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羊滩's profile黄羊滩PhotosBlogLists |  Tools  Help |
|
April 28 从民粹主义到威权政治 据说，民粹主义在思想界已经颇有气象了，真正走到群众中间，还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这篇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文章一见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稍后，这个周刊又在相同版面刊出了三篇批评文章，以为不同意见的一个回应、一个平衡。
两次文章我都仔细瞧了。且不论发难者吴稼祥的文章意见是否中肯，仅就文章的气势而论，确有大批判、大字报的遗风，状物生动形象，说理酣畅淋漓，叙述娓娓道来，指斥声东击西，十分痛快。而三篇反对者的文章，无论从知识储备、表达技巧还是文章气势上看，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
及至看了吴文点到的韩毓海贴在网上的文章《论民粹主义问题及其他》，才明白，并不是没有对等的批评文章，只不过出于种种原因，不能见光了而已。韩毓海的愤怒在文章中已经流露无遗，但读过他这篇文章的人大体都能掂量出轻重，其不能见报，是显见的。韩毓海把气撒到报纸上，报纸也难。
难在哪里？难在这样的问题只能抽冷子来一篇，而不能公开、公平地理论一番。这是媒体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难以抹去的悲哀。这两天，有论者喜欢用“苍凉的手势”这个搭配，老夫也觉着这样的表达比较苍凉，模仿一下，中青报的这次出圈的举动，一样也是一个无比苍凉的手势呢！
总算把这个问题扯开了说了，仅凭这一点，就是功德无量。更何况，吴文中也不乏亮点。红色后代的飘红、主流经济学家的泛绿，读来味道多多；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我也惊讶于文本中过于夸张过于刻薄过于偏激的讥讽，但很难拒绝文章中思想的魅力。争论是好事情，只要不扣帽子、不抡棍子，争论只能让旁观者越来越清楚问题的毛病到底在哪儿。
论理，韩毓海的文章也是好文章，不过，其起首一部分“知人论世”的笔墨，让人觉出了某种构陷的意味。那就是揭露吴稼祥其人的“画皮”，此君曾在2000年为海峡那边的阿扁大声叫好，所谓“地低成海，人低成王，陈水扁能低人所不能低，当选总统，理所当然。这样的政治人物，二十四史上有，生活中不常有”。
这样的追究，有力则有力矣，不过总有些“那个”。一个人的观点发生一些变化，也是治学的常事，应该不值得拿来批判他的这篇《民粹》。当然，后边的关于“宪政民主”之在中国行不通的论争，颇有可观之处。但一样不脱构陷的痕迹，比如韩文说：“我们的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倡导的是最广泛的民主，而吴稼祥们却说：这样广泛的民主实在不好，因为他们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这样说话，说给谁听呢？
为什么中国没有真正的学术批评，从上边这个案例即可清楚看出。论争双方其实并不愿意把道理讲清楚，特别是韩，文章不外乎奏对格局，似乎总想着最高当局出面，把这棵被他判为毒草的吴连根拔掉！至少也是禁声，只留下红色后代的一种主旋律，那可真是直截干净了。
找来找去，还是俞可平的文字忠厚，宅心仁厚，去圣不远矣。什么是民粹主义？俞可平说：“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关于吴韩争执的民主问题，俞可平说得清清楚楚：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
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
其所指出的负面结果，在我们的历史上其实已经出现过了，大家读着文章，都会有所会心，而这，无论是怎样辩护，都是说不过去的。从民粹主义，到威权政治，也就是一步之遥。众人一喧哗，权威就树起来了。
April 27 感恩母亲先从尊重女性破题 设立母亲节的话题吵吵好几年了，今年也一样，倡导者更把这种倡导提升到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高度来阐述了。4月26日，中华母亲节促进会会长、设立中华母亲节的发起人李汉秋先生这样表达：“当中华儿女吮吸母亲节的文化乳汁时，这位母亲代表却是洋妈妈。这样的事不宜再继续下去。”
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过，我说的是动辄什么事都扯高腔、拉高调的做法。
设立“母亲节”的事情，不能说不重要，也不能说不必要，但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形式、或者说仪式而已。我们敬母亲、爱母亲、感恩母亲已经几千年了，并没有觉出没有一个专门的日子的不便。中华传统文化乳汁中，关于母亲的所在多多，一旦有所拘执，反倒让人生出应景、敷衍的心思来。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自以为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他们看到青年人喜欢情人节的氛围，就大惊小怪地吆喝，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硬抬出传说中牛郎织女的相会之日七夕来与洋节抗衡，以为这样便可以保全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被侵蚀，保护我们的青年一代不至于被洋人“夷”化。大国泱泱，远人来归。
可惜的是，年青一代似乎并不领情，七夕的气氛再好，也不过被商家宣传为“中国的情人节”——依然是在为洋节吆喝。尤其让传统文化捍卫者大跌眼镜的是，洋节热闹了这么多年，中华民族似乎并没有一天天垮下去，而是在兼容并蓄的气度中，越发精神焕发。很多人已经开始流行西方的母亲节了！
也因为此，李汉秋很忙碌，也很忧虑。从2003年开始，就在各种场合呼吁要设立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节。鉴于孟子比较伟大，“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故事比较知名，就把孟母生孟子的日子定为母亲节。问题又出来了，孟子到底是哪一天出生的？史料无记载，于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们又一次把“传说”拿来对付。
这样的努力，说到底跟画符差不多。在大门两侧，一边贴个尉迟敬德，一边贴个秦琼，老两位在，从兹以后，似乎门户就安生了。
传统文化却决不仅仅是画符那么简单。其所承载的力与美，虽历经千载而生气贯注、鲜亮如新。这力与美，就是隐匿在世俗符号后边、为代代志士仁人践行薪火传承的普世价值。举例而言，清明节是“符”，中国人的慎终追远、子孙绵瓞便是普世价值；并不存在的“母亲节”是“符”，敬重女性、爱戴母亲等等品性便是所有中国人的不二法则。
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的，节日的癖好并不能根本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当下最重要的，便是重建道德，重建价值。仅仅弄一些行迹可疑的噱头，实在无补于人情淡漠的现实。感恩母亲，请先从尊重女性破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节不节的，无所谓了。
April 26 拆出一个“冀都”市 这个城市的拆迁正在以一条街一条街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想想看，你昨天还在与小店的女老板言笑宴宴，今天却只能看到胡乱倒塌的废墟，能不生出沧桑巨变的感慨？
那一日，因为主干道可能有高级人物光临，我被穿警服的和不穿警服的先生们赶下道，赶到了一个菜市场，死活蹭出去，却一眼看到了中山路北已经成了一片莽苍苍的废墟。第一眼的震撼，无以言表。
我并不喜欢这个村庄连缀起来的城市，不过我知道，那些狭小的门脸正是这个城市活跃的经济细胞，它们的存在，让城市活跃而健康。现在，这些细胞全都倒塌了，它们的未来在哪里？
战略家们在谋划这个城市的铁路入地工程，在他们的眼睛里，大概是没有这些家常日用的。上周，我就一个收费站的拆掉询问一位学者的意见，那边说，这样的小事不好说，我们是做宏观研究的。
