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羊滩's profile黄羊滩PhotosBlogLists Tools Help

老虎

黄羊滩

Photo 1 of 7
May 11

换地儿了

      换地儿了,这个地方动不动就打不开,我也没怎么说犯忌的话啊。沮丧。新地址:http://huangyangtan.blog.sohu.com/
April 28

从民粹主义到威权政治

     据说,民粹主义在思想界已经颇有气象了,真正走到群众中间,还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这篇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文章一见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稍后,这个周刊又在相同版面刊出了三篇批评文章,以为不同意见的一个回应、一个平衡。
 
     两次文章我都仔细瞧了。且不论发难者吴稼祥的文章意见是否中肯,仅就文章的气势而论,确有大批判、大字报的遗风,状物生动形象,说理酣畅淋漓,叙述娓娓道来,指斥声东击西,十分痛快。而三篇反对者的文章,无论从知识储备、表达技巧还是文章气势上看,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
 
     及至看了吴文点到的韩毓海贴在网上的文章《论民粹主义问题及其他》,才明白,并不是没有对等的批评文章,只不过出于种种原因,不能见光了而已。韩毓海的愤怒在文章中已经流露无遗,但读过他这篇文章的人大体都能掂量出轻重,其不能见报,是显见的。韩毓海把气撒到报纸上,报纸也难。
 
     难在哪里?难在这样的问题只能抽冷子来一篇,而不能公开、公平地理论一番。这是媒体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难以抹去的悲哀。这两天,有论者喜欢用“苍凉的手势”这个搭配,老夫也觉着这样的表达比较苍凉,模仿一下,中青报的这次出圈的举动,一样也是一个无比苍凉的手势呢!
 
     总算把这个问题扯开了说了,仅凭这一点,就是功德无量。更何况,吴文中也不乏亮点。红色后代的飘红、主流经济学家的泛绿,读来味道多多;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我也惊讶于文本中过于夸张过于刻薄过于偏激的讥讽,但很难拒绝文章中思想的魅力。争论是好事情,只要不扣帽子、不抡棍子,争论只能让旁观者越来越清楚问题的毛病到底在哪儿。
 
     论理,韩毓海的文章也是好文章,不过,其起首一部分“知人论世”的笔墨,让人觉出了某种构陷的意味。那就是揭露吴稼祥其人的“画皮”,此君曾在2000年为海峡那边的阿扁大声叫好,所谓“地低成海,人低成王,陈水扁能低人所不能低,当选总统,理所当然。这样的政治人物,二十四史上有,生活中不常有”。
 
     这样的追究,有力则有力矣,不过总有些“那个”。一个人的观点发生一些变化,也是治学的常事,应该不值得拿来批判他的这篇《民粹》。当然,后边的关于“宪政民主”之在中国行不通的论争,颇有可观之处。但一样不脱构陷的痕迹,比如韩文说:“我们的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倡导的是最广泛的民主,而吴稼祥们却说:这样广泛的民主实在不好,因为他们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这样说话,说给谁听呢?
 
     为什么中国没有真正的学术批评,从上边这个案例即可清楚看出。论争双方其实并不愿意把道理讲清楚,特别是韩,文章不外乎奏对格局,似乎总想着最高当局出面,把这棵被他判为毒草的吴连根拔掉!至少也是禁声,只留下红色后代的一种主旋律,那可真是直截干净了。
 
     找来找去,还是俞可平的文字忠厚,宅心仁厚,去圣不远矣。什么是民粹主义?俞可平说:“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关于吴韩争执的民主问题,俞可平说得清清楚楚: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
 
     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

     其所指出的负面结果,在我们的历史上其实已经出现过了,大家读着文章,都会有所会心,而这,无论是怎样辩护,都是说不过去的。从民粹主义,到威权政治,也就是一步之遥。众人一喧哗,权威就树起来了。

 

April 27

感恩母亲先从尊重女性破题

     设立母亲节的话题吵吵好几年了,今年也一样,倡导者更把这种倡导提升到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高度来阐述了。4月26日,中华母亲节促进会会长、设立中华母亲节的发起人李汉秋先生这样表达:“当中华儿女吮吸母亲节的文化乳汁时,这位母亲代表却是洋妈妈。这样的事不宜再继续下去。”
 
     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过,我说的是动辄什么事都扯高腔、拉高调的做法。
 
     设立“母亲节”的事情,不能说不重要,也不能说不必要,但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形式、或者说仪式而已。我们敬母亲、爱母亲、感恩母亲已经几千年了,并没有觉出没有一个专门的日子的不便。中华传统文化乳汁中,关于母亲的所在多多,一旦有所拘执,反倒让人生出应景、敷衍的心思来。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自以为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他们看到青年人喜欢情人节的氛围,就大惊小怪地吆喝,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硬抬出传说中牛郎织女的相会之日七夕来与洋节抗衡,以为这样便可以保全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被侵蚀,保护我们的青年一代不至于被洋人“夷”化。大国泱泱,远人来归。
 
     可惜的是,年青一代似乎并不领情,七夕的气氛再好,也不过被商家宣传为“中国的情人节”——依然是在为洋节吆喝。尤其让传统文化捍卫者大跌眼镜的是,洋节热闹了这么多年,中华民族似乎并没有一天天垮下去,而是在兼容并蓄的气度中,越发精神焕发。很多人已经开始流行西方的母亲节了!
 
