁,涞源县人)、白士奇(男,36岁,邯郸武安人);两名伤者分别是杨国华(男,43岁,邯郸武安人)、谢得志(男,35岁,陕西人)。
     事故发生后,9月23日下午17时,省政府批示,要求“保定市、涞源县继续抓紧援救,进一步核实人数,做好善后工作。请省安监局、省国土资源厅通过各自系统给予指导,分析原因,强化针对性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涞钢矿山位于涞源县杨家庄镇支家庄村村南,为一露采铁矿。原先属于省属企业涞源钢铁厂,后下放地方。因为经营困难,露天矿分三个采区承包给私人经营。据该县政府办一位副主任介绍,事故发生的一、三采区,属于一家名叫“军海公司”的邯郸企业。 
 
     体会:总体上讲,矿难都是一样的,矿难采访也都是一样的。
     第一句,举凡矿难云云,名为天灾都是人祸,是人的猖獗和贪婪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第二句,寻求采访和拒绝采访往往是一对矛盾,在真相和掩盖真相的搏弈中,掩盖真相的一方往往更容易操作一些。
     刚刚与北京、涞水一起获得世界地质公园美誉的涞源,眼下被疯狂的铁矿、铜矿开采,折腾得满山创痍,很少山水之源头的灵秀了。2004年我两次前往易县“山河带励”紫荆关,就大修长城事宜做着无望的努力。当时,很惊诧于流过关城的那一股活水:拒马河。据说,这条细细的活泼的闪亮的河流,是华北唯一一条常年不断流的河流。站在紫荆关北墙之上,望着东来的潺潺流水,神思旁骛,别有会心。
     但是,今年的拒马河已经成了一条污浊的河流,她的生态系统被上游没有节制的采矿、选矿完全破坏了。换句话说,河里流淌的不再是山泉溪水,而大体上等同于尾矿了。
     此番矿难发生地杨家庄镇,因为富藏矿石,所以这里视野之内的山体,基本上没有一点完好的植被,甚至都很少看到几棵颜色还算是绿色的树木。偶尔几棵,也被蔓延的选矿尾矿淹没,成为没有生气的样子植物。道路则根本谈不上,村庄、矿山所有的道路,不是采矿的道路,就是连接采矿点之间的道路。颠簸其间,经常会看到几个脏乎乎的孩子奔来,在矿车和越野轿车之间躲闪腾挪。或者,看着那些高档的轿车空吼着不能前进,笑——或许,这将是他们童年生活的最大乐趣了。
     那个岩体滑坡的露天矿,看上去更像一个深深吃下去的陷阱。既为露天开采,不舍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剥岩,只是一味采矿,焉能不山体滑坡?
 
     而其后媒体的采访,则是一场撒谎与圆谎的比赛了。一般而言,能够把谎话圆满的地方,属于道行比较高明的地方,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对付媒体的经验。涞源不行,他们编织的谎言漏洞百出,甚至自相矛盾。
     悲哀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利益越来越集团化、固化的社会,在没有了苦大愁深的矿工、坚强有力的外在监督之后,媒体的无力凸显无疑。
9月21日

我只身打马过草原

 
     被人目为流氓,我很不服气,回头看了看昨日落下的那几行文字,才发现,我仅仅是说了一些思维活动,还没怎么触及下半身。应该说,比较高雅了。
     从这个事件中得出一个惨痛的教训,那就是,要说就要说个痛快,“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像幸福大街主唱阿飞写下的文字那样:我可以和全世界的男人做!这叫有品位,有个性,至于做不做,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了。爱做不做、爱做就做、不做就不做。
     还有那个大家都喜欢读来读往的沈宏飞,也基本上把文字当作了洗澡巾之类的东西,变换着花样往裸体的各个方位上边招呼。大家还不以为忤,倒觉得清新可喜,情色也悦读。道理也一样,多了,就习惯了。
     扯来扯去,秋天的气氛笼罩了悲凉的心。为了解脱,试图从一些分行的文字里找找情绪,却更深地沉入那片无边的悲凉之雾。抄录如下:
 
     九月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马头   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成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安徽人海子大概无缘打马过草原了,而且,草原也并不是他想象的一个湖泊或者一个村庄那样,可以打马而过。草原是一个此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包罗万象,以致于人很难说真正把握了它。
     草原在哪里?远方的远,实际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只不过,在尘世的挣扎奔波中,大家都渐渐遗忘了这个沧桑的世界。当然,这种遗忘,也可能是主动的不愿触及,时间一长,遂冷落为无边的千年岁月。
     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草,结果忘却了整个草原。
     总是眺望远方,结果让自己的心结了厚厚的冰。
     下半身的亲近,让脑细胞越来越难以真正兴奋。
     就一般人而言,大家都喜欢一些寄托,而这些寄托,往往会寻找一个最合适的载体。实际上,就我观察草原的情形,野花无奈得很。
 
 
9月20日

一团乱麻

 
     工作头绪太多,或许,这正是效率低下的根源。不过,很多人都乐呵,我为什么要戚戚多虑?难道你就最好么?
     还有其他一些闹心的事,中年徘徊啊。上个礼拜上邯郸,发现武安有个镇子名叫徘徊,大起兴奋,甚至比性兴奋还来得快。徘徊。徘徊。
     1955年授衔少将的曾美说,遵义会议后,往北走,走着走着,就看见曙光了。我不知道往哪边走,只好走神了。
    
9月19日

那个眉毛浓浓的汉子

 
     董振堂传世的照片就一张,全国所有的印刷品上用的,只此一张。有神的眼睛、浓浓的眉毛,一个堪称美男子的汉子。那天上午,当董的长孙董乃华甫一立在旧楼门口的时候,我马上被那两道浓浓的眉毛吸引了,太像了。
     1937年,42岁的董振堂在甘肃河西走廊西段的高台县作战牺牲,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荒城之上。其后,辗转到西宁,再往后,就不知所终了——英雄的头颅,往往不知道下落。董乃华说,解放后,中央派人多方寻找,均无结果。
     在人们不倦的叙述中,我感觉到正在一点点接近这个平原上走出来的汉子。当他走出故乡那个开阔的庄稼地时,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此后所走的,大概就是一条不归之路了。
9月17日