同样的道理，真正托举起这个城市繁荣的小民，并没有进入战略家的法眼。千门万户的哀哭，在他们看来，一个“代价”论就可以搪塞过去了，既然有小民承担代价，何必废那么多话？
4月22日夜，当正定那个被学者认为是小事的收费站终于停止收费时，古城数千人聚集到收费站跟前，燃放烟花爆竹，不夜天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然而，小民的狂欢是“小事”。可对于全城浩劫样的拆迁，那些宏观研究者说什么了？
我们置身的真是一个荒谬的时代。不独以“沦陷”为目的的城市拆迁为然，即便我刚刚看过的电影《功夫之王》，又何尝不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闹剧呢？拆迁透绿学的是西方做法，中国功夫也得一张洋人的脸认可——荒诞之处，比拆迁更甚。
April 25 达 赖 那一年，青海塔尔寺。一间殿堂上一侧摆放着慈眉善目的班禅像，另一侧空着，看样子应该有一尊什么像，但没有。有人告诉我，空缺的，是达 赖。自从叛逃以后，像就撤了。从光线很暗的殿堂里出来，塔尔寺阳光灿烂，僧人、游人交织，蓝天下，一切都按部就班，正常得很。
我记住了那个空缺，直到很多年以后，一看到班禅的字样，就会闪回一下那个不均衡的镜头。我想，没有了像，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应该是，似乎又没那么简单。在那块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曾经存在了那样悠久的习惯、信仰、宗教，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能够轻易的抹去吗？
从达 赖那一方看，其不肯轻易退出舞台也是显见的。在青海藏区，我看到一个班禅回到青海的VCD，无边的草原、蓝蓝的天空、欢腾的人群，这一切，都成为那位宗教领袖的陪衬。藏民的宗教感情，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很容易就把所有接触到的人都感染了。
那是一种神权下的生存，神权之下，不可能生长出健全的人权。在大多数藏民的文化水平没有得到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揭批达 赖，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跨越式发展，并不仅仅是说说那么容易的。文明成果的全民共享，在青藏高原应该落实的更广泛。任何漫不经心的遗漏，都会是祸端。
也因为此，目前我们对达赖集团的批判，如果仅仅停留在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非人性上，并不能彻底消除达 赖的影响。人们总是容易忘记过去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那些剥皮、杀戮，就可以忘记的一点不落。这种全民性的失忆，不独藏民为然，汉民也是一样的，君不见国人的文革记忆，才30年……
这种全民性的失去记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达 赖一离开西藏，等于把自己抛向了一个自由世界，万民景仰的时空环境失去的同时，也使得他日夜生活在不安和警觉之中。这不安和警觉如果从积极的意义来看待，未尝不是他另外意义上的“卧薪尝胆”呢！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达 赖从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民族性、人民自治等等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入手，每每有动静很大的表演，虽不足以撼动我们的民族政策和在西藏的政治影响，但也是麻烦不断，很是让人头疼。直到314事件发轫，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开始，小痈终于酿成了大祸端。
达 赖的行动已经“与时俱进”了，我们的反击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依然停留在过去、在对农奴制度的控诉上。不是说不应该揭露那些罪恶，也不是说我们就不想把事情说透彻，问题关键在于这样的反击，时空对接不上，没有切中肯綮，遏制和反击的效果自然就存疑。
站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宫墙上北望，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外八庙的大多数。400年前的有清一代，在这个长城以外、距离京师200公里的山沟沟里大修庙宇，那是怎样的雄才大略！山庄威严，八庙环绕；四方纳表，远人来归。一座庙，抵得上十万八旗劲旅。已然有庙，何必修墙？
April 22 那些慈祥的老年斑 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老妈妈今年已经113岁了，老人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在十年前去世了。十年来，老人总纳闷：阿香（谢非的小名）怎么不回广州？家人只好以谢非在北京工作忙搪塞过去。见不到儿子，老太太还爱看电视，希望从电视里边找到儿子的身影。
南方日报的这则新闻还配有一张照片，看着老人那慈祥的老年斑，悲从中来。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眼前所见，心中所想，大体都是一样的。
南方的媒体也有这样的人情味。报道还说，老人一生辛苦，在谢非四岁时就开始守寡，日子的艰苦自不必细说。那个时代的人，能想得到的灾难几乎都经历了一遍。老年本身就意味着日月无边的忍受、承受，看开了云云，倒是与那些贷款多到了根本不必着急的大生意人有些相仿。
年岁见长，思念也见长，有时候，恍惚间就看到老人家就在不远的身边，神色灵动地叙说着什么事情。伤痛，大概总是以这样若无其事的方式掠过心头。譬如今日之偶而发现谢非老母亲的消息，瞬间的触动，让人连掩饰的机会都没有。
那一日，在汤阴岳飞庙，古柏森然，高香缥缈，仔细端详岳母刺字的场景，乱世的母亲也不好当，似乎总得在儿女生死之间做着二选一的工作。当老母刺下那四个流传千古的汉字的时候，那是怎样的惨然、怎样的黯然！
谢非的老妈妈十年来不起劲儿要见儿子，难道不也是与岳母一样的情怀？儿子是国家的人，做的是天大的事业，见不着就见不着吧……
April 21 如何表达有时候比表达什么更重要 这个感慨是在读了一部分《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后产生的。书很厚，40万字，中华书局出版，很贵，46大块。即便批发一下，也还要39块。说到批发，想起刚刚看到的宗庆后的一个段子，有人在宗的办公室外边听到宗在训斥下边的人：什么？买了8把扫帚都没有去批发？
批发来的厚厚的《乔冠华与龚澎》，读起来却是没有厚重的感觉，甚至连芜杂也算不上，作者很卖力，也很辛苦，但根本没有把一个风华绝代的龚澎刻画出来的能力。印象中就是拉拉杂杂，琐碎，缺乏传神的细节。这种感觉在读沙飞女儿王雁的《我的父亲沙飞》时就有，但王雁的书尚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可以满足另外一种类似于对档案的阅读需求。
能感觉到乔松都对于父亲母亲的深深感情，个别地方流露出来的这种感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很感人。但如果作为一部厚实的传记来说，显然单薄了些。关于这一点，只要参照章女士的《穿越厚厚的大红门》就可了然，不论真相如何，章的情感饱满，文字灵动，说话的分寸感非常出色，其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端赖文字的超常表达。
凭直觉看，乔松都的叙述平实生涩，应该有相当的可信度，但这样大部头的阅读对于读者实在是一件费力的跋涉。如果她一开始试着写一些短章就好了，那样的话，至少可以得到一些文字的训练。“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件重要的事情，往往更需要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选对了，相得益彰，反之，有些空转的感觉。