     也因为此,李汉秋很忙碌,也很忧虑。从2003年开始,就在各种场合呼吁要设立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节。鉴于孟子比较伟大,“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故事比较知名,就把孟母生孟子的日子定为母亲节。问题又出来了,孟子到底是哪一天出生的?史料无记载,于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们又一次把“传说”拿来对付。
 
     这样的努力,说到底跟画符差不多。在大门两侧,一边贴个尉迟敬德,一边贴个秦琼,老两位在,从兹以后,似乎门户就安生了。
 
     传统文化却决不仅仅是画符那么简单。其所承载的力与美,虽历经千载而生气贯注、鲜亮如新。这力与美,就是隐匿在世俗符号后边、为代代志士仁人践行薪火传承的普世价值。举例而言,清明节是“符”,中国人的慎终追远、子孙绵瓞便是普世价值;并不存在的“母亲节”是“符”,敬重女性、爱戴母亲等等品性便是所有中国人的不二法则。
 
     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的,节日的癖好并不能根本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当下最重要的,便是重建道德,重建价值。仅仅弄一些行迹可疑的噱头,实在无补于人情淡漠的现实。感恩母亲,请先从尊重女性破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节不节的,无所谓了。
 
April 26

拆出一个“冀都”市

     这个城市的拆迁正在以一条街一条街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想想看,你昨天还在与小店的女老板言笑宴宴,今天却只能看到胡乱倒塌的废墟,能不生出沧桑巨变的感慨?
 
     那一日,因为主干道可能有高级人物光临,我被穿警服的和不穿警服的先生们赶下道,赶到了一个菜市场,死活蹭出去,却一眼看到了中山路北已经成了一片莽苍苍的废墟。第一眼的震撼,无以言表。
 
     我并不喜欢这个村庄连缀起来的城市,不过我知道,那些狭小的门脸正是这个城市活跃的经济细胞,它们的存在,让城市活跃而健康。现在,这些细胞全都倒塌了,它们的未来在哪里?
 
     战略家们在谋划这个城市的铁路入地工程,在他们的眼睛里,大概是没有这些家常日用的。上周,我就一个收费站的拆掉询问一位学者的意见,那边说,这样的小事不好说,我们是做宏观研究的。
 
     同样的道理,真正托举起这个城市繁荣的小民,并没有进入战略家的法眼。千门万户的哀哭,在他们看来,一个“代价”论就可以搪塞过去了,既然有小民承担代价,何必废那么多话?
 
     4月22日夜,当正定那个被学者认为是小事的收费站终于停止收费时,古城数千人聚集到收费站跟前,燃放烟花爆竹,不夜天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然而,小民的狂欢是“小事”。可对于全城浩劫样的拆迁,那些宏观研究者说什么了?
 
     我们置身的真是一个荒谬的时代。不独以“沦陷”为目的的城市拆迁为然,即便我刚刚看过的电影《功夫之王》,又何尝不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闹剧呢?拆迁透绿学的是西方做法,中国功夫也得一张洋人的脸认可——荒诞之处,比拆迁更甚。
 
April 25

达 赖

     那一年,青海塔尔寺。一间殿堂上一侧摆放着慈眉善目的班禅像,另一侧空着,看样子应该有一尊什么像,但没有。有人告诉我,空缺的,是达 赖。自从叛逃以后,像就撤了。从光线很暗的殿堂里出来,塔尔寺阳光灿烂,僧人、游人交织,蓝天下,一切都按部就班,正常得很。
 
     我记住了那个空缺,直到很多年以后,一看到班禅的字样,就会闪回一下那个不均衡的镜头。我想,没有了像,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应该是,似乎又没那么简单。在那块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曾经存在了那样悠久的习惯、信仰、宗教,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能够轻易的抹去吗?
 