广府的现实与武安的背影

 
     邯郸广府正在加紧修整城墙,准备迎接本月25日开幕的太极盛会。一圈保存还算完整的墙体上,工人们把以前铺设的红砖刨掉,乱糟糟的等着砌上色泽与老墙一致的青砖。
     护城河十分宽阔,在北方如今缺水的背景下,看上去颇有些烟波浩淼的意思。就是这湾水,在新出的地图上,被用心描画成一圈儿的湛蓝,醒目而提神。当然,文字的描绘就更为精彩了。据说,这里还要搞成“北方乌镇”,规划设计得到了著名的文化老人阮仪三的首肯。
     水乡之外,广府的第二个提法是太极文化的发祥地。城外不远新建了一个杨露蝉的故居,号称故居,其实一码新,并无任何古老建筑的传承。
     在武安,则看到了一个朝气勃勃的新城。这个以矿山为主要依托的县级市,据说,连马路牙子用的砖,都比邯郸市城市建设的砖要高级。市中心的城市广场,气魄堪称雄伟。
     不过,这样一座崭新的城市,却有着一个整饬得近乎规则的旧城模样。在民营企业家王更庆兴建的东山文化公园里,我们看到了一些100年前意大利传教士拍摄下来的旧城面影。绵延的城墙,屋脊相接的民居、庙宇,高高耸起的舍利塔,还有内城外城的层层叠叠,这是一个让今天的人感到震撼的大城。
     浏览之下,我忽然觉得,广府营造古城风采的无力,或许,还有一些无奈?
9月14日

倪匡、黄永玉,并未过去的风景

 
     倪匡的卫斯理系列中写道:卫斯理掉到南极,饥饿中遇见一头白熊,就把它杀了,吃了。有读者不满,写信说,南极并没有白熊。倪匡不理,读者遂天天写信,倪匡情急之下,在自己占地儿280个字的专栏里回复,××先生:南极既无白熊,世上亦无卫斯理。金庸先生也来帮腔:南极本来是有白熊的,卫斯理杀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读者无奈,发来一信,上边只写了两个字:无赖。
     这个倪匡自述的故事,传神地表现了倪匡的神气和样貌。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是非其实已经不怎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领悟到其间思维的精妙。
     每每,我在阅读这些前人往事的时候,叹息于这些人的天纵才华。在我看来,他们的存在,注定要留下一些常人难以企及的烙印。比如,还有那个80岁了,还能够画十数米大画的黄永玉。
     他在《最乏味的记者访问》中写道:
     记者:听说你素食?
     答:便宜。
     记者:你道德高尚,不拈花惹草?
     答:我阳痿。
     记者:你的文学成就一流。
     答:我抄别人没注意的书。
     记者:你滴酒不沾。
     答:改吸白粉。
 
     黄永玉的话语与他的画一样,总是让人感觉到智慧的流动。这样的风景为什么只是能够从一些老人身上,才依稀看得到呢?
9月13日

被政治运作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将再一次被正式纳入政治运作。只是不知道,这样的运作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传统文化本身,到底是幸耶还是不幸?
     新华社消息,我国13日发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
  纲要指出,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在社会教育中,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办好世界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这大概是国家高层对这些年来传统文化回暖的一个正式答复了。学者在江湖之远庙堂之高的呼声,终于得到这样一个纲领性的回应,至少在短时期内,能够有效推动传统文化在国内的普及。
     1947年,费孝通将自己刚出版的著作命名为《Earthbound China》——可直译为“无法脱离土地的中国”或“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它流传至今的中文译名则是“乡土中国”。从“乡土中国”走来的中国,在现代化的途路上,开始回望莽苍苍的历史文化了。
     这样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国本所系的一种比较诚实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持续几十年的折腾中,丧失殆尽;进而,缺乏传统支撑的中国人,在张开眼睛的时候,部分丧失了纳新的勇气和自信。因此,我们需要恢复自信,用杜维明的话说,就是“一阳来复”。
    “从1980年代开始,在整个东亚社会,儒学有一个更新的过程,现在也不能说是欣欣向荣,但是关注儒学的人非常多。我曾经用“一阳来复”比喻儒学的处境,就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的一枝幼苗,幼苗很容易被摧残,需要做大量的培育工作。任何一个重要的文明就像一条长河,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定要跟其他很多文明进行复杂的学术沟通。”
     文明的交流、沟通,现在正是一个极好的时期。但必须“强元固本”,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正像杜维明乐观地估计到的:“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我认为从曲阜到中原,从中国到东亚的儒家传统具有深刻的普世价值,也是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过要实现这一学术理想,路还很遥远。”(《南方周末》2006/09/09/07)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一种传统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运作的关系。事实上,儒学的僵化、教条化,也是从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开始的。借助政治权威的力量,学术固然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辐射力;同样,因为政治的介入,学术文化内在的吐故纳新能力就会一天天壅塞,知识的自我更新功能也将基本丧失。到了,只剩下接受批判的样子了。
     鸦片战争以后百年来,儒学在在整个东亚地区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几乎成为中国千百年来“不祥”的渊薮。众多志士仁人无不以批判传统为自己的使命,近些年来,也有有些学人指出,当时的打倒孔家店是否合适云云。随着时代的睽隔,大概历史的真相会越来越远,但只有从历史的情境出发,我们今天的论断才有可能接近真实。
     对此,新儒学代表杜维明表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比如康有为、梁启超,基本上属于儒家传统。到了五四时代,反儒学的传统越来越大,以陈独秀为代表。在那个时候,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都在反儒,儒家传统受到了一批最杰出知识精英的批判,这对儒家传统的继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没有他们的严格批判,不把儒家的阴暗面全部暴露出来,儒家的真正价值就很难体现。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思想长河中间起了很多负面作用,这是必须承认的。五四那一代的知识精英的传统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正因为他们的批评性非常强,使得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传统中的阴暗面,以放大镜的方式被暴露无遗:比如说“三纲”问题,专制政体的问题,鲁迅所说的国民性的问题,胡适提到的裹小脚问题、纳妾问题、抽鸦片问题、懒散问题,孙中山批评的“一盘散沙”问题等等。
   “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文化的极深厚的情况下被提出来讨论的,这和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传统文化积淀了,传统已经被打碎了。国内有些学者对我表示赞美,说我是弘扬儒学、宣传儒学的,我却认为这是对我严厉的批评。如果说我对儒学没有充分的理解,对儒家内在的阴暗面没有充分的认识,不能够对儒家的精华用现代的语言进行阐述,而只是一味要宣扬、弘扬,这能做到吗?”
     我以为,今天我们复兴传统文化,在经过了最初的新鲜热闹之后,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操作问题了。从历史经验出发,就要尽量避免完全被政治运作。那些处心积虑要重新奉儒教为“国教”的所谓学者,一个个基本上是眼睛长在后脑勺的人。他们需要的,其实还是一个僵尸般的“国教”,既背离常识,更脱离了当代世界的深广背景。
     因此,在倡导传统文化的新一轮热潮中,一定要保持民间思想的畅通表达,一定要把一些基本的价值搞清楚,一定要在政治运作的过程中,留下一些思想交锋的空当。
     江河万古不废的原由何在?在于其九曲回环的不竭的生命冲动,在于其一次次的与岩石大山斗争妥协的力量交锋,在于其一路上吸纳万千河流的博大胸怀。传统文化行走至今的秘密在此,而重生的生命力,大抵也在此。
 