April 20 乡愁是奢侈的 赵本夫、郑渊洁共同做客新浪网《文坛开卷》，聊的什么？乡愁，现代人的乡愁。真是一个好题目，两个人聊得也好，赵本夫认真，郑渊洁随意，一庄一谐，亦庄亦谐，也算相得益彰。我阅读聊天实录的时候，是一个暖暖的下午，空气很亮，心思很远，偏偏那文字还十分雅驯，很快就进入了情境。谁没有乡愁呢？或者说，即便心思没有，你的肠胃总是有的……
赵本夫在江苏乡村长大，12岁离开那个“具体”的村庄，进入一个另外意义的村庄：县城。在中国，很多县城在精神气质上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农村。在那里，他一直生活到将近40岁才搬到南京——一个真正意义的城市里。即便这样，他也喜欢住在南京的郊区，自己在阳台的花盆里栽种些黄瓜西红柿什么的，不说是避暑山庄里边凑趣的皇家瓜棚吧，也算自家的自留地，为的是找回那一份已经渗透到骨子里的乡愁。
郑渊洁呢？此光头大王出生在石家庄，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城市的地方，反正住在这里的人似乎都有点不那么自信，所以闹着想改改名字，讨个口彩；出生以后，郑渊洁就上北京“幸福地成长”去了，想来那些胡同、北海、少年宫什么的东东，人家都见识过。不过，中国的人物，不论多大的牛，根脉都在土里扎着呢！往上追到他爷爷那一辈，就是山西临汾的农民了。他曾经回老家看过祖坟以及老家的窑洞，他说他看过之后，就有一个找到了自己源头的感觉。
两位的根脉如此，表现出来的乡愁也就有些差异。赵本夫有根，他的精彩作品都是农村题材，《卖驴》、《天下无贼》、《无土时代》什么的，那种对于乡土的深情触手可及。对城市生活，他本质上是抵制的，居住在城市里边，不过是稻粱谋罢了。“我在黄昏傍晚穿过城市的时候，觉得我是一个精神飘过者，没有归属。”
相形之下，郑渊洁的乡愁不免有些遥远，是远远的，从城市里边一种审视的眼神。他惊异的是在造访陕西佳县一个农村时，一个月不能洗澡的事情。他说：我觉得这个村子可以待两个星期，因为没有水，不能洗澡。不过，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幽默，他说鸟巢旁边都应该种上麦子、高粱。希望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多出现我们的庄稼，向日葵、麦子、黄瓜、高粱，都是绿色的，都是用人粪培育出来的。
在由60%的农业人口的国家里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应该是一片麦浪，这样的主意带有一些童话的品质，或许正是城市无法放置的乡愁的一种极端方式罢。逃不掉、回不去，可不就剩下童话了。
当然，没有人能够真正从城市逃避，而是往往纠缠于城乡之间。因为离不开，他们的批判往往显得苍白，像赵本夫说的，“我在城市太郁闷了。百万人生活在一个地方，为权、为名、为地，为一件房子，人都处在一种焦虑状态，节奏快的不得了。这个是必须的生活吗？”那么就到农村去，那里应该不争、民风淳朴吧？也错了。赵本夫说，前几年去西部采风，发现那些景点城市化的厉害，王母娘娘在所有的池子都洗过澡。一样躲不开，一样在纠缠中郁闷着。
当然，到后来，还是让他找到了纯朴找到了自由的空气。他说，“比如说一个地方荒凉无人，但是你转过一个山后面就有一户人家，他们生活的很悠然。”不知道，这位执著的作家在哪里找到的伊甸园，也不知道那些他认为很悠然的乡亲有没有在外边打工的孩子，更不知道乡亲认可不认可他的说法。
我生活过一个村子，也去过很多很多的村子，要说“很悠然”的生活，那少说也得30年以前了，那个时候确实“悠然”，不过不是自得的悠然，而是无事做的悠然。后来就不行了，大家都在世上混，忙碌是本质，生活的压力下，再悠然也是悠然不起来的。赵本夫的艳羡、郑渊洁的惊异，在我看来，大体都是可信的，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表达都是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的。设若赵还在水乡县城苦苦挣扎，设若郑真的继承了其在山西的窑洞，一切不都得重新筹划？ 乡愁是奢侈的。因为它首先需要你和生活的一定距离，有距离，才有审美；距离之外，还得有心性，懂得适时的体会和感悟，那样才浓烈、醇厚。一个民工的乡愁为什么不会被记录下来？因为其表达太过粗糙，简陋。比如拼死也要挤着上火车回家过年，在民工看来，回不了家，乡愁都是扯淡，在专家看来，那就是不理智；再比如闲暇时候发呆那叫乡愁，如果还要打牌甚至看艳舞那就是没素质…… 因为奢侈，古来的乡愁都由文化人代替、代表了，一并说了。乡愁是这个、那个，什么的。什么是话语霸权，这就是了；什么是文化掠夺，这就是了；什么是占着锅里看着碗里的，这就是了。想来，这大概是最让人产生“乡愁”的事情了。
April 19 速成中国的节点 《读库》0706的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具体哪国的我也不懂，只知道叫Peter Hessler，《读库》加上了一个好玩的名字“何伟”，有些搞怪。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的速成城市》，记述了浙江丽水的城市发展片段。这个片段完全可以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片段，具有着无限的可延展性、可联想性。
先摘一些段落，或可从中见出与中国记者宏观叙事大不相同的小视角写作：
下午2:30，老板们开始设计他们的工厂。他们租用的3层楼房空空荡荡：白墙壁，空地板，一个没有锁的前门，随你出入。丽水经济开发区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开放着。隔壁的建筑也只有一个空壳，一条布满尘土的道路从侧方通向未完工的高速公路，银色的广告牌反射着天空，空空如也，宣传着11月的阳光。
王安国和高小盟从温州，一座中国东南沿海的城市驱车80英里(130公里)过来。他们是亲戚－叔叔和侄子－他们到丽水来开始新的生意。”整个区域刚刚开始开放”，高老板解释说，我是在工厂门口和他见面的。”温州也是这样开始的，但是现在那里相当的贵，尤其对我们这种小公司来说。像这种地方更适合我们”。 ——这样的细节描述，在文章中随处可见，整篇文章几乎就是一串串细节的连缀。当然，不是没有概括性的描述，但即便是概括性描述，一样充满了可触摸的质感，让人在感性的长廊中徜徉，流连。比如：
在过去的几乎一年内，我不断地在浙江省跑来跑去，每次都在温州租一辆车，然后开向内地。就像西班牙跋涉着的朝圣者在每个圣徒晦暗的神龛驻足一样，我停留在许多地方，这些地方，当然就是某种产品的”家乡”。从机场出发，沿着海岸向南，我从铰链开始－沿路巨大的广告牌布满了各种广告，宣传这种用来开关门的小片金属。再走一英里，广告就变成了电源插头和插座，然后是日光灯管，接着是水龙头。
在这个省继续前进，”圣地”就更精细了了。在桥头镇，我惊羡地看到一座20尺(3米)高的银色有翼钮扣雕塑，树立雕塑的是镇上的前辈。桥头只有64000人，但是却有380家工厂，70%的中国制造衣服的钮扣都来自这里。在武义，我问旁边的人本地生产什么，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三张扑克－都是小王。这个地方每年生产超过10亿盒扑克。大唐袜业生产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袜子。松霞每年生产3.5亿把伞。乒乓球拍来自上官乡，分水产笔，下卸生产儿童游乐园的塑料框架,世界上40%的领带来自嵊州。
——撇开文章中的倾向，单单看他的技巧就足以让人惊叹其过人的驾御能力了。我去过温州，这个“何伟”在文章中描述的感受，我并不陌生，只不过，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了。已经不会、或者不愿捕捉上边那些闪亮的节点了。 自从中国开始城市化，这些年来大家都在说变化变化，今年更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可是，我们很少这样的说人话的文章，那些眼睛那些心灵，都麻木了。这样的纪念，最后留下的不过是文字的盛宴而已，不可能真正抵达人的心灵。
April 18 “狼性”只是我们精神资源的一脉 姜戎先生在其作品《狼图腾》出版4年、热销4年、争议4年之后，再度呼唤“还‘狼性’一个公道评价”。对于批评“狼图腾”是“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汉学家顾彬，一向低调的姜戎表达了不可遏制的愤怒，他甚至表示，顾彬乱扣法西斯主义帽子的行为，如果放在德国法制体系里，完全是一种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违法行为。“本人保留向德国法院起诉的权利”。