     从达 赖那一方看,其不肯轻易退出舞台也是显见的。在青海藏区,我看到一个班禅回到青海的VCD,无边的草原、蓝蓝的天空、欢腾的人群,这一切,都成为那位宗教领袖的陪衬。藏民的宗教感情,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很容易就把所有接触到的人都感染了。
 
     那是一种神权下的生存,神权之下,不可能生长出健全的人权。在大多数藏民的文化水平没有得到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揭批达 赖,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跨越式发展,并不仅仅是说说那么容易的。文明成果的全民共享,在青藏高原应该落实的更广泛。任何漫不经心的遗漏,都会是祸端。
 
     也因为此,目前我们对达赖集团的批判,如果仅仅停留在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非人性上,并不能彻底消除达 赖的影响。人们总是容易忘记过去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那些剥皮、杀戮,就可以忘记的一点不落。这种全民性的失忆,不独藏民为然,汉民也是一样的,君不见国人的文革记忆,才30年……
 
     这种全民性的失去记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达 赖一离开西藏,等于把自己抛向了一个自由世界,万民景仰的时空环境失去的同时,也使得他日夜生活在不安和警觉之中。这不安和警觉如果从积极的意义来看待,未尝不是他另外意义上的“卧薪尝胆”呢!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达 赖从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民族性、人民自治等等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入手,每每有动静很大的表演,虽不足以撼动我们的民族政策和在西藏的政治影响,但也是麻烦不断,很是让人头疼。直到314事件发轫,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开始,小痈终于酿成了大祸端。
 
     达 赖的行动已经“与时俱进”了,我们的反击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依然停留在过去、在对农奴制度的控诉上。不是说不应该揭露那些罪恶,也不是说我们就不想把事情说透彻,问题关键在于这样的反击,时空对接不上,没有切中肯綮,遏制和反击的效果自然就存疑。
 
     站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宫墙上北望,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外八庙的大多数。400年前的有清一代,在这个长城以外、距离京师200公里的山沟沟里大修庙宇,那是怎样的雄才大略!山庄威严,八庙环绕;四方纳表,远人来归。一座庙,抵得上十万八旗劲旅。已然有庙,何必修墙?
 
 
April 22

那些慈祥的老年斑

     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老妈妈今年已经113岁了,老人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在十年前去世了。十年来,老人总纳闷:阿香(谢非的小名)怎么不回广州?家人只好以谢非在北京工作忙搪塞过去。见不到儿子,老太太还爱看电视,希望从电视里边找到儿子的身影。
 
     南方日报的这则新闻还配有一张照片,看着老人那慈祥的老年斑,悲从中来。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眼前所见,心中所想,大体都是一样的。
 
     南方的媒体也有这样的人情味。报道还说,老人一生辛苦,在谢非四岁时就开始守寡,日子的艰苦自不必细说。那个时代的人,能想得到的灾难几乎都经历了一遍。老年本身就意味着日月无边的忍受、承受,看开了云云,倒是与那些贷款多到了根本不必着急的大生意人有些相仿。
 
     年岁见长,思念也见长,有时候,恍惚间就看到老人家就在不远的身边,神色灵动地叙说着什么事情。伤痛,大概总是以这样若无其事的方式掠过心头。譬如今日之偶而发现谢非老母亲的消息,瞬间的触动,让人连掩饰的机会都没有。
 
     那一日,在汤阴岳飞庙,古柏森然,高香缥缈,仔细端详岳母刺字的场景,乱世的母亲也不好当,似乎总得在儿女生死之间做着二选一的工作。当老母刺下那四个流传千古的汉字的时候,那是怎样的惨然、怎样的黯然!
 
     谢非的老妈妈十年来不起劲儿要见儿子,难道不也是与岳母一样的情怀?儿子是国家的人,做的是天大的事业,见不着就见不着吧……
 
April 21

如何表达有时候比表达什么更重要

     这个感慨是在读了一部分《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后产生的。书很厚,40万字,中华书局出版,很贵,46大块。即便批发一下,也还要39块。说到批发,想起刚刚看到的宗庆后的一个段子,有人在宗的办公室外边听到宗在训斥下边的人:什么?买了8把扫帚都没有去批发?
 
     批发来的厚厚的《乔冠华与龚澎》,读起来却是没有厚重的感觉,甚至连芜杂也算不上,作者很卖力,也很辛苦,但根本没有把一个风华绝代的龚澎刻画出来的能力。印象中就是拉拉杂杂,琐碎,缺乏传神的细节。这种感觉在读沙飞女儿王雁的《我的父亲沙飞》时就有,但王雁的书尚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可以满足另外一种类似于对档案的阅读需求。
 
     能感觉到乔松都对于父亲母亲的深深感情,个别地方流露出来的这种感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很感人。但如果作为一部厚实的传记来说,显然单薄了些。关于这一点,只要参照章女士的《穿越厚厚的大红门》就可了然,不论真相如何,章的情感饱满,文字灵动,说话的分寸感非常出色,其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端赖文字的超常表达。
 
     凭直觉看,乔松都的叙述平实生涩,应该有相当的可信度,但这样大部头的阅读对于读者实在是一件费力的跋涉。如果她一开始试着写一些短章就好了,那样的话,至少可以得到一些文字的训练。“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件重要的事情,往往更需要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选对了,相得益彰,反之,有些空转的感觉。