 
 
 
 
 
 
9月12日

掂量一下自己的幸福指数

 
     吾国专门发布官方数据的顶权威部门,今后据说要公布国民的幸福指数了。或许,这个数字将是GDP神话之后的新神话。12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
     按照惯例,上边统计什么,下边就跟着统计什么,那么,以后的中国人就有可能在和谐的幸福的美好的生活生活中,过好自己的每一天了。在我们崇拜GDP的时候,上边说10个点,下边就会弄出15个、17个乃至20个点来,以此表白自己辉煌的政绩和对所谓人民无比的忠诚。如此推算,上边说我们幸福指数要达到1的时候,下边可能会加码到10,这样算来,我们的生活那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只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个指数会不会是一个虚数,不象GDP那样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向心力?或者,在GDP遭遇幸福的时候,二者在领导者的心目中权重有所不同?幸福指数能让狂热的GDP让路么?
      除此之外,我们能够像对待该著名部门的许多数字一样,相信它所开列出的幸福指数么?如果大人们硬要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你们实际上已经很幸福很和谐了而这种数据与你的实际生活感受全然不对付时,我们还有什么办法申诉么?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2006年07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载,英国“新经济基金”联合该国“地球之友”搞了个《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次“幸福”大排名。排名榜里,中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仅排在越南(第12位)的后面,比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和新加坡(第131位)人民要幸福得多。比较跌眼镜的是,依该报告,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是瓦努阿图——南太平洋上一个80多个岛屿组成的小国。而8国集团的成员则全部被排在了50名以外,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更是被排在了第108位和第150位。
      排除一些我们刻意强调的因素,这个对于世界幸福的描述又会有几个人当真呢?掂量一下自己的幸福指数,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产生诸多感慨的。尤其悲哀的是,这里还不仅仅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GDP被夸大了,受到影响的最多只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幸福指数一旦被夸大,遭殃的民众真是有苦也说不出来啦。
 
 
 
    
9月11日

教师节日子的扯淡

     是不是把孔子的诞辰当作中国的教师节,近来说法挺多,搞怪的是,教育部居然还正经回应: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情。扯淡得可以。
     如果教师节真的和孔家二叔生日合拍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教师得到了尊重?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
     总有一些扯淡在天天升起。据说,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魏明伦、李汉秋等政协委员更是提出了教师节改期的提案。这一提案提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师节、美国加州的教师节、 马来西亚的教师节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师节,都是定在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孔子”是我国最大的文化符号,把我国的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既有纪念意义,也可赋予节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各位如果熟悉巴蜀鬼才的话,可以晓得,那年此君笔战姚雪垠,端的是神采飞扬:姚老先生既然忝列政协委员,当以国事为重,而不应该在神圣的两会期间写些反击批评自己的文章。同样,神圣的两会,有多少实质问题等待这些人民的代言人去大声疾呼,可他们却弄出些什么东西啊。不痛不痒、不慌不忙、不着边际。
     曾经我很喜欢代表委员们的话语方式,及至发现众多的远程关怀、虚假关怀乃至反关怀之后,我惊讶地发现,社会上总有一群人生活得最为舒展,那就是多说少做、多说不做、我说你去做的人。
     比如,在教师节这样的一年唯一一天最提倡师道尊严的日子,说说教师节改期的事。
9月10日

水不在山川

 
      2003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水在山川》,里边讲了不少道理。至今看来,竟还觉得说得对。此番在做水文章,我迟迟不能落笔,大概也与此有关,好象写不下去一样。
 