由文学批评而上升到“侵犯名誉”，事情有些热闹。我们可以从姜戎的表达中，感受到其对于狼、狼文化一以贯之的高度推崇和坚决捍卫。只是，有时候这种推崇和捍卫过头了，可能会演变成一种固执的坚持。坚持什么？坚持自己观点的真理性，坚持认为别人的批评是别有用心的，坚持以自己所批评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别人批评的愤怒。这样的事情，不免让我们感到遗憾。
文学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不只能够批评，而且，越是交锋激烈的批评，越能够补益作家的认知盲区、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汉学家顾彬从《狼图腾》中读出“法西斯主义”的味道，并没有逾越文学批评的范畴，姜戎大可不必过于恼怒，甚至“政治化”地认为顾彬在鼓吹“优等民族”对于“劣等民族”的杀戮，进而与上个世纪德国在二战中的残暴表现以及中国人的百年屈辱发生联想。
草原狼身上有没有姜戎深恶痛绝的“法西斯主义”元素？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生物界的物竞天择已经是一个常识，贴不贴标签都不能改变。同理，与狼置身于同一个生态系统的游牧民族受到这常识的浸染和影响，更多表现出攻击性和野性，也无可厚非。在这个系统里边，人和狼因为对等而平等，因为对峙而互相学习，到了，人、乃至整个游牧民族，也濡染上强健的狼性。
《狼图腾》以50万芜杂而丰饶的文字，展示出一个与我们日常生活迥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存在和狼的存在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二者互为参照、互为榜样，互相验证着对方的存在。不是刻意地把人降低到普通动物的地位，而是把狼，这种我们平时视为寇仇的动物提升到一种精神的存在。所谓“狼图腾”，正是表达了作者对于“狼世界”那种积极的精神价值的顶礼膜拜和现实呼唤。
姜戎是赞美这种强健的生命力的，他说，“草原狼绝对是不可驯的”，“绝大多数都是战死的”；他接着说，它们“无论食与杀，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第一个判断应该是真实的，长久以来，草原狼既让牧民尊敬，却也让人心生寒意；第二个判断则明显带有演绎、升华的成分，成为个人情怀、主观意志的表达了。
两个判断之间的“断裂”，也正是姜戎“狼图腾”观念遭到质疑的接点。我们可以对残暴但机敏、野性但强健、凶狠但智慧的草原狼表示敬意，但我们不能跳跃性的把诸如自由、独立乃至尊严这样的字眼随意延伸，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可以歌颂草原民族在长期与狼的对峙中融会贯通的“狼性”战斗精神，但我们不能以此认定汉民族就人性绵软如羊，生命力孱弱，精神资源匮乏。
姜戎一再强调，汉民族缺少游牧精神这一课，认为“现在这些书把孩子们都弄成羊不羊、鼠不鼠的。还有咱们的足球，整个就是一群羊，让一群狼在那儿围剿。”实际上，这种声音由来已久，几乎伴随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全部历史，挨打受辱的悲惨历史内化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与姜戎判断不同的事实是，一代代志士仁人，并不乏“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上下求索。
风气所及，像秋瑾那样的女子一点都不输于男子，而呈现出剑气凌云的勃勃英气，所谓“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白刃可蹈，自由不可戕”，“所欠故人唯一死，头颅堕地作雷鸣”。作家伍立杨先生新作《读史的侧翼》，对辛亥革命前后一部分血性中国人前赴后继的暗杀行为做了精心的打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民族不是缺少狼性，铁血黄花也不独是草原民族游牧精神的专属。
当然，以《狼图腾》为代表的狼文化，某种程度上确实应和了发展中的大国国民的心理期待，期待一个强悍的、刚毅的、无畏的、进取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期待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精神洗礼一下有些繁缛的精致的纤弱的内敛的当代文明，期待以现实的强盛映照曾经张扬到极致的历史图景。我们尊重这种期待，但我们必须明白，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狼性”只是我们精神资源的一脉而已。
我们呼唤的应该是健康的人性，这中间，当然涵盖生机勃勃的、强悍的、百折不挠的、机智甚至有些狡黠的“狼性”，无论如何，强健的生命力都是人性的最基本的价值。但“健康的人性”似乎还应该涵盖其它诸如相互尊重、倡导文教、敬业乐群、慎终追远……等等价值，甚至，那个饱受诟病的“温柔敦厚”，一样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文明价值。是多元一体，而不是拘执于一端。
April 17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面临“民族主义”的选择 “你还去不去家乐福？”正在成为一个人爱国与否的标志。据说，网上已经有逾55万的网民明确表态，支持抵制家乐福。几乎每一个希望大家平心静气说话的人都遭到谩骂和攻击。“汉奸”的帽子漫天飞，一不小心就会落一顶到你的头上。众声扰攘中，只需要表态就可以了，一分为二、理性客观只能意味着挨骂。
二线城市在这个时候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优点：这里居然没有家乐福！既然没有那个让人进退失据的超市，我们心里边的歉疚当然就烟消云散了，可以远远观战。或者可以理性的表达、客观的陈述，云云。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面临着“民族主义”与否的选择？从十九世纪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与捍卫民族尊严的两极之间挣扎，消消长长，似乎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话，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讲，直到现在，依然在讲，我们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现在吗？我想，中国现在的国际环境肯定比以前宽松多了，但奥运火炬一传递，亲的后的善的恶的就都水落石出了。有人说，中国是孤儿。孤儿大概不至于，但孤独感肯定是有的。
因为孤独，因为渴望摆脱孤独，我们往往对一些标志性事件寄予了太多的意义。比如奥运会，比如神六神七，比如世博会等等。超常、超强的关注，反而局限了我们自己的心态，以致于不免流露出一点患得患失的表现。人家热情，我们也高兴；遇到一点小波折，便很难制怒。根本上，在于我们在展现自我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采用了人家的参照系，而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传统。
当年尼克松访华时谈到，即便没有苏联的因素，中美关系仍是美国下一个世纪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中国外长吴学谦把这个意思汇报给邓小平，邓小平不动神色地说，到了21世纪，中国就强大了。
一个强大了的国家当然可以不必过于看重别人的眼色和脸色，当然，也不会出现民族主义与否的两难选择。
所以，我固执地认为，眼下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只是一些小麻烦，不能因为这些小麻烦遮挡了我们的视线，更不能因为这些小麻烦制造出新的麻烦。以正常的心态看待在这个时候格外重要。
April 16 余秋雨，怀抱理想却找到了家园 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句话本来精辟得让人感动，可李零把它贴到了孔子额头上，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谩骂和攻击。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都成了狗，那等而下之的徒子徒孙、八杆子打不着的列门墙者是什么呢？改良狗？更何况，还有一大帮装神弄鬼，想把儒学弄成儒教、儒教弄成国教的大人先生呢！