《水在山川》

  “茫茫烟水隐孤村,风打垣墙浪打门。”这是民国时刘书旗描写的邢台大陆泽景象。还不足百年光景,人们围垦造田,涸泽而耕,大陆古泽就只剩下一个意韵悠长的名号了:烟水苍茫,渔舟荡漾,而今安在哉!
  风浪打门的情形固然少见了,但少见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
  每年补充更新的防洪应急预案,造得像碉堡一样坚固高敞的房子,还有各级防汛部门的严阵以待,所有这些都在重复提醒人们,稍有不慎,即可能重温“风浪打门”困局。因为,这里是法定的蓄滞洪区,被淹几乎是一种宿命。同样的区域还有永定河泛区、文安洼、宁晋泊等。
  历史上,洪水留给国人更多的,可能是悲伤的记忆,一部治河(黄河)史,几乎就等同于一部中国历史。这种思路延续至今,尽管自然中的水越来越少,但是,防洪防洪,“防”仍然重于“用”。
  我们此次的防汛报道,其实就面临一种尴尬:所到之处,大家都表达了缺水之虞。干涸多年的河床、濒临死水位的水库、面临干淀威胁的白洋淀、蓄滞洪区深达200多米的机井,等等等等,这种缺水不说由来已久,也是家常便饭。问题是,尽管缺水已成常态,一旦来水又往往成灾。哗啦哗啦水来了,很快又裹胁着人们的房屋、财产,滚滚东去了。虽然说每年防洪人们如临大敌,但对洪水的利用显然尚未列入日程。
  我们应该怎样既能留住洪水,又不致遭受戕害?
  其实,自然情况下,洪水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洪水滔天、洪水猛兽———它是威胁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灾害;另一方面,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它又是维系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自然过程。从一个较长的时段看,洪水泥沙具有扩展陆地、改良土壤和维持湿地、湖泊及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建筑堤防、整治河道、围湖造田、疏干湿地,我们扩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并力图彻底避免洪水灾害。然而,却又因此引发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甚至落雨就成灾,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人与水越来越绝缘。
  从这个意义上讲,水在山川其实是最自然的形态,存贮于此种状态下的水,没有被剥离与自然亲近的机会,同样可以反哺自然。就像前南峪一样,人、山、水几者形成最和谐的链条,而瓢泼而下的暴雨一样可以顺畅地进入这个循环链条,其形成洪水的几率就大大减少了。
  化暴戾为温顺,蓄一时于长期。反之,如果无视自然规律,不从源头解决问题,总寄希望于下游的深沟高垒,忧患就深重了。
  全国人大代表、张北县张北镇林业助理袁妙枝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树林多的地方,空气特别新鲜,尤其春天树发芽的时候,你去地里,那种味道真是香啊!” 
  其实,她所说的“香”,一样是这个生态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此番说水,主要说的是湿地的减少及消失。有消息说,河北湿地,四十年来损耗达九成,从一万多平方公里到几百平方公里。我们选取了张家口刚刚消失的坝上淖儿——安固里淖,中原的人工湿地衡水湖、广府洼地等。
       那个曾经波光潋滟的淖儿,说干涸就干涸得无影无踪,只是把一个盐碱化的背影留给造访的人们;那个庞大的原本是人类废水回收洼地的平原湖泊,如今是人们小心翼翼呵护的自然保护区;还有那个曾经映照过太极光影的广府洼地……
       人力摧毁了大多数的湿地,而人力又在不知疲倦地营造新的湿地。一兴一废之间,透露出极为丰富的信息。对于生活在自然界这个大的循环系统中的人来说,自身的活动必须与自然的吞吐合拍,过分强调改造自然、强调人定胜天,只能是既悖谬了自然,也荒废了人生,到头来,一切还得从头再来。
       这些年来,我们为了保持白洋淀的水位,不断调水,上游的王快水库和西大洋水库无水可调之后,又跨流域从漳河水系的岳城水库调水。那急匆匆从冀南赶来的水,尽管沿路损耗很大,还是部分缓解了干渴的淀洼。今年,更有专家提出,从黄河水系调水给白洋淀。幸好,还不到从青藏高原调水的地步。
       与白洋淀一样,衡水湖也是一个基本靠人工维系的湿地,今年白洋淀水污染导致大批死鱼的时候,衡水湖的渔民自豪地说,现在,白洋淀的车都来衡水湖拉鱼。
       不知道这样的情形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人力的维系湿地与人力仍在进行的破坏之间,哪一个速度更为快捷一些?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真的希望,各地在安排生产生活的时候,考虑一下对环境的呵护。
       如此,我们再逐步恢复一些湿地,从一点点的小地方小循环做起,慢慢恢复大自然的循环。
       但愿,这样的事情能逐渐为当政者认识和践行。
 
 
 
 
 
9月9日

秋凉了,有远行意

     秋凉了,天的气色格外好,清亮亮的。按说,应该是行走的好日子,不知道能不能成行。
     看惯了古书中的“人迹板桥霜”,神往是神往,可那种寂寞和不确定,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路上的人生,总归是想起来精彩,而行走时又有许多难耐的。
     比方说,南方的读书人沿着现在107国道的方向进京,驿路长长,旅途落寞,踏着早晨清凉的黄土地,沐着傍晚漫天的余晖,间或,还能遇上官家的车马仪仗迤俪而去,弄些诗句不错,真当彼时情景时,那心境想必复杂得很。
     那个时候,华北大平原尚没有遭到大工业的污染,视线还是很好的,一望,便望见了西边的太行。人往前走,太行也往前走,人随影动,影随心动,心随人动。会不会觉得自然的开阔?会不会产生“大丈夫当如何如何”的心境?
     湖南青年毛泽东进京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无限的感慨?走出了三湘的连绵丘陵,穿越了江汉平原的广袤腹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想必会让这位山里人精神为之一振。短暂停留北京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嗣后,此君又常年奔波在路上了。他的一些著名诗句,大都与行走有关: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元旦》1930年)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广昌路上》1930年)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会昌》1934年)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娄山关》1935年)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1935年)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1935年)
 
      再往后,毛诗中的行走情绪就少多了。延安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诗句了。
      诗人,还得在路上。
9月8日