所以，扫了古今人众兴的李零该骂。知道就自己到墙根眯着去，干嘛说破。
以此推延到余秋雨，也该骂。骂你自得其乐、自以为是、自鸣得意。有人说，其实也不讨厌这个人的文章，文章的好坏，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还是有共识的。只是一看见他那个劲头就生气，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想，人们攻击余秋雨，可能是因为他触犯了众怒：他虽然也怀抱理想、却早早找到了精神家园，不再是丧家犬了。这怎么能行呢？你有着那样美丽的文学才华，有着那样深沉的文化思索，有着那样的熔铸古今、涵纳中外的文化能力……甚至，你还有一个美丽的唱黄梅戏的老婆，你当然应该遭到攻击。
今年的青年歌手大赛进行过程中，质疑的声浪汹涌澎湃，我于是看了一场直播，再度领略了余秋雨的点评。那是一段涉及到李煜的评说，就那么短短几分钟，他把一个有着绝代才华的词人感性而清晰地叙述得清清楚楚。这样的功力、这样的传播效果，我想，无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为什么要攻击他喧宾夺主呢？这不是文化传承的最好呈现吗？
大概，文化人的落魄、不修边幅、东奔西走、时运不济，才最能博得同情和理解，而像这个南方男人的整饬、儒雅对于文化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准确把握，反倒是异数了。无法可想。
April 14 “贫民区”设想，依然是一个临时药方 秦晖教授13日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演讲中，秦晖提出深圳应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秦晖认为，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窟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贫民区——贫民窟，秦晖的说法起了话头，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有，听起来，都说得不错。不过，很多人对秦教授“贫民窟”的说法感到扎眼，为什么我们革命这么多年，到头来，竟然开始向我们一贯抨击的制度屈服？有了贫民窟，还是社会主义吗？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分层次的。一个层次是认识层面的，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实际操作层面的。第一层，社会主义有了贫民窟，的确不好看；第二层，要是不设贫民区，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进城农民能够住在哪里？ 那些充满异国情调和山野情趣的高档小区，不可能；那些专门藏污纳垢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都拆迁了；政府开发的经济实用房，那是给城市中低收入者准备的……自己搭建一些能够容身的小棚子，先遮遮风雨，好象也抵挡不住英勇的城管部队。 各种可能都排除的结果，大概就是所谓的走投无路。出卖完劳动力之后，回到那个已经凋敝了的农村中去。或者，永远在城市里边做一只辛勤的蜜蜂，不断的居住在城市不同角落建筑工地的工棚里边——只有在那里，才是他们合法的栖居之所。 秦晖先生其实完全可以把话题说得再透彻一点，“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并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总结，是对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共性的一个高度概括，是秦晖从历史中得来的沉痛教训。“自由”、“福利”不过是当代版本的语码而已。 联想到总理近期对于农村、对于粮食问题的超常关注，我认为，现在的城乡问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的状态，或进或退，难进难退，每一步都需要格外的政治智慧以及对于国情的了解尊重。既然压力不能一旦释放，就需要不断减压，直到爆发的风险降低。 执政者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城乡统筹”的概念，但概念提出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关键是实现的路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很合适的路径供我们选择。“取消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建设生态文明村”不过是具体的药方，不是路径。 即便是秦晖先生的“贫民区”设想，依然是一个“暂时居住”的药方，不是根本解决农民进城难题的路径，居住不等于安居，而暂时的居住往往正是不安定的根源。穷则思变，一个庞大的穷人的聚合，其所能凝聚的能量足够摧毁一切秩序。 城市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洗脚进城的农民？这是一个大题目。更何况，进城还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问题，生活有多丰富，麻烦就有多复杂，这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正相关关系。既然我们不愿意毁掉我们的秩序，那么就需要做出一些妥协。 大家都妥协一点，事情可能会少一些激烈的冲撞，而达到理性的并非是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把贫民区变通为分散的点状，散布到城市广袤的生活区中，不使聚合，还有些提升的可能。尽人力以应天命。
高校重视评估从重视女秘书开始 一位芳名袁俏的评估专家组女秘书再次遭遇评估以外的热烈关注。10日，一篇《广西师范大学六位校级领导接见一位美女秘书》帖子开始在论坛流传，其中转载了广西师大官网上一则新闻及其配图，图中高校校长、副校长等6位校领导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秘书袁俏，并与她合影。网友由好奇引发热烈讨论，“校领导对评估专家组的秘书，都要如此地毕恭毕敬，那么，评估专家组的专家所受待遇，可想而知。”（《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1日）
网友还发现，专家组秘书袁俏受到大学领导的这般礼遇由来已久，从2005年9月至今，袁俏秘书曾先后参与了至少15个学校的教学评估。一些学校网站上也贴有其手捧鲜花的类似照片，2007年12月，集美大学副校长杨国豪甚至亲自到机场迎接专家组秘书袁俏。这样的场面在专家组看来，一样司空见惯，专家组副组长华南师大党委书记杨文轩教授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就表示，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广西师大重视迎评工作的一个表现。
是的，以如此隆重的场面迎接一位女秘书，确实是大学重视评估工作的具体表现。礼数周到既是常理，也是人情。现代大学的祖师爷、当年的孔子，在接待外宾时，一样脸色庄重、进退有据，“色勃如也，足蹶如也”，也就是说，强按捺激动兴奋的心情，小步疾走，翩翩生姿。如此美好的礼仪，施者自然，受者坦然，那么，这所大学的教学评估就自然有了一个令人期待的开端。尽管“于今为甚”，却也由来已久，局中人浑不以为有什么不合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从来如此，就合适么？那些负有传承文教、化育四方使命的大学如此夸张表现，该有着怎样的背景或者说潜台词呢？
这些年来，尽管社会公众对于高校评估颇有诟病，认为评估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造假，“把原本没有的规章制度造出来，把原本没有的工作成绩造出来，把从未改革过的教学改革成果造出来，把从未搞过的学生座谈记录造出来，把没听过课的听课记录造出来，把没有过的教案、讲稿造出来……”但不可否认，教学评估依然是引导高校亦步亦趋的指挥棒，“争创优秀，力战过关”这样的口号在高校“迎评”期间屡见不鲜，如履薄冰、如临大敌的另外一个极端，当然就是迎接专家组时的“如见大宾”。 与高校全校动员，造假成风相呼应，那些评估专家本身都是各大学的人士，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也不是不清楚各学校的“迎评话剧”是怎么一回事，“吾知道，吾不言”而已。上文提到的到广西师大进行评估的专家组副组长杨文轩教授本身就是华南师大的党委书记，华南师大难道就没有进行过教学评估？之所以出现这种“习焉不察”的情形，只能表明，现在的评估造假已经从单方造假演变为悲哀的双方合谋，即评估者与被评估者的心照不宣。你来我往，大家都乐得无事。
在此“合谋”的利益格局下，即便偶有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那样的炮轰评估，认为“大学评估太滥，部分公务员借权力指手画脚”，也不过是“早叫的公鸡”，说了也就说了，难以根本撼动也就固化的局面，道理很简单，大家都要在里边讨生活，捅破那层窗户纸，亦难哉。这一点，从纪宝成校长正常的批评教学评估马上被视为“炮轰”即可得到印证。而在教育部的成就回顾中，照样对于教学评估给予了肯定性的高度评价。
在3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专文中，纪宝成校长这样写道：“有少数公务员，太热衷于给自己制造权力。有的那么年轻，就在一些学术性的评估工作中对他老师的老师指手画脚，我看着非常难受。”我相信，即使是遭到网友指责的广西师大六位校领导，也未必没有和纪校长一样的“难受”，只不过在权力面前，隐忍了自己的感受而已。隐忍是为了什么？屈尊是为了什么？说高尚些是为了学校的发展、大学精神的传承；说不堪些，过分看重长官的认可，也未必没有类似政绩那样的现实诉求。
在评估这个生生不息的链条中，每一个评估成员都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被放大了的权力的影子。权力阴霾下，要么出局，要么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评估专家组受到超规格接待，完全可以理解。而那些个从事具体工作的女秘书，往往也因其特殊的重要性而格外不得怠慢。更何况，重视秘书，在我们这里是有着很厚实的传统作为支撑的。因此，高校重视评估工作，必须从重视女秘书开始。
April 09 承诺的细雨润泽不了干渴的宪政 4月9日，河南漯河市委发起“漯河市十万党员公开承诺”活动。其中，一名市委副秘书长竟然承诺“坚持早、晚步行上下班”，承诺“机关办公经费、 吃喝招待费要比去年有明显降低。”这是一个豪华的治理游戏，绝妙之处在于，游戏还是以正剧的方式演绎的。
这样的题材用不着条分缕析，我们权当它是一则好玩的“世说新语”即可。与此类似的，还有更正规的某些宣誓，以及更随意的某些信誓旦旦。承诺了，就万事大吉了吗？或者说，一承诺，就能够掩盖那些丑行和罪恶了吗？ 我们现在很不需要这样的动辄十万的声势，我们更不需要这些原本应该践行其最高使命的人物在这里玩什么承诺的花活。我们有理由对河南人的大吹特吹保持足够的警惕。党员，按照党章行事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真的想体验一下被监督的快感，我觉着，这些人物不妨把精力多一些用在提高自己的行政效率上，至少，那还是一个摸得着的、看得见的政绩。须知，承诺的细雨是解不了宪政的干渴的。
April 08 进京 进京在眼下是一件小事情。除非有特别的情况，一般而言，顺畅、便捷得很。而这种特别，往往少之又少，属于难得的历史机遇呢！换言之，那个时候，也懒得进京。
在古代，进京可是一件大事体，需要事先认真筹划、事后记上几笔传诸后人的。别的不说，卢沟桥为什么名气大大，抗战七七事变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其作为南来者进京咽喉要道的地位也是不可遮蔽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卢沟晓月”能够成为燕京八景，更多还是读书人眼中的风月，那种清冷、枯寂的味道是免不了的。
西北方向进京则以南口、居庸关为枢纽，现存经典遗迹，应该算得上居庸关内的云台。当年的四十里关沟狭长曲折，乱石大如牛，城堞破败，间有清泉潺潺，倒是能够慰藉断肠人的天涯之思。
东北方向进京多入古北口，长城残迹至今仍有一些，那地名却是虎虎有生气，印证了这不是一条平常的进京线路。这里，每每成为异族金戈铁马扣关问鼎的通道。
比较而言，南路还是要正常得多、和谐得多。米粮财税经由此，人物文化经由此。以已经成为我国舞台典型意象的“秀才进京”而言，多经由此。抄录一段李慈铭进京的日记，或可从中得见漫漫长旅中的风尘不易，当然，其间自然也有着现代快洁交通下难得的“盘桓”和“悠闲”。
三月一日，抵杭州。
三月二日，自杭州启程，十里至临平山，一百二十里至海宁长安镇。
三月三日，过石门县城，经秀水、双桥，至嘉兴。
三月四日，午过嘉兴城，晚抵枫泾入吴淞江，泊牛车滨。
三月六日，泊上海对岸。
三月七日，抵上海泊小东门外，游洋泾滨。
在上海盘桓七日，三月十四日自上海启程，七十里至嘉定县黄渡。三月十五日，泊嘉定西门外，下午游嘉定城隍庙，隔日，游嘉定花神庙。三月二十日，开船复赴沪上，六十里泊油车头，于二十二日午后抵沪。
三月二十五日开船，三十里至周太庙。
二十六日，四十里至青浦县牌头滨。
二十七日，过昆山，九十六里至华亭泊。
二十八日，三十六里至苏州，泊阊门外中水弄，次日移泊胥门。
三十日，夜放舟至接官亭。
四月一日一大早，李慈铭看到运河上到处是官船，“舟从之盛，擁蔽江岸”，看了邸报，才知是钦差大学士桂良带着吏部尚书花沙纳、刑部侍郎殷成宝及布按两司自苏州赴上海“与夷酋会议和务”。
四月八日，一早开船，一百里至无锡，泊锡山驿。
四月十日，六十里至横林。
四月十一日，午抵常州，泊昆陵驿。听行客说太平军正在围攻扬州，李慈铭一行只得在驿站住下。过了四五日，传来了太平军退归六合、道路已经通畅的消息，即行动身。
四月十六日，午过丹阳，晚泊丹徒新丰镇，满目都是兵火洗劫后的凄凉，“荒城废舍，举目廖落”。
四月十七日，辰刻至丹徒镇。
四月十八日，渡江，晚抵扬州，泊二道桥。
四月十九日，过邵伯埭，居人尽空，墟市间大半闭户，沿途看到从六合方向过来的难民拖儿带女纷纷南下，“民生之惨，可为蒿目”。暮抵露筋祠。
四月二十日，晨过高邮城，夜泊界首驿。
四月二十一日，午过宝应县，夜泊淮安。四月二十二日，晨过淮关，已刻清江浦。水路至此已到尽头，李慈铭一行从这里舍舟登岸。一路上不时看到政府军收拾战场，把战死的士兵架在一起焚烧，然后收集烬骨带回去，他听说那些战死的都是四川兵。
四月二十三日，坐露顶小车，过黄河。说是河，其实只是宽达数里的一片洼地。向来此处为南北之界，但自从咸丰元年河决丰北口，这段河道就废弃了，“亦古今一变局也”。十里至王家营，在汤吉升商行雇车准备北上，谈定了每辆银二十两，正待出发，闻得前方有战事，只得住下，趁着余暇命仆人做车簾布帏。
五月一日一早出发，行三里，算是真正过黄河了，“极望黄沙土舍，回忆乡居，如在天上”。
五月二日，五十里至桃源县仰花集，再六十里至顺河集。
五月三日，六十里至红花埠，入山东界。李慈铭记述道，以前去北京，过了桃源县一般是经宿迁、邳州入山东，取道阴平、胜县、兖州、滋阴、汶上、东河、东平、荏平、高唐、平原至恩县，名曰湖路，较为夷坦。黄河改道以后，再加兵荒马乱，“北行者遂取径山站”，“驿程崎仄，艰苦万状”。一入山东境内，途程加快了。
五月四日，五十里过郯城，十里过倾盖亭，六十里至兰山县李家店住宿。
五月五日，渡沂河，四十五里过沂州府，又四十五里至半城，“渐入山径，山骨盆起”，接下去有三四日的山路要走。四十五里至蒙阴县青驼驿投宿。
五月六日，百里至沂水县龚家城。
五月七日，九十里至羊流店，又四十五里至泰安县崔家庄。
五月八日，行五十里至泰安府，一百里至长清县章夏镇。
五月九日，七十五里至齐河桥，渡河。过了齐安县，山路才算走完了，行二十五里至晏城。
五月十日，至德州。
五月十五日，抵京。