我不满意《东京审判》

 
     说太多也没用,反正当空荡荡的电影厅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我的心一样空空荡荡。这部艰难产生的影片,阅读起来实在艰难青涩,不能给人留下或者震撼、或者沉重、或者激愤的情绪。
     抗战胜利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我们要让那些驱动战车的人在庄严的法庭中,接受迟来的审判,并以审判的结果还千千万万死难者以迟来的正义。东京的远东军事法庭是一个很好的切面,是一个各种势力聚集的场所。日本的欲罢不能,美国的傲慢轻浮,中国的几成遗忘角落,以及其他国家的形形色色的表现,应该能得到很充分的展现。
     可是,从电影中,我却只是看到了一点点皮毛。整部电影缺乏一种内在的紧张,整个节奏实在松弛地可以。中国大法官的表现也只是有那么一点点闪光的地方,而作为穿针引线的大公报记者,则只是一个基本不会说话只会眉目传情的白痴而已。影片还是丑陋地表现了两国人民的“友谊”。苍白而做作。空泛而乏味。我们可以理解成政治的图解,却无法面对历史。
      唯一值得赞美的,大概就是表现出日本人民的好战和侵略成性,正是因为这一点的真实,才使得电影勉强具有了一些史的品质。因为,我们以往一贯说的顺口的是:日本人民伟大而军国主义分子狂热。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普通的日本人一样狂热的投身侵略战争,一样在战败后冥顽不灵,一样怀着对世界文明的极端仇视。这种危险的情绪,实在是日本发动侵略的根基所在,不说明这一点,根本无从解释,日本鬼何以能够支撑那样漫长的侵略战争。
     以一向颇得中国人好感的日本女人而言,并不像我们想象中塑造出来的那样,温柔敦厚,谦和委婉,而一样是兽行国家战争机器上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陷入狂热的军国主义狂潮中成为军国主义的忠实卫道妇。因其母亲、妻子、女儿的特殊性,更是直接间接刺激了日本兽兵的人性之恶。或许,她们内心的军国主义比在前线的禽兽日军还要深厚。
     有资料显示,日军出征去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残杀无辜,日本女人还在街头制作“千人缝”,一千个过路女人每个人缝一针,赠送给日军士兵作为护身符,认为它可以避弹。
     为鼓舞士兵的战斗意志,大批未成年的女孩突击嫁给即将出征的士兵;嫁给满蒙开拓团青年。
     值得一提的“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 1931年,日本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发动了全面战争,并在当年占领了中国东北。井上千代子是大阪步兵第37连队所属的井上清一中尉的新婚妻子,为了勉励出征中国东北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安心作战而自杀身亡。这件事在当时被报纸、杂志被广泛宣传,一时成为举国皆知的爱国“烈妇”典型。皇后亲临“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遗德显彰会”。而原本是井上清一和千代子媒人的44岁大阪主妇安田夫人以此“御国之行为”为契机,组织起了一个名为“国防妇女会”的军国主义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伴随着日本侵略扩大化而急速发展起来。会员数急剧扩大,一年后发展到10多万,两年后发展到60万。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国内妇女团体的活动更加活跃,国防妇人会的人数由卢沟桥事变开始前的458万人,发展到最后接近1000万人,成为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妇女组织。 国防妇人会的口号是“国防从厨房开始”。 统一的服装是象征着家庭主妇日常生活的白色围裙,身上斜背白色宽带,上书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从这种国民气氛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报刊会刊登日军南京“百人斩”竞赛这样的新闻,而该新闻不但没有引起国民对战争暴行的震惊,反而一片陶醉赞美之声。也充分说明中国战后的罪犯是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同样是受害者的认识多么荒谬。
     此外,由于日本男性大量开上前线,造成国内生产劳力的严重不足。在被战争所鼓动和鼓动着战争的同时,日本女性承担了大量劳动生产任务,甚至军工生产领域也一样活跃着她们的身影。减轻了劳动生产力不足的危机。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象样的影片,充分揭示日本民族在发动侵略战争这个过程中,狂热的民族情绪是怎样催化并放大了侵略行为的。我们习惯了“二分法”的国人,一味强调,日本人民是友好的,不好的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这样自欺欺人的一相情愿,其实是很容易破解的:那“一小撮”人数再少,也是全日本人的领袖,而领袖哪怕再邪恶,也一样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在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时候,绝对不能仅仅谴责希特勒一个人;谴责日本也一样,当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陷入狂热的扩张梦的时候,你能分得清好人民和坏领袖么?
     当然,我们不能强求一个《东京审判》就能一下子“点穴”,这样的要求对于我们习惯了的正统说法而言,确实也是比较过分的。但是,中日战争已经过去这么些年了,有些历史问题到了应该清晰的时候了。总是沉湎在自我大国的想象中,未来的中国人恐怕还是要遭受同样的灾难。试看今日之日本,其野心勃勃、其颠倒历史、其胡搅蛮缠,与当日发动战争、甚至在战后审判时的表现相比,毫不逊色。
     我们常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不是说说而已。
 
      
9月7日

那个人,那些日子

 
     主席逝世也有30周年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着,一个六岁男童眼中满世界的悲伤和近乎绝望的哭泣。那一年,秋风似乎也来得格外早、格外浩荡无遮。在中国北方,北京西北重重叠叠的大山后边的一个小地方,几乎所有的人为一个人的消失哭泣。
     好象我也有些难过,为那个一直微笑在墙壁上的人忽然挂上了一圈黑布,为我的似乎永远不知道吃饱是什么感觉的肚子……比较起来,肚子的痛苦似乎更甚……
     我们的大救星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在老人家阳光普照的地面上,还有那么多不知道吃饱是什么滋味的肚子。我们可以纵情高歌,我们也可以移山填海,我们还可以一直斗来斗去……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能饱饱吃一碗红烧肉?
     1976年,那个人忽然就去了,就像老乡说的,以后可怎么活呀!30年过去了,我们认真地想起来,主席故去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就那么活下来了。红烧肉就不说了,现在的人更注意饮食的平衡搭配。
     宏大叙事远去了。剩下的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殷实的日子。
     远度关怀搁置了。首先需要,解决我们自己人民的温饱和小康。
     历史使命升华了。必须指出,处理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负责、对人类负责。
     我今天能够轻巧地写下这些文字,仍然源于我居然接受了时间不短的教育。说是居然,至少在1976年那个秋天,我并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不用劳动而整日读书。我的母亲,曾经抚着她40多岁才生下来的这个儿子,说,我要是看着你长到30岁就好了。她的前半生,在跟着父亲东躲西藏颠簸度日;她的中年时光,又在全社会的运动亢奋中,饥饿着、奋斗着、焦虑着;及至老年,才真切得像一个人那样生活了许多年,不再为人的基本需求愁肠,甚至还有些满足的样子……
     那个时代,那些人啊。
     2004年,我第一次拜谒延安,不知为什么,当我一眼望见那高高的宝塔的时候,竟也心潮澎湃。迫不及待地连夜登上了宝塔山,在塔下兀立良久,望对面的清凉山,望市区街巷的灯火辉煌,望宽阔的延河。我甚至还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告诉父亲,我此刻就在宝塔之下。当然,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故去,不然,我还是愿意先和她说话。
     在延安,我一个一个走访了那个人曾经居住过的窑洞,杨家岭、枣园……历史的面影渐渐清晰,我知道,凡事不能简单的说说了。这个人实在是凝结了我们这块土地上几代人的感情和意绪,很多时候,浓得分也分不清。
     有一阵子,一些文艺家们热衷回归,让那个人回归到一个有人情味的平民领袖,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一样是草率的。领袖毕竟是领袖,虽不说“五百年出一个”,可也毕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梦想和光荣。
     实际上,这也是这些年来,主席热长盛不衰的根源所在。特别是,在我们的日子完全回归俗常、人性完全回归平常、国家完全回归正常的时候,我们的怀念就越发的纯粹和轻松了。
    
 
 
9月6日

小鬼子有没有原罪

 
      日本太子妃生了一个男孩,全球关注,说这是日本王室望眼欲穿41年才修来的正果。幸好,我们的习惯起哄的国内媒体没有欢呼,不然,又会让愤怒的中国某些人指为汉奸了。
      这些年,什么事情都具有产业化的品质,比如愤青,再比如起哄。
      不过,就日本人对于中国造成的永久性伤害而言,我们还是不宜对这个小鬼子的诞生表示格外的祝贺。明仁天皇因为美国的远东策略,侥幸逃脱惩罚,但并不意味着王室真的不应该对那场中国人民的浩劫负责。同样,对于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来说,每一个男丁的增量都可能会对另外的民族生存带来威胁。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不满,但我们可以保持沉默,像韩国人一样,通过在足球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拖垮敌人。
      小鬼子落地,倒是给我们带来许多新问题,我想,尽管我不狭隘,我也真的有许多愤懑在心头。
      多少年以后,历史的真相大概又被掩盖,那才是真正的娱乐新闻呢。
9月5日

今日天气大好,有草原意趣

 
平原城市难得的清爽,
昨夜晚睡,今天依然早早出门,溜达间看漫天疏朗的絮云。
有点想活下去的意思了。
 

飞狐古道: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撞击

飞狐古道: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撞击

        这是一条远去了的商道,从这里开始,直接催生了内地与草原连通的大商道张库大道(张家口——库仑);这是一条已经失去军事功能的兵道,多少将军经行处,冷月无声,铁马金戈逶迤。时至今日,行走其间,还能从那无休止的盘旋往复中,领略到那份曾经的险绝。
        这里是飞狐古道,历史上有名的太行第七陉,飞狐陉,就是此地。地方上希望把这里开发起来,连带这里深厚的地域文化,一同打包,展现给更多的人们。而外来的人们,感受更多的却是面对历史、面对风景时的悠远怀想。
■迤俪远去的商道与兵道
        8月22日,“中国河北飞狐古道研讨会”在蔚县举行,来自北京以及省内专家畅谈了飞狐古道在交通、商贸乃至军事史上的价值。得便,我们穿越宋家庄镇北口村以后,进入这条古老的通道。
        之前,尽管我已经从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记下这样的描述:“其地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俪蜿蜒百有余里”,“盖山北诸州之噤喉也”。而一旦进入,亲眼看见那两边山峰的迫近之势时,还是感觉到了文字表现的苍白。这是怎样的逼狭险绝、天高云冷!即令有了现代公路的盘旋曲折,古道的苍茫依然如在眼前、就在眼前。
        或许,大自然的每一架山的走势、每一面坡的起降,都在与人的推拒、亲近中,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千年以降的古道,一样在与人的对峙、和合中,多了些人文的味道。实际上,这也正是“行走”的魅力所在。当你的双脚真切地踏在商帮骆驼队洒落过驼铃的土地上时,当你恍惚间看到望不到头的军队蜿蜒在深长的峡谷中时,当你用心体会独行古道“怪道山谷暗,寒风散晚霞”的肃杀时,历史不再是空泛的高头讲章,而是真实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了。
        在京张铁路以及同蒲铁路通车以前的漫长时代,一直是华北大平原与山西高原、蒙古高原沟通的要道。此地正好处于太行山与燕山二山脉的交接处,古称“飞狐陉”,属于“太行八陉”之第七陉。由此向南,出易县紫荆关,便是富庶的华北大平原;由此向北,越过壶流河盆地即抵达山西和内蒙古。绵延数千公里的著名商道张库大道,便是经由这里的准备,才开始向茫茫的大草原延伸的。富甲天下的晋商,很多都是从这里出发,一步步地丈量,出塞,出口外,在张家口、包头积累起巨额的财富。
        此地作为商道最辉煌的时期,当属明清时期。当是时也,天下一统,飞狐古道南北,不再是两个敌对的政治集团,商业遂日渐繁盛。南方的丝绸、茶叶,京津的日用百货,中原的土布、棉花,草原的皮毛、肉奶等等,在南来北往的客商、输送货物的骡队的穿针引线中,形成络绎不绝的古代物流。
        因为商道物流,也使得沿线蔚州的村落集镇格外的繁荣起来,成为物流线上一个个的节点。这也是今天此地多保存完好的古村落的由来。
        当然,商道本身也是一条兵道,还是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今其地东起宣府,西趋大同,商贾转输,毕集于此”,“山川险固,关隘深严,控燕、晋之要冲,为边陲之屏蔽,飞狐形胜,实甲天下。”也就是说,控制了飞狐口,就控制了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和中原汉族北上的通道。
        此间发生战事太多,有记载的要算到春秋时期赵国公子出飞狐峪征服代国(今蔚县),最晚的则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一二0师在此伏击日军取得完胜的记录。
        而今古道不再,但风景依旧,风俗依旧,对于历史的怀想依旧在山地平原的村落里,依稀散落。         
■古朴中默默盛开的村庄
        与飞狐古道的绵亘密切相关的,是道口的村镇,乃至古道北边整个的蔚州川。这些年来,因为神奇的剪纸,蔚县的民间文化渐渐为外人所知。在这块土地上默默存在了千年的村庄,也以其纯朴的民俗让人惊艳。文化地理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世瑜先生来蔚县采风时,惊叹于当地古堡保存之完整和众多,盘桓多日,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考察。
        8月23日夜,宋家庄镇上苏庄村,当地人特意为我们举行了“拜灯山”的活动。这是当地一项祭拜火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平安吉祥的民间仪式。本来,应该在每年的正月十四到十六举行。随着到这里采风的文化人的涌入,仪式经常进行,越来越具有了表演的性质。
        8时30分左右,乡亲们越聚越多,人头攒动。庄严仪式的世俗化表演,使得这里的百姓多了些文化的满足。两位老人在高高的“灯山楼”上摆弄,据说,那一盏盏油灯里都要倒上烧热的胡麻油,这样才能顺利点燃。等待中,一盏盏油灯次第点亮了,当黑黑的夜色中,呈现出“五谷丰登”四个大字时,我眼前一亮,感觉到一种古老文明的撞击。
        四个朴拙的油灯写就的大字,摇曳在暗夜里,也摇曳在“灯山”下无数的人一张张生动的木然的鲜亮的苍老的眼睛里。“拜灯了”,“拜灯了”,在一声声长长的吆喝声中,村落喧闹而安静。
        当然,端坐在滑竿之上的少儿“灯官”,口中发出的,已经是普通话的“拜灯了”。而著名民俗专家冯骥才先生2003年前来观瞻的时候,小小“灯官”发出的还是本地方言。几年时间过去,不知道是“灯官”自己不愿意再以乡音示人,还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普通话的发音?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上苏庄,这个距离飞狐古道北口不远的村庄,确实让每一个拜谒者都产生了文化上的震撼。
        冯骥才先生撰文说:“对于拜灯山,我所看重的不只是这种具有神秘感的风俗形式,更是其中那种对命运和大自然的虔敬、和谐的精神,还有亘古不变的执著与沉静。”(《拜灯山》)
        在蔚州川,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残留着犬牙交错般的土围子,这些历史上因为战争和商业而遗留下来的古堡,历久弥坚,屡遭战乱甚至文革那样的浩劫,仍顽强耸立,在古朴中默默盛开着。
■文明撞击还是再造太行第七陉
       古道本来已经沉寂了太久,偶尔的穿越,也是一路匆匆,难得如古人般,在脚板或马蹄的丈量中,慢慢品味山中的岁月。
        但最近,这里的安静被轰隆隆的开山声打破了。一条山区高速公路将要穿过古老的商道,飞狐古道管理处的孙仲成说,即将完成的张石高速穿过了三分之二的飞狐古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卢云亭也撰文指出,飞狐古道作为太行第七陉不仅是一条自然风光带,而且是一条文化大峡谷,按理应该开辟成一个独立的大景区,但是由于207国道和张石高速公路的穿过,加上电缆线的埋挖,造成许多景点和环境的破坏,使飞狐古道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生风貌,好在尚有5公里地段基本还保存了原生景观。已修高速公路的地段,若通过严格的收尾工程处理和环境修复,也可开辟成一定的景观。
        这大概正是历史遭遇现代文明撞击而产生的尴尬。
        作为工具意义上的千年古道,已经永远的逝去了;留给我们的,则是厚厚的文化的堆积物。现实世界的人们,是这样的需要现代的文明来改变“千古一陉”的困扼。难道,历史和现实就不能和谐的共生?
        2005年,云南楚雄云南驿小镇,这里有穿镇而过、保存完好的茶马古道,有二战时期的滇缅公路,还有中印公路,也有擦身而过的高速公路,四条路和谐地成为这里的旅游招牌,当地人每每自豪地宣称他们的贯通古今中外的四条通道。
        可见,历史文化未必一定拒绝现代文明,正像全国民协副主席郑一民所说:如果我们赋予自然景观以文化生命,一句轻轻的提醒就可能让进入的人豁然开朗。山是苍莽的,道是逼狭的,历史的刀兵和商队已经远去,而文化却一点点附着、积淀在村落里、道路上、人的性灵中。由此,飞狐古道的再造,应该是一种文化的再造。2006/9/5
 