一路漂移，一路盘桓，从杭州到北京，李秀才居然走了两个半月。这样的旅行在今人看起来，实在是拖沓得很。然从另外一个层面讲，这样的人生长途又何尝不是一次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地理的游学！只有置身在具体的环境中，人才能真切体会到所谓的学问之道。从有限的一点阅读中，我能够感觉到这样的游历，对于古人养成心智的重要性。孔子当年的遍谒诸侯自不必提，即便是被动的走遍全国做官的苏轼，其山南海北的游走一样让他胸襟豁达，视野开阔。 李慈铭进京的这一年，应该是1859年，正是清王朝最为困难的年份，置身这样的乱世，读书人的心境可想而知。哪怕是阳春时节，都很难让他开怀释然。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们应该能够体会一个29岁的秀才的悲凉和无奈。所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弊窦百出，民不聊生。斯世斯人，夫复何言？ 李慈铭的日记后来名曰《越缦堂日记》，那是大大的有名，其与翁同龢、王闓运、叶昌炽日记一样，都关系着几十年朝章国故、学术人心，故人称晚清四大日记。世人之熟悉李慈铭，大概也与其小老乡周氏兄弟不无关系，特别是周作人，在文章中亦常常提到《越缦堂日记》。 每个人的进京都会有各自的故事。1859年的李慈铭不比别人幸运，也未必就总是倒霉。“漆室坐忧时事非”，可又能怎样？江浙人也许注定了做幕僚师爷的命运，至多不过是绚丽其文采、华丽其词章，并不能如湘人曾胡左那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天下兴旺系君一身。青衣秀才么，一路走走，听听，感喟一下，记录一点大时代的鳞爪，就可以了。使命焉能过于沉重？ 当然，同样是进京，还有一个人物则是另外一番神采飞扬。那是1949年的毛泽东，也是一位湖南人。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11辆吉普车和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关于那一段历史的记述，人们多注意其关于赶考的描述： “临行前夜，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不管这段话是那个记录下来的，总归是意味深长的。此时的毛泽东，不是早年那个上下求索的青年学生，也不是那个北大图书馆里的无名馆员，他是李自成一样的胜利者。情怀不同，风景当然殊异。 毛泽东的车队进入华北大平原，当晚住在在唐县淑闾村。3月24日上午继续开进，中午到保定休息吃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军部。3月25日清晨，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乘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北平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以及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著名民主人士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晚，毛泽东住进香山的双清别墅。 热闹气氛中，新的主角登场了。北京，倒成了人物的一个或隐或显的陪衬了——包括李秀才，都是一抹淡淡的背景。
April 07 武夫当道应该不惧文人笔墨 “百度知道”网友关于“城管”的词条解释，再次引起了人民对于这支负责管理城市的队伍的严重关注。尽管百度知错就改很快的删掉了这则解释（错了就是错了，铁嘴钢牙不承认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相关评论已经全国开花，删不胜删了。既然不可能完全删掉，老夫也跟着扔一块石头，当然，这样的扔石头从性质上看，与吐口水差不多，主要就是表态、站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落井下石。
先抄一抄那个惹来麻烦的“药引子”：“释义：①名词：专门欺压租不起商铺、办不起执照商贩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②形容词：形容残暴、血腥、恐怖。例句：你也太城管了！③动词：等同于打、砸、抢……”好象还有叹词的用法，例句大概是：这世道，城管！因为百度已经积极改正了错误，堵住了漏洞，我只能凭印象补充了。上边的不完整解释，还是从时评家的文章里趸来的。
相关的报道都没有提及“城管”名词用法的“黑社会组织”，可能是这个解释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忌口，大家都心照不宣的选择了其作为动词用法的“打砸抢”，这样的选择毋宁说是一种智慧，还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好在“打砸抢”我们也并不陌生，甚至在某些被打砸抢的老人那里，还记忆犹新呢！而一些当年打砸抢的青年，现在也刚刚进入中老年，不可能忘却自己当年的雄赳赳、气昂昂。
“打、砸、抢”就“打、砸、抢”吧。网友既然把这样的恶谥加诸城管，肯定是城管的日常作为影响了判断。也就是说，这个判断得的是“印象分”、“情绪分”。城管队长可能有委屈，城管队伍可能有愤怒，城管律师可能有反驳，但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人家网友本来也不是在做科学、客观、一分为二的定义。这个解释只是在表达人民的一种情绪，一截印象而已。
人民在日常的城市生活中，遭遇的接触的感受的城管大体上就是一种威风凛凛的形象。他们追赶小商贩，他们砸烂影响市容的小摊贩，他们收取尚铺的卫生费顺带还拿走一包烟，他们骑着扣押了的三轮车歪歪扭扭的在街巷里走……这样的印象相信每一个人都曾见到过。没有人否认他们是在维护城市的市容，也没有人否认他们是在以一种极端暴戾的举动在搞所谓的“执法”。
在城管的官方解释中，小商小贩往往被过度阐释成奸猾狡诈之徒，他们的存在似乎天生的为这个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民添乱。而城管则是严厉的代表正义的执法者，抓之、罚之、扣之。在这个过程中，城管也给自己逐渐树立起武夫的雄赳赳形象。一出动，成群结队；一执法，鸡飞狗跳。就这样，还往往认为自己的执法权威不如公安云云。
其实，既然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凶神恶煞，又何必在意小文人的一点笔墨呢？他们不过是过过嘴瘾而已。真正需要治理城市环境的时候，小文人能做什么？所以，我的意见，现在的城管完全可以不用摆出一副受伤的样子，好象被文人这么一鼓捣，自己的形象就真的受损伤了，以后再打砸抢的时候就抬不起头了。武夫当道，就应该我行我素，不必理睬别人的嘀嘀咕咕。
恐惧文字，说到底还是中“文字拜物教”的毒太深的缘故。做都做了，还怕人说？说了又能怎样？作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城管应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而不只是去计较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文字拜物教”有什么呀？左不过一些文字的记录，说什么影响舆论，也就是说说而已，看这些年舆论的还少吗？安能于我有丝毫损伤？
偶而看到一些歌颂中国城管输出革命的文字，摘抄一些，一笑，共勉。
昨日下午，中国城管顺利进入巴格达，首次实现中国城管队伍的海外执法。记者欣喜地看到，千名中国城管队员，手拿绝密武器——镐把，呈两列队伍进入巴格达，各类武装分子纷纷双手托枪，低着头站在路边，以示完全投降。
中国驻巴格达城管大队队长镇两河骄傲地告诉记者，美军占领这么多年，还没办法搞定伊拉克人民，整天搞得伊拉克爆炸不断，让世界人民揪心，你看我们中国城管一来，巴格达就立即太平啦。
镇两河流域队长向记者介绍起这支不可战胜的队伍，第一小队来自河南，是专门收缴卖瓜小贩的队伍;第二小队来自北京，专门没收烤香肠的队伍;第三小队来自重庆，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的;第四小队来自广州，专门打击擦皮鞋的;最后他指着一帮说粤语的城管说，他们来自香港，是专门收拾黑社会的。“我们是党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是服务世界，爱好和平的队伍。”
一位美军士兵激动地抱住一位中国城管，高喊着“中国城管万岁，向中国城管学习!”该士兵告诉记者，早就听说联合国要派中国城管到巴格达了，我们是日盼夜盼，现在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你们一来，巴格达乃至伊拉克和平有望啦。
一位自首的恐怖分子哭丧着脸对记者说，没想到，世界最精锐的部队还是来到我们巴格达了。这位恐怖分子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和中国城管的一次战斗经历：