9月4日

承德,承德

 
      9月份了,承德还是很热,只有在武烈河边,才有朗朗的风吹过来。这片开阔的河滩,不仅仅为避暑山庄送去源头活水,更让承德这个山沟沟里的城市多了几许鲜活、几许野性。
     山高水急,山庄与外庙遥遥相望,河流游移其间,这个城市是有灵性的大自然之子。
     然而,这个大自然赋予的“公共空间”,近来却被一个庞大的住宅楼群袭占了。一个叫做“兴盛·丽水”的楼盘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大兴土木,要兴建一个大型生活社区。其广告词说:“承武烈河之韵,载棒槌山之秀,融自然山水为之契合,规划景观设计。外围形成了以武烈河、棒槌山为天然屏障的自然风景区。”
     我到实地看了一下,仅仅一会工夫,就觉得这里实在是一个适合人居的福地。如果有力量的话,能在这里有一处住宅,应该是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这个楼盘已经危害到了公共利益。何者?一、其所在武烈河东岸为山庄的二级保护区,是为水大时武烈河的泄洪区,如此一个大盘,必将加固河堤,一旦上游来水,淹掉的可能就是山庄了;二、城市发展不能以破坏承德城市景观为代价,在承德这样一个处处风景的地方,保持景观视觉上的连续性,也是一件比保护单体建筑更重要的事情,一旦让丽水这个庞大社区入住,山庄和外庙之间的景观天际线即遭到破坏。
     事情还在进展中,到底如何走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承德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破坏也层出不穷。山庄外如此,山庄内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动物园虽然被清走了,可儿童游乐场还在那里喧闹,据说,游乐场是团承德市委搞的;
     平原区最大的庙宇永佑寺目前已经建成商用临建上千平方米,把一个7000多平方米的院落弄得满满当当;询之管理处,竟然说是“保护性覆盖”;
     ……
     承德,承德,自从清朝皇帝在这里建成一个山庄后,似乎就成了嗣后各色人等寻租发财的渊薮。历任热河都统,除宋哲元外,不是盗宝就是砍树;即使共和国的历任官员,能够面对山庄拍着自己胸膛说我问心无愧的人,又能有几个?
     9月2日,我溜达在喧闹的山庄里,心里充满愤懑。我知道,我的愤懑对于那些有司者而言,基本上是笑话,但我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山水形胜,我拢共来这里不会少于十次,我的震惊和惊艳也次次发生,可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灾难、灾变呢?承德,承德,既承祖德,应该如何发扬这份无比辉煌的产业呢?
 

中国社会的又一笔糊涂账

      9月4日消息:第一财经和富士康发表联合声明,富士康撤消对第一财经的诉讼,双方互致歉意。一场风波就此化了。

附录: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声明

  基于建设和谐社会、充分尊重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职责、保障企业正当权利之目的,经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磋商,特就双方自2006年6月以来的报道及诉讼,发表以下联合声明:

     一、第一财经日报社对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尊敬,并期待其未来为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做出更多的贡献;

  二、富士康科技集团对《第一财经日报》这份中国有影响力的财经商业报纸表示尊敬。新闻媒体对富士康科技集团的监督是善意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将一如既往地与国内外媒体建立良性沟通机制,尊重新闻工作者行使职责的权益,并对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表示欢迎;

  三、双方共同认为,媒体当尊重企业正当权益,企业应尊重媒体正当合理的社会监督职能;

  四、基于上述认识,双方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本着“和谐发展,善意解决”的精神,富士康科技集团同意就《第一财经日报》相关诉讼案自本声明发布日即撤消;

  五、双方对该事件给对方所造成的困扰互致歉意;双方同意携手合作为创建 和谐社会,并增进劳工权益而努力。

  第一财经日报社        富士康科技集团


 
     富士康的“撤摊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互致歉意的情节,则让人稍稍有些诧异,或者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到了可以不论、不必论是非的地步了。一个“和谐”,万事大吉。至于工厂里那些继续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下生产的工人们、至于记者的良心究竟应该放置在何种位置、至于这个案例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法治进程的话题,都顾不上理论了。
      其实也正常,中国的事情往往不能完全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止官员如此,社会公众更是只会情绪轰炸,而那些总希望成为精英的学者,基本上已经不会说出自己的话、或者说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话,只会看人脸色行事了。如此种种的结果,依然是行政大于司法,法治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幌子,一相情愿的愿景而已。
     请注意以下细节:“在富士康发起诉讼后,第一财经日报社总编辑秦朔曾给广东省台办写信说明情况,并寻求支持,随后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也亲自到报社进行慰问,并且表示这不是员工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集团的事情。(2006年08月30日 22:46 新浪科技)”

      或许我们猜测,事情最终如此,是不是有关方面的意思?而这样的和稀泥的做法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则:伤害民众对于法律的热情和信心。当那些人在满腔热诚的论证社会良心、社会公正、公共事件、社会责任……这些宏大词语的时候,轻轻的互相谅解,所有的社会责任都成了一群傻蛋。

      再则,并不能完全平复企业的怨气,此前,“鸿海集团全球发言人丁祁安:我们这群拿榔头的,比不过拿笔杆的,当我们站在那里赤裸裸被伤害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相信司法的公正,借用司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几天事态的发展你也看到了,虽然鸿海是一家庞大的企业,但是在媒体面前是多么的渺小。(2006年08月31日 11:01 东北新闻网)”

       最根本的是,这样一个“和和气气”的声明,对于企业和报社而言,几乎确实是“生财”的开始,而那些依然在血汗工厂辛苦劳动的工人呢?这个引起事件的话题谁来甄别讨论呢?难道说,你好我好的一番表态,就真的可以化解掉雄文中所描述的一切了?我们知道,一般而言,事情总有一个是非,而且,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是非,也就是说,矛盾的了结应该是在事情的是非基本清楚的前提下了结的。

      如今,上边的人哈哈一乐,万事都付东风,只剩下那些可怜的打工者,在漫漫的日子里,重复着一如既往的动作。或许,会再有一个记者把他们作为道具,使用一番,继续充作别人的谈判筹码;或者,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

 

 附录: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15日 04:52 第一财经日报
 
本报记者 王佑 发自上海

  在富士康深圳基地,23岁的陈峰(化名)正在琢磨,怎样逃离这家他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500强企业。

  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他自身的亲身经历更让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

  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告诉记者,员工在车间晕倒并不是在公司加班过多,而是身体素质差,“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都有病。”

  三个女孩的倒下

  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工业园生产一线上作业的,大都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年。他们学历不高,辛苦一个月的报酬大约1000多元。

  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了少数员工之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站立工作,连续12个小时不停干活。工作完毕后,操作工们还需要留下来开夜会。

  遇到晚上倒班,有些小姑娘吃好饭只能在楼梯上坐一下,然后进入生产车间直至第二天清晨。如果谁在楼梯上躺着睡,将被管理人员记过。

  车间里不允许说话。在公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假设在车间里设凳子并允许说话,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

  “12个小时啊,就像罚站一样。我一个男人都受不了,何况她们呢?”

  深圳基地外联部的贺小姐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12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基本不可能,公司订单非常多,但都是8个小时一轮岗的。

  “员工晕倒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差。”她说,“富士康包吃包住,又买保险等,很多人都想挤破头进入富士康。”

  据她说,几年来,很多人都通过缴纳千元的中介费方式,伪造文凭进入富士康。“他们正式工作以后,经常会有人晕倒或出现突发状况。”

  “于是,公司就对这些工人一个个检查身体。查过以后,公司惊奇地发现,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都有病。小小年纪的他们,甚至还有一些人查出白血病。”

  因此,富士康从今年3、4月份起,不再从劳务市场招收这类普工,而是与国内1000多所中专技校合作,直接寻找职员。

  她说,有些地方确实没有设凳子。但这是因为设备的要求,有些设备需要员工站立,但也有坐着工作的。“不可能有员工坐走廊上休息的,车间附近都有休息室。”

  她还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富士康不会通过国外伙伴的考核。

  富士康的“特殊”管理

  相比这些小女孩,陈峰要幸运许多。

  但他所经历的3个月培训,外人看来也颇为残酷。

  新职员培训分为生产线实习和企业文化课程。每天早上6点40分起床后,陈峰必须吃得很饱,振作精神接受12个小时的体能考验。

  实习人员同样没有凳子坐,大部分时间都要站着,且不能东倒西歪。否则,被抓到就是劈头盖脸一阵训斥。几个月下来,从生产线走到宿舍,每个人已筋疲力尽,双脚生满水泡。实习期间,还要穿插一些企业文化的课程培训,8个小时的千人集训场面,蔚为壮观。

  富士康还指定了“限制加班时间”的措施。每人按不同级别有不同的加班时间。如果一个员工的每月加班时间超过指定小时数,超过部分算义务加班。

  在大多数职员看来,富士康的管理有些“难以理解”。职员们也承认,容纳13万人、拥有10个食堂的偌大工厂,一些特殊的管理方法确实必要。自1991年至今,集团年均营业收入保持超过60%的复合成长率。

  每天下班,无论有没有货车经过,工人们必须进入厂区的“人行道”走回宿舍,不能乱窜;下班后谁忘记拔掉计算机插头,罚款1000元;如果因工作需要调换部门,职员的电脑将被拆开三次,检查机型内外的编码是否匹配。

  公司的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末或者晚上下班,有时一开就是3到4个小时,如果不去一律按照旷工处理。6月初,富士康高层发现,相关机密文件丢失。管理部门规定,严禁任何员工携带笔记本电脑、MP3、U盘等进入厂区。最近,富士康在公司内部组织了一次非自愿捐献骨髓活动。一位被要求参加活动的员工迷惑不解的是,为何这次的骨髓验血特别隆重?公司的一个副总亲自披挂上阵成立专案组,一些员工甚至不上班也要去验。同时,籍贯为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山西的男员工被点名参加,而其他地区的则不必。富士康在工作纪律上要求一向严明,谁迟到,谁就会被惩罚。但本次活动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后来他听说,原来是富士康的一位高层亲戚得了血癌,而该人士的祖籍是山西,母亲又是山东人,所以北方人的血缘会近一些。这才恍然大悟。公司外联部贺小姐则说,捐献确有其事。公司有一位职员有一种特殊的病,所以限定了一些范围。记者询问,是否这位员工是普通职员呢?贺小姐则答到,是一名公司职员。“平时,如果员工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也组织大家对需要帮助的员工献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