“我们一小队四人，拿着枪走出巴格达的小饭馆，刚想去开停在路边的皮卡车，没想到四个中国城管二话不说就抡着镐把砸我们脑袋，我们队长顶了一句话，他们四人一起抡我们队长，整整抡了十分钟……十分钟，连头牛都被抡死了。”说着说着，这位恐怖分子伤心地哭起来。
…… ……
April 06 此间已无孙之俊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了一套漫画家丛书，《我的人间喜剧》。都是一些过去了的画界耆英，有字有画，读起来十分过瘾。我看到七种，那主人分别是华君武、方成、江有生、李滨声、毕克官、缪印堂，以及我这里要特别提及的孙之俊。
按照编选者的意图，这套丛书所入选的都是我国漫画以及连环画的先驱者，称之为一时之选应该是贴切的。只不过，岁月暌隔，政治羼杂，很多很多的先驱，都被后来者忘记了——或者，很多很多的后来者根本就没有可能知道这些被遮蔽了的大人物。
普通人如何衡量这些人物的价值？横向比较大概是一个讨巧的法子，也就是说，这些人物的成就、名气乃至在中国漫画史上的地位，与我们熟悉的华君武、方成一样。这样的或隐或显的比较，让阅读变得陌生而亲近，还有一些期待，隐隐的。
一一说来，江有生，1924年生，1938年在澳门培正中学美术研究会学习漫画。1942年后历任新四军一旅战地服务团漫画木刻组长，《苏中画报》主编，《华东画报》编辑，《漫画》杂志编辑部副主任，《讽刺与幽默》编委。
李滨声，1925年生，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历任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雕塑组创作员，《北京日报》社高级编辑。1955年以后，因画而蒙冤二十几年，在改造和写检查中度过了他人生最好的时光。
毕克官，1931年生，1956年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美术》杂志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所长。
缪印堂，1956年，经华君武先生举荐，进入《漫画》杂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高士其倡议建立中国第一个科普创作研究所，缪来到这里，是为中国科普漫画第一人。——至于华君武和方成，一般中国人都知道二位的大名，想来就不必罗唣了。
还有一位孙之俊先生。孙之俊先生生于1907年，早年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1927年即开始漫画创作，是中国现代漫画和连环画的先驱之一。同侪有叶浅予、华君武、陆志庠等人。属于那种不说不知道，一说明白就会让人吃惊的人物。
与上述几位不同，孙先生命运遭际更悲惨。文革一开始，他在北京的家被抄得稀巴烂，老夫妇也被赶回河北藁城的老家，回家次日，孙先生就把自己挂在了老屋的葡萄架下。这一点，可比满族作家老舍。平日一样的温驯，受辱一样的刚烈。
以生命抗争暴虐的孙之俊身后的名声却是无法与老舍相比。这中间，既有所从事艺术门类的差异，漫画往往被人视为闲笔，难得与小说这样的主流文学样式争胜；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孙曾被国民党以“汉奸罪”关了一年多，此后的岁月，这成了他的原罪。
现在看到的这本孙之俊漫画作品及文稿集子，是他的女儿孙燕华整理出来的，此女也是著名画家李苦禅的儿媳。孙燕华述及父亲离京时场景，这样写道：父亲忽然扭过头对我说：你的自行车借同学了吧？你把它卖了吧，卖个二三十块，还能维持些天你的生活……
这样的“交代”，现在读来，已经带有了某种诀别而不仅仅是叮嘱的意思了。时事如此，实在也是时代的悲哀。孙先生的被遮蔽，在此宏大背景下，竟变得模糊起来。无论如何，个人的命运难以逆转时代的洪流，所谓大时代、小人物，正是此意。
看孙之俊存世的漫画，参照他写下的不多的文字作品，感慨其漫画的历史穿透力的同时，也遗憾其留下文字实在太少，这样清简、透彻的文字在当今这样的喧嚣中，实在难得得很。
在一幅发表于1935年的漫画《当代中国》中，上层的高楼是“都市”，中间的城堡是“城镇”，最下层的破屋子烂窗户是“乡村”，三个层级三个世界，构图摇摇欲坠，而上层却浑然不觉，这样的画面即使在今天，一样让人深思，岂只是一幅漫画？
这一年，孙还发表了《报考一名职员》的漫画，报名处外，弯弯曲曲绵延了看不到尽头的人流队伍，只为了那唯一的一个工作位置。拿这幅漫画与前两天北京一名记者表现人才招聘的获奖摄影作品相比，构图相差无多，内容更是异曲同工。
这样的漫画实际上也就具有了穿越时空的洞察力，我们在为这种洞察力感到惊喜的同时，不免也为我们的生活中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的难以改良而悲凉。艺术家的深刻，似乎永远与生活的肤浅相伴相生。我们宁可不要这深刻，但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话不过说说而已。
孙之俊还曾在1936年两次应邀奔赴内蒙古包头，与受武训精神感召、变卖家产、创建河北新村的段绳武将军合作，创作《武训画传》，段文孙画，影响深广。然而，孙先生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51年即开始的批判武训狂潮，让他彻底远离了漫画。
与漫画相比，孙之俊的文字清简之中丰韵存焉，在《紫荆关游记》中，他写道：岭上建西式房十余所，皆据悬崖，房多垩壁，崖多呈赭褐色，相映成趣，山麓赤松十余株，姿态奇古似与崭岩竞秀。山腰有清泉池，饮之干冽，水曲流下，白花四溅。因停驴凝睇，自忖此处万山丛集，皆一脉相蜒，主权归我者皆秃其顶，枯且甚，一归外人经营则立变为此郁乎苍苍者，不禁慨然。
读完这段文字，大概论到我们“慨然”了。
孙之俊先生还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玉贞》，讲了一个嫁了7岁小女婿的少妇玉贞，在夫权与夫权双重挤压下郁郁而终的故事。“太阳没有变成灰色，花儿依然鲜艳。现在鸟儿依然唱着颂春之歌，可是今年的东岳庙少了个逛庙的少妇，虽然还是唱野台子戏。”
当然，小说有些简略，但在隐忍、冷静的笔调中，却释放出一个大大的人性悲剧。这样的题材，在我们这个国度，倒是不绝如缕的呢。
翻看孙之俊这些创作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艺术作品，往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甚至还有些恍惚的感觉，觉得这位孙先生并没有走远，就是现实间的人物。其于现实社会的针砭、讽刺，其于自然环境的赞美、欣赏，其于人性解放的呼吁、呐喊，都和我们同一呼吸。
只是，这样的人物，到了，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当他引颈就绳的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人生大概就是一幅未完的漫画。
April 05 有杏花无春雨 杏花满山，灰蒙蒙色调中灿烂的绽放。一树树，一枝枝，给北方光秃秃的山坡增加了多少热情和奔放。小的时候，大概那杏花比现在更热烈，只可惜，那时侯往往习焉不察，少年心事，更多集中在何时能够结出甜甜的杏子。
家乡的土地上，我熟悉每一种可以入口的植物。但对于花，只能大体辨认清楚。很简单，我的少年，曾经教育我和我那一代人习惯用肚子而不是脑子思考。肚子充实，思想就活跃，意识就清晰；不然则是另外一个景象。
也不是一点也不注意花，有时候，也会在一闪念之间，觉得那株生长于崖畔的杜鹃好看的让人心里疼。但也就是一闪念之间而已。更多的时候，是看着漫山遍野的白粉色的杏花充满了期待。那种感受，与现在的满心欢喜，大大不同。
熬过了一个压抑的冬天，肆意开放的杏花，点燃了莽苍苍的山野，那种经由双眼传递给人的兴奋难以尽述。北方苦旱，如果是南方，细瘦如丝的春雨撕扯着，那是怎样的豁亮。没有雨的北方，在沉吟中更延展了宽阔的骨架。
April 04 无雨之城 这个破城今日无雨，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拆迁升腾起的污浊和雾瘴。没有雨，也不清明。只好暂时逃离。
报纸上倒是气氛浓烈。不过是集锦罢了。很多很多的点的活动凑集到一起，也就像个样子了。
纪念，或者悼念，真要展示出来，早已经氧化了。不是原来那一回事了。
什么是伤心？一般而言，需要触景。合适的情境下，人，才会从内到外的痛彻心肺。没有这个，也就一般般了。
4日零点，偶而看见央视播围场张国富和他那个捡来的老太太的故事，一时间有些低回不已。那是对景了。
人和人的遭遇，往往就是这样的猝不及防，离别也是一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